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欺诈而签订合同的法律适用问题

    二、我国应允许受欺诈人选择行使救济方法在我国，允许欺诈受害人选择行使请求权，将更利于欺诈受害人保护自己的利益。

    尽管两种救济方法在救济效果上并无多大区别，事实上，当欺诈人的欺诈行为符合侵权行为的要件时，欺诈受害人依《民法通则》第58条、61条，《经济合同法》第7、16条，《涉外经济合同法》第10、11条对自己进行救济，和直接根据《民法通则》第117条提起侵权损害赔偿之诉，欺诈人所承担的责任都是返还财产、赔偿损失，而且赔偿的范围也是一致。但《民法通则》117条所提供的救济方法对欺诈受害人仍有独特的价值。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当欺诈人的欺诈行为构成侵权时，在下列情况下，欺诈受害人依《民法通则》第117条起诉，更有利于保护自己的权利:第一，在欺诈人有数人的情况下，如几个人串通对某人进行欺诈，欺诈受害人依《民法通则》第117条提起侵权损害赔偿之诉，根据《民法通则》第130条的规定，几个欺诈人作为共同侵权人，应承担连带责任。而依《民法通则》第58、61条(《经济合同法》第7、16条，《涉外经济合同法》第10、11条)提起诉讼，就不能要求几个欺诈人承担连带责任。

    第二，在受第三人欺诈而与他人订立合同时(即当欺诈人非为意思表示之相对人时)，如果意思表示的相对人不知情，受欺诈人依《民法通则》117条起诉，既有利于保护善意的意思表示相对人的利益，也有利于充分保护自己的利益。如甲因受乙之欺诈而与丙签订合同.如丙不知情，则甲不能依《民法通则》第58、61条(《经济合同法》第7、16条，《涉外经济合同法》第10、11条)向丙或乙提起诉讼，不能要求丙赔偿自己的损失。但甲作为欺诈受害人，有权依《民法通则》第117条向乙提起侵权损害赔偿之诉，要求乙赔偿自己因此所受的损失。在该例子中，如果意思表示的相对人丙知情，则甲也可依《民法通则》第58、61条(《经济合同法》第7、16条，《涉外经济合同法》第10、11条)要求确认自己和丙之间的合同无效，要求丙赔偿损失，返回财产。如果乙、丙事先有通谋，则甲依《民法通则》第117条、第130条，可以要求乙、丙承担连带责任。

    第三，允许欺诈受害人在两种救济方法中进行选择，欺诈受害人就可以按照1991年的《民事诉讼法》第24条、第29条的规定，在合同履行地法院、合同签订地法院和侵权行为地法院中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法院(如离自己最近的法院)提起诉讼，从而节省费用，同时也尽量避免因地方保护主义之弊而使自己的利益得不到充分保护。

    第四，在涉外经济交往中，如果中方因受外方欺诈而签订合同，则允许作为欺诈受害人的中方依《民法通则》第117条提起侵权损害赔偿之诉，至少有以下好处:如果双方在订立合同时依据《涉外经济合同法》第5条选择了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而且选择的合同准据法为某一外国法，中方(欺诈受害人)提起侵权损害赔偿之诉，就可以避免适用自己不熟悉的外国法，而适用侵权行为地法—一般来说是中国的法律，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侵权行为一般都是在中国发生的。在此情况下，如果合同双方当事人所选择的作为合同准据法的外国法把诈欺作为受诈欺人得撤消合同的一个原因，并且对受诈欺人规定的行使撤消权的期间〔’3]短于我国《民法通则》第7章规定的在我国提起侵权损害权损害赔偿之诉的2年诉讼时效，则允许作为诈欺受害人的中方当事人选择行使请求权，实质上就使他取得了诉讼时效上的利益。如果合同双方当事人选择作为合同准据法的外国法对撤消权的行使作了限制，则在诈欺受害人不能行使撤消权时，他所享有的对诈欺人提起侵权损害赔偿之诉的权利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如果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订明的仲裁条款或争议发生后达成的仲裁协议选定外国的仲裁机构作为处理合同争议的仲裁机关，中方(欺诈受害人)依《民法通则》第117条提起侵权损害赔偿之诉，就可以不受仲裁条款或协议限制，而直接向侵权行为地法院—一般为中国法院起诉(民事诉讼法第29条)，从而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利益。这一点已被我国的司法实践所认可。在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的一个案件中，[’‘J既无钢厂也无钢材的瑞士工业资源公司采取欺诈手段作为卖方与中国技术进口总公司签订钢材买卖合同，在中方开出信用证后，又伪造了各种单证，骗取货款。上海市中院判决瑞士工业资源公司返还货款，并赔偿中方因此所受的损失。瑞士工业资源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上海市高院提出上诉称:双方签订的合同中有仲裁条款，原审法院于本案无管辖权。…一。上海市高院经公开审理后认为:……上诉人利用合同形式进行欺诈，已超出了履行合同的范围，不仅破坏了合同，而且构成了侵权。双方当事人的纠纷，被上诉人有权向法院提起侵权之诉，而不受双方所订立的仲裁条款的约束。……原审法院对该案有管辖权。必须注意的是，在双方当事人订有仲裁协议时，如果欺诈受害人向法院提起侵权损害赔偿之诉，必须向法院证明欺诈方的行为已构成侵权行为。法院必须在受理案件前查明这一点，否则，一旦法院在正式受理案件后，发现被告人的行为并未构成侵权，该案仍应根据仲裁协议提交仲裁，法院将使自己处于十分被动的境地。

