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基金的法理基础辨析

      （三）有有限合伙型基金中的信托原理
      2006年8月颁布的我国《合伙企业法》规定了有限合伙企业，作为对原先单一的普通合伙企业的有效补充，其由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共同组成，有限合伙人向合伙企业出资，只承担有限责任，其丧失了对合伙企业日常事务的管理权。而普通合伙人是企业日常事务的管理人，承担着无限责任。有限合伙型基金借用了有限合伙企业的组织形式，基金投资者向有限合伙企业出资，成为企业的有限合伙人，其一般不干涉基金的日常运行而承担有限责任。有限合伙的普通合伙人通常由专业人士担任，承担着基金日常投资和管理工作。从组织形式上看，基金借用了有限合伙的模式；而从资金运行角度来看，其中仍存在信托的影子。
      合伙人是基金的投资者，也是委托人和受益人，普通投资者为有限责任合伙人，将钱交付基金管理人管理；由于有限合伙人以出资为限承担责任，其损失止于投资的资金，这类似于信托中委托人将财产设立信托，信托财产独立于委托人的其他财产，信托投资的损失并不影响委托人的其他财产。同时，基金投资者有权根据合伙协议的约定分享基金所取得的收益。而普通合伙人作为基金的管理人一般具有专业的管理能力，专门管理运作基金的资产，起到了类似受托人的角色，在承担受托人职责的同时，实际也是受益人之一。虽然普通合伙人依法需承担无限责任，但以合伙基金名义的对外投资，最大的风险无非是所投资的证券或股权的价值为零，基金的财产损失殆尽而已。这在管理人没有过错的情况下是不会危及其自有财产的，与信托财产独立于受托人的信托原理也不矛盾。
      有些有限合伙型基金又另行委托合伙成员之外的专业人士或专业基金管理机构担任管理人，进行决策投资或投资顾问，这样，信托关系就更典型了。
      三、投资基金法律地位的思考
      投资基金的法律地位，主要涉及的是基金是否具有以及具备怎样的主体地位。
      基金是独立的信托财产。基金区别于受托人、委托人和受益人的固有财产，仅服从于信托目的而独众运作。其独立性表现为：基金财产损益的独立性，即基金实行自负盈亏，其收益除了要交付给收益人之外，剩下的应当并入基金中；偿债的独立性，在基金存续期间，管理人无权用基金财产来清偿其与基金管理无关的其他债务，债权人对基金财产也无权追索；破产的隔离，受托人破产时，基金财产不列入破产财产；不受继承，受托人死亡时，基金财产不列入遗产，不能由受托人的继承人继承；不得抵销，在基金存续期间，受托人无权用基金财产来抵销其与基金管理无关的债务；不可强制执行。
      基金有自己的治理结构。基金有发起人、委托人、管理人、托管人、受益人多方主体。法律要求管理人承担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和忠实义务，使受益人的利益最大化，不得在处理业务时为自己或他人谋利；托管人负有保管基金资产安全、监督基金管理人的投资运作的职责；投资人（委托人、受益人、基金持有人)则具有取得基金收益、监督基金经营情况、依法更换管理人等权利。
      基金不受政府过度干预。投资基金是一种完全市场化的投资行为，由市场上的投资者自主选择投资，自主承担投资风险。政府为控制风险、保护公众投资者，可作出必要规定，但对基金投资行业、投资地域及资金的所有制形式等不应限制。
      基金在人格上也独立于基金管理公司、投资顾问公司等基金管理人。两者财产相互独立、各自具备治理结构，法律身份不同。
      然而，我国的基金现在只是一个独立的载体而不是独立的实体。作为载体，它是资金的集合，类似一个大的资产池或资产包；它不是实体，既不是法人，也不被视为组织。除公司型基金具有法人地位外，法律对有限合伙型、信托型基金的法律地位并没有明确规定。除少数地区外，有限合伙的工商登记尚不能实现。这使投资基金难以进行证券开户、产权登记和独立交易等基本业务。如开户方面，《证券法》第166条规定：“投资者委托证券公司进行证券交易，应当申请开立证券账户。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应当按照规定以投资者本人的名义为投资者开立证券账户。投资者申请开立账户，必须持有证明中国公民身份或者中国法人资格的合法证件。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实践中，公募基金需凭规范性文件的特别规定才能开设银行、证券帐户，而私募基金则不能独立开户。另外，由于基金没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其财产的独立性无法确保；基金的正常投资活动和市场退出途径大受限制；基金的权利义务、诉讼地位也往往由基金管理人或基金经理代表。
      在英美法系国家，虽并无基金具有法律主体的明确规定，但双重所有和信托独立人格的习惯使基金的独立身份不受质疑，如税法上通常将其视为独立的纳税主体[17]
      在大陆法系国家，为了解决特定财产为特定目的存在的需要，创设了财团法人制度。财团法人是指法律上对于特定目的的财产集合赋予民事权利能力而形成的法人。[18]它是相对于社团法人而言的，最主要特点就是它是财产的集合，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财团法人运营的宗旨是由设立人确定的，设立人在出资后即与财团法人脱离关系，不作为其成员。财团法人没有社员，代表其进行运行的不是它的社员而是它的管理员，管理员严格按照设立人设立的宗旨管理运行该财团法人。此制度起源于罗马，在日耳曼法中的发展甚为典型。财团法人是基督教的产物，早期的财团法人只能从事慈善救助事业，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其范围已经扩大到教育文化等其他事业，虽然其外延一直在变化，但还是没有脱离非营利这个范畴。[19]而到了现代，特别在德国，财团法人的设立已突破非营利目的的束缚，财团法人常常被用来作为从事赢利性商业行为的工具。[20]德国的法律也对营利性的财团法人进行了确认。[21]
      在我国的契约型基金和合伙型基金中，投资者之间不存在任何联系和信任关系，其纯粹是财产的集合。而公司型基金虽然借用了公司的部分组织形式，但在公司型基金中，人的结合显得无关紧要，其主要是财产的结合，其股东即投资者比被德国学者称为病态社团法人的股份有限公司还要分散[22]。另外不管契约型、合伙型还是公司型基金，其运营主要依靠专业的管理人，所有权和经营权显著分离，基金管理人的更换不影响基金的存在，所以将基金整体定性为财团法人是合理的。
      众所周知，财团法人总相对于社团法人而言，我国民事立法尚无社团法人这个概念，财团法人的概念也就无从对应了。[23]我们很难为投资基金单独引入一个财团法人的概念，但是可以在投资基金法》的修订中，创设一个类似于财团法人的概念一一基金法人。投资基金作为基金法人，以其独立财产、独立治理结构，获得独立身份、独立账户，以自己的名义参与投资与经营活动。
      根据市场实际需要赋予新的事物一个不同于现有法人或自然人的主体地位，在我国市场实践中已有先例，如非法人组织、民办非企业法人，一度将证券交易所定位为非赢利的会员制法人，以及特别会员、境外合格投资机构等。将来如果我们制定民法典，需要增设并定义社团法人和财团法人时，那么我们也就有了实践基础——“财团法人，如基金法人等”。
  
