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光复与钓鱼岛列屿的法理回归

是一条曲折的海路，抵达台湾北部后，还得沿着台湾西部的岸线向南航行，然后在澎湖休整，择期向泉州航行。从清朝的记录看，这条水道一般要三到四天。但琉球人很快发现：他们到了台湾北部之后，只要顺着东风向西航行，只要一天的时间就可到达福建的口岸，而且大都是到福州沿海的港口。由于他们使者的地位，一到福建登陆，就可受到官方的招待。官府会让他们从驿道南下到泉州。这一路上，所有人员的费用及货物运费，都由福建省担负。“发现”这一诀窍后，琉球人大都选择从台湾北部直航福州，毕竟，航海是十分危险的行动，只要在海上，都有可能遇到风暴。早一天登陆，就多一分安全。
　　琉球商人总到福州登陆，也让福建的官员头痛。因为，让琉球使团上百人乘传到泉州，要动员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这都要由沿途百姓负担。他们在泉州晋见市舶司官员，并验明货物之后，又要乘传北上南京，或是北京，这样，他们又要从泉州顺驿道抵达福州，然后才从福州北上两京。如果说从福州到北京的驿站开销是无法避免的，那么，琉球使团往来于泉州的费用就是浪费。节省的办法，是将位于泉州的市舶司迁到福州，这样，福建省就可减少一笔费用。当然，如果当时的泉州市舶司还要招待其他国家，为了琉球将市舶司迁到福州，则是行不通的。但明代中叶的泉州市舶司只有琉球一国的使者可以接待，认识到这一点，最明智的方法就是将福建市舶司迁到福州，这是成化年间福建市舶司从泉州搬到福州的原因。不过这里要说明的是，由于福州是省城，且是从泉州到北京驿道的必经之地，所以，早在洪武年间，琉球与福州之间，就结下了深厚的关系。这一关系，在福建市舶司迁到福州之后，进一步加强了。对琉球人来说，他们直接在琉球登岸，也节省了由福州到泉州的时间和精力。
　　
　　三、明代福建与琉球的交往与划界
　　
　　琉球与中国的关系，是明清两代对外关系史上的一段佳话。明洪武五年正月，朱元璋派遣闽籍学者杨载出使琉球，报知明朝建立的消息，并要求琉球进贡。同年十二月，琉球国中山王察度遣其弟入贡明朝，双方建立了贡封国的关系。明朝封琉球察度为中山王，并赐以王印，从此琉球诸岛的统治者频繁地向明朝进贡。赤岭诚纪据琉球古代文献研究，仅在洪武年间，琉球王察度、武宁先后派出的贡船达54艘次，使团人员达3510人次；永乐年间，琉球派出的贡船达64艘次，使团人员约为4480人次，详情见表1。
　　
　　以上总计明代276年间，琉球共派出493艘次的贡船，搭乘的人员共计62452人次。平均每年派出1.79次贡船。不过，明代前期琉球的贡船密度明显高于明代后期，从洪武元年到弘治元年的120年间，琉球贡船共达288艘次，平均每年2.4艘次。在当时的东亚国家中，只有琉球的船只如此密集地到达中国沿海。
　　琉球积极向明朝进贡，其实是在利用其独特的地位进行贸易。他们从东南亚及日本购入各种海外商品，到福建的泉州或福州换取中国商品，然后出售于日本及东南亚。他们从中获得一定的利润，国家因而繁荣起来。对中国而言，尤其是对福州而言，与琉球的贸易也是一条财富来源之路。因而福州的商人相当重视与琉球的贸易。在福州城郭之外的河口码头，为招待琉球的使者，专门设置了柔远驿，为了方便琉球船只的往来，明朝官方在河口疏通港道，以便闽江上的大船直接驶入河口的柔远驿一带，此处被称为新港，设有供航海者朝拜的天妃宫。在闽江上的南台岛上，福州官吏专门划出一部分水域供琉球大船停泊，福州人称之为“番船浦”。百年过去之后，番船浦形成了一大块陆地，都是琉球人在使用。琉球人在福建死亡，有官府划出的墓地供其埋葬。这块墓地在福州仓山的白泉庵之后，距离番船浦约有数里路。在福州方面，数百年以来，也形成了专门做琉球生意的球商十大家族，他们居住于河口镇附近，包销琉球带来的各种货物，并为其提供各种商品。以上这些事实，都表明了福州与琉球之间的密切关系。它也是研究中琉关系史的学者的共识。
