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格物之实体与程序制度建构

      （二）举证责任与抗辩事由
      受害人在向法院提出了侵害财产权的损害赔偿诉讼请求时，应当按照民事诉讼的举证原则提供证据。在举证中，要特别证明侵权行为所侵害的财产是具有人格利益的财产。而法官对人格利益因素的认定则成为案子关键中的关键。为防止有人滥用人格利益或者有些按照通常标准被认为是有某种“心里缺陷”的人，比如，具有“恋物癖”的人对某物有着特别的偏好或情感的情况下而索取精神损害赔偿。我们有必要将“人格利益”认定标准是基于“一般人”、“正常人”或者“理性”的认同。“既要考察受害人的主观感受方面，也要适用理性人的判断标准”[16] “任何财产被毁损或灭失之后，都会导致相关权利人的不快、郁闷与痛苦的情绪，这是一种普遍的人类情感。”[17]但是如果财产的毁损为权利人找到一个“更换新产品”的理由，显然，财产不具有人格利益或者其人格利益不应该被保护。同样，拜物者或恋物者以及精神病患者的那些财产也很难被认为具有人格利益。拉丹认为“我们能够辨别人格财产权和拜物主义之间的差别，就像我们能够辨别健康的人和生病的人一样，或就像辨别心智健全和心智不健全的人一样。——认为与某物的联系和人格或者健康的自我建构相冲突时，相对于其他人所主张的权利和利益来说，某人所主张的与之有密切联系的物就不应该被当作是人格”[18]。这位美国学者的判断标准在于健康，某特定物质的对象关系是阻碍而非支持的健康的自我建构。当老葛朗台这样一个至死还期望占有神甫的金十字架的拜物者，对自己的财产无比吝啬却又疯狂期望占有他人财产的病态心理或人格利益，是不应该为法律和道德所提倡的。当人格利益与财产的紧密关系超出“健康的”“理性人”的标准时，我们应当将这种“人格利益”排除在可被承认为具有人格利益财产权的范围之外。
      对人格物的举证责任之分配，应当根据人格物涉诉的不同情形予以区别对待：
      第一，在涉及到人格物权属争议时，应当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规则确定举证责任。对属于动产的人格物而言，人格物之占有人视为其权利人，而其他利害关系人要否认人格物之占有人为权利人的，必须提出充分的证据证明占有人的占有不合法及该种占有不应构成人格物利益之占有；而作为占有人而言，其可以据占有的合法事实进行抗辩，但其仍然负有对人格物享有人格利益的举证责任。对不动产而言，要区分两种情况对待：（1）根据物权法等法律法规规定已办理物权登记者，登记权利人视为人格物之权利人，其他人欲主张对该人格物享有权利的，可以根据物权法之异议登记及相关程序确认物之权利归属；而作为登记权利人其可以凭借登记这一公示要件作为抗辩的理由，但其也有义务证明其对人格物享有人格利益。（2）当该不动产未办理物权登记，则可以根据对物的合法占有事实确认占有人为合法权利人，对主张该不动产为其物权者负有举证证明占有人占有不合法及不享有人格利益的举证责任；而对占有人来讲，其负有证明其对该人格物享有人格利益的义务。
      第二，在涉及人格物侵权之诉中，应当区分该侵权之诉的不同情形确定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对侵权行为可能危及人格物安全时，可以根据物权法、侵权法之基本规则主张排除妨害、消除危险和影响，这时人格物之人格利益尚未处于受到直接侵害的地步，尚不须举证证明其为人格物而只须证明该侵权之虞存在即可；而对侵权行为已实际造成人格物部分损害、全部毁损、遗失或者丧失人格物价值时，则已对人格物构成实质性的侵害，不仅侵害了物的经济价值而且已侵害了物的人格利益，因此权利人主张被侵害之物为人格物要求赔偿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害的，则其有责任举证证明该被侵害之物为人格物，若其仅能证明该物为其所有而无法证明该物对其具有人格利益或者这种人格利益并不充分，尚未对人格权构成侵害的话，则其仅能获得物之财产损害赔偿，不能获得精神损害赔偿。换言之，以人格物之诉为由要求侵权人承担，则权利人应当举证证明该物为人格物，对权利人具有重要的人格利益，侵权行为造成了权利人格利益的损害，而作为侵权者最大的抗辩理由则主要是该物是否为人格物的证明问题及给权利人的人格利益造成多大的损害。
      第三，在涉及到人格物违约之诉中，因一般违约之诉法院不支持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往往是违约之诉与侵权之诉发生竞合，由权利人选择某一个诉由请求法院予以处理。因此，当权利人选择了人格物之侵权之诉，则其特殊举证规则上文已做出论述；而权利人选择违约之诉的情形，因违约之诉并不支持精神损害赔偿，因此是否证明合同标的物为人格物并不十分重要，但从诉讼本身角度而言，权利人有权也有义务主张该物为人格物，并证明违约方的违约行为导致了其人格物之侵害和人格利益的损害；作为违约方的抗辩事由则是违约之诉不存在精神损害赔偿。
