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反思法律经济学主流范式下的金融法移植

来源:岁月联盟 作者:魏亚茹 时间:2014-06-25

  三、金融法律移植在我国面对的本土化问题

  盛行于西方金融市场规制上的“普通法效率”假说听起来似乎非常合理,可是在这种理论的假设的背后是被抽象掉了的一个国家的政治与历史条件。在适用到我国的特殊本土情况时,也将面对传统体制所遗留下的计划性惯性思维,以及在制度设计上由于“关系本位”下各种利益集团内部的动态博弈而显得逐渐异化的公共选择导向。
  我国金融市场起步晚,发展虽然迅速可是也存在市场信息不完整不对称、竞争不完全,甚至因为起初金融市场培育过程中的某些近乎急功近利的政府抉择而使得这种市场不完全性表现得更加明显。当市场不完全时,竞争的均衡结果往往不能再适用传统的帕累托效率最优单一均衡解,而往往得出的是存在多重均衡的“不确定结果”(inderminacy)的“次优结果”(Suboptimality)。“次优结果”表明市场失灵比帕累托定律所能允许的要普遍的多;而“不确定结果”则表明,自然存在多场均衡就很难说明哪一种均衡最有效率。

  我国金融法制的现状是政府管制的太多而法律制度确立大多原则而笼统,伴随着金融市场本身的不成熟,金融市场培育与金融法制变革究竟应当何去何从已经走到一个三岔口上,金融法制转型是目前急需解决一个问题。

  四、利益团体博弈下的公共选择

  斯坦福大学的青木昌彦教授认为,所谓“制度”,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就是持续的进行被大家彼此认同的共有信念(sharedbelief)的博弈方式,也就是说法律制度并非是外生性的要素,他以民间行为主体自我约束性的博弈均衡模式内生的生成,并对上述均衡与行为模式加以强化、巩固。如果这种博弈均衡一旦形成,通过修改法律制度去强制性的改变各类主体行为的做法并不能达到什么良好的效果。换句话说也就是在这种均衡模型下的强制法律移植并不会对法制状况起到多大的改善作用。
  因此,最重要的法律移植准备工作应该是要看清在民间行为模式没有受到制约的情况下存在的自我约束性最优均衡是否已经形成。因为这种行为均衡一旦和法律制度之间发生背离,想要通过改变法律制度来改变人们的行为模式,其结果将会是“强扭的瓜不甜”。
  这就是说,法律改革在面临路径依赖之类问题时,减少利益集团政治的阻力,节省政治交易成本的一个重要策略是给民间规则和秩序的形成以特定的空间,改革者可以因势利导,自下而上地提升民间规则,对中国目前转型期条件下的法律变革来说,放松规制,创造竞争环境,或许比大规模地对政府所持有的金融系统所有权的私有化更加稳妥。

  五、反思与总结

  从我国金融市场整体发展的过程与结构来看,我国金融市场及其法律制度有其固有的“国家主义”烙印,中国金融系统仍保留了绝对优势地位的政府所有权,这一初始条件是金融制度变迁也显示出强烈的政府主导下强制性制度变迁特征。中央政府赋予中国的金融系统以许多政治功能。例如,利用证券市场来转移国有银行风险、减轻财政压力、为国有企业筹资、充实资本金并未过期解困,在承担了种种政治任务之后,证券市场的市场功能也耗散殆尽。进一步形成了国有企业本为的股票市场以及直接受中央财政货币政策而大幅震荡波动的政策市等等的路径依赖。
  确实,政府管制是应对市场失灵与法律滞后的灵活而有效的方法,但是这种政策制度选择的背后掩藏的巨大的风险便是:一旦政府失灵,并在金融市场形成一种政策性泡沫时,例如,政府给予国有企业在证券市场上大量的优势地位以期待短期内迅速地发展证券市场,同时又对证券市场施加许多政治任务压力,而在传统的“关系主义”与市场信息传播低效信息不均衡的两者催化之下,权力寻租与操纵市场暗暗滋生,一旦政策性泡沫覆灭,带给证券市场的,也同样是毁灭性的打击。
  通过史普博的行政管制在市场失灵问题时候的分析我们也可以看出,法律、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不在于要不要政府干预或要不要法律代替政府,而在于如何使政府与法律彼此成为互补的手段,来有效的规制市场或提高市场交易的效率。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我们的法制建设和经济建设究竟是要走注重迅速解决当前社会经济问题的以效率为目标结果主义或是走进展缓慢但关注长远的以法治理念之上的绝对主义?从过去三十年的实践来看,政府选择的是前者,此种例子比比皆是,但在极度渴望经济能腾飞,一切都需要变革的那个年代,这种“摸着石头过河”为了求发展可以绕过法治违规操作的行为也是在大家你争我抢着要发展GDP时所不能避免的。而如今,我国经济起飞已经三十年了。在这个经济转型期,或许我们现在更多的应该是关注如何使得我国的经济发展能进入一个长远且可持续增长的正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何逐渐改变我们的法制建设和经济建设理念似乎才是真正能保持我国经济可持续的重要方面,我们的政府对此仍然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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