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传播成本与作者的独立身份——著作权制度产生之前作品传播略考
关键词: 书写成本/传播成本/身份独立/思想自由
内容提要: 通过考察各主要文明的发展历程发现，书写、传播成本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作者的身份是否独立，而身份独立则是思想自由的前提。一种文明要想长存，必须降低书写、传播成本，赋予作者独立的身份，使之能够凭借自己的创作而收获财富。著作权制度就是以法律的形式保障了这种独立身份。
2010年，是世界历史上第一部著作权法《安娜女王法》制定三百周年和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著作权法《大清著作权律》颁布一百周年，在这样一个极具图腾意义的偶然性时刻，我们是否该回首从前，从故纸堆中得出某些必然性的结论？固然，我们生活在当下，但一切当下都是历史的产物，并指向未来。放弃了对历史的考察，我们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对现实的反思，并且极有可能放弃对未来的选择，而是仅仅停留在接受规则、遵循规则的初级阶段。著作权制度产生之后，相当程度上促进了近现代社会的转型，但是，我们是否能就此得出结论，主张现行的著作权制度属于天然的善，是唯一且最佳的保护创新的制度选择？要想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需面向事实本身，细察著作权制度产生之前作品的传播实践，明析影响各项保证作品传播的替代制度生成和发展的种种因素。有限所以有效，书写、传播成本和作者的身份独立与否对各项替代制度的命运意义非常，因此，本文将以上述二因素为基，考察古代各主要文明中作品传播的实践活动。
一、中东及西亚文明
作为有理性的生物，人能超越其动物性的本能而掌握更多传播经验的手段，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书写技术。有人曾经这样描述书写技术的重要性：“在人类创造的被我们称之为文明的所有发现和发明中，最具决定性意义的是使人类能够永久记录他们的成就和历史的手段，这种手段就是书写技术。”[1]书写技术应用之后，文明才逐渐变成为一种常态。当书写成为一种社会活动的时候，书写与传播成本就成为影响文本的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因素，而这些成本的存在又与作者的独立身份有着紧密的关系，影响着作者对其文本内容和表达方式的选择。
在古代世界，书写成本中最主要的部分就是书写材料的投入。两河流域从前的气候较现在湿润，两河水量充沛，泥沙不少。与埃及不同，此地缺少适合作书写材料的纸莎草，所以当时的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到了粘土之上，或将其放置于阳光下晒干后使用[2]，或以炉火烘烧，趁水分尚未晒干、粘土还保持基本湿润的片刻时间记录下相应内容，如此则坚固耐用，可长期保存。对于发端于两河流域的中东及西亚的早期文明而言，泥板这种不易书写的材料决定了书写必然要集中于能掌握大量财富的国家的管理人员和商人手中，而其内容也限于与统治和商业密切相关：“社会关系的行政和经济需要要求产生一种超越口传性阶段并能长期保存的文献资料。”[3]。根据现有的考古发现，只有10%左右的泥板内容与文学有关，其余均是商业与行政记录[4]。书写技术从发明之初就掌握在掌管属于众神的大量财富的祭司阶层手中，他们以国家财富保证书写的继续，藉此来实现对城邦土地的管理[1]。商人则出于账目管理的需要，使用泥板记录数字。对于普通人而言，用泥板创作既有技术上的问题，又要顾及泥板本身的成本，这些限制已经注定了精品产生的艰难，也注定了平民自由创作的缺失。而且，以泥板为载体的作品，其内容很难被大量复制，作者难以通过出卖复制件直接获取经济利益，几乎无广泛传播的可能，所以，写作不可能成为一种独立的谋生方式，作者也就没有获得独立的身份。在泥板书写的时代，书写技术是一种重要的统治工具，写作主要是为了行政管理和宗教而非获利，所以统治者不可能推广教育，更不可能以政府财力资助文学创作。
