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塌陷

　　（四） 行为解释
　　行为解释也就是选择解释， 认为人在某种局面下是能动的， 既可以这样选择， 也可以那样选择， 但选择之后便对后来的结果产生影响。因此， 一些学者认为政治结果更多地依赖于人为的因素， 而不是非人为的因素。在演化型民主中，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带来大众参与的压力局面， 政治精英面临困难选择。这时候， 大众行为与当选政客的行为都很重要， 如果大众过量显示自己的强力， 就有可能带来当选政客的强力反应。这种反应也许只是为了暂时维持秩序的需要， 但它会带来民主塌陷。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很多。查莫斯就认为， 拉丁美洲军人政权的出现， 不是因为这个地方的国家、社会和文化具有某种一般特征， 而是因为在特定的危机中， 人们所做的选择导致了这种结果。这个观点得到凡伦佐拉和卢夫曼的回应，他们认为， 在智利， 在政治危机发生时， 关键性的角色不是努力利用现有的体制来寻求妥协， 而是希望利用军队来冒险， 这不是制度的问题， 而是行为的问题。輥輶訛在土耳其也有类似的过程， 苏那和萨亚里在《土耳其的民主： 问题与展望》中谈到， 土耳其主要政党在政治危机中不能达成共识， 执政的民主党决定在现有的威权体制内解决问题， 而反对派共和人民党决定让军队介入政治， 以挑战当局。
　　在演化型民主中， 行为解释者认为， 关键是执政角色与反对角色没有努力达成妥协的共识，导致民主不能维持。
　　（五） 军事解释
　　在演化型民主中， 军队和民主政府之间， 或者说军官与当选政治家之间一般存在意识形态上的冲突。军队一般持保守的意识形态， 而政府则持较为民主的意识形态。但军队所要保守的内容随国情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别。在中东地区， 军队所持的意识形态具有反西方色彩， 对受西方支持的民主政府不信任， 而愿意支持带有更多本土文化色彩的政府。而在拉丁美洲， 军队常常是右翼既得利益者， 它们一般不支持民主， 尤其反对平民主义， 但常常同西方国家保持友好关系。在冷战中， 美国帮助拉丁美洲的军官打击激进的大众运动， 将它视为拉丁美洲的威胁。
　　除了受原教旨主义影响的那些军队之外， 军队一般不是现代化的反对者， 因为这些国家的军队本身就是现代化的产物。不过， 这些国家的军队通常是民主化的反对者， 军官们通常总是在政治危机中寻找机会， 推翻当选政府， 将民主压制在萌芽状态。
　　（六） 外部影响
　　在发展中国家， 每一次大的政治变动中， 几乎都能找到西方强国的影子。在面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危机时，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强国通常有道义与利益的冲突。促进民主发展是这些国家的一般道义责任， 但是， 如果这样做不符合自身的利益， 它们也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反民主行为。在演化型民主中， 当选政府的愿望常常与西方强国的利益不一致， 从而导致外来干预。穆勒用很多的证据说明， 拉丁美洲的民主塌陷主要来自美国颠覆， 而非如某些学者所说， 是经济发展的某个阶段导致了官僚威权制的出现。輦輯訛他指出， 在牙买加和多巴哥， 哥斯达黎加和危内瑞拉等国， 在没有民主塌陷的情况下， 进口替代型经济也照样在发展。而在其他发生民主塌陷的国家， 如巴西、智利等， 都出现了美国对亲政变军队的援助。美国出于自身战略利益的考虑来选择是否干预。为了应付古巴的影响， 美国深度卷入了中美洲的内部事务， 如支持尼加拉瓜的军人势力。为了防止左翼势力的扩张， 美国支持巴西、智利的军事政变。
　　外部影响通常是存在的， 但这种影响是否构成了关键性的或决定的影响， 则是一个争议性问题。很多的外部影响只是对政变者提供某种道义上的支持， 或者暗示如果政变者成功， 他们就会得到某种礼遇等。因此很多学者认为， 外部影响是只是补充性的， 而不是关键性的。
