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纠纷解决语境中的民族地区双语审判研究

　　三、双语审判的成因分析

　　双语审判的形成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民族因素
　　我国五个自治区中，除宁夏外的四个自治区使用的工作语言都是双语，即汉语和主体少数民族的语言。很多自治地方的少数民族有自己的语言文字，有些少数民族群众只会民族语言，法院在审理纠纷时需要使用当地通用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否则审判无法正常进行下去。在民族地区，如果法官不会使用当地的少数民族语言，又没有或缺乏翻译人员时，法院难以有效解决纠纷。在实行双语审判的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人口一般都在该地区总人口中占有较高比例，随着各族群众交往的日益加强和密切，涉及少数民族的纠纷数量不断增加，法院应当满足这些少数民族当事人的诉讼需求。
　　（二）法律因素
　　保障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参加诉讼的权利，是国家法律明确规定的义务。《宪法》第134条规定：“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人民法院和检察院对于不通晓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应当为他们翻译。在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共同居住的地区，应当用当地通用语言进行审理，起诉书、判决书、布告和其他文书应当根据实际需要使用当地通用的一种或者几种文字。”《民族区域自治法》、《法院组织法》、三大诉讼法以及各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都规定了保护各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如《甘肃省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自治条例》第21条规定：“自治县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在审理和检察案件的时候，根据实际需要，使用哈萨克族语言文字和汉语言文字。保障各民族都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对不通晓哈萨克族语或汉语的诉讼参与人，应当为他们翻译。自治县人民法院在审理少数民族当事人案件的时候，合议庭中应该有少数民族的审判员或人民陪审员。”
　　（三）经济因素
　　经济成本涉及到一个国家整体司法制度的现状，包括一个地区的经济状况、司法机构的经费收支、翻译人员的聘请和酬劳等问题，这些都影响着法院的行为。民族地区法院聘请翻译面临着人员短缺、费用较高的问题。法院通过培养和使用少数民族法官，加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培训，为双语审判储备人才，除去培训费用不需再支付额外成本，不论法律素养还是翻译水准，双语法官都比从临时聘请的翻译更胜任。这为法院节约了经济成本，有效利用了司法资源。

　　四、双语审判在纠纷解决中的功能分析

　　（一）纠纷解决中的少数民族语言
　　纠纷解决作为人类解决争议的重要社会行为，离不开作为信息交换与思想沟通媒介的语言。语言的使用对于法律的运作和纠纷的解决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个人与他人的纠纷如何得以解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对于所涉及的话语框架是否熟悉以及能否灵活运用。在这个意义上，话语的运用对当事人选择解决纠纷的程序产生了重要影响，很多人甚至因为对法律话语的陌生和缺乏信心而放弃寻求司法救济。即使进入诉讼程序的当事人，如果与法官之间因法律语言运用能力不对等，在审判过程缺少对相关信息的了解与认知，可能会对案件审理及裁决结果产生怀疑甚至拒绝。
　　法律语言具有专业性，即使少数民族当事人懂得汉语，也很难准确理解法律术语的含义。如果法院不能为少数民族当事人提供专业的法律翻译，当事人的诉讼能力将受到损害，失去对法院的信任，转而可能选择其他甚至有害的纠纷解决方式，对民族地区稳定发展产生消极影响。如果法官能够准确地为当事人进行翻译，使得审判语言明白易懂，审理信息将得到更为真实、顺畅的表达。案件结果是通过语言文字表现出来的，使用民族语言文字制作、宣读法律文书，可以使当事人及时明了纠纷解决的结果，更尊重司法权威。
　　（二）纠纷解决中的少数民族法官
　　实行双语审判，法院需要配备一定数量能够使用少数民族法官。这些法官在纠纷解决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沟通作用。少数民族法官与当事人属同一民族，具有共同文化生活背景，属于同一个“民族共同体”。在思想上、言语上比汉族法官更易与少数民族当事人沟通，可以克服语言障碍，拉近与当事人之间的距离，获得更多的有效信息，准确把握其需求和意愿，形成更为有针对性的纠纷解决方案。由于具备了独特的语言文化优势，少数民族法官会起到汉族法官或翻译人员不具备的独特作用，节约纠纷解决的时间和成本，提高诉讼效率和效益。
　　2.象征作用。少数民族法官具有双重身份，一是少数民族身份，二是法官身份。前者决定其在语言文化上对本民族当事人具有天然的亲和力，能够充分听取和了解当事人的诉求，易得到当事人信任，体现了党和政府的民族政策。后者决定其代表了国家司法权威，通过查明案件事实，适用法律，解决纠纷，体现法制统一与司法公正。
　　3.教育作用。“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被形同虚设。”②我国法律体系已较为完善，但法律实施的状况有时不令人满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乏法律信仰。由于历史原因和发展水平的差异，许多少数民族群众法治意识还与现代法治的要求相距甚远。双语法官通过巡回审判等方式，可以使少数民族当事人和当地群众受到生动的法制教育，引导依法解决和预防纠纷，培养法律意识并形成法律信仰，促进民族地区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和法制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