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夫妻约定财产制度的适用困境——由夫妻二人公司出资协议性质争议引发的思考

    以上的推论肯定会有人提出疑问，如果夫妻一方在婚前或婚后约定将其财产赠与他们夫妻二人共有的又如何适用法律呢?这种约定实质上是夫妻约定财产制中的内容，故不适用于赠与合同。而且《婚姻法司法解释(三)》也明确指出夫妻一方将财产赠与另一方时才适用赠与合同的规定。《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认为夫妻一方可以基于夫妻间的同力协作关系把自己所有的财产和配偶共有，这是符合人们对婚姻家庭的期待，可以用夫妻财产制度来调整。但是如果其直接把自己的财产所有权转移给配偶而自己放弃所有权，这样的要求高于人们对婚姻家庭的理解，如果把其纳入夫妻财产制度不利于保护当事人，所以只能用赠与合同来调整。这样规定符合人们的公平正义理念。
    虽然夫妻财产制不能适用《合同法》的规定，但是可以适用《民法通则》和《物权法》的规定。婚姻家庭属于民事法律，当然可以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而《物权法》在关于公民个人财产权和共同财产权方面的规定，都比《婚姻法》的规定更为详尽和更加具体。《物权法》诸多规则构筑了夫妻共同财产制的坚实基础，很大程度保障了夫妻双方的财产权利，维护了交易稳定和社会安定。[6]
    三、夫妻二人公司的股东出资协议是否属于夫妻财产约定契约
    (一)不同类型夫妻二人公司的股权出资协议是否属于夫妻财产制契约
    在三种夫妻二人公司中，前两种即先取得股东身份后结婚和通过股权转让而形成的夫妻二人公司，其股东出资协议显然不属于夫妻财产约定契约，其原因有三点:
    1．法律从来没有要求这两种公司的夫妻股东提交财产分割的书面证明或者协议;
    2．股东出资协议不能作为当事人选择夫妻约定财产制的意思表示;
    3．股东出资协议和夫妻财产约定契约属于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公司法》和《婚姻法》有不同的价值追求，股东出资协议中的出资比例主要解决股东在公司内部的权利义务问题，夫妻财产制主要解决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及婚姻关系破裂时的财产权问题，属于两个层面的问题。
    (二)夫妻在设立公司时所提交的财产分割协议是否属于夫妻财产契约
    最初的公司大多是由合伙、家庭作坊过渡而来的，对这类问题《公司法》立法时不可能不预见到，而且《公司法》对夫妻作为股东设立公司并无限制。只是由于修改前的《公司法》要求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必须为二人以上，不承认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很多人为了满足这个人数要件才成立了夫妻公司。又为了满足《公司登记管理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3条的规定才签订了财产分割协议，所以夫妻二人公司的股东在签订财产分割协议时不一定有选择夫妻约定财产制的目的。而且现在有一些夫妻二人公司在成立时根本没有签订财产分割协议。
    对于签订了财产分割协议的夫妻二人公司也不能一概而论，如果当事人对财产分割协议的性质没有争议的，应当遵循私法自治原则，按当事人的意志解决。如果对其性质存在争议，则不宜将其作为夫妻财产制契约。
    对于未签订财产分割协议而成立的夫妻公司也不能因此而否定其法人资格。但是，如果在设立公司时并未进行财产分割，应当认定是以夫妻共同共有财产出资设立公司。根据《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17条第2款规定:“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可以看出在司法实践中，优先地尊重夫妻双方意思自治，只要不损害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以合法手段掩盖非法目的并尊重交易安全的，审判机关并不一定否定此等法律行为的效力。
    四、夫妻约定财产制适用困难的原因
    我国夫妻约定财产制适用困难主要就在于夫妻财产制度的种类和内容不够健全，缺乏原则性的规定。目前要走出这种困境首先得改变立法态度。现在都是用司法解释细化现行法律或针对某类案件或某种现象作出规定，缺乏统一性、逻辑性和制度的完整性。只有改变目前这种以司法解释的形式、“一事一议”的立法模式，才能完善我国的法律体系。实际上，目前学界中也在呼吁尽快制定民法总则，在民法总则的框架下所形成的类似于德国潘德克吞体系的“由抽象到具体”的操作模式可为此等民事案件在司法实践中所使用。实际上，在我国台湾地区的法律当中也经常可见“依照、援引、准用”的操作技术，此等模式却可能在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初期提供相当“便利”的参考。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虽然初步形成，然而，体系之下的各部门法之间以及部门法内部并不一定十分完善，例如民法典的诞生可能尚需一段时间，但是这段时间之中，虽然制定民法典的内容已经基本齐备，但仍存在一些有待进一步讨论的空间，如民法总则、人格权法、债法总则等部分是否制定或如何制定的争论。
    夫妻公司出资协议虽然称之为协议，但是其协议当中融入了身份关系的色彩就注定了其“身份”的不平凡，我们无法简单地使用《合同法》来看待这一切，有很多类似此等涉及“人身”关系的问题一旦产生，若是我们没有“总则”或者是“民法总则”抽象依据，而更多地等待司法解释的“诞生”，则不免沦为大陆法系司法实践中所遇到的“僵硬”瓶颈，甚至在日常生活中，类似的“夫妻协议”层出不穷，甚至还会出现要求另一方配偶婚后必须回家睡觉的“空床费”协议，因此，司法机关在过度依赖“分则”的同时，是时候来同时考虑“总则”的问题了。虽然，我国在司法实践中仍然不能使用判例，但在很大程度上，法官更多地可能是关注法律法规好不好用，或用得“顺不顺手”的问题，这也导致许多法院在《物权法》出台之后，全国还是有许多法院仍在适用《担保法》来进行司法审判的问题。总的来讲，一部总则性的法律还是应该有的，特别是近年来，我国总体经济水平已经发展的较为成熟，相较于过去社会生活的急剧变迁所带来的不稳定来看，现在的民法规则已经到了应当出现一个里程碑的时候了，而这个里程碑就是民法总则。
 
 
 
注释:
[1]薛宁兰、许莉:《我国夫妻财产制立法若干问题探讨》，载《法学论坛》2011年第2期，第24页。
[2]《婚姻法解释(三)》第6条为“婚前或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当事人约定将一方所有的房产赠与另一方，赠与方在赠与房产变更登记之前撤销赠与，另一方请求判令继续履行的，人民法院可以按照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的规定处理。”
[3]该段内容参见《法学专家解读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的起草理念、利益衡量、农村女性权益保护等热点问题》，为杨立新和雷光明答记者问中的内容。访问网址:http://news．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1_09/06/8969247_0．shtml．访问日期:2011年10月8日。
[4]史尚宽:《亲属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44页。
[5]［德］迪特尔·施瓦布:《德国家庭法》，王葆莳译，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13－141页。
[6]龙翼飞:《完善婚姻家庭法律制度的新探索》，载《法学家》200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