　　四、种植型民主的塌陷
　　（一） 经济解释
　　在演化型民主中， 常常是经济发展导致了民主塌陷， 而在种植型民主中， 则常常是经济衰退导致了民主塌陷。在那些经济衰退的国家， 公民对民主政府没有什么喜好， 只希望它能够提供一点物质利益。然而， 经济衰退到一定时候， 政府就很难保证人们所需要的那点物质利益， 这时候， 民主政府就会面临垮台的命运。一些非洲国家常常出现这种情况， 加纳就是很好的例子。在1950 年代末， 加纳的国内总产值年均增长了5.1%， 这是个不错的增长。在1960 年代， 增长率逐渐下降， 而在1970 年代下降到年均3.2%， 这个比例低于人口增长率。经济增长率低于人口增长率， 可以被视为经济衰退的一个标志， 它直接导致人们手中物质财富的减少， 民主就面临危机。正如布雷顿所说： “［在非洲］ 政治制度是保持大众忠诚的伪装， 而社会经济内容——钱， 金融财富和经济机会——才是有效政府的基础” 。
　　（二） 社会解释
　　在种植型民主中， 尽管也存在对各种社会群体进行容纳的问题， 但更重要的是缺乏社会凝聚力的问题。这里的政治制度是在独立过程中快速形成的， 殖民母国离开时草率地留下一部民主宪法， 而社会结构则未能快速地变化以适应这种政治制度。本地的社会群体对殖民母国及其政治遗产存在着疏离倾向， 结果是社会很难在民主信念或民主制度下凝聚起来， 其表现有三个方面：
　　第一， 本土的民族主义与殖民母国及其后续政权离心离德。劳欧指出， 赤道非洲有一种“过剩的本地化鼓动倾向”， 这种倾向导致与政权的对抗。作为社会凝聚力缺乏表现的这些冲突自然不利于民主政府的有效运作， 在不能协调解决的情况下， 这些国家的精英似乎只有放弃民主方式， 而选择威权统治来“摁住” 这些冲突。
　　第二， 凝聚力的缺乏不仅表现在社会与政府的关系上， 还表现在社会自身缺乏组织力量， 形成不了强大的舆论压力。蒙斯路认为， 在西方发现的宪法外制衡， 如强有力的经济机构、报纸以及被组织进压力群体的受教育的公民等， 在赤道非洲找不到。有点强大的经济机构常常是由外来移民控制， 它们常常不是民主的支持者。当统治精英在选举竞争中采取预防性监禁、操纵选举或通过腐败交易购买支持时， 很难有强大的社会压力来阻止他们。
　　第三， 社会凝聚力的缺乏还表现在公民中没有基本统一的民主理念， 一些中产阶级公民是从自由民主的角度来理解民主的， 而广大的老百姓则将民主理解为能够带来物质利益的一种工具，并表现出强烈的平民主义。当民主不能带来物质福利的满足， 而又有人在破坏民主时， 没有多少公民能够站出来维护民主的价值。
　　（三） 制度解释
　　在演化型民主中， 制度问题主要表现为国家过于强大， 政党、利益集团等缺乏相对于国家的自主性， 而在种植型民主中， 制度问题则主要表现在政党、压力团体、立法机构、官僚机构等比较软弱， 不能为政治输入与输出提供有效而充分的管道。
　　与西方的同类制度相比， 这些国家的立法机构一般只是边际性地发挥作用。一些压力团体得不到广泛的支持， 缺乏对政府的制裁手段， 如撤消选举支持或组织有效的不合作运动等， 而工会则缺乏纪律和组织来发动有效的罢工。对于那些比较重要的压力团体如跨国公司来说， 它们也只是维护狭隘的私利， 而不努力在公众与政府之间起沟通桥梁的作用， 而且它们总是按自己的逻辑与政府打交道， 在政府不能满足自己要求的情况下， 甚至酝酿颠覆选举产生的政府。
　　作为现代政治制度的要件， 一些国家的关键政党不能从革命党或运动党转变为执政党， 既无法兑现其早期的政治承诺， 也无法提供有效的施政。缺乏政党基础的政府只有依赖从殖民时期继承下来的官僚机构， 但这些机构独立后出现蜕化或变异， 它们一方面不能去政治化， 从而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另一方面它们容易蜕化为一种家长制， 成为个人独裁的工具， 不能扮演充分专业化的、中立的管理力量。由于在殖民统治时期， 官僚与政府几乎是同义词， 因此它不容易去政治化， 像建一所学校， 给进出口企业颁发许可证等行政行为都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性。輦輶訛独立后的官僚机构表现更差， 一方面， 它没有殖民时期那种依靠殖民母国强制力保障的权威， 另一方面， 它在处理利益冲突时也丧失了殖民时期官僚机构的那种公正性。
