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是如何看待中国的
基辛格借用黑格尔的话阐明中国人为何会迷恋陆地而将东边浩瀚的太平洋视为“寸草不生的荒漠”:“从理论上讲，中国文化或许可以惠及周边邻国。然而漂洋过海迫使异族人皈依中国文化，对中国人没有荣耀可言，天朝礼仪因而无法向遥远的异域传播。”“亚洲国家宏大的政治结构缺乏挣脱陆地束缚，走向海洋的能力，尽管它们自己濒临大海，比如中国，在它们眼里，海洋意味着极限，意味着陆地的终结。它们从未用积极的眼光审视过海洋。”
熟知中国历史与民族心理的基辛格当然不会直白地告知中国人为何要从陆地政治朝向海洋政治。事实上，在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约束之下的欧洲主权国家，在其后都相继主动或被动地进行了政治治理方式的变革，王朝政治也最终分崩离析。一直来依靠陆地政治所特有的“国家理由”、“马基雅维利主义”为治理思路的法国、德国、意大利等欧陆强国都经过了向自然权利为要旨的“权利之剑”治理思路的转变。横跨欧亚的俄罗斯则以资产阶级革命的方式试图变革，但却没能成功。除了俄国资产阶级未能处理好地缘政治关系外，他们对“权利之剑”的政治思路领会并不深刻也是重要的因素。韦伯在点评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失败原因时，几乎用直白的语言总结了海洋政治和政治自由主义的关系：现代民族国家意义上的政治自由主义依赖的首要条件就是陆地朝向海洋，以及基于此的商业阶层和政治理论。
作为仍然处于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所塑造出的民族国家时间坐标上的中国，她不可能与美国的步调保持一致：进行全球化的战略布局。因而，在民族国家作为活动单元的国际政治时期，既要保留均势外交的底色，也要试图从陆地政治渐趋朝向海洋政治以替换落后的统治或治理策略。在这其中，中国政治社会的转型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但如何走正是保持审慎“不干涉内政”的基辛格留给中国人自己的命题。
三、中国的和平发展与美、俄亚洲角力
十八世纪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在游历美国后写了部名为《论美国的民主》一书。在这本著作中托克维尔考察了地理、人情、种族、宗教等各种因素对美国民主共和制的影响。在该书的结论部分，托克维尔却出人意料地比较起了美国和俄国的政治制度。他说：“当今世界上有两大民族，从不同的起点出发，但好像在走向同一目标。这就是俄国人和英裔美国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美国人以个人利益为动力，任凭个人发挥自己的力量和智慧，而不予以限制。而为此目的，俄国人差不多把社会的一切权力都集中于一人之手。”在最后他预言到：“他们的起点不同，道路各异。然而，其中的每一民族都好像受到天意的密令指派，终有一天要各主世界一半的命运。”
托克维尔的预言无疑是恰当的。尽管苏东剧变后俄国进行了民主化改革，但普金连任总统也说明了陆地政治并不会因为施行宪法之治就可以轻易剔除。无论俄国的政治走向是什么，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考虑，俄国对中国未来走向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在尼尔·弗格森的《货币崛起》一书的最后，他谈及了中国近些年来让人瞩目的经济发展，同时也指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则存有一定的疑问：环境的恶化、人口老龄化严重以及贫富差距加大所导致的政治风险等等。同弗格森一样，基辛格也看到了上述问题对未来中国的影响，只不过他更加注意到了经济高速发展后带给中国某些人战略眼光和心态上的变化。
基辛格特别提到了《中国不高兴》一书所代表的眼光和心态，他指出尽管中国高层对这种试图用经济崛起替换政治崛起或外交崛起的思路颇为审慎，甚至在外交词汇上用“和平发展”取代“和平崛起”.
如果说凯南的遏制战略对待中国略显书呆子气的话，基辛格更希望从《克劳备忘录》所处的历史环境来再次劝解中国：经济的崛起如果挑战目前亚洲民族国家达成的有秩序的均衡状态，不但无法让中国的友邻安心，也将迫使美国从全球化的外交战略布局转而在亚洲施行当年英国对待德国的那种外交围堵。事实上，德国的统一不但在可预期的时间未能带给德国真正的崛起和复兴，反而导致了欧洲诸国联合起来围堵其出路的后果。尤其是德国试图通过建立一支庞大的、极具威胁的海军时，奉行欧洲均势外交原则的英国则出手扶持法国以对付德国。克劳曾说：“德国打造一支尽可能强大的海军显然是明智之举。”但一旦德国取得海上优势，无论其意图为何，都将与“大英帝国的生存互不相容。”
在基辛格看来，德国之所以遭受一战、二战的打击，是盲目追求霸权的最终后果。一百年后，中国同样遇到这个问题，不过对手已经变成了与英国有着深厚历史渊源的美国。
如果说中国和美国的战略思想和实践处于不同的时间坐标上，那中国就应该实事求是地以该时间坐标上的政治任务作为战略出发点。在基辛格看来，以《中国不高兴》一书为代表的中国“必胜主义者”们，无视中国国内政治的细节，如果听之任之，将会显然让美国对中国在亚洲既定秩序内的容忍度降低，最终失却双方的政治互信。
尽管基辛格就此提出了基于历史和现实思考的解决模式：中美太平洋共同体。但他以康德《永久和平论》来结束这本《论中国》则显得意味深长：永久和平的到来要么基于人类的洞察力，也就是对双方及世界利益的高瞻远瞩和期许，要么是在巨大的冲突和灾难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