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的自我澄清： 在神人、古今与中西之间

　　四、启蒙基本理念的再清算
　　启蒙具有自己的基本预设。这类基本预设由四个支点支撑起来： 个人主义、理性主义、普遍主义与进步主义。在启蒙思潮占据现代思潮的主流地位以后， 不断出现清算这四个主张的思想与人物。对于任何试图为启蒙辩护的人士来讲，假如不能够对这类清算启蒙的说法进行再清算的话， 启蒙的自我澄清就可能沦为自我瓦解。
　　关于启蒙的个人主义预设。从神主宰的世界转变为人自己主导的世界， 人究竟是什么， 便成为启蒙必须界定清楚的对象。启蒙的主流思潮认定， 人就是不可化解的个人， 它既不是上帝的特选子民， 也不是他人限定的活动者， 而是自由、自主和自治的个体。个人主义对这样的个体进行了全面的界定。个人主义既在本体论层面、也在方法论视角、更在发展论的高度得到了充分的阐释。它将个人视为与集体相对的存在， 认为个人是政治理论或社会解释的核心， 个人的权利、需要或利益应当放在优先地位， 社会应该按照使个人受益的目的来建设。个人主义对个人的这些阐释， 被个人主义的批评者认定为凸出了一个占有性的、原子式的个人预设， 而且指责这种个人预设的非社会性、非历史性即非真实性， 因此它不仅从集体主义的一端受到严厉抨击， 也从这种个人预设的矛盾性上受到解剖。人们就此以为个人主义的个人预设难以成立， 已被瓦解。
　　个人主义的个人预设关系到启蒙的行动者与互动对象是不是继续成立的关键问题。一方面， 当然要承认面对复杂的现代社会认知， 这样的个人预设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这就意味着个人主义的立场总是要受到批评。但这类批评是否具有彻底颠覆个人主义的力量， 则要看个人主义是不是还能够维持它的个人预设的必要前提。事实上， 个人主义的个人不能简单地解读为占有性的个人与原子式的个人、因为这两种解读刻意将个人主义的个人具有的利他性与社会性排除在外。与此同时， 个人主义的个人针对集体主义的抽象集体， 不论这一集体的代表是国家还是权威， 它所具有的捍卫个人选择自由、个人社会政治权利的价值不可轻忽。当个人选择是在个人之间展开的时候， 选择的社会背景就在个人间的行动背后展现出来； 当个人醒觉到纯粹利己的不可能性、转而产生利他情怀的时候， 倾向于占有的利己冲动就为利他崇高所抑制。而个人选择与个体责任的紧密关联， 则将集体主义的抽象集体对责任的回避与虚掷的问题彻底地解决掉了。就此而言， 区分真个人主义与伪个人主义的界限就显得十分重要。那种以对伪个人主义的拒斥来解构启蒙的、真个人主义的预设， 就缺乏理论支持。而且如果将个人主义与抽象集体主义的群体观念相比较， 不论是在逻辑论证上还是在政治实践上， 后者的局限性都远远超过前者。
　　启蒙的理性主义立场尤其外显。论者指出“理性主义是启蒙运动的核心特征之一”，可见理性主义对启蒙、启蒙运动具有的独特价值。通常认为， 理性主义主张世界具有一种理性结构， 而它是可以被人类理性所揭示的。理性主义不仅相信人类能够认识世界、而且能够凝聚人类的主观愿望改造世界。作为启蒙核心理念的理性主义自始就受到多方批判。人们指出， 理性主义关于世界的主客观二元建构、关于理性认知的线性增进主张、关于世界改造的臻于完美的立场， 在在经受不住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检验。因此， 理性主义自身已经宣告了启蒙的瓦解。
　　其实， 启蒙的理性主义是需要分解的主张， 启蒙从来没有立场统一、观点一致的理性主义理论。在普遍的理性主义视野中， 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与英伦的经验主义之间就存在巨大的差异， 而且彼此之间相互攻讦。前者被认定为建构理性主义， 相信人类能够运用理性的力量重造一个完美的世界； 后者自认是进化理性主义， 主张人类只能以零星的社会工程改良社会。前者绝对排斥习惯、传统与非理性， 后者与习惯、传统不冲突， 与非理性携手共存。后者还特别强调“正确运用理性”， 即“承认自我局限性的理性， 进行自我教育的理性”。从这个特定的理性主义视角来看， 启蒙理性主张恰恰是今天仍然需要坚持的现代立场。将启蒙的普遍主义理念安置到特殊主义或历史主义的平台上， 促成了超越启蒙的非西方、反西方立场的成型。这里的清算， 是从西方国家内部开始的， 逐渐弥漫到非西方国家。启蒙并不是刻意主张建立在西方文化基础上的一元论，而是欧洲人在自我启蒙的时候， 仅仅需要在自己所处的文化氛围中陈述自我启蒙的立场。在一种多元文化并没有直接呈现为现实的文化处境的情况下， 这并不是对其他的文化体系的一元主义忽略。但启蒙的普遍主义预设， 使它不断承受来自特殊主义、历史主义的指责。
