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新刑事诉讼法下逮捕的适用

　　二、新刑事诉讼法中逮捕的滥用问题

　　纵观整部新刑事诉讼法的审前强制措施规定，虽然增加了大量适用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的规定，客观上提升了这两种强制措施的适用广度和深度，但因为相关配套措施或规定的不完善，致使脱保（脱离取保候审）或脱监（脱离监视居住）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仍不大，因此在可预见的将来，实务中的侦查机关主动采取这两种措施的积极性仍不高，而仍会只要够罪（仅有的如危险驾驶罪例外）或够条件（严重违反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规定）就呈捕，因此在新刑事诉讼法下，逮捕仍有被滥用的现实可能。

　　实务中逮捕被滥用的情形主要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后，侦查机关在侦查羁押中改变或人民检察院重新审查并建议改变，此后侦查机关又重新呈捕，人民检察院继续审查批准逮捕，从而使得逮捕措施陷入一种被循环使用的状态，严重妨害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阻碍了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并严重影响了司法机关的形象。
　　尽管上述逮捕被滥用的司法实务案例不多，但每一宗案件影响都极其恶劣，应当予以规范，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在第七十九条新增第四款“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同一宗案件被逮捕的次数不得超过两次”即可（因为逮捕的最为严厉性和惩罚性，笔者认为应确定为一次，但现实中侦查机关的实务需要，暂可定为两次，条件成熟再修改为一次）。

　　三、新刑事诉讼法中逮捕适用条件的局限性

　　对比新旧刑事诉讼法中逮捕的适用条件，尽管新刑事诉讼法对逮捕的适用条件进行了细化，更有利于实务操作，但不难看出，新的细化措施与旧刑事诉讼法的原则式规定并无本质上的不同，因为实务部门根据旧刑事诉讼法就是这般操作，新刑事诉讼法只不过是将这些实务操作书面化而已，并无根本的实质突破。
　　正如前文所述，实务中的侦查机关主动采取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措施的积极性不高，而仍会只要够罪或够条件就呈捕，而检察机关因为种种原因，尤其在逮捕必要性上因缺乏侦查机关的合作（侦查机关因为够罪或够条件即可呈捕，即其无动力去做相应的逮捕必要性调查），仅能被动地适用法律规定的逮捕条件，必仍将大量批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羁押场所人满为患、司法机关压力巨大的异状仍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长期存在。
　　但这种异状终究不可持续，因此，鉴于新刑事诉讼法在审前强制措施上并无本质上的突破，相信在异状临界点到来之前，仍然必须对审前强制措施作出一个根本性的改变，即改变目前逮捕作为审前强制措施适用主体的地位，而应当确立取保候审为主，监视居住次之，逮捕再次之的审前强制措施适用格局。因此，笔者认为，新《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九条第一款应修改为“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法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的，可以予以逮捕”。即侦查机关必须优先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适用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措施，确有证据说明侦查机关“无法”采用该两项措施后才能呈捕，且应赋予检察机关审查后拒绝的权力，因此是“可以予以逮捕”而不是“应当予以逮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