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析律师信义义务

　　(一)对委托人信义义务。律师应当谨慎保管委托人提供的证据和其它法律文件，保证其不遭灭失；律师应当谨慎、诚实、客观地告知委托人拟委托事项可能出现的法律风险；律师必须诚实守信，勤勉敬责，不得向委托人就某一案件的判决结果作出承诺；律师应该保守当事人的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律师应该有利益冲突回避的义务，等等。除此之外，在刑事辩护中，辩护律师还具有保守被告人尚未被国家司法机关所掌握或指控的犯罪事实或证据的职业保密义务。因为这些秘密之所以会为辩护律师知晓，一般是出于对律师的充分信任。
　　(二)对律师事务所的信义义务。律师不得私自向委托人收取费用、额外报酬、财物或可能产生的其他利益；律师不得私自接受委托承办法律事务，律师不得同在二个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事务所和律师不得以诋毁其他律师事务所、律师或者支付介绍费等不正当手段承揽业务。
　　(三)对政府的信义义务。律师必须忠于宪法与法律；律师加强公众对法律权威的信服与遵守；律师必须保守国家秘密；律师必须要有法律援助义务：律师必须尊重同行、公平竞争、同业竞争等等。

　　四、律师法律援助义务——律师信义义务的独立类型
　　作为受托人，律师在作辩护人、代理人和法律援助中其信义义务的内容是有所不同的。关于律师作辩护人和代理人的信义义务不再赘述。而律师存法律援助制度下应该扮演何种角色，目前主要有种观点：律师的权利、律师的义务和政府的责任。英、美等困家立法规定．有意参加法律援助工作的律师可将其名单报于法律社团会，或某些大的律师事务所自由资助法律援助活动，而南律师自由参加。即律师得自由决定是否参加法律援助工作，此为律师之权利。而部分欧美等国规定，律师并非当然负有法律援助义务。其中，法围、德国等国家则明文规定律师有法律援助义务，美国则仅规定律师要服一定期间的法律援助“劳务”，否则由律师自由参与。在我国，法律援助成为一项强制性义务，如我国《法律援助条例》第六条规定：律师应当依照律师法和本条例的规定履行法律援助义务，为受援人提供符合标准的法律服务，依法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接受律师协会和司法行政部门的监督。的律师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律师必须按照国家规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尽职尽责，为受援人提供法律服务。”政府责任论者认为，律师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如我罔《法律援助条例》第三条规定：“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我们认为，律帅法律援助义务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法律援助是既是律师的权利和义务，也是政府的责任
　　法律援助反映了公权的对私权的介入，即国家可甭依公共利益为Fb，限制律师职业自由。我们认为，若法律援助[作本身就是政府的责任，则律师当然应该有：[作的自由。若律师从事法律援助并非政府的责任，那要么为律师的权利，要么为律师的义务，此时，如果为律师的权利，则可由律师任意、自由选择参加法律援助工作。如果其为律师的义务，那么，是什么性质义务，政府是否有权课以律师法律援助义务?从我国的立法的实践来看，法律援助既是政府的责任，也是律师的义务。只是政府与律师分别从宏观或微观方面在法律援助领域中承担着责任或义务。对政府而言，保障人权，积极推动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是其责任。对律师而青，侧重于个案服务，为弱势群体伸张正义，依法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是其义务。正因律师有此援助义务，在律师法和法律援助条例中才强调要求律师参与该项工作。
　　(二)法律援助义务是律师信义义务的独立类型
　　在西方，律师法律援助基本上也经历了相同的路径：律师个人的慈善行为——由律师协会管理的法律援助计划——国家支持的法律援助计划。在我国，律师基于权利与义务二种状态从事法律援助，作为律师的权利，律师基于履行社会责任主动帮助社会弱势群体；作为是律师的义务，律师基于对政府的责任，被动承担法律援助义务。但不管是何种状态，律师都是基于委托代理从事法律服务。只是委托人可以是需要法律援助的弱势群体，也可以是基于法律的规定．由政府委托。既然法律援助中委托人与律师之间是委托代理而建立信义关系关系，那么法律援助义务也是一种信义义务，只是这种义务并不完全是基于委托代理，而是一种特殊的强制性义务。具体来说，主要采取两种形式。一是律师提供免费的法律服务，尤其是在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案件中。这包括私人律师事务所派律师到法律援助中心轮流值班，提供咨询、代书等简单的法律服务，以及社会律师承办由法律援助中心或法院指派的案件。二是律师还可以采用其他方式履行它的法律援助义务。除了直接参与法律援助以外，他可以向法律援助中心捐赠资金，以代偿他们必须义务承办的一定数量案件的成本。
　　(三)律师法律援助义务是法定义务
　　现在，在我国已经形成了律师种类多元化的趋势。除了在律师事务所从事专业法律服务的律师和已经存在的军队律师外，所有省、区、市和部分中央国家机关、大型企业已经开始了设置公职律师和公司律师的试点。此外还存在类似律师职业性质的法律专业人员，如(民间)公证人(Notar)、专业调解人(Mediator)和各种公益性社团成员等。而我国律师法并没有对律师的类型界定，若不对在律师事务所供职专门从事法律服务的专业律师以外的其他法律专业人员课以法律援助义务，似有违平等原则。实际上，从我国《律师法》、《刑事诉讼法》、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及司法部于《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开展法律援助工作暂行管办法》的精神及相关规定看，在我国，律师与其他公益性社团成员都有法律援助义务，只是法律援助义务的性质不同，前者是法定义务，由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后者则为非强制性义务，基于委托代理而生的义务，并非法律、法规强制，而取决于当事人的自愿。至于政府是否有权课以律师法律援助义务，这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为国家与律师在法律援助中的博弈。2003年颁布的《法律援助条例》潜藏着国家与律师的可能冲突，因为政府的首要责任是保证法律援助财政拨款的到位；而2007年修订的《律师法》对于律师强制性法律援助义务的规定，又与律师法律服务的市场调节机制不符，因此冲突必然显现。实际上，政府课以律师法律援助义务成为政府责任转嫁和律师的消极义务。在本人看来，法律援助为律师之义务，不应为政府课以律师法律援助之义务，而应是基于法律的规定和当事人的委托授权而生的义务。因为法律援助是以扶助社会弱势群体，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目的，弱势群体与受任律师间能否形成所谓之“信赖关系”，意即律师能否完满法律援助工作，除考虑律师专业领域之特长外，也应该考虑该律师的意愿和本身立场，而不是仅仅符合形式条件。
　　结语
　　律师的职责源自公权力的让渡，为避免律师将眼光过度放在其自身之经济利益及执行职务之获利上，有必要对律师职业的独立和自由进行限制，律师信义义务(包含法律援助义务)应运而生。但是，作为自由职业的律师毕竟自身要生存和发展，其在经济上必须承担全部营业风险，其在承受法律援助义务的“不利益”时，亦会将这种不利益最终转嫁到其他法律服务的委托人上，而使律师与受任人之间“特殊信义关系”被破环。为此，律师信义义务，还需要通过保障律师的经济自由，拓宽法律援助新路，开展法律诊所教育，完善包括经费补助、声誉激励和税收减免等激励机制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