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传播成本与作者的独立身份——著作权制度产生之前作品传播略考
概言之，新航路的开辟所引起的社会分工、造纸印刷术的引入以及欧洲自罗马法以来的法律传统，共同造就了著作权制度的产生。先有独立之地位，后有独立之精神；先有便宜之书写，后有独立之地位。庇护、赞助，固然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文艺活动的发展，然而这种使创作者始终处于附属地位的机制，不可能长效，因此，必然被超越。文化庇护虽然在此后仍有生命力，但已根本无法撼动能赋予作者独立地位的著作权制度。至于这种制度是否该立刻退出历史舞台，则有较多疑问，我们现时似仍有较多借鉴价值。
五、中华文明
早期的中华文明同它种文明经历了同样的发展路径：巫史一家（注：拉斯科岩洞的壁画内容同样说明了这一问题，但基于文章篇幅的考虑，略而不论。）。这从我们现已发现的最早的书写材料甲骨文的使用上就可以看出一二。殷商时期统治者通过巫史问卜鬼神，甲骨文大都是占卜后的卜辞。龟甲牛骨虽易取得，但书写极难，不是理想的材料。所以，甲骨文基本上都是供统治使用，以之为基础的文学创作迄今还无多少发现。“传说中造字的仓颉就是黄帝的史官，一定程度上这也是历史真实的反映”[24]，信然。三代以下，“瞽史、祝史、巫史等等，都主持天道鬼神灾样等事，都与古代印度、波斯、埃及、巴比伦等国的祭祀阶级相似，大概都是靠近国王身边，构成神权政治的人物。”[25]巫史一家，再次证明书写技术是一种重要的统治工具。钟鼎铭文、石鼓文，虽然坚固耐用，但书写艰难，或造价不菲，加上不便移动，所以只能是在简帛出现之后迅速被放弃。以这些材料书写，其内容当然集中于行政所需。因书写材料的稀少与尊贵，文学创作较少且集中在贵族阶层，教育活动亦无法普遍开展。与此相适应，官员的选拔制度以世袭为主，也就是世官制，亲贵合一，专注于身份。这种选拔制度半是自愿，半是无奈：自愿是指统治者本就爱任人唯亲，无奈是说受教育者大都是贵族，平民阶层并不掌握书写技术这个重要的统治工具。
之后，简帛的使用引起写作的流行。简为竹片，牍是木片。惠施学富五车，即为简牍所写就的书籍。“与甲骨、金石相比，竹木的优点十分明显：一是取材容易，漫山遍野，价廉易得；二是整治刮削工艺简单，方便书写修改；三是可连缀成册，使容量加大，可以书写长篇宏论，既便于文化普及又利于学术发展，这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是十分重要的。”[24]简牍的不足之处在于重量大，移动不易，影响文化的传播。例如，东方朔“初入长安，至公车上书，凡用三千奏牍。公车令两人共持举其书，仅然能任之。……读之二月乃尽。”[26]缣帛易着墨书写，容量大，舒卷自如，便于阅读。但用缣帛书写的成本太高，在汉代一匹（2．2×40汉尺）缣值600余钱，一匹白素800馀钱，折合汉代通用米价，则一匹缣相当六石（720斤）米的价格[27]。如此高昂的价格，只能是让写作成为庙堂之学，就连政府也只能将最重要的材料用缣帛写就，其他文件都以竹简为之。成语所谓“贫不及素”（素是指白色的帛），即由此而来。官员的选拔制度也跟着开始多样化，出现学仕制、军功制、客卿制等等，而民间亦兴养士之风。战国时代养士成风，齐孟尝君、赵平原君、楚春申君、魏信陵君各养士数千人。这些被养的“士”，依附于四君子，无论军国大事还是文艺创作，均惟四君子之令是从，无独立性可言。书写材料部分决定了文化的发展形态。
同前述种种书写材料相比，纸的造价大幅度降低，易舒展，易书写，易携带，而最重要同时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是：可用于大量印刷复制。所以，造纸术发明之后，极大地加速了我国文明的进程。汉武帝之前，没有官办学校，各地都是私人教授。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五经博士，但官吏任用仍行保举之制。“士人只要潜心攻经，就可能入仕，大大刺激了官方和民间对书籍的需求。”[28]书肆表明书籍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敲门砖的单一命运。槐市是西汉政府文化教育政策的产物，受统治者的直接影响。而书肆则与槐市不同，完全以谋取利益为目的。“总之，‘书肆’是适应民间教育事业普及和文化学术思想发展的产物，也是商品生产和交换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28]
两汉时期，统治者坚持外儒内法，官员的选拔制度采取察举制，更偏重于被举荐者的道德修养。“察举”和“征辟”的主要依据是儒家的道德行为标准，乡党宗族的评议是一个重要的标准。因此，社会上往往出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29]的荒唐故事。虽然此时发明了造纸术，太学等各级学校普遍建立，但由于书籍的复制还借助于人工抄写，传播成本导致官员的选拔任用并没有同考试制度结合起来。士人则醉心于立德、立言以求得功名，无意从作品的创作与出售中获取短期的经济利益。魏晋南北朝时期为除东汉官吏选拔之弊，实行九品中正制，本欲家世、道德、才能三者并重，但因门阀世族的缘故，“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30]，所选举出的“人才”，忙于“熏衣、剃面、傅粉、施朱”[31]，根本无治国之才，也无创作之能。这种制度弊病颇多，所以隋朝实现大一统之后，推行科举制以矫其弊。
