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护人责任若干争议问题探讨

    笔者主张，被监护人在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致他人人身损害的，在教育机构未尽到或不能证明其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情况下，教育机构责任和监护人责任的承担应有先后顺序之分，监护人承担的是后顺序的按份责任。申言之，在依过错程度和原因力大小确定教育机构的责任份额之后，就其他部分，再适用《侵权责任法》第32条的规定，由监护人承担无过错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的，仍可以减轻责任。这是由于，监护人对被监护人具有监督和教育职责，但是当其将被监护人送至教育机构生活、接受教育之时，其直接教育和监督、管理被监护人的机会减少，其责任不应被过分加重；而教育机构根据其过错程度和对损害造成的原因力所承担的责任通常只是部分责任而非全部责任（教育机构人员指使或唆使被监护人之间互相侵害等情况除外）；在教育机构未尽到或不能证明其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情况下，考虑到监护人直接履行职责的受限性且教育机构又有过错，自应首先在依据过错程度和原因力的大小确定教育机构应承担的责任份额之后，再确定致害方监护人的责任份额。惟有如此，才能恰当地确定教育机构和监护人之间的责任关系及责任比例。
    与此相关，《侵权责任法》第40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以外的人员人身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管理职责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此种情况下，第一责任人是直接实施侵权行为的“教育机构以外的人员”，而教育机构承担的是过错责任原则下的限额补充责任，该条规定中并未涉及监护人责任的承担问题。但如果致人损害的“教育机构以外的人员”同属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例如，精神病人或邻校的中学生到本校实施了致人损害的行为），则会涉及到致害人的监护人责任问题。此种情况下，致害方监护人与教育机构的责任承担顺序与第38条、第39条的规定不同，应进行相反的界定，即首先应由致人损害的未成年人、精神病人的监护人依第32条的规定承担责任；其无力赔偿或责任减轻的部分，再由未尽到管理职责的教育机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
    （四）监护人与教唆人、帮助人的责任分担
    《侵权责任法》第9条第2款规定了教唆人、帮助人和监护人的责任分担问题：“教唆、帮助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侵权行为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该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未尽到监护责任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关于教唆人、帮助人和监护人在责任承担中的关系和责任形态问题，理论界存在连带责任说、不真正连带责任说、单向连带责任说和按份责任说等不同认识。
    连带责任说认为监护人未尽到监护职责的，要与教唆人、帮助人就被监护人致他人的全部损害承担连带责任；监护人对被监护人严加管教仍未避免损害发生的，监护人只需承担部分赔偿责任。[12]267不真正连带责任说认为教唆人、帮助人是终局责任人，监护人承担相应的责任后有权向教唆人、帮助人追偿。也即是说，监护人在其应承担的责任范围之内与教唆人、帮助人构成不真正连带责任。[11]538单向连带责任说认为教唆人、帮助人承担的是连带责任，未尽到监护职责的监护人承担的是按份责任；受害人可以主张教唆人、帮助人承担全部责任，但只能向监护人主张其应承担的“相应的责任”；若教唆人、帮助人承担了全部责任，则其可向未尽到监护职责的监护人就其应承担的责任份额部分主张追偿。[5]717、743按份责任说认为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时，应由教唆人、帮助人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监护人未尽到监护职责的，认定各方责任的标准为比较过错原则、比较原因力原则和衡平考量原则。[2]80
