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塌陷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4-08-21
内容提要: 发展中国家在民主发展的过程中都遇到过各种挫折， 但很少发生整体性的民主崩溃， 主要表现为不同程度的民主塌陷。塌陷的原因与民主发生的模式密切相关。在演化型民主中， 导致塌陷的主要因素有某个阶段的产业升级、激进的中间阶级、缺乏自主性的制度、大众与精英的对抗、军队与政府的观念冲突、外部的颠覆等。在种植型民主中， 导致塌陷的主要因素有经济的衰退、社会的分裂、制度的软弱、大众对精英堕落的放纵、军队在利益上的不满、外部援助的减少等。没有一种变量可以进行普遍化的解释， 民主塌陷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 但所面临的这些变量越多、越强时， 民主面临的塌陷危险就越大。
迄今为止， 极少有发展中国家能够一劳永逸地建立一个持久稳定的民主政体， 也极少有发展中国家历史上没有任何民主经历。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在历史上的某个时期都或多或少地建立起某种民主体系， 但随后大多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塌陷， 当然， 整体性的民主崩溃则很少发生过。
这种民主塌陷的现象引起了许多政治学者的兴趣， 自1978 年琼恩·J·林兹和阿尔弗里德·斯特潘的《民主政体的崩溃》出版之后， 关于民主塌陷的研究成果就不断涌现， 成为政治发展研究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围绕民主塌陷的原因对这种研究作一简要介绍。
一、民主发生的类型
民主塌陷与民主发生有着密切的关联， 不同类型的民主发生会导致不同类型的民主塌陷。民主发生有两种不同的模式： 一种是由内部力量互动出来的民主体系， 可称之为演化型民主； 一种是由外部力量种植下来的民主体系， 可称之为种植型民主。前者包括拉丁美洲和中东的大部分地区， 后者包括赤道非洲和亚洲的部分地区。
演化型民主并非不受外部影响而发展出来的民主。实际上这种民主大多发生在原殖民地， 但殖民国家并没有直接栽种民主体系。譬如说， 在拉丁美洲， 殖民统治结束时， 殖民母国都还没有过上民主生活， 因此在独立时就没法留下什么民主种子。那里的政治体系一直在威权统治和无政府状态之间摇摆， 直到内部的社会变迁导致越来越多的政治参与， 当统治精英感觉到普选权和自由选举不会带来不可接受的结果时， 政治体系就开始朝着民主的方向发生变化。
中东地区的民主发生也大体属于演化型， 这里的国家有许多是从奥斯曼帝国的解体中产生出来的， 它们受到不同程度的欧洲控制。然而， 这种控制不同于赤道非洲那种直接的管治， 它们的民主萌芽准确地说是受西方影响的结果， 而不是西方人直接种植的结果。这些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 其精英的地位逐渐受到新的受过现代教育的中产阶层的挑战。这些中产阶层成员逐渐被国家机器吸纳， 建立了某种准民主的政体。在这种政体中， 选举产生的政府在决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它们建立在狭窄的社会基础上面， 而且选举常常受国王和首相的操纵。这种准民主对于受过现代教育的教师、官僚、技术人员和工程师等新兴中产阶层来说， 或者对于有着类似价值观的改革派军官来说， 吸引力不大。
种植型民主一般出现在二战后的去殖民化时期， 殖民母国在离去时， 一般与殖民地达成一个协议， 以建立或维持一种民主体系。殖民母国一般不愿意自动退出， 很多地方如肯尼亚、马来西亚、津巴布韦等， 只是在发生暴力冲突后， 才获得独立。在独立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民族主义运动， 这些运动的领导人一般接受了民主理想，并希望自己的权威具有源于自由选举的合法性。在那些没有发生暴力冲突， 而是通过谈判而获得独立的殖民地， 民主的发生要平缓一些， 也相对持久一些。在殖民者离去时， 那里的人民一般被赋予了普选权， 并且常常在殖民国家的监督下，举行了自由竞争性的选举。
