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两种司法

　　“一国两制”作为一种中国特色的结构性宪政安排，尤其是两套截然不同的司法体系所展示出的寻求司法救济的新的可能性，对普通中国公民具有何种意义?目前正在进行中的三鹿奶粉受害人在香港法院诉恒天然香港公司一案，为探讨这一问题提供了具体的契机。
　　在香港，行政机关对有关法律的理解和解释，对司法机关并无任何拘束力。司法机关审判案件仅以法律(包括制定法和判例)为依据。但一些基层法院，包括此次受理三鹿奶粉案的小额钱债审裁处，其主要功能不在于法律的平等适用，而在于解决纠纷。
　　小额钱债审裁处受理索偿金额在5万元以下的民事案件，审判方式为纠问式而非抗辩式。这在普通法体系中显得有些“非主流”。其原因大抵是，其受理的案件基本都事实清楚、案情简单。如果案情复杂，审裁官可将案件转至区域法院。对小额钱债审裁处裁决的上诉，由高等法院原讼法庭受理。
　　两位律师选择香港小额钱债审裁处提起诉讼，可谓极明智之举。该审裁处所采取的非正式诉讼程序，有利于原被告双方达成和解，并使原告方获得赔偿。作为全球知名的大公司，恒天然公司在香港司法机关已经立案的情况下，即便知道对方胜算有限，出于公关和形象考虑，也有可能作出妥协。
　　内地司法基本属于政策实施型模式，不强调允正执中的纠纷解决功能，而更强调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等大局，要求司法为这些大局服务。因此，便有了“搞定就是稳定，摆平就是水平，没事便是本事”的说法。
　　故此，各省纷纷出台了强调调解结案和减少上诉的评估指标体系。比如，广东省高级法院于2009年2月6日印发的“关于广东法院在整体工作上争当全国法院排头兵的指导意见”要求，到2010年底全省法院要达到下列指标：终审服判息诉率达到98.5%以上、一审民事案件调解撤诉率达到50%以上;上诉率不超过15%、二审改发率不超过10%、一审裁判正确率达到98%以上;年度结案率达到93%以上、审限内结案率达到99.5%以上;申诉率不超过1.5%。
　　“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是最高法院确立的民事审判的一项重要原则，体现了司法手段与司法目标的“高度和谐统一”。其中最强调的是“案结事了”。
　　在这样的政策指导下，法院自然是极力将毒奶粉赔偿这样的难缠案件拒之门外。政府的担心主要包括：
　　其一，毒奶粉受害者是个庞大的群体，卫生部的受害婴幼儿名单上就有近30万人。即使刨去其中接受政府既定赔偿方案的95%，仍有1万多婴幼儿家长拒绝接受。如果这些家长联合起来寻求司法解决，抑或向政府施压，会形成政府担心的“群体性事件”。因此，当有“结石宝宝”家长试图联络受害者家属采取集体行动时，遭遇各种名目的打压也就可以想见。赵连海案即凸显出为维护所谓社会稳定的不遗余力。
其二，对受害婴儿的赔偿一旦离开“一刀切”式的一次性赔偿方案，就很容易陷入“没完没了”的境地。比如，潮安县居民郭利先与施恩公司签订了赔偿40万元的“和解协议”，之后又提出索赔300万元。公司报警，郭利后来被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处五年有期徒刑。此案体现了法院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的拳拳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