虽然政教未分野，但伊斯兰文明受益于造纸术和印刷术的传入以及经济发展，书写技术被普遍掌握，部分人有闲暇时间和精力从事创作，而统治者亦有余力对文学活动加以资助，所以，伊斯兰世界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保持了文化的繁荣。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古希腊残存下来的所有重要科学著作都被译为阿拉伯文，以纸面的形式完好地保存了下来，如此方才有中世纪西方世界的转译活动，而这都是借助于造纸和印刷术的传入之后书写和传播成本大幅降低后才实现的。事实上，“在穆斯林社会中，人们普遍具有识文断字能力——据大约估计，在1000年前后，大约百分之二十的伊斯兰男性识字——很多人以教育为阶梯提高自己的地位。”[4]而以阿巴斯王朝的哈里发为代表的统治者，对文学抱有特别的兴趣，长期慷慨资助文学发展。此种情况下，平民书写成为了可能，传播成本普遍降低，像《一千零一夜》这类的作品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可惜，随着十字军东征等一系列事件的打击，伊斯兰文明所赖以发展的基础——商业，日渐凋敝，统治者自保且不暇，当然无法继续资助文学活动，而普通人亦不能再继续此种有闲活动，自此，伊斯兰文明开始走入低谷。文明的发展不可能只靠个别统治者的情趣爱好，作品的书写与传播必须有源源不断的社会需求。
二、古埃及及非洲文明
莎草盛产于下埃及尼罗河三角洲地区的沼泽地带（注：“纸莎草在下埃及十分丰产，以致在象形文字中纸莎草的图形符号表示‘下埃及’”。[美]菲利普·李·拉尔夫、罗伯特·E·勒纳、斯坦迪什·米查姆、爱德华·伯恩斯著，赵丰等译：《世界文明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95页。），非洲和巴勒斯坦地区等也有分布。莎草压平晒干之后制成莎草片（注：对于“papyrus”，一般译做纸草，潘吉星先生在深入分析了它的制作过程之后，认为其不符合纸的定义，故而将之翻译为莎草片，本文从潘先生译法，具体理由请参见潘吉星：《中国科学技术史·印刷与造纸卷》，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9－41页。），即可作为记录象形文字的载体。对于埃及人来说，制作莎草片的成本明显低于泥板，而且，“与在泥板上书写相比，在纸莎草上书写的好处在于纸草卷使用起来方便些，份量也轻得多：因而它们不仅成了埃及的通用书写材料，而且通过埃及人的传播为古希腊和罗马的各个文明采用。”[4]书写和传播成本的降低，使人们有机会尝试包括短篇故事、箴言集和政治论文在内的新的文学形式[4]。除此之外，古代埃及人还在莎草片上留下了大量的天文学、医学和数学知识。
古埃及广泛使用莎草片，这种书写材料极易获得，但无法通过印刷手段大量复制，仍需借助于手抄加以传播，所以，这一时期虽然产生多种文学形式，但因复制技术的局限创作者依旧无法通过写作直接获取经济收益，创作动力不足，水平相对较低。同羊皮板等书写材料相比，莎草片价格较低，但仍超出一般人的承受范围，所以人们还是要对莎草片充分利用，正反面都要写字，使用过的莎草片，经加工后仍二次书写，学习书写时甚至要在旧莎草片的空隙处写上新内容[5]。作为创作成果载体的书写材料若不能用于大量复制，那么作者就只能通过其他途径来获取足够的收入来保证创作的持续，若国家不能提供一种稳定的制度来保证创作者的独立地位，则只能将希望寄托在偶然的资助或家庭出身，文明的脚步通常相对较慢。所以，即便埃及人尝试了多种文学形式，他们的传世成果依然很少。莎草片的书写与传播成本依旧让大众难以承受，创作仍然是一种特权。