      关于人格物的证明标准，也即权利人举证到何种程度方可认定该物为人格物，则应当根据前述所论及的人格物之概念、法律属性和司法认定标准综合判定，切忌主观判定该物是否人格物。
      （三）执行豁免制度于人格物之适用
      执行豁免是指在法院强制执行过程中，由债务人享有的在一定财产和时间范围内免受强制执行的权利，不能让债务人因强制执行而陷入无家可归和饥寒交迫的境地而设置的制度。该制度的宗旨在于稳定社会秩序、保障公民基本生存和生活权利的需要，避免被执行人因强制执行导致其失去基本的生存条件。这是人道主义在法律制度的中温情体现，正如美国著名法学家博登海默说：“人民的安全是最高的法律”，[19]如果仅仅为了债权人的利益，强制剥夺那些确无履行能力的债务人的人身自由，或者查封、变卖债务人赖以生存的基本生活和生产资料，法律的正当性无疑受到了破坏。[20]
      执行豁免制度在美国、法国、日本、西班牙等国的诉讼程序法和一些实体法中均有涉及，但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真正建立执行豁免制度，仅有一些零星的类似于执行豁免制度的规定。首先是宪法规定公民享有人格尊严、人身自由和生存权等基本权利，为执行豁免制度的确立奠定了基础；其次是《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二条规定，在提取和扣留被执行人的收入时，“应当保留被执行人及其所抚养家属的生活必需费用。”第二百二十三条规定，“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财产。但应当保留被执行人及其扶养家属的生活必需品”；为了更好地保护被执行人的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对下列的财产不得查封、扣押、冻结：……”以上法条中关于保留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的生活必需费用和生活必需品的规定，即是为了保护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的基本生存权，是我国执行豁免财产制度的雏形，也是执行豁免财产最直接的法律依据。
      事实上，执行豁免制度不仅仅适用于保障被执行人及其所抚养家属必须生活费用等部分财产，还应当及于人格物。这样的理由不仅仅在于某些人格物就是被执行人及其抚养家属生活必须用品，还在于该类人格物所蕴涵的人格利益价值大于财产利益价值，若强制执行实际上就是对人格利益的侵犯和对人格权的漠视，是对宪法规定的人格尊严应当得到保护的基本法治理念相悖。因此在国外一些立法及司法判例中就确立了某些人格物不得被强制执行的执行豁免制度。如美国的德克萨斯州、佐治亚、密西西比、康涅狄格等州和地区的家宅法均规定家宅豁免制度，对属于一个家庭的财产免于因为债务原因的强制拍卖，即使在家主逝世以后，其他家庭成员仍然享有居住权。[21]又如，美国联邦和各州的破产法都不允许债主触动破产者的某些“必要的”个人财产，例如，住房、汽车、衣物、首饰、乐器、职业或商业用品、退休金、残疾赔偿、抚恤金、失业金、人寿保险等；而所谓必要的往往包括了一些可能被视为多余的奢侈品。例如在In re Westhem 642 F. 2d 1139 (9th Cir. 1981)案中，一颗价值3000美元的钻石被认为是必需品；在In re Perry, 6 B.R. 263 (Bankr. W.D. Va. 1980)案中，一件价值2500美元的貂皮大衣被定位必需的衣物。在某些州，得以豁免得还包括了破产者的祖传财产。[22]在法国司法判例中也同样确立了家庭纪念物和祖坟等具有人格利益的家庭财产避免被强制执行。[23]在日本经登记印章及职业或生活上不可或缺的其他印章，佛像、牌位及其他为其接供礼拜或者祭祀所不可或缺的物品，债务人所必要的家谱、日记、商业帐簿以及与此类似的文件，债权人或者其亲属接受的勋章及其他表彰名誉的物品等不得扣押。[24]
