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鲁迅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现代性

　　关键词：鲁迅小说　知识分子题材　性
　　论文摘要：知识分子题材在鲁迅小说创作中占到了很大的比重，鲁迅以其“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体现着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现代性，为现代文学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18年5月，《新青年》第4卷第5号上发表了鲁迅的《狂人日记》。“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用现代体式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它以‘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内容与形式上的现代化特征，成为中国现代小说的伟大开端，开辟了我国文学(小说)的一个新的时代。”
　　鲁迅在小说集《呐喊》和《彷徨》中塑造了一系列的知识分子形象，按一般的说法，大体上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是封建制度的受害者和牺牲者，如《孔乙己》中的孔乙己、《白光》中的陈士成等。他们深受封建科举制度的毒害，一心想求得功名，充满旧式文人的酸腐气味，结局十分悲惨。作者对他们既有批判，也有同情。第二类是封建制度的维护者和追随者，如《肥皂》中的四铭、《高老夫子》中的高尔础等。他们的灵魂已经完全腐朽，表面上道貌岸然，实际上满肚子男盗女娼，或是封建道德的卫道士、假道学，或是不学无术的文人垃圾、文人败类。作者对他们只有批判和嘲讽。第三类是封建制度的破坏者和反抗者，如《狂人Et记》中的狂人、《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伤逝》中的涓生和子君，以及《药》中的夏瑜、《长明灯》中的疯子等。
　　鲁迅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现代性的描写，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表现出“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在思想内容上：
　　其一，知识分子题材的选择体现出了现代性。中国古代小说的“主角是勇将策士，侠盗赃官，妖怪神仙，佳人才子，后来则有妓女嫖客，无赖奴才之流”，像《儒林外史》那样以古代知识分子被科举制度扭曲的人生和人性为题材的小说可谓凤毛麟角。“‘五四’以后的短篇里却大抵是新的智识者登了场。”《呐喊》和《彷徨》两部小说集共有25篇小说，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占到了15篇，可见鲁迅身为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问题的关注程度。鲁迅对于知识分子的关注，不再停留在《儒林外史》中对知识分子被古代科举制度扭曲的人生和人性的表层描写，而是力图去探讨知识分子在现代生活中生存的状态和深究其原因。从深受封建科举制度毒害、成为其牺牲品的孔乙己、陈士成，到曾有满腔大志最终却成为失败者的吕纬甫、魏连殳，再到为革命和理想献身却不被世人所了解的夏瑜，鲁迅在选择他们作为自己小说的主角，描写他们的命运、刻画他们的性格的同时，更多的是在关注他们的精神状态和人生的走向，以及挖掘造成他们命运的根本原因。这恰好印证了研究现代文学的学者对现代文学的定义：“现代文学即是用现代文学语言与文学形式，表达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心理的文学。”
　　其二，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中启蒙思想的贯穿、反封建主题的高扬体现了现代性。鲁迅小说的创作是抱着启蒙的目的的。他曾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在世界特别是在西方面前，古老的中国和她的子民显现出了贫穷、落后和愚昧。有着满腔爱国热忱的知识分子都在寻求着让中国走向富强的道路。康梁的变法，洋务的实业，孙文的“三民主义”，却都只是自上而下的改革，没有民众的觉醒和参与，中国人依然不会改变他愚弱子民的地位。留日学医的鲁迅在“幻灯片事件”后深深地认识到：“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从这段话可以看出，鲁迅从事文艺创作的姿态是要改变国民的精神，是启蒙的。于是我们在《药》中看到愚昧的华老栓用蘸满革命志士夏瑜的鲜血的馒头来治华小栓的痨病，鲁迅想在“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揭出病苦，引出疗救的注意”。在《狂人日记》、《长明灯》中看到了前驱者的惊醒与呐喊。在《伤逝》中，鲁迅更是清醒地看到，女性在反抗封建家庭，寻找自己的恋爱、婚姻自由的时候仍然面临着许多的问题。