与其他文明相同，古埃及的书写技术和适当的书写材料都服务于统治阶层的行政管理，创作者难以独立发展。早期的莎草卷内容多为宗教题材和统治需要，由神职人员进行书写；到新王国时期（约公元前16世纪—11世纪）才逐渐出现日常事务等的记录，书写人员虽不由神职人员专任，但仍由从事抄写的专职人员进行，也就是古代埃及的书吏阶层，最初出自氏族。有学者认为：“papyrus也源于希腊文，但古希腊人早先称纸草为byblos或biblos，得名于腓尼基沿海城市Byblos（今黎巴嫩境内），表明纸草可能经这里传入世界。后来，亚里士多德的及门弟子泰奥弗拉图斯最早称之为papyros，据说来自埃及语，有‘属于法老的’之意，暗示纸草的商业生产由埃及法老一手垄断。”[6]这种看法有待商榷。实际上，这种说法恰恰暗示了书写技术是掌握在统治阶层手中，是行政管理的一项重要工具。
古埃及的通用书写材料莎草片不易保存和大量复制，所以发生战祸之后，辉煌文明从此湮灭。同时，古埃及始终都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书写技术的广泛传播。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则因为气候的原因，无适当的书写材料（注：“因为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气候潮湿，霉菌和白蚁的破坏导致保存困难，因此，在纸上书写是很不容易的。在干燥地区，合适的木制棉纤维直到现在一直难以获取。因此，知识主要属于记忆范畴，由此而使知识的积累、进化、获得都很困难。”[美]菲利普·李·拉尔夫、罗伯特·E·勒纳、斯坦迪什·米查姆、爱德华·伯恩斯著，赵丰等译：《世界文明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456页。），知识的传播长期处于口述阶段，文明很难有大的进步。总之，文明的产生与发展固然需要以人的智力投入为基础，但适当的书写材料也是文明延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三、古代印度文明
印度最古老的文字是哈喇帕文化时期刻在石头或泥土制成的印章上，目前能读懂部分符号。同泥板书一样，这种书写材料保存不易，传播成本高昂，注定了其只能在早期文明的发展中发挥作用。古代印度长期以贝叶棕的树叶，也就是贝叶作为书写材料。贝叶经分扇形和非扇形两种，前者薄而宽，可用碳质墨水书写，后者厚而粗糙，用铁笔刻写。而“贝叶之所以能成为古代世界流行和普遍的书写载体之一是因为它耐久性强，能防潮、防腐、防蛀，不易磨损，刻在上面的字迹经久不变，而且它比石头、泥板和金属轻便，便于书写和保藏。”[7]小说《西游记》第99回取经过通天河时“晒经石”的故事，实际上只是作者的臆想，当时取回的不是纸写成的经书，而是防水浸的贝叶经。在湿热地区，贝叶经比纸装订的书更容易保存。据《酉阳杂俎》所载：“贝多，出摩伽陀国，长六七丈，经冬不凋。此树有三种，一者罗娑力叉贝多，二者多梨婆力叉贝多，三者部婆力叉多罗多梨。并书其叶，部阇一色，取其皮书之。贝多是梵语，汉翻为叶，贝多婆力叉者，汉言叶树也。西域经书，用此三种皮页，若能保护，亦得五六百年。”[8]但是，这种书写材料与莎草片有同样的缺憾——无法大量复制，只能停留在手抄的发展阶段。所以，成本问题同样决定了印度文学和艺术的创作题材集中在宗教和行政管理上。
同时，印度也是一个有着高度宗教信仰的国家，统治者会因为宗教的原因而大力扶植文化的发展，所以，信奉佛教的孔雀王朝和笈多王朝时期艺术精品层出不穷。孔雀帝国时期，阿育王特别热衷佛教活动，将大量金钱投入到与佛教有关的活动中，众多艺术精品随之产生。笈多王朝时期著名的戒日王亦对佛教活动大加扶持：“他只把其岁收的四分之一留作统治费用，而把其余的收入大多用于教育、宗教、艺术或慈善事业。”[4]所以，（笈多王朝）“印度历史上这一时期丰富多彩的思想文化活动，反映出一个世界主义社会的兴趣和富有统治者对此的慷慨资助。”[4]文字作品，这种通常情况下最易被人解读、传承的表达方式，以贝叶经的形式而为统治者关注，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工具。
同其他文明一样，古代印度最早的书写者，也是承担重要宗教角色的僧侣阶层，也就是婆罗门。巫史一家，应当是文明早期的通例。而这通例的背后，则是与写作与传播成本相比颇为悬殊的创作者通过写作而获得的收入，若没有僧侣或政府公务人员这类特殊身份的保障，书写就会像自然界中其他物种的进化一样极其偶然与滞缓，书写者这个身份本身是微不足道的，作者与读者在这一知识的流通体系中几乎不被关注。