科举制之所以能在隋唐两代顺利推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佛教推动发展的雕版印刷术的出现。佛教与基督教在经典文本方面的差别是造成西方长期以来没有印刷术发明的重要因素：西方从来没有出现过像佛教那样大量复制佛经的需要，由于只有一部或几部经典，手抄就可以满足一切需求。佛教自汉明帝传入中土中国以来，流传颇广，信徒众多。因为信仰的需要，佛教徒渴求佛教经典，而统治者也常常对佛教产生兴趣，支持佛经的复制，整个社会都因宗教的原因而热望印刷术的产生。例如，“开皇元年高祖普诏天下，任听出价，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而京师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都邑之处，并写一切经藏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32]此种抄写活动，更让社会大众深感手抄之烦。同时，中国的佛教信徒并无西方教士的“苦修”心理，不会执着于抄写而拒绝技巧上的反思，在他们看来，“印本与写本经咒咒文具有相同的法力和功能，他们宁愿用印本，这样就无需几十遍至几百遍抄写经咒了”[14]。于是，雕版印刷在隋代产生就不足为奇了。
科举制的创立与推广，和雕版印刷术的发明有相当的关系。“印本书正是促成科举制完备和发展的动因，因为它能提供科举考试所需的标准读物，为社会培养大量知识人才。”[16]科举制下，读书人可能随时进入统治阶层：“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注：高明：《琵琶记》。全诗内容为：“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自小多才学，平生志气高。别人怀宝剑，我有笔如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神童衫子短，袖大惹春风。未去朝天子，先来谒相公。年少初登第，皇都得意回。禹门三级浪，平地一声雷。一举登科日，双亲未老时。锦衣归故里，端的是男儿。”）科举的本来目的是选拔人才，与前述种种选拔制度相比，科举考试更加公平、公正、公开，也促进了社会各阶层的流动。同时，科举考试也推动了知识的普及。科举考试为读书人提供了这样一条道路：通过读书考试而考取功名，获得独立的地位，便于进行独立创作。“中国古代是否有稿酬制度，虽然并没有足够的资料作佐证，但那时有名的文学家、史学家居官为文，都是要取报酬的。”[32]而在同时期的西方，创作者只能附庸于教会、王室或贵族以期有资金支持写作。所以，科举制度对于中国文化的繁荣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作为一项制度，科举考试也无法避免被异化的命运，赵嘏曾有诗句“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即是对科举制的深刻评价。待到明朝时八股文章一出，读书人的创造力就几乎被扼杀殆尽了。因此有清以来，文学创作或技术革新有成就者，大都为科考失意人。
至宋，虽疆土不再，但经济文化却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教育普及程度和知识分子队伍居世界首位”[16]，活字印刷也就在这种时代大背景下诞生。然而活字印刷却未能在宋代被推广，甚至在元明清三朝，活字印刷也只占很小比例，原因有三：其一是因为汉字乃象形文字，以活字印刷时排字、拣字颇为费时费力：“汉字抄写的缓慢而复杂，可能曾使中国人对机械复写的方法产生远胜于西方的需要。活字对拼音文字有更大的吸引力，而雕版印刷则更适合汉字的书写体系，这是很自然的”[19]；其二是因为我国印行的书籍多为经与典，印量极大，采用雕版印刷反而经济：“我国人口众多，书籍的需求量远远大于其他国家，书籍经常脱销，所以出版者出于成本的考虑，宁可继续使用雕版印刷。同时，汉字在活版印刷方面存在着天然的劣势：常用字就有两三万个，如果改活字印刷，所需活字量在10—20万个或者更多，工程浩大，反而不如雕版印刷便利。还有一点，中国纸相对较薄，更适合雕版印刷。”[16]；其三是因为宋代统治者改革科举制，考试的层次增多，愈加耗时，欲求取功名的读书人更无法阅读其他书籍，市场流通的书籍大都为没有专业分工色彩的佛经道藏和儒家经典，适宜活字印刷的书籍市场销路更窄。因为汉字的特性和科举制的限制，活字印刷术并未能取代雕版印刷术而成为印刷的主要方式。因此，虽有大众的创作、多样的作品和不同的市场需求，又有较早发明的造纸与印刷术，宋代终未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技术难度与市场需求阻碍了著作权制度的生成。
