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新刑诉法语境下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机制的完善
刑事和解作为恢复性司法的主要方式已获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其体现了“宽严相济”的理念，有利于厘清社会冲突、恢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对达成刑事和解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检察机关可从宽处理，做出不捕、不诉决定或建议法院从轻判处。新刑诉法专章规定了刑事和解程序，刑诉规则对该制度亦赋予了更多的生动内涵，要求：可以和解的案件属于侵害特定被害人的故意犯罪或者有直接被害人的过失犯罪；需以行为人的有罪答辩与被害方的自愿和解为前提，在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基础上进行；行为人真诚悔罪，通过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获得被害人谅解；和解协议内容符合法律法规，不得违背公序良俗。刑诉规则还对实践中存在的难点提供了工作思路，如规定了和解协议书约定的赔偿损失内容确实难以一次性履行的，在被害人同意并提供有效担保的情况下，也可以分期履行。
刑事和解促进了被害人、加害人及公共利益之间保护价值的平衡，是检察机关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突破口。笔者认为：第一，利用司法行政机关丰富的基层资源，建立与司法行政机关协调联动的长效工作机制，实现司法调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的并用与联动，形成制度健全、运行规范、健康高效的“三位一体”的“大调解”工作格局，形成平抑矛盾纠纷的合力，提高和解的成功率。第二，加强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防止在和解工作中可能存在的恣意和腐败，避免公众产生“花钱买刑”的误解。第三，发挥检察机关打击职务犯罪的职能作用，对在和解中出现的滥用职权、徇私舞弊、“吃拿卡要”等不法行为予以坚决打击，维护法律权威。第四，注重矛盾化解，坚持对未成年被害人的同等保护。第五，健全跟踪回访机制，和解达成后，定期对涉罪未成年人进行回访、调查，融入生理、心理多重教育元素，向其输送“正能量”。
（三）规范附条件不起诉制度
附条件不起诉是指在审查起诉中，对于符合起诉条件但罪行较轻的未成年人，综合考量其犯罪事实、人身危险性、悔罪表现以及公共利益，暂时不对其提起公诉，通过设定一段考验期，责令在该期限内履行设定义务，待考验期满后，再根据其表现作出起诉或不起诉决定。该制度是起诉自由裁量权的人性化表现，有利于未成年人积极悔改、把握命运。刑诉法对该制度进行了立法设计，刑诉规则进行了程序细化，规范了适用条件、法律后果、制裁措施、法定义务和酌定义务，等等。因此适用该措施：主体必须是未成年人；主观恶性较小，有悔罪表现，获得被害人谅解；所犯罪行为侵犯人身权利、民主权利、财产权利及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类型，这几类也正是司法实践中最为常见的未成年人犯罪类型；罪责条件是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符合起诉条件；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对适用无异议，且有有效的帮教、监管措施；考验期为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由检察机关监督考察；应事先听取公安机关、被害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法定代理人、辩护人的意见。
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不仅是对司法实践中有益经验的立法总结，更是挽救未成年人的重大举措。需要注意的是：第一，其适用需符合社会公共利益原则和监督制约原则。第二，可结合社会调查制度，对未成年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作全面了解，为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提供参考。第三，创新工作方式，可通过公开听证的形式，对典型案件、社会关注度高的案件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进行审查监督，开展评议，增强司法的透明度。做出决定后，邀请评议人员参与对未成年人进行综合考察。第四，将附条件不起诉的未成年人纳入社区矫正范围之内，刑诉规则第498条为被附条件不起诉的未成年人设置了酌定义务，如：完成戒瘾治疗、提供公益劳动、接受相关教育以及不得进入特定场所、与特定的人员会见或者通信、从事特定的活动等，将他们纳入社区矫正，有利于保证帮教、矫治实效。