      在我国立法及司法实践中，因为没有正式确立执行豁免制度，也未确立人格物制度，因此人格物的执行豁免的探讨尚未深入。但值得欣喜和肯定的是最高法院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规定了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纪念物品受到特别的保护实际上也间接地为人格物免受强制执行留下了空间。之后，《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被执行人下列的财产不得查封、扣押、冻结：-----（六）被执行人所得的勋章及其他荣誉表彰的物品”，这显然仅仅属于笔者在前文论述中所涉及之人格物的一类，但毕竟在人格物豁免执行制度的建立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而在地方的执行实践中，一些地方法院对执行豁免的范围逐步扩大，其中就包含了人格物的执行豁免。此外，根据《税收征管法》，在强制征收税款时应保留生活必须的住房及用品，但人格物是否应在征收之列？法律未作回答。笔者认为，从人格物保护的基本价值取向来看，人格物不应当成为被强制征收税款的对象。
      我国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都未对“执行财产豁免”下过法律定义，最高人民法院起草的《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第一稿至第三稿关于“责任财产范围”的规定中虽然均出现豁免执行的字样，如该草案第三稿第一百一十条规定：“……，均可作为执行标的。但依本法规定应当豁免执行的财产或者权利除外。”但在该草案第四稿中，又把“豁免执行”这些字眼删除，改为“……，但依法不得执行的除外。”由于缺乏执行豁免（或者豁免执行）这一中心概念，导致我国在现行的立法及司法实践中执行豁免制度缺失。笔者认为，我国应当建立执行豁免制度，执行豁免的范围应当包括人格物，以充分地保护人格物所体现的人格利益和精神价值。人格物执行豁免制度可以通过完善民事诉讼法或者制定强制执行法时予以科学规范。具体而言，人格物的执行豁免制度应当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1）明确将人格物纳入豁免执行的范围；（2）为防止人格物执行豁免的滥用，设置一个执行中人格物豁免执行的认定程序；（3）确定豁免执行的时间范围，即只要该人格物还具有被执行人及其近亲属之特定人格利益就不能被执行，但若该特定人格利益丧失而成为普通物时，则可以适用执行豁免。
      结语：人格物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在民法中无法借助一般物权规则加以调整。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创造性规定确实是中国民事法律实践上的一个重大进步，有效回应了司法实践中的重大问题，对未来的民事法律实践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但这一解释还是留下了诸多疑问，也存在相当的局限性。[25]当我们翘首以待，最终面对历经多次审议千呼万唤始出来的《物权法》时，却发现《物权法》并未对人格物予以关注，不得不说是《物权法》的一大缺失。当我们的视野再次转向民法典的制定及侵权责任法制定时，负责相关民法典、侵权责任法之立法建议稿起草的学者则似乎没有多加考察就直接将《解释》第四条的内容原封不动地搬入到民法典或者侵权责任法建议稿中，虽在立法措辞上予以适当调整，但其内容则与解释并无二致，使得那些具有人格利益的特定物仍然只在一个很狭小的制度范畴无法得以拓展，不能有效地保护人格物上所承载的人格利益和财产利益，无法形成人格物法律制度的普适性规则。本文乃抛砖引玉，以期立法界、实务界和理论界关注人格物的立法、司法及理论研究，关注人格物之实体法和程序法规则的构建，以实现对人格物周延、充分的保护。
 
 
 
注释:
  [1]笔者曾分别在《法学》、《法学家》等刊物上专文论述了“人格物”的内涵、类型化、人格物保护的价值取向及人格物是否受《物权法》的调整、是否适用善意取得等问题。参见冷传莉：《民法上人格物的确立及保护》，载《法学》2007年第2期；冷传莉：《论人格财产不适用善意取得》，载《法学家》2009年第5期。本文系笔者对人格物法律制度进一步思考的阶段性成果。
  [2]郭卫华等：《中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14页、第320页。
  [3]前注[2]，郭卫华等书，第314页、第321页。
  [4][德]克雷斯蒂安•冯•巴尔：《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下），焦美华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5]冷传莉：《论人格财产不适用善意取得》，载《法学家》2009年第5期。
  [6]电影《马背上的法庭》中有一个例子：“妯娌俩分家，为一个并不值钱的泡菜坛子的产权分配争执不下。苦口婆心，杨阿姨调解了半年，提了各种方案，两人心里都明白，但为了面子，就是不愿对方得了这个坛子。”“双方当事人赋予了这个坛子太多的个人感情和主观价值，使之变成了某种‘人格物’了”。参见苏力：《崇山峻岭中的中国法治——从电影〈马背上的法庭〉透视》，载《清华法学》2008年第3期。
