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贱民等级与社会流动

      在当代中国，重新观察清代贱民等级及社会流动，也许并非全无现实意义。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不久前提出，中国的“新底层社会”正在形成并走向刚化。所谓“新底层社会”，包括失地农民、被拆迁的城市居民以及不能充分就业的大学生群体，还有因为高房价坠落的“城市中产”、未被利益集团吸纳的知识分子，加上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农民工、下岗失业工人，组成庞大而复杂的底层社会，并且正逐渐走向刚化。与清代贱民不一样，他们并无法律地位、婚姻关系、考试、出仕等方面的明显不平等，却有着相对隐蔽的“机会不平等”。
      伴随着“新底层社会”出现的，是社会流动趋于板结。清华大学研究社会流动的一个小组发现，中国的社会流动在近20年来，发生了显著变化。改革的前期即1978-1990年间，中国很多社会基层家庭的子女，能够向上流动的机会，远高于90年代初之后。在此之前，中国的教育机会尤其是高等教育的资源，在社会分布较广泛，许多贫寒子弟可以通过教育获得上升通道。但是，90年代初之后，中国的社会流动变得越来越困难。特别是到了90年代末及本世纪初，中国社会底层的青年人很少能够找到上升的机会。
      社会流动板结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强者愈强、弱者愈弱，也即所谓“赢家通吃”———等级结构自然传递，权力与弱势、财富和贫穷都被世袭。譬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个调查就显示，干部子女当干部的机会比常人高2.1倍，而农民或工人子弟新加入公务员队伍的比例则非常低。墨子曾说“官无常贵而民无常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当下之”，在今日几乎成了神话。
      然而，底层人士拥有向上流动渠道，不但体现政治上的形式平等与实质平等，也给予个体改变命运的希望，从而有助于消弭社会不满情绪，真正导向和谐。否则，贫富两极分化趋于严重而社会流动又趋于板结，极可能造成大规模的绝望与暴戾。当绝望与暴戾蔓延，霍布斯笔下“所有人对所有人作战”的局面，就很可能出现，那本已逐渐远去的可怕巨灵(利维坦)，也很可能再度降临赤县神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