　　西方殖民者留下来的这些民主制度普遍出现功能不良， 冲突不能得到公正的解决， 施政能力下降， 腐败得以盛行， 最终导致军人干政和威权统治。
　　（四） 行为解释
　　在演化型民主中， 过量的大众参与导致政治精英或军事精英的强力反应； 相反， 在种植型民主中， 则是大众冷漠放纵了政治精英的威权行为。
　　现代民主政府的合法性建立在一定的大众参与的基础上， 这在西方国家几乎成为共识， 但在一些非洲国家， 这种观念比较薄弱， 人们只知道有政府存在， 它需要人们的服从。在加纳的许多农民眼里， 尽管也有些模糊的民主合法性的观念， 但他们更清楚的是， 服从当下的任何政府是一种谨慎的和道德的要求。
　　这种观念也是从殖民地时期继承下来的， 因为殖民政府的合法性要求是建立在征服而不是选举基础上的。独立后的一党制政府与军人政府也暗合着这种殖民理论， 主张合法性建立在信托关系和好政府， 而不是选举的基础上。人们对民主观念没有什么感觉， 对民主运作更没有什么体认。这就让精英比较容易采取操纵选举、骚扰反对派或让媒体噤声等非民主的行为。在驯服的人民面前， 精英选择了放纵和腐败的生活， 治理也就自然而然地衰败下去。等到因治理不善导致经济和社会灾难时， 大众的不满便以非理性方式爆发出来。尽管大众不满并不一定导致非民主方式， 但由于在大众冷漠下面， 政府没有应对大众运动的经验， 等到大众不满大面积爆发时， 精英们更多地选择了自己熟悉的威权方式来应对。
　　（五） 军事解释
　　在演化型民主中， 军人干政主要是因为他们与当选政治家之间有一种意识形态的鸿沟， 而在种植型民主中， 军人干政则主要源于精英内部的利益纷争。在种植型民主中， 军队的历史不是很长， 很难发展起来一种稳固的意识形态， 而且在非洲和亚洲的种植型民主中， 军队和政府的意识形态分歧不那么严重， 而具体利益的冲突成为主要因素。譬如说， 加纳1972 年预算中减少了军官补贴， 导致军队快速复辟， 民主被搁置了八年。1975 年， 孟加拉的平民主义政府试图裁减过于庞大的军队， 为其寻求经济上更有生产性的角色， 并在一个分权结构中将其置于省总督的控制之下， 结果也导致了政变。
　　（六） 外部影响
　　在演化型民主中， 常常有外国势力支持的军事政变， 从而导致民主塌陷； 在种植型民主中，这种情况很少见， 外部影响更多地表现为对民主政府提供援助的多少上面。正如前面所说， 这些国家的民主政府通常很脆弱， 它常常需要外部援助才能维持下去。尤其当面临军人干政的威胁时， 外国的援助就更为重要。殖民母国通常希望曾是自己殖民地的国家在民主的道路上走得更好， 但在民主面临威胁时， 不一定会伸出援助之手。
　　加纳的布西亚、尼日利亚的巴勒瓦、巴基斯坦的贝布托等所进行的民主努力都在没有外国援助的情况下失败了。有学者认为， 如果外部力量能够给予适当的援助， 以帮助他们渡过危机， 这些国家的民主成果就有可能持续下去。輧輱訛其实，与演化型民主中的外部影响一样， 不管是支持军事政变， 还是援助民主政府， 更多地取决于外部力量对自身利益的判断， 而较少出自道义上的考虑。
　　五、结语
　　本文尽管没有全面介绍国外关于民主塌陷的研究状况， 但基本上概括了这方面主要的研究成果。在观察民主塌陷与上述六个变量的关系时，我们需要注意以下一些问题：
　　第一， 这里所说的民主指的是国际社会流行的民主概念， 尤其强调其中的自由竞争式选举内容， 关于其他类型的民主， 主流的研究者不怎么重视。
　　第二， 这里选取的六个变量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视为独立变量， 在现实中， 有些变量之间是相互支持的， 如经济变量与社会变量之间就有明显的依赖关系。
　　第三， 没有哪个国家的民主塌陷可以通过一种变量来解释， 它往往是是多种变量一起造成的结果。不过， 即使是很多的变量， 也是有主有次的。
　　第四， 没有一种变量可以进行普遍化的解释， 譬如说， 经济发展有时成为民主塌陷的变量， 有时则成为民主巩固的变量。而且在变量发挥作用的方式和程度上， 因国情而有所差异。
　　如果说有什么比较确定的结论， 那就是， 当一种民主所面临的上述变量越多、越强时， 它面临的塌陷危险就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