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中的法律变迁

　　第四次是环境危机。在此可以举四个例子，东南西北各一个。东北的黑土地用了1亿年的时间形成了1米的厚度。这三十年我们对它的疲劳使用，再加上农药、化肥等的侵害，黑土地正在变成黄土地，厚度减少了三十多公分。土壤专家称，要把黄土地再变成黑土地需要3亿年的时间。西北的青海湖，1964年的水深是28米，现在是14米，水深28米的时候可以进行潜艇水下实验，但现在已不具备这种能力，按照现在的水位下降速度，50年之后青海湖将变成一片沙漠。西南的滇池，宋代是500里，明代成了300里，现在已不足180里，因为围湖造田及整体污染，滇池的自净能力完全丧失。东南的珠三角一带，土壤中重金属的含量，比其他地方要高十几倍。
 
　　第五次是信息安全上的风险。我国目前尚不能自主进行计算机机芯的生产。计算机上的信息都处于可复制和被攻控状态，而且随着网络化时代的到来，对人的表达自由、隐私权等都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冲击，人们在共享信息的同时，也在承受着信息所带来的风险。
 
　　以上这些危机，我们都可以叫做社会风险。此外，还有三类狭义的社会风险，一类来自于政治。对我国来讲，这取决于大家对社会腐败和社会公正容忍与接受的程度，如果超过了民众容忍和可接受的程度，政治安全和政治风险就会出现。还有一类狭义的社会风险，可称为“生存风险”，三鹿奶粉事件不仅仅影响到了河北，对所有中国人的心灵都产生了影响。南平事件使人们不得不反思人类最古老的需求，就是生命安全。第三类狭义上的社会风险，可以称为司法风险。倘若司法的公正性越来越低，不具备“可接受性”品格，司法的权威性越来越不被认可，那么司法风险问题就会产生。
 
      风险社会中的法律
 
　　危机如何与法律制度发生关系？人类每遇到一次危机，总会伴有科技和制度的创新。要控制、克减风险，人类首先想到的是制度创新。以环境监管为例，目前中国的环境监管体制是以公权力控制为主，这个体制如果不改变，环境污染就难以遏制。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西方的环境观念在哲学上首先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也表现在宗教上。同样还是圣经上的话，但现代的解读完全变了，人还是万灵之长，上帝让人到人间来不是让其统治其他万物的，而是来保护万物的。这就涉及到社会哲学的转变，从过去的人类中心主义，到现在的生态平衡主义，人类不再是中心，一切生态都是有生命的。德国最早在2002年制定了《动物权利保护法》，英国现在正在起草《植物尊严法》，动物是有权利的，植物也是有权利的，这就是社会哲学的一个转变。
 
　　第二个转变是人们的权利观。现在，人们所拥有的一切是来自于哪里？过去的回答是，一切皆是从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现在要完成一个转变：一切不是从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而是从子孙那里借来的。当你是继承人时，你同时也是权利人，你有权利破坏生态，现在你是借人东西的人，你就是债务人，即义务人，债务人的第一义务是保持被借物的完好，当子孙即权利人需要的时候要完好无损地交给他们。
 
　　第三个变化涉及制度，过去的公权力控制为主应当转向以私权利的保护为主。国家已提高了环保部门的权威地位。因为，在一个以公权力为主的环保体制下，污染的后果只能由民众承担，因之就出现癌症村、艾滋村，要消除环境风险，就要进行制度创新，而只有赋予公民以基本的环境权，用环境权来改革现行的以公权力控制为主的制度设计，环境保护才可能是有效的，生态风险才可降至最低。
 
　　如前所示，风险并不只是产生于工业技术领域，而且也来自于社会管理制度的不足、缺位、失灵。在这方面，中国所要进行的制度建设任务尤为艰巨。一方面，中国仍然处在从工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轨的过程中，法律精神的现代化洗礼尚未完成。在我看来，越是在一个风险社会，越需要捍卫那些基本的法治原则———保障人权、有限政府、人民主权等。在面对一个风险社会时，既要承认我们尚未作好进入现代社会的文化与制度准备，又要有充分的理性，而不是以手忙脚乱的临时性举措来代替一个长治久安的制度安排。
 
　　另一方面，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化发展进程中的一部分，无法对风险社会置之不理，因此就需要同其他国家一样思考如何回应风险社会带来的难题。我们正迈向一个全新的社会，而一个全新的社会，必定需要全新的法律理论。公法将呈现“社会法化”，“软法”将大行其道；宪政民主体制将更加关心对科技和商业的控制；刑法将变得更加宽和；法治将与治理观念相结合，普遍主义的法治将包容文化的地方性等。
 
　　风险社会的确是一个充满危机的社会，不过，“危机”也预示着机会。每次危机过后，人类都会有重大的科技创新与重大的制度创新。同样，中国也面临着机会。去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就大大提前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时间表。这不但增强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也改善了国家的内部治理方式。中国的法律正发生着价值选择、理念更新和制度创新三方面的变化。法律的天性是保守的，而今后将变得富有包容性、开放性和灵活性。法律活动与那些对我们的生活构成巨大影响的科学技术问题之间，将产生更为密切的联系。所有这些，都将对中国法律理论产生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