    笔者赞同单向连带责任说的主张，主要理由如下：首先，连带责任说过于严苛，也不符合法条表述；[9]62连带责任具有“只能法定而不能推定”的属性，[2]78而本条款中并没有类似于连带责任的表述，而未尽到监护职责的监护人“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之表述则明示了此种情况下监护人只须承担与其过错或原因力相适应的责任，而非让其承担连带责任。其次，不真正连带责任说的主张也不足取，因其可能因追偿权的行使而使得未尽到监护职责的监护人最终逃避了监护人责任，因而不当加重了教唆人、帮助人（尤其是帮助人）的责任。再次，按份责任说也不尽合理。理由主要在于：教唆、帮助欠缺行为能力人实施侵权行为的主观恶性远强于教唆、帮助完全行为能力人的主观恶性，依据《侵权责任法》第9条第1款的规定，教唆人、帮助人与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被教唆人、被帮助人承担的是连带责任，而适用该条第2款如若得出按份责任的结论，反倒使得欠缺民事行为能力人侵权的教唆人、帮助人承担按份责任，显然使教唆人、帮助人承担了比连带责任更轻的责任，即消除了教唆人、帮助人对外承担整体责任的可能性，增加了受害人之受偿不能的风险，不利于受害人的充分受偿；同时，这也违反了“举重明轻”的法律解释规则。单项连带责任说恰好弥补了按份责任说的弊端，其让教唆人、帮助人承担向监护人追偿不能的风险，又没有像连带责任说那样增加监护人追偿不能的风险负担，同时又对受害人损失之完全赔偿的实现给予了更多的机会。因此，这种理解和解决方案，合理允当，值得接受。
    另一相关问题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教唆、帮助另一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乃至完全行为能力人实施侵权行为的，有关责任应如何承担？法律对此未作明确规定，学界也少有关注。实务界有同志认为：“教唆人、帮助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时，若加害人为完全民事行为人，其被教唆的情形在法律上不会出现；在其被帮助的情形下，可以认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际上是为其利用，加害人应单独承担侵权责任。”[2]83笔者认为这种见解颇有道理，值得赞同。但其同时认为：在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教唆、帮助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加害行为的情形下，“教唆与被教唆、帮助与被帮助均不好认定”，“此种情形可认定为共同侵权行为，由各方监护人共同承担侵权责任。”[2]83这一认识，笔者则不敢苟同，而是认为此种情况下应按照前文中“数个被监护人致害情况下诸监护人的责任形态”问题的处理规则对待。理由在于，既然《侵权责任法》未采纳侵权责任能力制度，依当然解释的方法，被监护人所实施的致害行为况且不能认定为法律意义上的“侵权行为”，则其更无法完成具有更高主观恶性的“教唆”、“帮助”行为，自亦不能形成数个被监护人的“共同侵权行为”而让各方监护人按《侵权责任法》第8条的规定承担责任。因此，从解释论的角度讲，《侵权责任法》第9条两款规定中的“教唆人”、“帮助人”均限指完全行为能力人，欠缺民事行为能力者之间不能构成侵权法意义上的“教唆、帮助”。（注：但需要指出的是，在现实生活中，限制行为能力人“教唆”、“帮助”他人实施致害行为的现象确实常有发生，譬如，15岁的乞丐王“教唆”、“帮助”另一16岁或19岁的乞丐实施侵害行为等。此种情况下，其责任形态如何值得探讨。在欠缺法律明文规定情况下，难免会出现裁判结果不一的现象。因此，关于欠缺行为能力人的责任能力问题，在我国未来《民法典》制定时仍有探讨的必要。笔者认为，从立法论视角来看，至少应该肯定限制行为能力人具有一定的意思能力和认识能力，应使其具有相应的责任能力。）
    四、监护人责任案件中诉讼主体的确定
    （一）理论和实践中的不同观点与做法
    被监护人遭受他人侵害之时，此一受害的被监护人应作为原告；但由于其没有诉讼行为能力，其诉讼行为应由其法定代理人代为实施。对此主张和做法，学界和实务界并无争议。但在涉及被监护人致人损害且由其监护人承担责任的案件中，被告应如何确定，素有争议。在理论探讨和实务操作中，存在单独被告说、法定代理人附加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之双重身份说、共同被告说、依财产区分说等不同的主张和做法。
    单独被告说又分为被监护人单独被告说和监护人单独被告说。被监护人单独被告说又称法定代理人说，其认为被监护人是致害主体，理应作为侵权诉讼的被告，但由于其没有诉讼行为能力，故由其监护人作为法定代理人代为实施诉讼行为。[22]监护人单独被告说认为，被监护人由于没有责任能力，不应作为责任承担的主体，而只能由其监护人作为被告。[23]监护人单独被告说与前文所述的“一般与例外关系说”和“主从关系说”具有对应关系，其均认为被监护人致害案件中的责任主体只能为监护人，从有财产的被监护人的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只涉及费用支付问题，并非责任承担问题，被监护人自不可作为诉讼当事人。[1]
    法定代理人附加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之双重身份说认为：监护人在诉讼中承担双重身份，一种身份作为被告（被监护人）的法定代理人，另一种身份是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24]
