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是一定社会正义的体现

      可见，认清法与正义的关系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有了多数人能够认同的价值观、正义观，我们的法律以这个为标准，把权利和义务关系、职权和职责的关系、权责利的关系处理好，才有实现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定分止争”，定分，才能止争，这样才能和谐。当一种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统治阶级如果采取一定相应措施，也可缓和矛盾。比如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提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契约自由和过错责任是绝对的法律正义原则；但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时期，这些原则就被修正，提出为了社会利益也可征收私人财产；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主张绝对的契约自由，而现在也要求加强宏观调控和政府的干预了；从前的绝对过错责任原则，也被无过错责任所修正和补充。这些措施就缓和了一定的社会矛盾。在尊重规律的前提下，人们可以做到：事在人为。在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矛盾，是在自我完善过程中逐步解决的矛盾，这是个长期的、曲折复杂的过程。经济体制是这样，政治体制、法制的改革恐怕也是这样。我想，我们应时刻记住，我们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要过高估计中国所处的社会阶段。

      十七大报告提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这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民主问题的认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必须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搞依法治国，民主建设必须纳入法制轨道。制定法律要体现大多数人能接受的正义观。理论上是这样，但实际做起来很难。要事先调查研究，事后总结经验，不断完善。只要我们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集中全党的智慧、全中国人民的智慧，只要我们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把它运用到法律现实中来，只要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从实际出发，认真调查研究，能正视矛盾、认识矛盾、缓和矛盾、化解矛盾，不要人为地制造不必要的矛盾（如果法律制定得不好、执行的不好，就都可能会增加不必要的矛盾），我们就可以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

      但不要以为一切问题都要用法律解决，也不要不加区别地用同一的法律手段解决不同的问题。民法的问题不能用刑法、行政法来解决。权利本位的说法，对民法或者还可以说得过去，对行政法、税法就不一定了。在不同的部门，权利、义务的安排是不一样的，不同部门应用的法律手段不同。我们要重视权利问题，但“权利本位”的口号，值得推敲。至于有的同志混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阶级斗争”两个不同的概念，提出用“权利本位研究范式”代替他们所谓的“阶级斗争研究范式（他们有时又称‘以阶级斗争为纲研究范式’”，那就更值得研究了。我认为：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公式，那么代替它的只应是马克思主义的、必要的、正确的阶级分析。

      回忆我国马克思主义法学、法理学的发展历程，似乎走的也是一条“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道路。我们曾有过正确或基本正确的阶级分析，所以才取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夺取了政权、巩固了政权并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但57年以后，“左”的思潮日益抬头，过分强调阶级斗争、甚至夸大阶级斗争、形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这不对。但现在就认为没有阶级斗争了，对任何问题都可以不作阶级分析，那恐怕也不符合实际、太超前了。

      肯定：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对实际做出正确或基本正确的阶级分析,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建国后，巩固了国家政权,取得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就。

      否定：57年开始，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左”的思潮的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包括民主法制建设），犯了错误，受到挫折，反思过去的过程中，“人心思治”、“人心思法”，但也有些人对我国法学、对马克思主义法学产生了怀疑，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法学原理也提出了质疑甚至反对的意见，出现了一些简单照搬西方的现象。

      否定之否定：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正确指引下，越来越多的同志、学者，认识到了，我们要继承人类积累的政治文明和法律文化的有益成果，但不能简单地照搬西方的理论、制度，因为情况不同、时代不同，我们必须用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来指导我们的法学研究和法制建设。这就得认真学习，全面、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法的基本原理。法有阶级性，也有继承性，有民族性、地方性，也有全球性、全人类性。任何事物都既有个性，也有共性，共性是寓于个性之中的；所以个性是具体的，而其中的共性是抽象的。法也是这样，既有共性，也有个性，共性是通过个性表现的。我们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坚信：只有马克思主义才可以救中国，坚定马克思主义信念，认真学习、实践马克思主义，可以帮助我们少犯错误、不犯大的错误。在一次大学生的会上，我曾对同学们说：“如果我现在是大学生，我一定把学习马克思主义放在首位。”马克思主义是世界观、方法论，我们只有坚持走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的指导，从实际出发，扎扎实实地搞研究，才能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才能出世界一流的法学家。

      另外，我希望我们的法理学研究要多向实务方面、向部门法问题方面靠拢，从理论的高度回答部门法中的基本问题。没有关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问题的知识，法理学搞不好；同样没有比较丰富的部门法知识、包括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史的知识，法理学的研究也不会搞好。所以，我赞成研究法理学的人都应有一个部门法学科作为其第二专业。

 
 
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2卷，第539页
 
[2]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版，第25卷，3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