    综上所述，按照我国现行法律，在欺诈人的行为构成侵权时，允许受欺诈人按《民法通则》第117条提起侵权损害赔偿之诉，在一些情况下有利于受欺诈人保护自己的利益。因此，笔者认为，我国也应允许受欺诈人选择行使救济方法。

    允许受欺诈人选择行使救济方法，必然会带来下面的问题:<1>当事人在一种救济手段失败后，能否再采取另一种救济方法?<2>是否应允许当事人同时采用两种救济方法?对第一个问题，笔者认为应区别情况进行回答。在欺诈人为外国组织或个人，而受欺诈人为中方时，如果中方向外国法院提起诉讼或向外国仲裁机构提起仲裁，请求撤消因欺诈而签订的合同(或当合同准据法为中国法时，请求确认合同无效)而败诉时，如果外方的行为确已构成侵权，应该允许中方依《民法通则》第117条向中国法院提起诉讼，以维护国家的利益。如果一审法院或仲裁机构是中国的法院或仲裁机构，受欺诈的中方就不能在一种救济手段失败后，再采取另一种救济手段。事实上这也没什么意义。因为如果当事人依《涉外经济合同法》第10、n条不能获得救济，一般也就不可能依《民法通则》第117条获得救济。

    而且即使一审法院(或仲裁机构)判决(裁决)错误，也可以采取上诉或其它途径来主张自己的权利，没有必要变更诉讼理由另行起诉。同样道理，在欺诈人和受欺诈人均为中国法人或公民时，也没有必要允许受欺诈人在一种救济方法失败后，再采取另一种救济方法。

    对于第二个问题，笔者认为应作否定回答。如前所述，受欺诈人依《民法通则》第58、61条(《经济合同法》第7、16条，《涉外经济合同法》第10、11条)对自己进行救济和依《民法通则》第l竹条提起诉讼，其效果是一样的。因此，允许受欺诈人同时采用这两种救济方法并无实际意义，受欺诈人这样做，只会增加法院和自己的负担。

    在结束本文前，笔者认为有必要就本文作下面两点说明:第一，笔者在本文中侧重于说明允许受欺诈人提起侵权损害赔偿之诉对保护受欺诈人利益的重要性，只是说明问题的需要。笔者并不否认受欺诈人享有的请求确认因欺诈而为的民事行为无效，请求欺诈人返还财产、赔偿损失的权利对保护受欺诈人利益的重要性。笔者主张应允许受欺诈人选择行使请求权，只是认为这样做能更充分、全面地保护受欺诈人的权利。

    第二，笔者主张应允许受欺诈人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救济方法，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的利益，有人也许会问，这是否会加重欺诈人的责任呢?笔者认为，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一方面，正如我们前面所分析的，受欺诈人无论采取那种救济方法，欺诈人所承担的都是返还财产、赔偿损失的责任，并无什么区别;另一方面，只有当欺诈人的行为构成侵权行为时，受欺诈人才能提起侵权之诉。也就是说，之所以允许受欺诈人提起侵权之诉，是因为欺诈人的行为符合侵权行为的要件，应借助于法律上的侵权责任对其予以制裁。显然，这是符合民法保护主体权利和制裁不法行为人的目的的。法律责任作为制裁措施，本身并不是违法行为人企求的。即使由于受欺诈人选择了对自己有利的救济方法而加重了欺诈人的责任，这种责任也是欺诈人依法应当承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