贝叶所书内容大都为宗教题材，取材虽易，但复制困难，文化的传播只能通过手抄的方式，普通民众对之负担不起，因此，当统治者的宗教激情迸发时，他的支持和赞助活动使得文艺迅速繁荣，而统治者的宗教的激情消散之后，创作活动自然难以为继。在外族入侵并保持长期统治之后，佛教失去了政府的支持，文本无法大量复制的弊病彻底暴露，贝叶书写和阅读离民众愈来愈远，文明的社会基础不复存在，印度文明也就自然走向了消亡。古代四大文明之所以只有中国能发展到现在，部分就是因为纸的发明使大量复制成为可能，民众通过熟悉经典而将文明的种子深深埋入了神州大地，政治臣服文化征服就是这样实现的。中国的文化有生命力，其实是中国的书籍有生命力。
四、欧洲文明
早期的欧洲文明，多使用莎草片与蜡板作为书写材料。前者依赖于进口，所以价格高昂，一旦进口不畅，以之为书写材料的创作活动就很难继续。后者保存困难，不便流传，只宜临时充用。所以，由书写材料决定，这种早期文明必然只能存在于狭小范围之内（如古希腊的城邦国家和古罗马的地中海世界），要进一步扩大影响，只能借助于别种适当的复制材料。
古希腊文明时期，人们使用泥板书和莎草片书写，因此，由此产生的文明必然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只能局限在一个很小的地域范围，所以古希腊文明只能传播于各个城邦国家之间，而当时的城邦国家，人口一般都不超过十万。创作成本巨大，所以创作者要么出身王室、贵族或巨富，要么附庸于王室、贵族或巨富，例如众所称道的亚里士多德（其父为马其顿国王的御医，而他自己则先后接受过密西亚的统治者赫米阿斯、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的邀请，长期在宫廷中写作），否则创作活动很难持续。虽然其间也有一些平民出身的学者坚持着创作，他们的著作并未能大量流行，书写成本是一个不得不考虑的重要因素（柏拉图出身贵族，有集问世，而他的老师苏格拉底出身平民，无字传人，个人的志趣不同之外，财力也是造成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身体托庇于他人，思想当然也要受限制，这种状况在希腊化文明时期（注：所谓希腊化文明（Hellenistic civilization），是指始于亚历山大时代，终于基督教时代之初，盛行于地中海东部和西亚各地的文明，这种文明是希腊文明与亚洲文明融合的产物。具体内容参见[美]菲利普·李·拉尔夫、罗伯特·E·勒纳、斯坦迪什·米查姆、爱德华·伯恩斯著，赵丰等译：《世界文明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268页以下。）仍未有多少改变，当时的雕塑就受到这种影响，而建筑和雕塑恰恰是希腊文明和希腊化文明中极重要的艺术形式：“由于希腊化时代的雕刻作品是专门为富有的资助人制作的，因而雕刻家的目的显然在于创作出在构思和技巧方面都独具特色的作品——以便收藏者可以向世人夸示，此类作品是独一无二的。因此，毋庸置疑，复杂性本身受人羡慕，极度的自然主义风格有时晃到了被扭曲的程式化的边缘。”[4]这种创作活动的发展方向，取决于资助人的私人偏好，创作者的社会地位，同从事体力劳动的一般技工并无二致，所获报酬，只能是极其有限的。一旦统治者不再关注某种创作活动，与之相关的尝试就会迅速变成片段的死的历史，这也是我们经常所感慨的古代世界中技术发展到一定高度之后突然归于寂灭的原因之一。
