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格权法与侵权责任法的关系
其 次，抚慰金。非财产化的精神损害，不能完全客观地通过金钱进行赔偿，但金钱的给付并不仅仅具有填补物质利益损害的功能，同时还具有抚慰和惩罚的性质。一方面，金钱作为价值和权利的一般尺度，可以成为满足受害人人身及精神需要的物质手段。尽管金钱赔偿无法弥补受害人的精神利益，但可以使受害人感到慰藉并能使 其在其他方面得到精神的享受。因此，金钱赔偿在这种情况下是民法行之有效的给予受害人满足的方法。这种需要的满足，是为了平复受害人的精神创伤，慰藉其情感的伤害。由此可见，精神损害赔偿的慰抚性是客观存在，不容忽视的。另一方面，损害赔偿兼具惩罚性，这已是我国民法界的通说。制裁不法行为人，是任何法律 责任均具有的属性，只有通过制裁的方式，才能使法律责任起到保护权利、督促义务人履行义务的作用。侵权行为人依法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乃是其对国家所应负的责任，损害赔偿责任虽可根据受害人的意愿而免除，却不得由加害人抛弃或拒绝承担。另外，作为精神损害赔偿一般归责原则的过错责任原则，体现了法律对有过错 的行为的谴责和非难，同时也具有制裁有过错的行为人的性质。
再次，原状回复。具体而言，包括通常所说的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使得侵权后的状态向侵权前的状态的转变的措施。该救济方式是在金钱赔偿无法使受到 侵害的人格权得到应当的救济的时候适用。例如，报纸上刊登了侵害受害者的名誉权的内容，仅金钱赔偿无法满足受害者名誉恢复的要求，此时原状回复请求可以与金钱赔偿相互结合，使得受害者的受损权利得到充分救济。
最后，禁止请求。人格权的特殊性，是财产权的某些特性所无法相比的，例如大多数情形下其不能等到侵害之后再请求赔偿。禁止请求这种救济方式正是针对这种需求 而产生的，相对于金钱赔偿与原状回复而言，是一种制止性的、防御性的救济手段，对于人格权的保护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对于具有持续性的侵害行为或者是未来将必然发生的侵害行为，可以适用此种请求。即，要求停止持续的侵害行为或者禁止即将发生的侵害行为。对于正在发生的侵害人格权的侵权行为，或者将来必然发 生的侵害，则请求禁止其继续发生作用或者产生作用。例如，对于即将发行的报刊，如果刊登了可能侵害作为人格权的名誉权的时候，就应当可以基于此而申请事前禁止。《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在以前，停止侵害这种责任形式以侵权行为正在进行或仍在延续为适用条件。所谓停止，仅指在行为已经发生、正在造成损害时令行为人停止其侵害行为，以缩小损害范围，减少损失;而在侵害人格权行为尚未实施前，权利人如欲事先阻止其不法行为则无法适用。例如在包含有侵害他人人格权内容的新闻作品未刊登、播出之前，作品涉及的相对人请求其不要刊登播出，以阻止其传播;又 如在他人欲以噪音较大的侵害健康权的设备进行施工之前，请求停止干扰、排除噪声的情形。近些年来，随着人格权理论与实务的发展，对于人格权遭受侵害时的停止侵害请求权的运用，理论和实务上都有所突破。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之十关于“侵害名誉权的责任承担形式”的解答是: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20条和第134条的规定，可以责令侵权人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62条 规定的精神，在诉讼过程中，如果遇到有需要责令侵权行为人立即停止侵害的情况，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或者依人民法院的职权，先行作出停止侵害的裁定。对于这种给绝对权造成侵害的行为，受害者所负担的举证责任亦较为宽松，例如无须证明加害者在主观方面的故意或过失。
有必要探讨一下在中国民法中独具特色的“赔礼道歉”。我国《民法通则》第134条将赔礼道歉规定为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之一;刚刚颁布的《侵权责任法》第15条第7项 延续了该规定，将赔礼道歉规定为侵权责任承担方式的一种。这意味着，在法律的语境下，赔礼道歉完成了由道德范畴向法律范畴的转换，进而可以作为一种被法官判令的具有强制性的责任承担方式。毫无疑问，赔礼道歉责任承担方式在我国侵权法上的形成乃中国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在笔者有限的观察范围之内，法律上以明 文的形式规定赔礼道歉为侵权责任承担方式之一种的做法在世界范围来看也实属首例。当然，从比较法上看，尽管其他各国的法律并未以明文的形式对赔礼道歉作出规定，但在解释论及实务的操作上，在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等，赔礼道歉乃是作为恢复名誉的一种手段而出现的。
就赔礼道歉责任承担方式在我国的产生来看，其有一定的历史时代原因。但在现代法的背景之下，该种责任承担方式不仅在理论上引发了颇多争议，而且也造成了司法实践中的重重问题(例如其强制执行上的无法操作性)， 其作为一种责任承担方式的合理性其实颇值怀疑。就赔礼道歉的实质运用来说，其原本就应属于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责任承担方式的实施手段或方法之一，而在其实际运用时，必须以当事人自愿为原则，在侵权一方当事人坚持不作出赔礼道歉的情况下，赔礼道歉不得强行运用。在此情况下，法院固然可以考虑刊载澄清声明或将 判决书予以登报公布，进而实现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的客观效果，登报费用则由侵权方当事人承担。但问题在于，刊载澄清声明或将判决书予以登报公布实则属于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的另一种手段，其与赔礼道歉存在本质的区别，不可将二者简单等同。另外还需要提醒的是，前已述及，在日本以及韩国的民法上，倾向于将“恢 复名誉的适当处分”解释为“道歉广告”，在两国的司法实践中也曾有过相关的判例。但是，两国涉及“道歉广告”的判例均曾引起过“是否符合宪法”及是否有违 “良心自由”的理论争议。