二、影响塌陷的变量
研究政治发展的中国学者一般比较熟悉支持民主的一些变量， 归纳起来， 主要有以下几种：
经济发展： 这是由利普塞特于1959 年提出的变量， 他认为人均财富、工业化、都市化、教育等与稳定的民主制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较好的生活条件会让较低阶层放弃极端意识形态， 被整合进民主政体。
公民文化： 这是由阿尔蒙德最早提出的解释变量， 它强调公民接受用民主方式解决冲突的意愿， 强调社会共同体的某种共识。
精英关系： 这是由罗斯托推荐的变量， 他认为当精英们同意遵守政治博弈规则而不是冒国家解体的威胁时， 民主就发生了， 然后将非精英纳入到这些规则之中。
社会结构： 这是政治社会学者非常重视的变量， 著名的有莫尔， 他提出当君主与贵族之间实现了相互制衡， 贵族进入商业领域以及强大的中产阶级兴起之后， 民主就容易发生。
政治制度： 这是政治学中非常古老的变量，荷伯、斯特芬斯等都强调政治制度容纳和抑制政治冲突的能力， 民主要求压力集团、政党等制度的发展， 以便过滤大众需求， 方便妥协的达成。
发展序列： 这是宾德和达尔提出来的观点。达尔认为， 当政治竞争先于大众参与发生时， 民主化就相对容易。宾德则认为民主化过程中的认同危机、合法性危机、管治危机要在参与危机和分配危机之前得到解决。
外部影响： 这是格林等许多学者的观点， 认为民主化， 尤其是第三世界的民主化大多是受到外部力量（政府、机构或个人） 影响的结果， 它们供给思想、提供诱因或实施制裁。
一般看来， 支持民主化的因素反过来就会成为民主塌陷的因素， 但这不是对称性的关系， 因为民主发生常常是一个比较缓慢的过程， 而民主塌陷则往往是一个比较突然的过程， 更多地依赖于人的选择。因此， 影响民主塌陷的变量与影响民主发生的变量会有所不同。罗伯特·宾克尼在《第三世界的民主》中总结出了影响民主塌陷的六个变量： 经济变量、社会变量、制度变量、行为变量、军事变量和外部变量。这些变量会在演化型民主和种植型民主中分别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
经济变量： 在演化型民主中表现为经济发展带来的阶级冲突尖锐化， 在种植型民主中表现为经济衰退。
社会变量： 在演化型民主中表现为在容纳或排斥程度上的冲突， 在种植型民主中表现为社会凝聚力的缺乏。
制度变量： 在演化型民主中表现为制度缺乏相对于国家的自主性， 在种植型民主中表现为制度不能有效运作。
行为变量： 在演化型民主中表现为对大众压力的担心导致当选政治家的非民主行为， 在种植型民主中表现为大众冷漠促进当选政治家的非民主行为。
军事变量： 在演化型民主中表现为军队与政治家之间实际或潜在的意识形态鸿沟， 在种植型民主中表现为军队认识到利用自己地位的能力。
外部变量： 在演化型民主中表现为外部对意识形态上不可接受的统治者的反应， 在种植型民主中表现为外部势力保护民主的努力有限。
下面进一步描述这些变量对两类民主塌陷的影响。
三、演化型民主的塌陷
（一） 经济解释
对于演化型民主来说， 民主的塌陷通常是在参与和冲突的压力下出现的。亨廷顿和内尔森认为在现代化后期， 存在经济增长与参与之间的冲突。实际上也就是在政治体系缺乏足够资源的情况下， 出现了难以应付的参与危机和分配危机。
尽管民主的基本架构已经形成， 但在越来越强的大众压力下， 这种架构是很脆弱的， 无法支付越来越强烈的平民主义要求。如果经济发展水平特别低下， 平民的不满还难以通过有组织的渠道表达出来， 形成不了现实的政治压力， 而一定程度的经济发展， 一方面拉大了多数大众期望与满足之间的差距， 另一方面增加了大众的政治表达能力。维纳指出， 经济变化产生了一个不断增长的善于表达的工人阶级， 而通过模仿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还未在本土的环境中扎下根来， 因而缺乏持久性。
另一个有意思的解释模型是“官僚威权模型”， 它是由拉美学者发展起来的。这种模型认为在经济发展的某个阶段上， 也许会出现一种平民主义的初级民主， 它通过一个各阶级联合支持的政府， 发展以普通消费品为主的简单加工业。但这种产品市场饱和之后， 就需要向较深层次的制造业发展， 而这通常需要高度资本化的大企业来支撑， 它们与政府、与跨国公司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这一阶段的发展不会给平民带来多少实惠， 因而得不到大众选票的支持， 只有一个威权政府才能强制推动这种发展。1964 年后的巴西，1976 年后的阿根廷， 1973 年后的智利都是例证。在大众民主抵制这种发展， 而文职精英又软弱无力的情况下， 似乎只有军事接管才能确保资本主义发展先于大众需求发生。