古罗马文明时期，人们选用了木板、树皮的内皮、莎草片和羊皮板（pergamena，parchment）（注：选用该措辞而非羊皮纸的具体理由可参见潘吉星：《中国科学技术史·印刷与造纸卷》，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9－41页。）作为书写材料。作为书写材料的木板，或上覆蜡，或上覆石膏或其他白色涂料，虽然使用不便，但价格却比莎草片低得多，因此应用较广。蜡板易腐坏，虽数量众多，然留世极少。如前所述，莎草产自尼罗河流域，罗马帝国征服埃及之后，地中海成为其内海，产自埃及的莎草片源源不断地输入罗马，主要用于书写政令和法律解释（这两项是统治必需）。征服原料产地与进口相比，固然能相当程度降低使用莎草片书写的成本，但这种成本仍然是大多数人无力承担的。西罗马帝国崩溃之后，从埃及运输到欧洲的莎草片数量大减，公元4、5世纪之间，羊皮板取代了莎草片成为欧洲书写的主要材料。“从费用上看，羊皮纸尽管成本不菲，如抄一部《圣经》就要用200到300张羊或小牛的皮，但与从埃及进口纸莎草纸的费用比起来，相对来说要少得多。”[9]任何关于成本的考量都只能是相对的。而且，羊皮板易于长久保存，较之其他书写材料，书写与传播成本明显降低，特别适合气候较潮湿的地中海地区[10]，所以，古希腊罗马时代用羊皮板写成的部分作品一直留存到了中世纪，而羊皮板这种书写材料的使用也一直延续到造纸术被传入欧洲并且广为流传之时。但是，不容回避的是，上述各种书写材料都无法满足大量复制发行的要求，文明的成果不能迅速扩散，所以，罗马文明不可能在希腊文明的基础上有大的突破。
罗马文明所赖以产生和建立的基础同样阻碍书写与传播。古罗马文明的核心区域——拉丁姆地区，土地肥沃，农业发展比较快，“农业和畜牧业从古以来便是居民的主要职业。”[11]。加之不断进行的对外扩张，战争也成为重要的职业选择。由于征服活动的需要，普通民众的角色始终在农民和士兵之间往复转换，整个社会都不重视文化教育，大众的书写和阅读能力相当低，图书市场根本没有发展的必要和可能。创作在古罗马时期，只是少数人的有闲娱乐，而少数人之所以有闲，或是因为出身，或是因为选择了他人的出身，也就是附庸于他人，“以自己的作品为手段以求依附权贵，然后从他们那里取得丰厚的酬报。”[12]。虽然当时有为市政机关所购买的剧本，但创作者的主要经济来源还是资助，“对文学事业的资助因而起了关键作用”[3]，创作活动仍然不能独立。而且，古罗马的征服活动带回了大量的奴隶，这些奴隶代替罗马人进行被认为卑贱的书写活动，“在希腊——罗马古代文明中，作家通常不自己执笔，而是由秘书代劳。”[3]所谓秘书实际上就是作家的负责抄写的奴隶。这也是古罗马为何不尝试手抄以外的复制技术时不得不考虑的一个原因。奴隶的手抄书只能满足很小的市场需求，而当时的环境决定了古罗马的图书市场恰恰就是那么小，单凭手抄书即可保证流通，所以，书写材料的革命不可能发生在古罗马。此外，同古希腊文明类似，古罗马文明早期宗教活动并不兴盛，在创作活动上缺乏宗教的推动力，很难出现如印度文明中那样由激情所引导的辉煌成果。在其后期，基督教虽然有了较大发展，但因社会中文盲太多，阅读与欣赏的需求并不大。以上诸因素决定了书写材料的革命不可能发生在古罗马，同时也部分决定了古罗马文明对世界文明的贡献。
希腊文明湮灭之后由基督徒用羊皮板将之发扬光大，与书写材料息息相关；希腊文明的被遗忘，也与书写材料息息相关。羊皮板易书写、易保存，但成本非普通人所能承受。所以，中世纪欧洲的书写只能集中在三种人身上：第一，教士；第二，附庸于王室、贵族和富商的作家、行吟诗人等；第三，贵族、富商本人或其子弟。前两种人没有独立的地位，很难创作出具有独立精神的作品，而第三种人的数量太少，只能以特例形式存在，无法作为文明发展的常态。所以，文明长期停滞不前。
王室和贵族因血缘关系而获得地位，受古罗马以来不重视文化教育的传统以及蛮族不时入侵、征服的影响，不关心各种创作活动，甚至连自身的教育都未在意，大多数世俗贵族都是文盲[4]，不会写自己姓名者大有人在[13]，以至于“很多国王和皇帝并非个个有阅读能力，亨利四世（HenryⅣ，1050—1106年）因能看书信而受到赞扬”[14]。只是发展到后期，为装点门面、附庸风雅，做文艺活动的庇护者，对之加以资助。骑士阶层对文化活动没有丝毫兴趣，癫狂的十字军东征和无聊的骑士爱情已经耗尽了其所有精力。行吟诗人为了混口饭吃，奉上的都是媚世、谀人之作，他们的作品自然要以其所附庸的骑士和贵妇人为主人公，思想观念也要与他们的庇护者保持基本一致[15]。这种类型的作品是不需要市场的，只需满足庇护者之需即可。独立的创作是不可能在这种人身严重依附的状况下出现的。
