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多元化的社会利益集团对国家权力的影响

　　(三)特殊利益集团
　　除上述一般利益团体和新社会阶层外，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国有资本在利润最高的行业里占据了垄断地位，形成了庞大的特殊利益集团。那些从政府“脱钩”转化为企业的垄断性的行业，原来是由政府直接控制经营的，改革开放后虽然从形式上走向了市场和社会，但它们与政府仍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如银行、铁路、民航、石油、电力、电信、外贸、烟草、公证、保险等等垄断性行业公司，原来作为政府部门掌握的国家权力，转化为社会权力之后，又通过与国家权力结合，影响国家的立法和决策朝有利于它们的方向倾斜，以保护其特权利益。这些垄断性利益集团不仅利用其垄断资本的优势，享受着比一般企业高的垄断利润，而且能直接动用政府权力的强势，称霸市场。在其主管政府部门的庇护下，可以使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并用，按其主管部门权益与行业利益，制订规章、章程和各种规定，事实上起着准法律的强制性作用。
　　近年来，这些央企的老总及其员工的高收入、高福利、高消费，令人吃惊。业内人士保守估计，某些央企负责人年薪平均为职工的13.5倍，有的几十万，有的上百万，甚至上千万，加上职务消费公款消费、无偿配备的轿车等消费，是一个巨大“黑洞”。除央企高层外，一般职工的工资，尤其是号称“十二强”的央企，其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全国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的三至四倍，更是中部地区平均工资水平的十倍。某些央企不但超额发工资，还超额置办职工福利。不少央企系统的职工还享受行业特权。有的学者认为，这些政府部门和大型国有企业加起来，庞大而有权力，是我国改革的最大的阻碍力量，也是最难突破之处。[19]
　　(四)权贵资产者集团
　　这是特殊利益集团中已经形成的一个经济上腐败、政治上霸道的权势集团，他们事实上已成为一种官僚利益集团。
　　中国近几年的经济发展较为迅速，经济总量逐年上升，也是当今世界上财富向少数人手中集中最快的地区之一。有的政协委员根据(2004年度全球财富报告》的内容指出：“2003年，在中国拥有超过100万美元金融资产的人有23.6万。这些人占有的财富已经超过了9690亿美元。而2003年中国的GDP是1.4万亿美元。这是个惊人的数字。”中国富豪的产生，大都是与“暴富”联系在一起的。在完善的社会公平机制下，造就一个百万富翁，需要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是几代人的努力。但在当代中国，一些煤老板和房地产商从一穷二白起家，在短短几年中，就成为千万、亿万的富翁。许多大城市在房地产业红火的时候，平均几天就能产生一个百万富翁，有的房地产商甚至完全可以用“一夜暴富”来形容。
　　房地产利益集团与一般意义上的利益群体有所区别，它是与官僚特权结合在一起的利益共同体。在各类富豪排行榜上，高居前位的一半以上都与房地产业有关。由于房地产开发呈现一种低成本的付出、高利润的获取的态势，于是带来了种种社会问题。从获利群体的角度看，房地产经济链条中，房地产开发商是最大的利益获取者，经过20多年的发展，其中一些人已经形成为暴利集团。某些地方政府及其官员认为，房价越高，意味着财政税收越多、GDP增大，意味着领导班子的政绩显著，此外还会为部分官员带来灰色收入。其中也有许多原国企领导在“改制”的幌子之下，将国有资产以最小的代价化为私有，成为了民企老板并跻身于千万富豪或亿万富豪行列。另外，它们以其无孑L不入的社会权力，同掌握国家权力的官方串通一气(如“官煤勾结”)，通过公共权力寻租，实现权力货币化，造就了多少具有中国特色的富豪巨贾和“红顶商人”。值得注意的是，在2万名亿万富翁中，按调查的比例，有90%是高干子女和亲属。也就是说，有1.8万个家族是凭权力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这也是被称为“权贵资产者阶层”的缘故。权贵特权集团突出特点是具有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剥削和压迫的政治性和掠夺性。当市民和农民被用极低代价掠去房产或土地，起而抗争的时候，他们或运用社会流氓甚至黑社会组织，或直接动用公检法进行打压。所以这些权贵资产集团事实上在把老百姓当作对立面进行围绕利益的社会斗争。他们和人民的矛盾具有对抗性。国内发行的凤凰周刊署名祝东力的民主化绝不是中国的选择的文章，至少在客观上反映了权贵资产者集团的政治倾向性。
　　(五)贪腐集团
　　由于政治改革的滞后，权力制约和民主监督机制没有切实建立，中国官场的贪腐痼疾日益严重。每起贪腐案件的清查，大都会拉出一群人，暴露一个官商勾结、官官狼狈为奸的巨大贪腐群体和网络。它已不限于单个人的行为，而多形成群体性的、稳定的、带有相当普遍性的贪腐集团。实际上是寄生在党政内部的官僚特权利益集团。
　　像2006年5月曝光的湖南郴州以市委书记李大伦为首的大贪腐案，引发郴州官场大地震。这个庞大的贪腐集团中包括该市市长、市委组织部长、宣传部部长、纪委书记、国土资源局局长等要员在内，涉案的党政干部和资本家达158人，形成一个庞大的网络，经检察机关侦查，李与奸商联手，出卖国家利益，受贿1325万，其家庭存款高达3200万。市委宣传部长樊甲生涉案金额亦逾千万。一个与李勾结的厂商邢立新数年间就积累了上亿资产。永兴县县委还以红头文件为其促销“幸福花园”商品房。在郴州，邢立新被称为李大伦的“地下组织部长”，某些官员升职都要通过邢立新打通关节。面对执法人员的讯问时，有的矿老板竞警告执法人员“要睁开眼睛看看这是谁支撑办起来的矿!”这一案例十分典型地反映了权力与资本勾结形成贪腐集团的图景。[20]
　　又如2002年开始陆续揭出的湖北襄樊市委书记孙楚寅为首的贪腐集团，其中牵出的党政领导干部就有70余人，包括市属相关单位和县市“一把手”30余人，厅级干部l1人，该市领导层几乎到了无官不贪的地步。[21]