    共同被告说认为从有财产的被监护人的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而由监护人赔偿其不足部分，实际上确定了监护人和被监护人之间的连带责任关系，为必要的共同诉讼，应列为共同被告。受害人只起诉一方的，法院应当依职权追加监护人或致他人损害的被监护人参加诉讼；[2]238、[12]289监护人在这种诉讼中具有双重身份，一种身份是被告，另一种身份是另一被告（致人损害的被监护人）的法定代理人。
    财产区分说则认为，致人损害的被监护人无财产时，列监护人为单独被告；被监护人有财产时，列监护人和被监护人为共同被告。[25]此说与本文所介绍的“平行关系说”形成实体法和诉讼法上的部分对应关系，即无财产的被监护人致人损害的案件适用第32条第1款，监护人为单独被告，有财产的被监护人致人损害的案件则适用第2款规定，承担不足部分责任的监护人和被监护人为共同被告。
    在《侵权责任法》实施一年多来的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对监护人责任纠纷案件中的被告的确立存有不同的做法。有些案件采“被监护人单独被告说”，只将被监护人列为被告，但却判令监护人承担赔偿责任（注：例如，“麻衣冬姆·买门诉周乐兵等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新疆自治区鲁木齐市新市区人民法院(2010)新民一初字第151号民事判决书；“师婧涵与师贝贝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案”，河南省新乡市长垣县法院（2011）长民初字第1222号民事判决书等）；亦有案件采“共同被告说”，将被监护人和其监护人列为共同被告，但却仅判令监护人承担赔偿责任（注：例如，“马某诉马某1等健康权纠纷案”，河南省新密市人民法院（2011）新密民一初字第2291号民事判决书；“罗某诉何某某等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案”，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0)酉法民初字第1549号民事判决书；“钟某某诉侯某等身体权纠纷案”，广西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2011)青民一初字第379号民事判决书等）；还有些案件采“监护人单独被告说”，将监护人列为单独被告，并判令其承担赔偿责任。（注：例如，“王成等与李彦波生命权、健康权纠纷上诉案”，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齐民二终字第85号民事判决书；“何某诉何新良等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湖南省汝城县人民法院(2010)汝民初字第620号民事判决书。）这些案件的判决均明确以《侵权责任法》第32条为裁判依据，并且多数判令监护人承担赔偿责任，但却在谁为监护人责任纠纷案件的被告上出现不同做法，导致司法实践中出现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的脱节与龃龉。
    （二）本文的主张
    针对理论上的上述争议和实践中的不同做法，本文认为应站在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制度衔接与规则协调的立场上，分别从立法论和解释论两个角度探讨该问题的解决之道。基于解释论，采行“监护人单独被告”说。
    就前面的阐述可知，我国法律上是否采纳责任能力的概念和制度，不仅对监护人与被监护人的责任构成问题影响重大，对被监护人致害案件中的被告主体地位的确定，亦具有决定意义。从立法论角度来讲，笔者曾主张自然人的民事责任能力是一种独立的民事能力；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的判断标准，应以基于意思能力而确定的行为能力状况为一般标准，以财产状况作为确定欠缺行为能力人责任能力的例外标准；限制行为能力人也应有限制的民事责任能力。[26]
    但令人遗憾的是，笔者的主张未被《侵权责任法》所接纳。如若中国未来的民法典中采行责任能力制度，并确认限制行为能力人及有财产的欠缺行为能力人具有相应的责任能力，则其即具备了独立为其侵权行为承担责任的能力，可以作为被告；在被监护人致人损害案件中，应列被监护人和监护人作为共同被告。
    但从解释论的角度来看，我国《侵权责任法》未采纳侵权责任能力的概念和制度，并于第32条采行监护人为被监护人的致害行为负责的立法模式，这就使得监护人成为被监护人致害案件中的唯一责任主体；最高人民法院2011年修订后重新发布的《民事诉讼案由规定》（法[2011]41号）中所确立的“监护人责任纠纷”之案由名称，体现的也是这种认识。依立法和司法解释的精神，在被监护人致人损害的责任关系中，法律视监护人为侵权责任主体，而被监护人不是责任主体。因此，但凡让被监护人作为责任主体和诉讼中的被告的主张和做法，均违背立法原意，不足为取，唯有“监护人单独被告说”符合立法旨趣；在被监护人致人损害的案件中，监护人承担的是有减责事由的无过错责任，应为诉讼中的单独被告。