基督教发展壮大之后，大有先“教”后“国”之势，教会的财力甚至比王室还要强大，书写日益集中在教士阶层，教会资助的，则是教士当做苦修的抄写《圣经》的重复劳动和证明上帝存在的徒劳观察。作为书写技术和资金的集中地，修道院很自然地承担起了文化保留的角色，教会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羊皮板的高昂价格导致了教育被教会垄断，“任何一个有文化修养的人，必定是一个教士或修道士。这种情况在中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如此”[13]。但是，一旦将抄写作为苦修的手段，教士就不会在书写内容与书写材料上有所创新，他必定致力于在麻木中得到升华。以苦修为抄写的动机，这也注定了修道院仅仅能承担文化保留的角色，无法引导教士独立思考、创作。
由于不断的战乱、灾祸以及农耕水平的停滞乃至倒退，农民将精力都集中在解决温饱问题上，无暇顾及精神生活。羊皮板的高昂成本直接将普通民众严拒在阅读与创作的大门之外，文盲率居高不下。从国王到农民，各个社会阶层的文化程度都非常低[14]，低到书籍的买卖在当时几乎没有什么市场。莫说是一般的文本，就连《圣经》这一信仰的工具，也无法人手一册，个人的独自修行不能实现，信仰的发展只能处于蒙昧状态。“以《西奈册子本》（约公元350年）为例，人们计算至少需要365张山羊皮或绵羊皮。而一份9世纪的图尔版《圣经》则210张羊皮。”[3]就连古登堡印制的采用了较小字体的《四十二行圣经》，“羊皮本30本，由300头羊提供”[16]。中世纪的欧洲，特别是早期，没有复制大量书籍的社会需求和资金准备。造纸术和活字印刷术的迟迟引入，也决定了中世纪早期的欧洲欠缺复制、发行大量书籍的技术条件。无纸时代，使用任何一种书写材料的写作活动都是“烧钱”。因各种条件都不具备，所以与同时期的中国相比，欧洲自然处于黑暗之中。只要没有一种足够强大的力量打破这种恶性循环，欧洲就还将继续处于黑暗状态。可以说，书写材料与中世纪的黑暗有着直接、密切的联系。
十字军东征的劫掠活动为欧洲带回了原本在希腊的欧洲文明的种子，造纸术的传入则提供了欧洲发展所需的适宜的水分，由地中海地区而展开、扩大的商业活动为之准备了广大肥沃的土壤，而宗教人士的反思又为欧洲的进步制造了新鲜的空气。所有这一切，打破了原有的黑暗状态，成就了欧洲的文艺复兴。而文艺复兴的成果，凭借着印刷术的传入和推广，深入民间，最终引发了工业革命的诞生。
我国的造纸术经由阿拉伯于11世纪左右传入欧洲，而印刷术则因伊斯兰教的宗教信条而迟迟不能走向黑暗的欧洲：“有证据表明，直到14世纪，西至埃及的范围内都在使用这一技术。然而，与造纸术不同，宗教上对印刷可兰经的反对阻止了印刷术经伊斯兰教地区向西传播。”[17]造纸术的传入解决了羊皮板书写所带来的成本问题，“在14世纪，同样大小的纸张，纸的价格就比羊皮纸的价格便宜四倍，到了15世纪中期，它比羊皮纸的价格便宜了13倍”[13]，而且，“生产纸张更为快捷，可以大批量生产”[3]。印刷术的引进则免去了手抄这种效率低下、效益微薄的体力劳动：（手工抄书）“12世纪出书的速度是一天5页，抄完一本圣经一般需要6个月”[18]，而随着活字印刷术的使用，“这种发明在约20年间就使印刷书本的价格降为手抄书的五分之一。”[4]造纸与印刷术传入西方之后，较之羊皮板的书写与传播便宜很多，欧洲人有可能产生复制大量书籍的冲动。而十字军东征从阿拉伯世界掠夺回众多已被遗忘古希腊的学术经典，则让他们获得了复制的模板。复制模板与复制材料均具备之后，在教会意图完美诠释《圣经》的努力下，大学得以创建并获得发展，文艺复兴也在其不经意间展开。
随着大学的建立，欧洲产生了对书籍的巨大需求，然而手抄书根本无法满足，但在印刷术传入之前，这种需求只能被继续压抑。因为字母文字的原因，活字印刷术一旦引入西方就有利地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实际上，“15世纪后半叶欧洲活版印刷术的发展，改变了西方文明的特征。如果一个出生于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那年）的人在他50岁时回顾过去，会发现他一生中大约有800万册图书已经被印刷，而这一数字可能超过了从君士坦丁在公元330年建立君士坦丁堡以来整个欧洲图书手抄本数量的总和。”[17]文艺复兴因活字印刷而光大，宗教改革因活字印刷而发端。