  [7][法]弗朗索瓦•泰雷、菲利普•森勒尔：《法国财产法》，罗结珍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910—913页。
  [8]杨立新：《论人格利益准共有》，载《法学杂志》2004年第6期。
  [9]前注[7]，弗朗索瓦•泰雷、菲利普•森勒尔书，第911页。
  [10]但日本民法则认为尸体是可以继承的。按照《日本民法典》第897条的规定，应是死者的祭祀者继承死者尸体的所有权。依日本判例，“遗骨为物，为所有权之目的，归继承人所有，然其所有权限于埋葬及祭祀之权能，不许放弃。”
  [11]参见《高家祠堂产权起风波》载《西部商报》2007年5月30日报道，
  [EB/OL] http://gansu.gansudaily.com.cn/system/2007/05/31/010364791.shtml
  [12]徐国栋：《现代的新财产分类及其启示》，载《广西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
  [13]渠涛：《中国社会团体法律环境与民法法人制度立法》，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网站
  [EB/OL] http://www.cass.net.cn/file/2005102750701.html.。
  [14]尹田：《论法人人格权》，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2期。
  [15]玛格丽特•简•拉丹：《财产权与人格》，沈国琴译，载公法评论网站，该文原载1982(34)Stanford Law Review,pp 957-1015。
  [16]张新宝：《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研究》，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42页。
  [17]易继明、周琼《论具有人格利益的财产》载《法学研究》2008年第1期。
  [18]前注[15]。
  [19]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及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3页。
  [20]陆利兵：《执行豁免制度的构建》，载《人民法院报》2003年7月6日。
  [21]张群：《家宅法的起源与发展——兼论宅基地制度改革的出路》，载《北方法学》2008年第1期。
  [22]爱泼斯坦、尼克勒斯、怀特：《美国破产法》，韩长印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00-601页。
  [23]前注[7]，弗朗索瓦•泰雷、菲利普•森勒尔书，第910—912页。
  [24]参见日本民事执行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
  [25]该《解释》对人格物保护的缺限体现在：第一，鉴于司法解释时所必须具有的自律，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是相当谨慎的，甚或有意语焉不详；第二，《解释》仅仅提及了侵权，并未涉及到与该类特定物有关合同违约时是否适用的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第三，司法解释所指的“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是一个十分模糊的概念，指代并不明确，其是否仅仅只涉及“物品”（动产）吗，会不会涉及不动产？难以在司法实践中准确运用；第四，司法解释所适用的对象仅仅为“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对另外大多数具有人格利益但不具备人格象征意义或者并非纪念物品之特定物无法得以合理的救济；第五，司法解释所适用的主体仅仅限于物之所有人，而事实上，具有人格利益的特定物之人格利益并非仅仅为所有才享有，其他主体亦有，甚或比所有人更为强烈，而解释并未对此予以关注；第六，解释仅仅是对“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侵权救济的特殊规则，至多是精神损害赔偿领域的一个特殊规则，并无法将该类物上升为一般性的物权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