　　启蒙主张的普遍人性、普世人权和普适规范， 确实是较为轻忽实在人性、主权承续和民族价值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启蒙就将这些东西打入冷宫， 完全不予关注。启蒙仅仅是认定， 在一切具有差异性的历史传统、文化体系与特殊处境中的民族， 都会遭遇相同的社会政治问题， 在这类问题凸显的地方， 它们就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这正是普遍主义获得支持的深厚理由。就此而言， 那种以为普遍主义是一种完全忽略特殊状态的批评， 与普遍主义的关联性程度并不是太高。
　　最促使人批评启蒙的是它预设的进步主义立场。似乎因为启蒙的这种预设， 就假定了进步主义的西方文化的优越性和非西方文化的落后性， 假定了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达尔文主义原则， 假定了以强凌弱的国际政治逻辑。其实这也是对启蒙的进步主义知其一不知其二的断定。进步主义也可以区分为两种类型， 一种可谓完备的进步主义， 它设定人类历史依照既定的辩证法则， 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从缺失到完美的进步&规律.， 这一规律完全是人所不可逆的， 只能遵循而无法抗拒。而西方国家恰好以其现代变迁鲜明地体现了这种进步。另一种进步主义申述的仅仅是一种人类必须前进的道德态度， 它只是一种对人类未来会更为美好的乐观态度的体现， 这种态度对所有民族或文化都是一致的， 而没有一种西方文化优越于其他文化的假设包含在其中。这样的进步主义理念， 也许构成了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信念。它绝对不是妨害某些民族发展的观念。
　　五、启蒙的中西之辩
　　我们当然需要重视启蒙的中国命题意涵的开掘。这是一个中西维度的启蒙辨析问题。如果说启蒙的四个支点主要是就它的理论理性蕴含呈现出来的， 那么在中西之维理解启蒙问题， 就成为启蒙进入中国场域之后， 必须慎重对待的实践理性或历史理性的问题。
　　启蒙的中西之辩这一命题， 需要强调三个基本涵项： 其一、我们要解释这一命题可能包含的歧义。一是要强调西方的启蒙不仅仅是解决“西方的”问题， 而是解决人类现代处境的问题。二是所谓& 中国的.启蒙并不是一个对自己本身传统文化的启蒙， 而是对中国人勇于运用理性、敢于揭示真相的推动。这是“五四”一代和“五四”后新儒家一代都存有误解的地方。事实上， 命题的这两重歧义， 使得中国的启蒙被换算为一个中西之辩的问题， 而中西之辩又转换为一个中古西今的先进与落后的僵化结构， 这是中国启蒙的最大悲剧。中国的启蒙， 并不是在&要么中、要么西.、&要么古、要么今.之间进行断然选择的问题， 即不是一个在中国内部凸显的古今与中西决断的问题。而是一个在古今中西四维中凸显的， 中国要不要认同现代理念、建构现代国家的问题。
　　其二、“中国的”启蒙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 从晚清、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经历了三次启蒙、三次夭折， 但“中国的”启蒙， 以今天中国人仍然还需要深入讨论之作为一个标志性事件， 它再次告诉人们， 启蒙作为内生的“人”的觉醒状态， 它有一种自我澄清和自我发动的机制。只要启蒙任务没有完成， 或者再启蒙的形势形成了， 启蒙的任务就会再一次呈现在人们的面前。这不是一个告别启蒙心态的主观宣告可以解决的问题。这也不是借助所谓批判启蒙的武器就可以彻底瓦解的事务。这也就是当今中国处于转型十字路口的时候， 启蒙再一次登台最重要的理由。
　　其三、启蒙之作为现代和现代性揭示出来的情形， 它由三重动力提供保障：一是启蒙本身永远是在纵横双向的自我澄清中， 一直展示自己不断充实的新内涵， 这是启蒙“常谈常新”的原因。人们说启蒙“常谈常悲”， 是因为没有看到这种“悲”正是启动新一轮启蒙的动力。因此， 启蒙“常谈常悲”正是启蒙“常谈常新”的一物两面。二是“人为自己立法”的状态， 是人类打破神学笼罩之后的必然处境。因此， 我们有必要清楚“人为自己立法”的这一命题的存在论价值， 而不只是琢磨它的认识论价值。三是我们一定要强调人的综合局限性， 人自身的、政治的、代际的、社会的诸种局限性， 使启蒙本身的动力机制是一个永动机制和有序机制。在这个意义上， 今天中国的转型说到底就是启蒙自我澄清的一个新阶段、一个新命题和一个新状态， 是我们不可回避的问题。因而新启蒙、或者启蒙重回现场， 就不是一个我们中国人主观是否选择的问题， 而是一个必须客观面对的事实。
　　六、启蒙与中国走向