　　文革前搞所谓“四清”运动，中央领导人估计全国农村党支部有三分之一“烂掉了”。其实那时农村干部即使有贪腐行为，也不过是“公私不分”、“多吃多占”，“小菜一碟”而已;同现今的贪腐规模、数额，特别是集团化、网络化，无可比拟。这类贪腐集团由于掌握着权力，不但以之为资本进行权钱交换，而且还以权力组建贪腐网络，形成犯罪集团，并运用他们掌握的权力机关作为打压异己的工具，在当地形成针插不进的独立王国，残酷打压敢于揭发和反抗他们的公民和社会组织。他们是生长在党政机体上的毒瘤，能否解决好此患，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
　　(六)黑社会性质组织
　　黑社会性质组织、恐怖组织及其他反社会的极端组织，也是具有特殊利益的集团，他们也具备民间社会组织的一些特征，拥有大小不等的特殊社会资源和社会权力。但它们纯属犯罪团伙，与一般非政府组织或利益团体有本质的区别。
　　中国古代就有帮会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如“三合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7世纪，是民间的地下组织，行规严密。人们也将中国的黑手党概称之为三合会，其中心一直在香港，现有8万名成员。据警方称，其中只有15个组织有刑事犯罪行为。中国黑手党在欧洲经常以中餐馆或贸易公司作掩护。他们在德国多是搞偷渡人口。2007年1月5日在德国下萨克森4'1、l一个小镇的中餐馆里，有7个人遭枪击身亡，被疑为中国的黑手党所为。[22]
　　随着市场经济促使民间社会相对独立性的发展和对外开放过程中产生的负面影响，迄今中国各地已形成为数不少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其类别多为地缘型黑社会性质组织，一般以省或市或县或乡或村范围组成。此外，还有基于成员间的血统或亲缘联系而形成的血缘型组织，和基于成员间的某种犯罪职业的联系而形成的业缘型黑社会性质组织。他们具有成熟的组织结构与管理方式。其基本成员固定，并且多是职业罪犯，有一套分层级呈金字塔型的组织指挥系统，实行垂直领导。居于最高层次的是被称为“老大”或“领导”的首恶。下面按等级和职务分工排座次，有一套按等级的财产分配与福利保障制度，有严酷的帮规和保密制度，违反者或变节者将受到残酷镇压。据四川省公安厅刑事侦察局发表的调研报告，现有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开始模仿现代企业管理模式，比较典型的是该省宜宾县的狄绍伟集团，他们制定的员工手册》共四章十七条，俨然是其“刑法”，内容含对出卖、背叛、损害组织利益、不服从命令的处以割舌、挖眼、切指、断双手、断双腿等处罚，直至处死，可见其对内的社会权力之严酷。有些黑社会性质组织已通过购买从边境走私的枪支武装起来，其对外施行的暴力十分残忍恐怖，犯罪的智能化也程度越来越高。
　　黑社会性质组织一个重要动向是黑白合流，黑老大戴上“红帽子”。如浙江温岭的张畏，除了黑社会老大这一身份之外，还具有跨省份的8个其他身份：原湖北省宜都市政协副主席、台州市青联委员、浙江某报社名誉社长、台4'1、l市青年企业家协会副会长、浙江东海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兼董事长、上海东盛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温岭恒基实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台州新世纪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等等。他们与当地的某些官员们沆瀣一气，个别政府官员成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靠山和保护伞，形成一种保护与被保护的关系。张畏一案所牵涉到的67名党政要员中，有市长、公安局长及党政干部42人、司法干部15人、金融机构干部10人。张宅门前挂着“温岭市公安局重点保护单位”的铜匾，故当地人称张畏领导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为“红色黑帮”。这种另类的社会权力同腐败的官家权力结合起来，具有很大的破坏性能量。这些罪恶活动的组织者往往利用违法犯罪活动获取的巨额资金，与内地一些机关和单位的党政干部拉关系，获得种种作案的方便。1980年代以来，其主要犯罪活动之一是参与国际贩毒，倒卖盗窃文物，拐卖人口，搞“走私”、“偷渡”和“国际绑票”。据资料显示，截至1998年底，福建仅捕获的境内外“蛇头”就达1400多名，截获偷渡人员20000多人，被遣返的多达30000多人。
　　黑社会性质组织还介入腐败官员之问的权力斗争，近年来频频发生的“官杀官”事件，就是借助黑社会的杀手锏。黑社会这种以暴力为主要手段的社会另类权力，加剧了社会的不安全感。
　　黑社会性质组织介入经济活动更是其犯罪的经济基础。他们在打造经济基础时，无一不带有暴力性质，有的完全是通过经营非法生意得来，如广西百色的周寿南表面上挂的牌子是百色饭店娱乐总汇，实际上是通过垄断该地的赌业经营聚敛财售沈阳嘉阳集团的董事长刘涌在短短几年问聚敛钱财逾七亿元人民币，其合法生意一般也是通过非法手段获取河南许昌的梁胜利黑帮看中了南阳市场的布匹托运生意，就采用暴力手段驱赶原来的经营者，迫使其他人退出市场。以此手段，该黑帮进入了服装、鞋帽、建筑、建材、运输、饮食娱乐业等多个行业，并在黑帮内部划分了势力范围。但其经营手段却完全不是合法手段，而是采用暴力手段强买强卖，收取保护费，掠夺垄断利润，最后形成这样一种局面：凡属这一黑帮组织涉足的行业，所有的人都“自动退出”，不敢与之竞争。但更多的中小黑社会组织是采取收保护费等形式建立经济基础。通过地下经济活动(包括地下工厂、黑市交易、地下金融机构、走私、毒品买卖、卖淫等非法经营活动)的黑色犯罪链条，正逐渐深入地影响着中国正常的社会生活。势力较大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日益增大，并已在一些地区和社会底层成员中成为一种“公共权威”。[23]
　　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特别是那些与之勾结的官方保护伞，是现今横行街衢、欺压底层百姓的恶势力，是建构和谐社会的大敌，必须坚决打击铲除。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82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37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6页。
 