需要指出的是，强调以停止侵害、排除妨害为典型的人格权救济责任形式在侵权责任法中的意义，并不意味着否定侵权责任在价值补偿方面的独有功能。侵权法的主要 作用在于损害赔偿，关于损害赔偿的规定都属于侵权法的组成部分，即使存在人格权的规定也只是属于引致性规范，藉此架起人格权和侵权责任法的桥梁。但是，人格权请求权仍不能够代替侵权责任法的补救方式，因为各种人格权请求权基本只是为了恢复权利的圆满状态，而侵权责任法是价值补偿法，这是侵权法的独特之处。 特别是在精神损害赔偿(抚慰金)以 及人格权的财产损害赔偿的场合，侵权责任法承担着其他法律所无法替代的角色。当然，回到前面的话题，在侵权责任法中明示人格权性质的请求权，并且在侵权责任方式及其承担中详尽规定侵害人格权的责任形式，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未来人格权法的制定，因为各自的分别独立，必然会导致人格权法与侵权责任法规则乃至条 款的重复。而这正是讨论人格权法的独立性问题时不可不察的。
注释:
[1]该民法草案的体例设计为: 第一编“总则”， 第二编“物权法”， 第三编“合同法”，第四编“人格权法”， 第五编“婚姻法”， 第六编“收养法”， 第七编“继承法”， 第八编“侵权责任法”， 第九编“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法”。
[2]参见王利明:《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及说明》，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 年版，第321 页。
[3]参见王利明:《我国民法典中的人格权制度的构建》，载《法学家》2003年第4 期。
[4]参见王利明:《人格权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129 － 134页。
[5]杨立新主编:《中国人格权法立法报告》，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 年版，第14 页。
[6]杨立新主编:《中国人格权法立法报告》，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 年版，第14 页。
[7]参见［英］弗里德里希 冯 哈耶克 : 《法律、立法与自由》( 第 1 卷) ， 邓正来等译，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 第113 页。
[8]苏永钦先生的批评虽然尖锐，但不失中肯 : 难道只能用独立成编才足以凸显它的重要性， 或突出中国的特色?尤其无法理解的，是初稿还是决定在八编之前设“总则编”，里面也有自然人和法人的章节， 如果把人格权的规定放在这些章节之后，既符合逻辑也最能宣示政策上对人格权的重视，舍此而另定专编，既与总则的自然人、法人割裂，又反而更让人看不
清它和合同法、侵权法的关系。参见苏永钦 :《民事立法与公私法的接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42 页。
[9]参见王利明 :《民法典体系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 第11 页。
[10]参见张新宝 : 《侵权法立法模式: 全面的一般条款 +全面列举》， 载《法学家》2003年第4 期。
[11]参见［德］克雷斯蒂安 冯 巴尔：《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上卷) ，张新宝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第22 页。
[12]参见姚辉、周云涛 : 《关于民事权利的宪法学思维——以一般人格权为对象的观察》， 载 浙江社会科学200年第1 期。
[13]米键 :《民法编纂——人格权不宜独立成编》， 载米健 : 《法以载道》， 商务印书馆2006 年版。
[14]曾世雄先生指出，法益失宠于法学界之缘由在于行为本位学说，然从资源本位考量，法益则事关宏旨。参见曾世雄 :《民法总则之现代与未来》，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 第61、62 页。
[15]参见苏永钦 : 《民事立法者的角色 从公私法的接轨工程谈起》，载苏永钦 :《民事立法与公私法的接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
[16]参见李新天:《对人格权几个基本理论问题的认识》，载《法学评论》2009年第1期。
[17]［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6页。
[18]参见王利明:《论侵权行为法的独立成编》，载《现代法学》2003年第4期。
[19]参见王利明:《试论我国民法典体系》，载《政法论坛》2003年第1期。
[20]苏永钦:《民事立法与公私法的接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页。
[21]参见李新天:《对人格权几个基本理论问题的认识》，载《法学评论》2009年第1期。
[22]关于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的分析，请参见崔建远:《债法总则与中国民法典的制定———兼论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的定位》，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
[23]关于销毁侵权工具和侵权产品的分析，请参见魏振瀛:《〈民法通则〉规定的民事责任———从物权法到民法典的规定》，载《现代法学》2006年第3期。
[24]参见施启扬:《民法总则》，台湾三民书局2005年版，第103页。
[25]参见王利明:《人格权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6、257页;杨立新、袁雪石:《论人格权请求权》，载《法学研究》2003年第6期。
[26]参见孙森焱:《民法债编总论》(上册)，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92页;曾世雄:《损害赔偿法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6－158页。我国台湾地区“最高法院”2002年台上字1749号判决表示:“所谓所受损害，系指现存财产因损害事实之发生而告减少，属于积极损害;所谓所失利益，则指新财产之取得，因损害事实之发生而受妨害，属于消极损害。”转引自颜佑紘:《论人格权受侵害之损害赔偿方法(下)》，载《判解研究》2008年第5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