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法人董事薪酬控制研究

      （一）公益法人权力机构是董事薪酬确定权主体
      董事报酬标准的确立，在本质上应当属于公益法人自治范围内的事务，理应由其内部权力机构作出规定。在社团式公益法人中，一般由社员总会来决定；在财团法人中，一般由其主要权力机构来决定。一般来说，财团法人董事会在严格执行合法程序并接受相关机构的监督的情况下拥有决定权。如《克罗地亚基金会和基金法案》（1995）第20条和第22条、《匈牙利公益组织法》第19条、《芬兰财团法》第11条等均作出如此规定。但在爱沙尼亚，其财团法人董事薪酬决定权在监事会；而在印度尼西亚，财团法人董事薪酬决定权则在受托人。公益法人董事之薪酬由其内部机构决定之后，是否还要报经国家公益法人监管机构批准呢？《克罗地亚基金会法》第22条规定：“对基金会机构成员提供补偿和发放工资的一般规定，或者如果不是一般规定，而只是对该问题的单独决议都必须得到内政部的批准。”韩国《非营利机构成立与运作法案》第5条也指出：“经有关部门批准，非营利机构可确定其全职人员的人数并给付报酬。”
      笔者认为，政府监管部门不应过多干预公益法人获取报酬的董事人数以及具体报酬标准，只要获取报酬的董事人数以及具体报酬标准符合财政税收政策和法律的规定，只要它向社会公开并接受社会大众的考验。在美国，公益法人董事报酬必须客观地体现在联邦国税局990-PF表格中，并以适当的方式向社会公开。只有当领薪董事的人数或报酬标准不合理的情况下，才接受财政税务部门的干预。自1969年起，美国对薪酬不合理的私人基金会已经通过征收消费税的方式实施处罚； 1996年，美国国会通过“中间制裁法”，允许国税局对公共基金会施以同样的处罚。这种以财税法为规范标准的事后监督模式应是公益法人董事薪酬标准合理性监督的首要选择。在大陆法国家，即便是允许监管机构进行事前监督，也应以备案制取代审批制，以充分发挥法人自治功能，减少政府干预。在公益法人有权机构确立董事薪酬的程序上，美国基金会理事会也为我们提供了一套被广泛使用、非常有价值的指引。该理事会要求有权机构充分获取类似性质的公益法人类似职位的薪酬标准以及其他专业机构所做的有关薪酬调查；在决议时，应当同步记录好参加会议的人数和赞同的人数、参考的资料及其获取的方式、报酬的标准以及批准的日期等；还要求获取报酬的董事没有参与有权机构对于董事报酬标准的表决程序。如果有权机构严格按照这一被称为“可反驳的推定”程序操作，所确定的报酬就推定为是合理的，联邦国税局或者其他人对此如有异议，则应承担举证责任。相对来说，大陆法系国家尽管已经普遍确立起董事薪酬标准的决定程序和方式，但这与一贯注重程序正义的英美国家还有较大的差距。这也是大陆法系国家今后立法中应充分注意的一点。
      （二）对专职董事和兼职董事应分别给予不同的薪酬
      在理论上，无论是专职董事还是兼职董事，只要为公益法人工作，奉献了时间和精力，都应当获得相应的薪酬。对于参加到公益法人经营管理的董事而言，绝大部分都是将这份工作视为其公共服务的延伸，视为实现自身人生信念与人生价值的重要舞台。特别是那些兼职董事，如果他们已从别处领取薪金、退休金以及其他酬劳金，其生活已能得到满足，如再从公益法人领取薪水，则不无重受薪水之嫌，而且可能还会减损公益法人之公益服务能力。因而，立法有必要区分专职董事和兼职董事，对其薪酬是否给予、给予额度施以不同的政策。前述韩国《非营利机构成立与运作法案》第5条、我国台湾地区“财团法人法草案”（行政院版）第14条、我国《基金会管理条例》第23条第四款，都体现了这种法政策取向。
      那些在立法中没有明确区分专职董事和兼职董事的国家，在其实际操作中，对于这两类人员也分别给予不同的待遇。兼职董事要么属于无给职，要么领取较低水平的薪酬。有些国家在立法中限定董事会中领薪董事之比例，实则是对专业董事数量的限制，其意在于控制整体董事薪酬的开支，并鼓励志愿人员参与公益法人事业。至于这个比例到底应在一个什么水平上，则取决于这个国家公益事业整体的发展水平、人们公益意识水平以及同一经济发展水平和国家对于公益法人的态度等多种因素，各个国家以及同一国家不同的发展阶段存在一定的差异。我国和日本的比例均确定为理事会或者负责人员总数的1/3。这个比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代国家对于领薪董事人员数量实施控制的基本态度，对于其他国家的公益立法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
      （三）董事领取合理薪酬不影响董事补偿之获得
      尽管董事是否可以获取薪酬以及获取多少才算合理存在较大分歧，但当今绝大多数国家的立法均确认了董事因履行其职责所需必要的开支可以得到相应的补偿。例如，《乌克兰慈善与慈善组织法》第17条、《摩尔多瓦基金会法》第28条、《捷克斯洛伐克公益法人法》第10条第五项等均不允许向理事会成员支付薪金，但允许公益法人决定给予董事履职费用以补偿。另外，《德国民法典》第670条、《波兰公益活动及志愿制度法》（2003年4月）第45条、《美国非营利法人示范法》第8. 5条、《克罗地亚基金会和基金法案》第20条、《日本公益法人指南》第33条、《爱沙尼亚非营利社团法》第28条、《爱沙尼亚财团法》第22条等也赋予董事因履行职责请求补偿的权利。因此，董事薪酬问题与董事因履行其职责是否可以获得补偿的问题在法政策上的取向并不完全相同，后者并不受制于前者。董事投身于公益事业，可以有种种理由不获取薪酬；但为了法人利益履行法人职责而自掏腰包支出费用，如不能获得相应的补偿，对董事来讲未免过于苛刻。根据目前大部分国家和地区法律的规定，董事因履行职责而支出的费用，可以获得补偿。
      但董事补偿在立法上属于可选择的规范，这种补偿并不具有强制适用性，公益法人完全可以通过章程的禁止性规定来排除董事这一权利。因而，董事获取补偿的权利比较脆弱，能否获得补偿取决于法人章程的规定。与董事薪酬立法相比，董事补偿立法具有更大的弹性空间。在美国标准公司法上，董事履职费用补偿，迥然不同于“抗辩费用”的补偿权，它实际上属于任意补偿的范畴。各国对于公益法人董事补偿的立法体现了对公司董事补偿立法基本定位的延续和借鉴。对于董事补偿的决定机构、补偿标准与程序等问题，绝大多数国家亦均允许公益法人在章程中作出合理、便捷的制度安排，相对于董事薪酬立法，此种立法体现了公益法人更高程度的自治性。
 