  　　[4]转引自《利益集团与立法之互动，(文献资料大全》首页2004年l0月。
 
  　　[5]社会权力是指在国家与社会二元化格局下，社会主体拥有自己的社会资源和独立的经济、社会地位而形成对国家和社会的影响力、支配力。(详见郭道晖：社会权力与法冶社会》，原载中外法学2002年第2期，收入郭道晖：((法的时代挑战，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18-242页)
 
  　　[6]朱志宏：立法学，台湾三民书局I995年版，第237—243页。
 
  　　[7]转引自“压力集团”大行其道，参考消息1994年8月29日第2版。
 
  　　[8]见英国《金融时报》网站2007年4月18日报道。2007年4月该校韩国留学生赵承熙在教室用两支手枪枪杀师生32人。
 
  　　[9]参阅博隆世纪网站((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课件(1)，((我看美国政治——浅谈利益集团在美国政治中的作用))。
 
  　　[10]参阅王新生的博客，http：//blog.daqi.com/wangxinsheng，2007年2月26日访问。
 
  　　[11]王新生：((日本的利益集团》，http：//blog.daqi.com/wangxinsheng，2007年2月26日访问。
 
  　　[12](新阶层手握10万亿资本崛起，成中共统战重点，凤凰网，2006年9月12日访问.
 
  　　[13](新阶层手握10万亿资本崛起，成中共统战重点，凤凰网，2006年9月12日访问.
 
  　　[14]郑永年：新社会阶层的崛起对于中国的政治意义，中国选举与治理网，2006年9月24日访问。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9页、第170页。
 
  　　[16][17]同注[15]
 
  　　[18]关于阶级概念与理论的论述，参阅郭道晖：阶级与阶级斗争新论》，载郭道晖：法的时代呼唤，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286-291页。
 
  　　[19]肖华：《对内开放之门为何难开，((南方周末2007年4月26日C18版。
 
  　　[20]湖南郴州原市委书记落马波及158名官商))，南方新闻网，2006年9月4日访问。
 
  　　[21]维红、汉水：官腐并发症，民主与法制))2006年第1期。
 
  　　[22]聂立涛、金晶：本报记者探访德国中餐馆血案现场))，参考消息)2007年2月8日。
 
  　　[23]何清涟：“另类社会权力一中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现状，新华网，2004年8月25日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