元明清三朝时活字铸造技术并未有大的发展，而科举制度依旧，甚至出现八股取士，加上闭关锁国，商业活动只是在本土范围内进行，没有与其他文明的交流、冲击，我国没有能赶上近代西欧发展的脚步。须知，“在地球人中间，进步是不常发生的例外而不是惯例，文化上的重大进展更多的是由于文化传播，而不是由于原创的普及。”[1]可惜，基于统治需要而主动采取的闭关锁国政策让我们的先人失去了享受“文化传播”益处的机会。造纸和印刷术的发明使我国的文化发展有了便宜的载体，而科举制又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为我国的文化发展提供了自立的主体，因此，我国的古代文明能兴盛如斯。但是，科举制后来的发展确实影响了我国的前进程度，而活字印刷术也因为汉字的原因未能使宋以来的读书人大受益。
结论
从各个文明的历史考察中我们可以看出，文明延续的前提之一是适当的书写材料，超越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经验正是文明的生命力所在，书写成本和复制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明程度。一种文明要想长盛不衰，就必须赋予创作者独立的身份，使之能够凭借自己的创作而收获财富。独立之地位与自由之思想未必能带来学术的进步与社会的前行，但有这两者的保证，我们实现文化繁荣的目的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著作权制度为什么能成为现今各国通行的选择，其主要原因，就是这种制度能保障创作者通过创作而获取报酬，经济独立，社会地位独立，思想也独立，而只有独立的思想才能自由（注：当然，著作权制度的选择也有实力较量的因素。）。有了独立的身份，我们才不会将思想的独立的希望全部寄托于偶尔一现的天才身上。
与其他文明中的创作者相比，我国古代的士人从来不缺独立的地位，但他们并没有通过作品的销售而获取经济利益，形成稳定的出版行业，为何？书写材料的便捷经济与传播成本的低廉，使得文化考试和官员选拔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体制内外可以自由流动，所有梦想未曾破灭的人都对作品出售这种小“利”保持缄默态度。包括科举制在内的替代制度保障了我国古代士人的创作激情，但同时也阻碍了著作权制度的生成。无著作权制度的古代中国能将文化延续发展到当时的顶点，至少可以归因于汉字、科举制、造纸印刷术、宗教及地理因素等，尤其是科举制对于中华文化的发扬意义非凡；其他文明既无适当的书写材料，又缺乏类似于科举制的官吏选拔任用制度，行政效率不高，因此，或遇外敌入侵加之不利的地理环境，文明从此灰飞烟灭（古印度、古埃及、古代两河流域），或因宗教与愚昧的统治阶层所负累，文明长期停滞不前（文艺复兴前之欧洲、伊斯兰文明）。著作权制度正是因为解放了创作者，使创作者拥有独立的社会地位（特别是经济地位），才使得创作者们能爆发出惊人的能量，以智慧改变自身的前程、人类的进路。如此，则我们能得到这样一点认识：任何一种制度，只要能赋予创作者独立地位，就能促进思想的进步，我们就应该对之加以利用，而不该拘泥于著作权制度这一种模式。
“历史通常只关心危机，只关心缓慢运动过程中出现的剧变，然而，危机事前都经过长期的酝酿，事后又产生无穷的后果。”[33]著作权制度背后的故事，值得我们关注。
注释:
[1][英]查尔斯·辛格，E·J·霍姆亚德，A·R·霍尔．王前，孙希忠主译．技术史·第1卷：远古至古代帝国衰落（史前至公元前500年左右）[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509，510，41．
[2][英]H·G·韦尔斯．梁思成，等译．世界史纲·上[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95．
[3][法]弗雷德里克·巴比耶．刘阳，等译．书籍的历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1，26，19，48，90．
[4][美]菲利普·李·拉尔夫，罗伯特·E·勒纳，斯坦迪什·米查姆，爱德华·伯恩斯．赵丰，等译．世界文明史·上卷[M]．上海：商务印书馆，1998．50，507，96，96，413，417，300，529，720．
[5]令狐若明．古埃及人的书写材料和书写工具[J]．世界历史，2002，（5）．
[6]宋立宏．说纸草——《阅读纸草，书写历史》译后[J]．博览群书，2006，（12）：73．
[7]陈子丹．贝叶档案散论[J]．思想战线，1996，（1）：78．
[8]段成式．酉阳杂俎·广动植之三[M]．齐鲁书社，2007，卷十八．
[9]孙宝国，郭丹彤．论纸莎草纸的兴衰及其历史影响[J]．史学集刊，2005，（3）：109．