 
 
 
注释:
  [1].[7]参见吴晓灵：《关于发展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完善资本市场功能的政策建议》,http://www.etisd.com/Web/ProFonum/20081004/11365.html, 2008年12月5日访问。
  [2]英国《1986年金融服务法》第75条第1项规定：“集合投资计划是有关某些资产的任何安排，通过这种安排使参与者能够得到由于获取、占有、管理、处置这些资产所带来的利润或收益。可见，英国的基金是一种资产的安排．日本《证券投资信托法》第2条第一款规定：“证券投资信托是指基于委托人的指示，以将信托财产投资于特定有价证券之运用为目的之信托，且以将受益权分割，使不特定的多数人取得为宗旨。”可见日本的基金也只是一种投资方式。韩国的情形类似于日本。
  [3]《上海市人民政府证券投资信托基金暂行管理办法》第3条规定：“本办法所称证券投资信托基金是指……专项资金以及由上述资金所形成的各项资产。”
  [4]《证券投资基金暂行办法》第2条规定：“本办法所称证券投资基金是指一种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集合证券投资方式．”
  [5]王连洲、董华春：《证券投资基金法条文释义与法理精析》，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第29页．
  [6]基金可以作为一个主体开户，在运行中可以投资公司股权成为公司的股东。
  [8]吴弘等：《信托法论》，立信会计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9]契约型基金的分离模式与非分离模式，据我国台湾地区学者陈春山考证系由日本铃木竹雄教授首先提出，其在《证券投资信托约款的法的性质》一文中为了解决当时证券界对基金持有人与基金管理人之间法律关系不明确的问题而提出此种分类。
  [10]参见陈春山：《证券投资信托专论》，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275-276页。
  [11]虽然法律多次出现‘保管概念”，但是从保管银行的职责来看，它不仅履行基金的保管责任，还享有监督权和业务执行权，如果仅将其认为是民事契约中的保管契约，则无法解释保管银行所具有的权利，所以我们认为将管理人与保管银行签订的协议理解为信托协议更为合理。
  [12]欧阳卫民编著：《中外基金市场与管理法规》，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78页
  [13]日本《证券投资信托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证券投资基金，是指基于委托人的指示，将信托财产投资于特定有价证券之运用为目的之信托，且以将其受益权分割，使不特定的多数人取得为宗旨。” 5条规定：“证券投资基金的受益权均等分割，其所分割受益权须以受益证券表示。证券投资基金所分割受益权的转让及行使，除以记名式受益凭证表示者外，须凭受益凭证进行。”从以上规定我们可以看到，基金的受益权是可以分割和转让的，基金的持有人通过受益凭证的取得而取得受益权，并成为信托关系中的受托人。
  [14]何宝玉：《英国信托法原理与判例》，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69页。
  [15]谢卫：《金融制度变革中的投资基金》，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第26页。
  [16]宋晓燕：《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组织模式分析，《上海财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17]张天民：《失去衡平法的信托》，中信出版社2004年版，第402页。
  [18]参见王泽鉴：《民法总则（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0页。
  [19]参见江平主编：《法人制度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8页：尹田：《民事主体理论与立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66页．
  [20]蒋学跃：《法人制度法理研究》，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63页。
  [21]财团法人在章程中规定，财团财产用于经营性活动并将盈利分配给章程指定的特定人，这种财团实际上就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德国法允许这种财团的存在。参见[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864页。
  [22]在德国，股份有限公司因为其股份的分散和人的结合不紧密而被成为病态的社团法人。参见[德]托马斯。莱赛尔、吕迪格·法伊尔：《德国资合公司法》，高旭军、单晓光等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3页。
  [23]江平主编：《法人制度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