（四）落实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犯罪记录封存又称前科消灭、刑罚失效，为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未成年人刑事立法所采用，收效显著。该制度的产生是基于前科制度对前科携带者所带来的巨大负面影响，其背离了法的正义性价值，放大了刑法的惩罚功能，过早地给未成年人贴上了犯罪的“标签”，是阻碍他们健康回归社会的“元凶”之一。新刑诉法及时纠偏，规定了未成年人的轻罪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衔接了刑修（八）“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刑罚的，免除前款规定的报告义务”的规定，成为本次刑诉法修改的最大亮点之一。封存犯罪记录的目的，就是要扫除未成年人的“心理阴霾”和“回归路障”，给他们创造平等、健康的成长环境，使得他们在入学、考试、就业等方面与其他公民享受同等待遇，实现“无痕回归”。适用条件是：犯罪时系未成年人、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法律后果：无前科报告义务、不构成累犯。为避免该制度形同虚设，刑诉规则设置了切实可行的措施予以规范，明确检察机关应当在收到人民法院生效判决后，对犯罪记录予以封存；对拟封存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卷宗等相关材料装订成册，加密保存，不予公开，并建立专门的未成年人犯罪档案库，执行严格的保管制度；除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的以外，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封存的犯罪记录，并不得提供未成年人有犯罪记录的证明；对未成年人作出不起诉决定后，应当对相关记录予以封存。
犯罪记录封存作为一个新生制度，为保证该制度的良性运作，充分发挥其保护性功能，第一，依靠党委政府，联合公安、人事、教育、劳动、社会保障等部门，做好与档案、户籍等工作制度的衔接，不得在户籍、人事、学生等各种书面和电子档案中载明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第二，对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中设置的前科效应加以清理和整合，形成结构协调、逻辑严密的科学体系。第三，刑诉规则指出作出不起诉决定后，要对相关犯罪记录予以封存。但此处的“不起诉”是否仅仅是附条件不起诉、是否包含法定和相对不起诉，刑诉规则未明确；同时对于无逮捕必要不批捕的犯罪记录是否也要纳入封存范围，也未明确，有待解决。笔者认为，将上述犯罪记录纳入封存范围，是符合立法精神和该制度的价值追求的。第四，应赋予未成年人相应的救济权利。如对司法机关不按规定封存的，可申请复议、复核；对他人和相关单位擅意披露的行为，可控告或提起侵权之诉。同时，检察机关还需履行监督职责，依法监督有关部门落实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报告免除和犯罪记录封存，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五）建立健全齐抓共管的犯罪预防和矫治教育工作格局
建立健全党政群团齐抓共管，各职能部门分工负责，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工作体系，改变“零敲碎打”的局面：第一，健全与行政执法部门的协调配合机制，共同参与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加强对文化市场、娱乐场所、校园周边环境的整治；打造“绿色无污染”的活动场所，如少年阅览室、绿色网吧；与公安、法院、司法行政部门定期召开联席会议、联合调研，共同研究未成年人犯罪形势、特点、应对措施，统一执法标准；积极发挥检察建议权，弥补社会管理漏洞。第二，健全法制宣传教育的长效工作机制。不断深化“检校共育共建”活动；联合公安、法院、司法、教育、学校、团委等以多渠道、多路径的方式对留守儿童、在校生、闲散未成年人开展经常性、专门性的法制教育、关爱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为他们筑牢“防火墙”；通过QQ、微博、新浪show等形式，定期与他们进行在线交流，释法答疑。第三，建立全方位的服务管理机制。落实对刑释解教人员、吸毒人员、外来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人员、精神病人、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和重点人员的救助、服务和管理，采取文化教育、技能培训、推荐就业复学、解决低保、定期慰问等方式，提高他们对社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第四，建立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爱心帮扶机制，解决他们的生活和学习困难，帮助他们消除青春期烦恼，避免他们因父母被判刑而对社会产生仇恨走上犯罪道路。如：北京市太阳村 。第五，健全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帮教机制。加强与综治、共青团、关工委、妇联、民政、社工管理、学校、社区、爱心企业等方面的联系配合，整合社会力量，完善社区矫正，实现对不批捕、不起诉的涉罪未成年人教育、感化、挽救的无缝衔接和对涉罪外来未成年人的平等保护。第六，宽严有度，对于社会危害大、犯罪情节恶劣的未成年人，坚决打击，通过运用法律的威慑力遏制未成年人恶性犯罪的上升势头，巩固预防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