区分诈骗罪与盗窃罪在司法实践中的定性

如果换种方式说：A穿上西服后对B说：“我买西服需征得我的丈夫的同意后，我将我的工作证押在这里，如果我的丈夫同意我改天来交钱，如不同意我将返还西服”。B同意了A得要求，但A的工作证是假冒的，以后不见A回来还钱拿回证件，那么此时的A则应认作诈骗罪。因为，B答应了A穿衣回去实际上已经将西服转移给A支配与控制，这种成分行为又是基于受骗所致，所以符合诈骗罪的特征，基于同样的理由，当今社会常见的以借打手机为名的案子，实际上也应该认为盗窃而不是诈骗，例如，甲与乙通过网上聊天后，约在某茶餐厅见面，见面聊了几句以后，甲的手机响了时声称电量不足自动关机了。于是借某乙的手机打电话，甲接过乙的手机同时声称同有涉及个人私事装着走开了，趁乙不注意之时某甲逃走了，这种行为不能认为是诈骗，只能认为是盗窃罪，因为乙虽然受骗了但他没有因此而产生将手机转移给甲支配和控制的处分行为意思表示，在当时的情况下，即使已将手机递给甲支配和控制的处分行为与处分意思，根据社会的一般观念，乙仍然是手机的实际支配和控制者，即甲没有占有手机，甲取得手机的支配和控制完全是后来的盗窃行为所致。如果说甲的行为成立诈骗罪，则意味着甲接到手机时便成立诈骗既遂。即使甲打完电话后将手机还给乙，还属于诈骗既遂后的返还行为，这恐怕说不过去。
其次，处分行为并不要求受骗者将财物的所有权处分给行为人，所以不要求受骗者具有转移所有权的意思，所以，即使不是财产的所有人也完全可能因为认识错误等原因而处分财产。
再次，在受害人与被害人为同一人的情况下，受害人只能处分自己占有的财产，而不可能处分自己没有占有的财产，至于受害人是否对该财产有所有权，都不影响诈骗罪的成立，比方说，A进入车厢后，发现自己的座位上有一个钱包，于是问身边的B：“这是你的钱包吗?”尽管不是B的，但B却说：“是的，谢了。”
于是A将钱包递给了B，由于A并没有占有钱包的行为意思，所以他不可能处分该钱包，故B的行为不成立诈骗罪，只能视钱包的性质认定为侵占罪或盗窃罪。 
最后，在受害人和被害人不是同一人的情况下，只要受害人事实上具有处分被害人财产的权限，或者处于可以处分被害人财产的地位，对方的行为也成立诈骗罪，一方面，受害人不具有处分财产的权限与地位，就不能认定其转移财产的行为属于诈骗的处分行为。另一方面，如果受害人没有处分财产的权限与地位，行为人的行为便完全符合盗窃罪（间接正犯）的特征，显然，受害人是否具有处分被害人财产的权限与地位，成为区分诈骗罪与盗窃罪间接正犯的一个关键，至于受害人事实上是否具有这种权限或地位，应通过考察受害人是否是被害者财物的辅助占有者，受害人转移财物的行为是否得到社会观念的认可，受害人是否经常为被害人转移财产等因素做出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