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探为诚信立法

　　将诚信立法，必然牵涉到诚信立法何以可能，诚信立法的必要性等一些问题，故笔者试图从以下论述中进行探讨：
　　一、诚信的含义
　　诚信是一种道德，诚信：“诚者，从言也，信者，从人也”，诚信的本质就是关于于人的言行品格。其中，诚有真心诚意，诚实不欺之义，它在孔子的伦理思想中便已体现出来，在孟子那儿得到进一步发展，孟子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视诚为人内心修养的一种方法，是取悦他人的一种美好品质。诚信在《中庸》中被上升到本体论的高度，“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把诚视为一种天赋的道德，“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诚为一种先天的意识，正因为诚是人性之秉性，又“修道之谓教”，可知道是可以修的，故人可以不断的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因此，诚信一词，诚体现的道德的内化，“诚于中而形于外”，诚更多的体现了道德的自律。
　　另外，诚信之信，信为相信，信任之意。中国社会是一种人情社会，人际交往被披上了厚厚的温情脉脉的大衣，这件大衣就是人与人之间自觉维系起来的信任，孔子说：“言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将信视为人际交往必备的品格，孟子说，“言必信，行必果”，强调人们言行应恪守承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信更多的体现了个人与他人的关系，这种关系应建立在“信”之上，信是道德外化的表现。“诚信”正是从内到外两方面体现了人与人之间取起码的道德原则，朋友无诚信，则不可交，商人无诚信，则买卖不兴，官员无诚信，则民不服，君臣无诚信，则社稷不守。诚信不仅体现在人们日常生活的行为中，维持着人与人的正常交往，同时，诚信又是社会秩序得以井然有序、政府治国赖以稳定的重要道德原则，“格物，致志，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国传统社会伦理道德体系中，诚信起着重要的纽带作用。
　　通过对诚信根源的探析，我们知道诚信首先是以一种道德范畴体现出来的，道德对人们的作用是自律的，每种道德只有转化为个人自身的内心信念，道德才能发挥它本质的作用，但道德在人们内心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通常需经过对道德概念的认识，再通过各种途经的学习和教育，最后才能达到自律的阶段，而这一过程是逐步完成的，甚至需要漫长的时间，原因有二：一是人性的差异，每个人对道德概念的认识和接受，然后转化为内心信念的时间是有分别的，时间的先后必然形成个人道德身律完成的不一致和不平衡。二是整个社会无道德的大环境，往往会打击个人的道德的积极性，致使个人在塑造自身道德的过程中，由于我们中国人的从众思维而放弃，“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便是如此。
　　因此，要在全社会范围内短时间内形成统一的道德认识，是理想的，是难以实现的，即使有一天完成这种状态，也需几代人的不断努力，既如此，我们为何不试图通过更为有效的途经呢，故笔者以为，为诚信立法不失为上策。
　　二、诚信立法的可能性
　　诚信是一种道德，诚信立法的可能性就是道德立法的可能性，道德和法律都是为了协调人与人之间关系而产生的，从时间上看，道德先于法律，在原初社会，当人们在实践过程中，人的二重性通过物质利益表现出来时，道德并产生了，道德的最初作用是为了协调个人需要与他人需要的合理分配，进而随着社会交往的扩大，历史发展的演变，道德内容不断得到丰富，逐渐形成更为复杂，更为庞大的意识体系，很多哲学家将道德的起源归之为人性，或者“人性善”，或者“人性恶”，或者“人性自私”，每种学说的产生都建立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因而在当时社会，在学说的某个方面，都有其正确的一面，且能自圆其说，不管哪种学说，对于道德的起源，都最终要放置于人与人的关系中才能进行更深层的探讨，所以道德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关系，这种关系是自觉维系的，需要交往双方对道德的自觉遵守，这种自觉维系和遵守是出自于交往双方的内心操守，以自律为高阶段，而人心欲望的不满足，往往会对这种自律以强有力的冲击，如若没有外在的规范限制，自律就会变的无律。当交往关系的一方从道德链条中断裂开来的时候，道德对双方的协调作用就不存在了，就出现了道德的失范，道德作为主体间内心自觉维系的力量，对这种道德失范，虽会起一定扭转作用，但如果没有更强有力的规范制约，道德失范就难以彻底改变，于是就出现了法律，法律是因为道德本身的约束力显得微弱的时候产生的，二者有着相同的作用，都是协调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在内容上，道德是个相当宽泛的概念，包括各种“应当”的概念范畴，其中，善，正当，公平，正义，责任，幸福等是道德的核心概念，道德就是一切体现“应当”的内心要求，而法律的内容相对于道德，范围小得多，它是以一种更具强制力的手段来完成道德不能完成的任务，每一种法律都源自于道德，而法律的内容又往往是通过道德范畴中最基本的概念嬗变而来的，从一定程度上讲，法律是一种底线伦理（道德），正因为法律与道德具有同质同源性，因此，当道德不能诉求于自身的时候，便可以诉求于法律，诚信也就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