[10][英]查尔斯·辛格，E·J·霍姆亚德，A·R·霍尔，特雷弗·I·威廉斯．潜伟主译．技术史·第2卷：地中海文明与中世纪（约公元前700年至约公元1500年）[M]．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136．
[11][俄]科瓦略夫．王以铸译．古代罗马史[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46．
[12]王以铸．古代罗马的“书籍”、“出版”事业[J]．出版史料，2003，（1）．
[13][法]米歇尔·索托，让－帕特里斯·布代，阿尼达·盖鲁－雅拉贝．杨剑译．法国文化史·Ⅰ·中世纪[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45，54，349．
[14]潘吉星．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源流、外传及世界影响[M]．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2．515，515，518．
[15]倪世光．西欧中世纪骑士的生活[M]．河北大学出版社，2004．296－297．
[16]潘吉星．中国科学技术史·印刷与造纸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609，20，184，412．
[17][英]查尔斯·辛格，E·J·霍姆亚德，A·R·霍尔，特雷弗·I·威廉斯．高亮华，戴吾三主译．技术史·第3卷：文艺复兴至工业革命（约1500年至约1750年）[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262，261．
[18]沈固朝．欧洲书报检查制度的兴衰[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15，16．
[19]钱存训．刘祖慰译．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化学及相关技术·第一分册纸和印刷[M]．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330，7．
[20][法]安东尼·德·巴克，弗朗索瓦丝·梅洛尼奥．朱静，许光华译．李棣华校．法国文化史·Ⅲ·启蒙与自由：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52．
[21][法]G·勒纳尔，G·乌勒西．杨军译．近代欧洲的生活与劳作（从15—18世纪）[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10．
[22]陈孝川，郭振铎，吕殿楼，吴泽义．文艺复兴史纲[J]．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173．
[23]李雨峰．枪口下的法律：中国版权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49．
[24]肖东发．中国图书出版印刷史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24，26．
[25]周谷城．中国通史·上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104．
[26]司马迁．史记·滑稽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8，卷一百二十六．
[27]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M]．陕西人民出版社，1958．85、96．转引自潘吉星．中国科学技术史·印刷与造纸卷[M]．科学出版社，1998．38．
[28]章宏伟．出版文化史论[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2．22，45．
[29]葛洪．抱朴子·审举[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外篇卷十五．
[30]房玄龄，等．晋书·刘毅传[M]．北京：中华书局，1996，列传第五十五．
[31]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卷八．
[32]魏徵，等．隋书·经籍志[M]．北京：中华书局，2008，卷三十二至三十五．
[33][法]费尔南·布罗代尔．唐家龙，曾培耿，等译．吴模信校．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第一卷）[M]．上海：商务印书馆，1996．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