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实证研究方法与民法教义学

另一方面，上述法律实证研究方法作为体系外之考量，却能在体系外检验体系之效果，起到发现问题、指出方向、明确价值的作用，从而能够间接地影响法教义学及其所建构之法体系。此种作用在体系因成熟、固化而日益纯粹技术化、僵化之国家或时代尤为重要，耶林、海克之利益法学即为其显例。

但在体系不成熟、尚未趋于精致细密的法制落后国家，法律实证研究方法却因其针对个别问题的、点对点的零碎研究方式，无法担负起法律体系建构与融合的任务，相反，其只能为法教义学提供体系建构、融合之素材，进而由法教义学来完成体系化之重任。在此阶段，作为使民法学科学化、精密化、走向成熟的主要方法，法教义学往往受到特别之重视。

在我国现阶段，虽然在立法布局的角度上宣布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但就学术体系而言，我国的民法却难谓成熟完善：（１）对一些重大问题尚有立法上的盲点（比如债法总论中的债务不履行问题、多数人之债问题，尚未有专门规定）。（２）各个法律之间、同一法律内部的各个条文之间，抵牾矛盾之处过多（比如合同法第５１条与物权法第１０６条之间的冲突）。（３）对于教义学上一些细致、复杂的问题，还根本没有看到或缺乏深入的研究（比如意思表示理论中的表示意识问题，情谊行为与无因管理的关系问题等）。或许正因如此，立法机关同时指出下一阶段的工作重心是法律的修改完善，包括“在通盘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些法律进行整合”、“明确法律规定的具体含义”、通过立法解释“赋予法律条文更加准确、更具针对性的内涵”。这实际上对民法教义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合乎我国民事立法与法学研究之现状实情。因此，当前更应以民法教义学研究的进一步细致与深入为重心。

为此，对于民法教义学本身的研究方法和路径也应作一定的总结与反思。首先，急需进一步深入推动比较法的研究。正如有学者所言，我国的比较法研究往往只停留在法典文本的比较上，对于其背后的立法理由、背景、司法实践中的适用状况等，却不甚了了，对于文献的掌握也不够全面。对此，应有一批能对某国制度进行深入研究的学者，以考证的方法就比较法上的知识求得可靠的结论，了解其立法理由、实践中的评价（在欧洲私法统一化工作中，欧洲的学者采取设计案例及问卷由各国学者解答的方法进行比较研究，值得借鉴），进而结合我国社会经济情况斟酌取舍。只有真正彻底的了解，才有平等对话和超越的可能，不求甚解或自以为了解而以国情或文化自尊为由拒绝借鉴，恐非自尊自强之道。其次，应大力推进民法制度史和学说史的深入研究，以对我国目前所使用的法律概念、基本制度有正本清源之梳理（比如我国合同法第１３３条与第１４５条、物权法第２１２条、担保法第９０条这四个条文中均使用“交付”一词，但其构成要件却各有不同），为进一步的体系建构打下坚实的基础。再次，对于司法裁判的研究，除传统的个案评析研究方法外，还应借鉴法律实证研究方法，对各方面的司法案例进行统计、汇总、归类、比较、分析，以为教义学上的研究和体系建构提供必不可少的素材（亦为一般条款经由类型化而具体化之重要方法）。但正如不能因解释论的强调与深入而放弃对立法的批判和建议，对裁判的研究也应注意勿将实然当作应然，而应多作批判，如此方有利于教义学研究的深入和体系建构。最后，教义学的研究也应更加关注法律实证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及时参考、吸收其研究成果。虽然法律实证研究方法在法教义学领域不能直接适用，但对于法律实证研究方法及其结论却必须保持开放性（比如在德国，法社会学所处理之论题往往在一段时间后也会出现在法教义学之中），如此才能保持民法教义学生生不息的强盛生命力。就此而言，亦可称之为民法学传统研究方法在某种程度上的“实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