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决扼制诉讼诈骗行为蔓延——对诉讼诈骗有关问题的法律思考
高检院研究室的《答复》不具有司法解释的效力，不能对各级法院审理此类案件产生强制约束力，理由如下：
其一，从作出解释的机关来看，《答复》仅仅是高检院的内部机构作出的，对法院不具有约束力。司法解释是指国家最高司法机关根据法律赋予的职权，在实施法律过程中，对如何具体适用法律问题作出的具有普遍司法效力的解释。该《答复》只是规范检察机关的起诉活动，而不能规范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更不能规范审判机关的定罪量刑。
其二，从作出解释的程序来看，该《答复》不是通过高检院检察委员会作出的，未提交检察委员会讨论审议，由检察长签署发布，不符合1996年12月1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工作暂行规定》第7条规定的程序。
其三，从解释的形式来看，该《答复》不具有司法解释的文号。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工作暂行规定》，该答复不具有 “解释”、“规定”、“意见”、“通知”、“批复”等形式，没有统一编排文号，不符合司法解释的形式要件。
其四，从《答复》的内容来看，《答复》侧重于对司法秩序的保护，而忽视了当事人进行诉讼诈骗行为根本目的的审查认定。行为人伪造证据提起诉讼的根本目的，不在于破坏司法秩序，而是通过欺骗法官获得有利于自己的判决，因此，不能因为这种侵权是通过破坏司法活动而进行，就据此认为其本质在于破坏司法活动，否认其侵犯财产的本质，否则，就会只强调诉讼诈骗行为对审判机关正常司法秩序的破坏，而完全忽视该行为对被害人财产的损害。
2、情节严重的诉讼诈骗犯罪比普通诈骗犯罪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
与普通诈骗相比，诉讼诈骗一般涉案数额更大，并以国家强制力为手段获取非法利益，因而具有更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第一，诉讼诈骗行为侵害的客体为双重客体。与普通诈骗犯罪侵犯单一客体相比，其对法益的侵害性更为严重，诉讼诈骗行为不仅侵害他人财产的所有权，而且妨害了正常的司法秩序，损害了司法机关裁判的公正性和权威性。应当充分认识到，当事人对司法公信力和司法秩序的破坏，其主观性更加恶劣，这种蔑视法律玩弄法官的行为，是对国家根本制度的伤害，诉讼诈骗行为一旦实施并获得成功，不仅导致当事人的合法利益遭受飞来横祸，更让公民对司法制度产生怀疑，对司法权威产生动摇，对法官队伍产生非议和责难。可以想象，如果不法之徒因诉讼诈骗而能堂而皇之地获得非法利益，而且这种非法利益是通过国家强制力得以实现的，那么，这个国家还有什么民众可以信赖的基础和维护权利的屏障。
第二，犯罪的主观方面。不可否认，当事人之所以实施诉讼诈骗行为，其主观心态不外乎有二个方面，一是具有谋取非法利益的目的，二是具有挟持司法机关的用意。当事人将诉讼程序与诉讼空间当做其玩弄法律的竞技场，在伪造证据上下足工夫，以欺骗法官，导致法官错误作出审查判断。从司法实践中暴露的诉讼诈骗案例来分析，当事人或为了占有他人财产，或为了侵占公司企业的资金，得手后或用于还款，或用于消费挥霍。谋取财产和不法利益为根本目的，骗取裁判文书，妨害司法秩序是方法手段。
第三，犯罪的客观表现形式。应该说，诉讼诈骗行为确实具有区别于传统诈骗犯罪的手法和特征，传统诈骗犯罪捏造、隐瞒事实真相直接向受害人提出，而诉讼诈骗犯罪行为都是伪造证据向法院提出，传统诈骗犯罪要求受害人自愿交出财物。而诉讼诈骗行为则为通过法院作出裁判，强制受害人交出财物。诈骗犯罪中，行为人欺骗受害人，让受害人陷入认识错误，而诉讼诈骗中，当事人欺骗法官，让法官作出错误裁判，受害人出于对裁判的服从和对司法权威的服从，“自愿交出财物”。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诉讼诈骗的场合，法官与受害人均是受骗的对象，只不过在财产交付的环节上，所起的作用不同而已。必须明确，诉讼诈骗只是诈骗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我们可以从刑法规定的“信用卡诈骗罪”、“票据诈骗罪”与普通诈骗罪的条文看出，这是普通法与特别法的关系。这充分说明，“普通诈骗罪原本就包含了三角诈骗犯罪。”