　　中国与琉球之间往来密切，自然会形成各自活动的疆界，而且这一界限肯定在大家心中是明确的，否则不方便二者之间的交往与利益的划分。所以，明清与琉球之间，一定会形成疆界。而其划界，必然与福建与琉球之间的航路有关。
　　琉球和中国之间长期往来，逐步形成了传统航路，如前所述，这条航路有两种，早期琉球船只在经过台湾北部后，继续沿着台湾西岸南下，经澎湖到泉州；其二，琉球船只抵达台湾北部后直接向西，抵达福州的港口。从航路发现史来看，元代应有泉州商人向东航行，抵达澎湖列岛之后，又向北航行，因而到达台湾北部、琉球群岛、日本的东南部。杨载出使琉球，他也应是从泉州北上东进，因而得已抵达琉球群岛。
　　明代初年，中国人将台湾和冲绳群岛一概称之为琉球，因琉球人常从澎湖而来，所以，人们常以为来进贡的琉球人是来自台湾的。其后，福建人渐渐明白琉球人是来自冲绳群岛，以后赴琉球的航路从以澎湖为核心的南线逐渐转移到台湾北部为焦点的北线，这就是从福州到台湾北部再到钓鱼岛列屿再到琉球群岛的线路。自从陈侃记载了这条航行路线后，从晚明到清代，两国使者一直是走这条固定的航路。上一节的史料表明，明代琉球人平均每年都会派出1.79次贡船向明朝进贡，清代琉球的进贡也很频繁。至于中国方面，经常到达钓鱼岛的渔民及册封琉球的中国使者，也都走这一条路。正如中山王尚丰在其咨文中所说：“照得琉球世守东隅，休戚相关，毗连福建，壤绵一脉，天造地设，界水分遥。”这就有了双方的分界问题。因为界限不明，会带来许多麻烦。
　　福建与琉球的关系，是中国一个省与附属国的关系，它必须遵行国家的政策。中国是一个崇尚儒学的国家，而琉球对中国一向十分尊重，投之以桃，报之以李，中国对琉球的朝廷，也是十分重视的。在明清时代的中外关系中，中国与琉球的关系常被中国官方视为一种模范关系。因而，双方界限的制定，中国从来不会强迫琉球，双方之间界限的确立，只能是双方人员活动自然形成的范围。在这一前提下，双方形成了自然边界。
　　对福建人来说，钓鱼岛列屿周边的海域，是一个很好的渔场，历来就有福建渔民到钓鱼岛打鱼，因而给钓鱼岛取了一个中国式的、与渔业有关的名字。至于琉球人，他们的人数较少，对他们而言，冲绳群岛范围内的海域，已经够他们使用了。双方活动范围不同，自然形成了不同的地域。琉球西南的姑米山之岛，便是一个有琉球风味的名字，它意味着琉球渔民主要在姑米山以北的海域活动。到了钓鱼岛列屿，就是中国渔民(当时主要是福建渔民)的活动范围，所以有钓鱼岛之名。
　　有人会说，明朝实行海禁制度，还会有渔民在海上航行吗?这是知其一，不知其二。明朝的海禁主要是防止倭寇。自从明初洪武七年明朝水师在“琉球大洋”及辽东的某地大败倭寇之后，倭寇的活动逐渐沉寂，明朝的海禁也相应松驰。明代中叶，已经有许多渔船在海上自由航行。明代后期，虽然朝廷多次重申海禁，但禁止的只是对外贸易船只，对沿海贸易船及渔船，都不禁止。所以，从明中叶开始，福建等省的渔船自由地在海洋上活动，朝廷并不干预。不过，中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