（二） 社会解释
官僚威权模型受到不少的批评， 其构造的某种经济发展导致民主塌陷也许受到错误的经验支持。即使它们之间有联系， 也许是通过另外的变量起作用的， 社会结构就是其中之一。前面谈经济变化时， 已经隐含了社会变化， 譬如说， 在拉丁美洲， 新的阶层和群体， 带着新的需求， 给政治体系带来了压力。
通常认为， 新兴中间群体的发展会有利于民主， 但在中东， 情况并非如此。这里的新兴群体似乎容易持极端立场， 排斥民主。这也许有两个原因。首先， 诸如教师、官僚、工程师和现代化士兵等新兴群体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市场力量的结果， 而更多的是政府政策的结果， 是直接或间接附着在政府权力之上的。其次， 这些中间群体一般是受过一定教育的， 然而， 这些教育并没有增加他们的流行民主观念， 倒更多地加强了本土的反民主观念， 在他们眼里， 民主被视为一种外来的概念， 在伊斯兰本土文化中， 外来的常常可以与有害的划等号。第三， 这些新兴群体有强烈的参与政治的愿望， 如果他们不能通过说服执政精英扩大参与基础， 而执政精英的反民主情结比较浓厚， 那么这种政治紧张就容易导致强人政治， 初级的、有限的民主就难逃塌陷的命运。在拉丁美洲， 也有类似的情况， 要求参与的大众与反对参与的精英之间冲突超过了现有民主框架的容纳限度， 军人干政几乎成了自然而然的结果。
（三） 制度解释
产生演化型民主的国家一般也是在模仿西方的基础上建立了一系列政治制度， 但与西方相比， 这些制度是早产婴儿， 也就是说在经济社会发展不成熟的较早阶段就出现了， 因而存活率就较低。根据宾德的“发展危机和序列” 理论， 这些制度是在特定的危机环境下被催生出来的， 而不是扮演西方类似制度所扮演的角色。在西方国家，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逐渐采用了鼓励大众参与的选举制度、政党制度、利益集团制度， 并发展了带有福利倾向的官僚制度。而非西方国家在经济发展的相对较早的阶段就采用了这些制度， 结果让人们觉悟到一种更高的生活水准和政治权利， 从而激发大众对公共权威的要求越来越多。
伊姆在《南韩官僚威权主义兴起》一文中指出了反对党所带来的参与和福利的快速增长。他写道： “反对党候选人金大中将大众的民主要求融进新民主党的政纲。他的竞选主题是实现基于平民主义经济的平民主义时代。根据金大中的看法， 大众民主会反对发展型独裁， 而一个平民主义经济会基于大众福利， 经济增长成果的公平分配， 雇员分享所有权的体制， 土地革命， 以及对富人征新税等。”
这些制度一方面带来参与和福利要求的增长， 这对治理精英形成巨大压力， 招来他们的不满， 另一方面则因为它们自身没有充分地制度化， 基础很不安全， 显得非常脆弱， 使它们难以抵制既得利益的精英反抗。于是， 在1972 年的南韩， “大众部门在政治上被排除了： 竞争性选举被禁止； 罢工被禁止； 工会组织受到严格限制； 而基本人权受到任意侵犯” 。
在拉丁美洲， 譬如阿根廷和智利， 也有类似的情况。民主制度一般倾向于促进大众参与， 这让精英们感受到巨大挑战， 而且这些制度似乎又不成熟， 无法在精英与平民主义要求之间带来任何妥协。因此一些学者认为， 民主化过程中， 军事独裁的产生主要不是因为经济力量， 而是因为“自上强加的” 民主制度。科恩认为， 在巴西，国家在经济发展中扮演了更积极的角色， 而不像在西方国家的早期阶段， 国家采取了较为自由放任的政策， 结果是， 政党和压力集团自上而下地发展， 而不是因应大众要求自下而上地有序发展， 这阻碍了稳定的政治竞争。
在制度论者看来， 演化型民主需要自愿参与的成熟实体如大众政党和压力集团来支撑， 而这些制度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不是没有， 而是因为早产造成功能不良， 不能自主地发挥作用， 从而带来民主塌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