 
 
注释:
  [1]《摩尔多瓦基金会法》[EB/OL]，载http：//www. chinanpo. gov. cn/web/listTitle. do，访问时间：2009年7月28日。
  [2]《捷克斯洛伐克公益法人法》，葛云松译，载金锦萍、葛云松主编：《外国非营利组织法译汇》，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73—174页。
  [3]前引[2]。
  [4]《乌克兰慈善与慈善组织法》，载李本公主编：《国外非政府组织法规汇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33页。
  [5]郑国安、赵路、吴波尔、李新男编：《国外非营利组织法律法规概要》，机械工业出版社2000年版，第67页。
  [6]肖杨、严安林：《台湾地区的基金会》，九州出版社2009年版，第175页。
  [7]《韩国非营利机构成立与运作法案》，载前引[4]李本公主编书，第144页。
  [8]前引[7]，第144页。
  [9]《克罗地亚基金会法》，载前引[4]李本公主编书，第88页。
  [10]Council on Foundations：Determining Reasonable Compensation for Foundation Directors and Trustees[EB/OL]，载http：//www. co.forg/，访问时间：2009年7月28日。
  [11]Councilon Foundations：AtIssue：Voluntary or Compensatory Boards—Which Is the Better Policy？[EB/OL]，载http：//www. co.f org/，访问时间：2009年7月28日。
  [12]官有恒：《非营利组织执行长的薪酬探讨：以台湾地区社会福利相关类型的基金会为例》，载《公共行政学报》（第30卷），第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