对情节严重的诉讼诈骗行为，应以诈骗法定罪处罚，还有另外一个方面的原因，根据牵连犯罪的理论，仅以犯罪手段、行为触犯的罪名进行处罚，无法罚当其罪。诈骗犯罪的立法结构为“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根据《刑法》第280条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其他妨害作证罪，指使他人伪造、毁灭证据罪的，均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现行刑法条文的规定，显然无法对严重诉讼诈骗行为进行严厉打击。虽然诉讼诈骗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远比普通诈骗犯罪严重，但其处罚却比普通诈骗犯罪轻得多，其结果就导致了罪刑的明显不均衡，损害了刑法的正义性。 因此，根据当事人犯罪情节和危害后果，进行刑法档次的区分，方能适应打击犯罪的需要。在目前的立法模式下，对情节严重的诉讼诈骗行为以诈骗罪定罪，对情节不很严重的诉讼诈骗行为，如其手段方法触犯其他罪名的，以刑法规定的相应罪名处罚，才能形成一张宽严相济的刑罚之网。
三、对诉讼诈骗行为可设立单独罪名
由于理论上对诉讼诈骗行为性质的重大分歧和争议，导致司法实践中相同行为在不同地方出现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重大差异，刑法的正义性和法制的统一性未能得到有效实现。为了减少争议、统一认识、统一司法尺度，有必要从诈骗罪中分列、单独设立诉讼诈骗罪，以更加准确地反映诉讼诈骗犯罪的犯罪构成和行为特征，更加有力地惩罚犯罪，更有效地保护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
首先，诉讼诈骗行为严重损害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诉讼诈骗行为带有很强的欺骗性和隐蔽性，易造成误判和误调。诉讼诈骗行为者通过合谋、伪造证据、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制造虚假的诉讼纠纷，使法院的法官误认为诉讼诈骗的原、被告之间存在着纠纷，进而错误地进行调解或裁判，间接地处分了被害人的财产或财产性利益，导致了被害人的财产或财产性利益的减少，侵害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其次，诉讼诈骗行为破坏了司法权威。法院作为司法机关，其司法权威是其担当维护和保障法治社会使命的必要条件。司法权威的树立，对于法院完成其实施法律、维护公平正义的社会功能具有根本意义。任何人对法律的信赖，总要转化为对法院的信赖，法院是人们对国家信赖的基础。诉讼诈骗容易造成司法机关的错误判决，而行为人正是利用了法院司法权威的效果和影响，来达到其非法的目的。法官作出错误的裁决，法院就容易失去人们的信赖，丧失司法权威性，因此，诉讼诈骗行为对司法权威造成严重破坏。
再次，诉讼诈骗行为影响和破坏了法院的正常司法活动。诉讼诈骗者以诉讼为工具，利用法院的权威，利用人们对于法律的信任，其意图不在于解决纠纷使自己的合法利益得到承认和保护，而是制造虚假的纠纷现象，以此谋取非法利益。这使得诉讼的功能发生了异化，诉讼在一定程度上不再成为人们所依赖的解决纠纷的有效制度，而可能会成为当事人可资利用的谋取非法利益的工具，使无辜公民的合法权益因此遭受不应有的损害。
最后，诉讼诈骗浪费了有限的司法资源。诉讼诈骗使法庭变成非法交易甚至犯罪的场所，造成了国家司法资源的极大浪费，极大降低了诉讼制度的性能和效用。司法在解决社会矛盾的时候，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方面的资源。诉讼诈骗实质上并没有真正的司法需求，但是其本身需要消耗国家的司法资源，其后续引起的法院的再审、案外人的诉讼或者上访都要消耗司法资源。
综上，立法机关应充分认识到诉讼诈骗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刑事违法性，在刑法条文中单独设立诉讼诈骗罪的罪名，立法条文建议为：行为人为侵占他人财产，利用伪造的证据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破坏人民法院正常审判秩序，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使当事人遭受较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使当事人遭受特别重大损失或具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犯前款罪，又构成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第二款、第三百零七条第一款或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一款规定之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司法工作人员收受行为人贿赂并为之谋取非法利益，同时构成本法第三百八十五条和三百九十九条第二款规定之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将诉讼诈骗行为以单独的罪名定罪处罚，可以从根本上扼制诉讼诈骗行为，营造理性诚信的司法环境和司法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