出于验证宗教信条的动机，欧洲人发现了新航路，商业文明的发展打破了中世纪的恶性循环，对知识的渴求动摇了教会的权威地位。同时，因为印刷复制成本的下降，人手一册《圣经》，教士独自解读经典和垄断教育的时代一去不复返，新教运动呼之欲出。教会本想通过印刷来加强思想控制，但这一颠覆性的尝试使得《圣经》的文本非常容易获取，先前教士通过掌控《圣经》的文本、诠释经典而获得的威信难以继续维持：“有趣的是，印刷革命在初期是得到教会大力支持的，因为罗马教廷的统治者相信，这是上帝赠给他们的扩大基督教影响的新工具。”[18]宗教若是被除去神秘的面纱，则它的没落就是必然的。而印刷术的应用，则使新教运动的范围超出特定地区的局限，结束了僧侣垄断学术的局面，并最终使得欧洲从黑暗的中世纪中解脱出来[19]。虽然如此，创作成本依旧不小，加之传统的影响，文化庇护现象仍然广泛存在，作者依旧无法因写作获得市场的报酬，依旧仰人鼻息（注：“在很长时期内，作者得到的稿酬微乎其微，他们从来得不到销售中的权益，只能把书卖给书商得到一次性的稿酬或几本样书。从几个有名的例子可看出1750—1760年付酬情况：《爱弥儿》（Emile）书商付了6000法国古磅（livres）给卢梭，狄德罗花了20年心血的《百科全书》酬金为120000法国古磅。剧作家的待遇优厚些，他们除了剧本稿酬以外还有上演稿酬，1780年以后，五幕剧的稿酬固定在1/7．传统的做法——作品的成功，使某位保护人注意到其作者，在府中为其留一个位子——延续了很长时间。”[法]安东尼·德·巴克、弗朗索瓦丝·梅洛尼奥，朱静、许光华译，李棣华校：《法国文化史·Ⅲ·启蒙与自由：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3页。）。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和建筑艺术之所以能保留下来，并非完全由于统治者对创作者的承认，而是出于政治的考虑或者个人的特殊偏好，统治者庇护文学活动，同样也不是单纯为了艺术的追求。既然托身于王室或贵族，那么创作者也为了获得体制内的生存，就不得不有限制地选择表达的内容和方式[20]。
但是，随着海外市场的不断扩大，商业活动瓦解了原来的社会主体：农民，他们被细化为各类新的工种和阶层。书写成本的低廉，才能引发大众的创作；而大众的创作，才能产生多样的作品；多样的作品，制造出不同的市场需求；不同的市场需求，催生着强烈的利益归属要求；有了强烈的利益归属要求，才有版权保护的必要。《圣经》和类似《圣经》的作品，目的本应只在于传播，盗版与否，于其并无妨害，甚至有利于这一目的的实现。所以，类似于宗教这一类的单一市场需求，不能催生出版权保护。很明显，“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鼓舞了人们对书籍与知识的热情，迅速发展的印刷业则迎合了人们的需求。”[21]分工的趋势需要分类的书籍以解决工作中的问题，分工所引发的心理变化也需要分类的书籍来慰藉其心灵。这种分工的趋势导致了图书市场的专业化，书籍不再是千篇一律的神学著作或赞助体制下阿谀奉承之作，创作者从此能保证一个稳定的读者群。高度分类的作者和高度分类的读者，这种一一对应关系为创作者提供了一种新的机制：借助于图书的市场销售而获得报酬，独立命题，独立写作。图书市场的不断发展带来了报酬，催生了著作权制度，同时也解放了作者。同画家在其绘画作品上署名一样[22]，作者在图书上的署名表明了他已经成为了市场竞争的主体，愿意将带有个性特征的表达向整个世界展示。创作者的经济与社会地位越来越高，文化庇护离精神的产生愈来愈远。图书的出版、发行商因深谙各种分类群体的需求而主导市场，连接着已大大不同于过去任何时代的作者与读者。为了维护各自的获取报酬的权利，作者与出版商，特别是出版商，积极要求著作权制度的诞生。因此可以说，“正是印刷技术的发展才推动了著者去主张自己的经济权利，去要求官方的权利保护，对版权予以制度化正是在印刷术发展之后的产物。”[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