    在“监护人单独被告说”的解释论框架下，在监护人的责任确定后，至于赔偿金的实际支付问题，应区分监护人自愿支付与判决的强制执行两种情形来讨论。若监护人自愿足额支付赔偿金，则有财产的被监护人与监护人之间如何确立赔偿费用的支付比例，可由监护人自主把握。若监护人迟延或不支付赔偿金的，则需要通过执行程序予以解决：被监护人有无财产，由其监护人举证；监护人若不能指出被监护人的财产或不愿从中“支付赔偿费用”，则由其承担其所应承担的全部赔偿费用；如果监护人隐瞒被监护人有财产的情况而其自身又无赔偿能力或赔偿能力不足，则可由受害人举证或有执行法院查明被监护人的财产情况后，从中执行。而从有财产的被监护人处执行赔偿费用，并非意味着被监护人有责任能力或实际承担了“责任”，仅是赔偿费用的支付方式而已，对诉讼主体的确定并无影响。
 
 
 
注释:
[1] 陈帮锋.论监护人责任——《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二条的破解[J].中外法学,2011,(1).
[2] 奚晓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条文理解与适用[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
[3] 梁慧星.中国侵权责任法解说[J].北方法学，2011，（1）.
[4] 张新宝.侵权责任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5] 杨立新.侵权法论[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1.
[6] 周友军.侵权法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7] 王利明.侵权责任法研究（下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8] 梁慧星.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附理由：侵权行为编•继承编[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68.
[9] 王胜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释义[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10]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草案》主要问题的汇报[R]. 2008-12-22:3.
[11] 王利明.侵权责任法研究（上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12] 程啸.侵权责任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13] 孙亚明.民法通则要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1：238.
[14] 张佩霖.中国民事法律理论与实务[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2：323.
[15] 王泽鉴.侵权行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399-406.
[16] 薛军.走出“监护人补充责任”的误区——论《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二条的理解与适用[J].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0,（3）.
[17] 李霞.监护制度比较研究[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4:397.
[18] 王利明,郭明瑞,方流芳.民法新论（上）[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6：535.
[19] 王利明，周友军，高圣平.中国侵权责任法教程[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
[20] 朱广新.被监护人致人损害的侵权责任配置——《侵权责任法》第32条的体系解释 [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6）.
[21] 王利明.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制度探讨[J].法学家，2011，（2）.
[22] 贾莉.不应直接列监护人为被告[N].人民法院报，2005-12-18.
[23] 孙明放.未成年人侵权谁是被告[N].人民法院报，2005-08-14.
[24] 兰仁迅.监护人诉讼地位法理分析[J].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4).
[25] 赵建峰.论未年人侵权民事诉讼中的适格被告[EB/OL]. http://lnlhfy.chinacourt.org/public/detail.php?id=13，2012-4-5.
[26] 刘保玉,秦伟.论自然人的民事责任能力.法学研究,20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