　　在启蒙主义的大旗下，鲁迅高举反封旗帜，鲜明地昭示着五四的时代精神。《狂人日记》通过狂人(清醒的知识分子形象)之口揭露了几千年封建制度的吃人本质，发出了“救救孩子”那振聋发聩的呼声。《孔乙己》、《白光》则以主人公的堕落以至毁灭，痛斥了封建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的戕害。《肥皂》中的四铭那道貌岸然的丑恶嘴脸让我们深深地认识到封建统治者和卫道者的虚伪与可憎，更让我们认识到反封建的必要性和艰巨性。
　　其次，鲁迅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性还体现在形式上，包括叙事模式、叙事角度、创作方法和描写方式的多样性。
　　就叙事时间而言，古代小说，如明清小说的叙事模式，基本上是依循时序的连贯叙事，即采用“纵剖”的由头到尾的叙述。而鲁迅的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脱离传统文学的束缚，不再一味使用“纵剖”的叙述，而是采用多种叙述模式，如《在酒楼上》就选择了“酒楼上”这个场景来展开叙述，勾勒了吕纬甫这个知识青年由理想追寻者到理想沦落者的经历，前后好几年的事件浓缩在一个场景中来展开，这种场景叙事增大了短篇小说的表现力，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五四时期的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在革命陷入低谷时精神的彷徨与委靡。再如《长明灯》中引进了西方小说的“横截面”叙述模式，选择了“吉光屯的茶馆子”、“社庙”、“四爷的客厅”几个场景，在这几个场景中，通过人们的议论将“疯子”的“灭灯行动”一一展开，从而也一一展示了民众的愚昧和清醒的先驱者的孤独，有力地揭示了小说的主题。《孔乙己》则以咸亨酒店为中心舞台来展开情节，塑造人物，小说结构严谨，生活场景高度集中。应该说，这些都已是现代意义的全新的小说了。
　　鲁迅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叙事角度也很富现代特征。它打破了中国古代小说以说书人角色出现的单一的第三人称的全知叙事，而采用了多种叙事角度。《肥皂》、《白光》等的传统的第三人称叙事，《孔乙己》中以店里的小伙计的视角来看孔乙己，《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等等都采用第一人称叙事。鲁迅写小说不是为了取悦读者，而是把思想启蒙放在首位，在运用第三人称的同时，引进第一人称，这就丰富了表达启蒙思想的手段，能更有力地表达启蒙思想，也增强了小说的真实感。
　　鲁迅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形式上的现代性，还体现在创作方法上。首先是日记体、手记体在小说创作中的运用。《狂人日记》以日记的方式记录了狂人的心理，从而揭露出中国几千年封建制度的吃人本质。《伤逝》则以手记的方式记录了知识青年涓生和子君冲破封建牢笼，自由恋爱，同居，到最后因陷于两人的小圈子而生离死别的过程，真实地记录了涓生的思想，也反映了那个时代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状态。
　　创作方法的现代性还体现在寓象征主义的写法于现实主义的描写当中，《白光》中的白光就是陈士成(也是被中国封建科举制度戕害的旧知识分子们)追求仕途而不得的幻灭的理想的象征。《长明灯》中“疯子”想要灭掉的吉光屯的那盏长明灯则是中国几千年封建体制的象征，吉光屯亦象征着古中国。《肥皂》中的那块葵绿色纸包着的有着似橄榄非橄榄香味的肥皂，象征着四铭之流的假道学那颗道貌岸然的肮脏的心。《药》的结尾那个红白的花圈，则象征着革命事业后继有人。象征手法的运用，使得鲁迅小说的创作突破了中西界限，开启了中国现代小说的现代性。
　　鲁迅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在形式上的现代性还表现为描写方式的革新。由“话本”演变而来的中国古代小说为追求“书场效果”，除了用”纵剖”情节和第三人称之外，还很重视人物的语言、行动描写。鲁迅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在描写方法上对古代小说的推新之处在于，引进了西方小说的景物描写和心理描写，丰富TIJ,说的表达方式。《在酒楼上》这篇小说中对酒楼下废园景色的描写：“几株老梅竞斗雪开着满树的繁，仿佛毫不以深冬为意；倒塌的亭子边还有一株山茶树，从暗绿的密叶里显出十几朵红花来，赫赫的在雪中明得如火，愤怒而且傲慢，如蔑视游人的甘心于远行。”这一段景色描写，无疑是“我”遇挫不败，继续于革命前行的心理写照，与后面吕纬甫的遇挫退却形成对比，显示了在理想遇挫于现实面前，知识分子的两种不同的人生态度。
　　综上所述，鲁迅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性的描写方式，为现代文学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