　　启蒙重回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现场， 是因为中国的发展对启蒙的强势召唤。在今天的中国重启启蒙， 有几个问题需要分辨清楚： 第一、大家讨论启蒙， 是否把启蒙说成了包含18世纪到20世纪整个人类历史变化的庞杂概念？ 断定共产主义运动、或者说俄罗斯和中国的现代变化， 都是启蒙的组成部分和必然产物， 这就恐怕把启蒙概念扩展得太大了。实际上， 从18世纪以来， 人类社会存在着启蒙和反启蒙的两种力量， 这两种力量共同构成了人类社会运转的社会史、观念史、政治史。在这个意义上， 启蒙恰恰是要对18世纪以后反启蒙的力量和造成蒙蔽的政治状态， 构成一个再启蒙。如果我们把启蒙都说成18世纪唯一运动着的观念史、政治史、社会史， 那18世纪以来的人类历史就成了一团理不清的乱麻。而且， 也就无法清楚今天中国重启启蒙的历史理由和针对对象。
　　第二、关于中国经已形成的特殊利益集团的问题， 大家一旦触及这个话题都会觉得有点痛心疾首。其实， 今天中国所谓特殊利益集团， 它的出现并不见得是一个单纯让人感到担忧的事情。在某种意义上讲， 无论是现代化先行的欧洲国家也好， 还是现代化相对后发的美国也好， 其实都是通过不同的政治集团和经济集团之间的相互博弈， 最后达成妥协而形成现代制度体系的。一个特殊利益集团不可能垄断国家权力， 因此与国家权力发生瓜葛的特殊利益集团之间， 就有了为争取权力垂青展开博弈的空间。这中间就有启蒙价值和启蒙功能的效用。因为特殊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 必定造成权力的不均衡运作， 而这种不均衡也许是启蒙的动力， 而不是启蒙的障碍。
　　我们今天一谈特殊利益集团就很紧张， 没有必要。说到底， 国有企业作为党和国家的“长子”存在是有利的， 在中国改革开放前， 确实没有特殊利益集团存在， 就是一个全方位支配性的中央政权， 铸就了一个垄断所有权力的政治列宁主义时代。现在中国推行市场经济， 尤其是将国有垄断经济集团作为发展或控驭市场的力量， 结果搞出了一个市场列宁主义。在国家权力结构没有任何变动的情况下， 政治列宁主义与市场列宁主义在对抗。到头来， 也许我们只好抛弃列宁主义才能化解这种对抗。因此不必要太担忧特殊利益集团的出现， 在这些集团经济利益之间不可能达成统一的政治意志的情况下， 它跟统一的政治意志之间会有重重裂缝。这些裂缝也许是中国现代政治成长的空间。做出这种断定，是基于一种直面现实的、政治的态度， 而不是一种回避现实的、道德的态度。
　　人们会将特殊利益集团与利益集团区别对待， 将后者作为经济学和社会学概念加以处理， 将前者作为政治学概念予以对待。但需要指出的是， 资本跟权力结合的那种特殊利益集团， 它不是单一集团。资本与权力结合的方式、结合的情形、结合的状态、结合的结果， 都不一样， 这中间是有矛盾的。权力集团内部的冲突有利于权力的规范化， 只要将这种冲突约束在宪政法治的平台上就行。由于我们中国人受西方规范理论的影响太大， 习惯于在&国家- 社会.二元分化的框架中， 对社会的兴起怀抱强烈的期待， 总想以社会抗衡国家， 实现国家的规范化。
　　从而对所谓社会维权运动， 诸如失地农民的抗争、城市居民的维权运动， 期望甚殷。这种期待， 是一种表错情的期待。因为这是一种单方的期待。社会的维权必须与国家权力的改进互动， 才具有推动国家政治发展的功效。特殊利益集团之间博弈的不稳定性和不均衡性， 也许是人们忽略的、达成宪政和启蒙的另一种可能途径。
　　第三、对于今天中国的转变， 我们的主观表态， 即我们对它是失望还是心怀希望， 千万切忌忽略中国今天发展客观情形的主观姿态。我们不得不承认， 近30年中国经济上凸显的奇迹是伟大的。今天我们要筹划国家前途和承担人类使命， 必须承诺中国近30年确实发展了。但是发展本身是不均衡的发展。经济上去了， 但使用的是列宁主义的手段驾驭市场、或者说操控市场； 奇迹出现了， 但今后该怎么走却没有办法回答。走出这一困局， 恐怕社会力量要跟体制内推进改革、从而有利于启蒙的力量对接。我们不要被现实的主观伤感遮蔽了理性的眼睛。审慎的悲观或审慎的乐观是与现实相宜的态度。
　　我们面对问题需要积聚力量。虽然中国的前途是难以预测的。在某种意义上， 今天的中国接近日本的大正时期、美国的进步时期， 社会问题非常多。从总体上说， 三个国家都处在一个发展的重大转折时期。在今天的中国， 无论是统治集团、还是民间力量， 大家看到的问题肯定是共同的。作为统治集团最高层的人士所获得的综合的社会发展信息和政治危机信息， 比一般人还要充分。因此， 人们都意识到， 深度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回避不了的。加之情形含混的当代中国， 人们对国家发展也无由断言， 甚至人们以拒斥启蒙时代以来形成的现代主流方案为乐，但以启蒙或启蒙方案， 推进中国的深度改革， 已经是一个不容迟疑的事情。
　　面对中国的发展， 启蒙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自我澄清面目， 再次光临需要实现启蒙的东方古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