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 寞 人 生 的 呐 喊 ——关于《呼兰河传》的文化选择与意象本真的审美阐释(上)

摘要：萧红是活跃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文坛的著名女作家，在她短暂的9年文学生涯为中国现代文学创造了享誉中外的传世之作。《呼兰河传》既是她临终前的辞世大作，又是关于萧红其人其作最有争议的“焦点”之作。鲁迅、茅盾等老一辈伟大革命文学家对萧红及其创作曾经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同时，也应当注意到评论界对她的批评和某些指谪。因此，如何评价《呼兰河传》的成败得失一度成为现代作家作品研究中的“热点”之一，其影响波及远不止于作品价值本身，而且还广泛涉及到对于女作家本人及其创作道路的整体把握和客观评论。本文认为：文学的视野本质上是关于“人本体”的一种文化选择和审美追求，但这仅仅是一种文学精神，绝不是规范文学时态样式的刻板或模具。其根本出发点和归宿点全在于对人及其命运的真情关注并多姿多彩地表现“人”，即表现人所具有的属性和社会属性双重“人性”的人类与自然、社会及人自身既相适应又不适应，既相互包涵认同，又相互排斥对抗的矛盾统一的客观规定性运动过程。即人的生命意识、生存状态和生活命运的现状和未来。应当承认，作品确乎于“平庸”中暴露了那一时代的社会虚伪与世态沉沦，刻画出血泪模糊的人间悲剧和宗法神态世相。

关键词：萧红；呼兰河传；文化选择；意象本真；审美阐释

萧红是活跃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坛颇有影响的著名现代女作家，从1933年初步入文坛到1942年英年早逝、弃骨香港（解放后人民政府将其遗骨迁葬于广州），在她短暂的9年文学生涯中，为中国现代革命文学创造了享誉中外、值得光耀的优秀文学作品。《呼兰河传》既是她临终前的辞世大作，又是关于萧红其人其作最有争议的“焦点”之作。究竟应当如何评价女作家这部告别人生的“终篇”大作，本文试以作品蕴籍的文化选择及其意象审美追求概予透视和阐释。

一

萧红本名张迺莹，1911年6月2日（农历五月初五端阳节）出生于离哈尔滨不远的呼兰县城内一家道中落的张姓地主家庭，1942年2月23日

不幸病逝于还在日寇铁蹄下的香港，年仅31岁。

不幸病逝于还在日寇铁蹄下的香港，年仅31岁。
萧红于1933年开始小说创作，处女作短篇小说《王阿嫂的死》以“悄吟”的笔名发表于女作家白朗负责编辑的哈尔滨《国际协报·文艺周刊》上，写的是一对雇农夫妻被恶霸地主活活整死的悲惨遭遇。可以看出，萧红从步入文坛就把受压迫受凌侮的劳动妇女作为自己作品的主人公。由此发轫，萧红早期作品以不同的人生剖面，透视了“九·一八”事变后日伪统治下我国东北三省的社会黑暗，歌颂了广大劳动群众的觉醒与抗争。作品的整体主色和基调是开发中华民族不愿做亡国奴的生命意识，激发劳苦大众的生存力量，以及他们对于理想人生的热切向往和执着追求，富有浓厚的社会—人文主义现实精神和文化人类学的审美追求。1934年萧红在为争取权利而斗流亡人生征途上，创作了她的成名之作——以抗日斗争为大背景的乡土小说《生死场》。小说紧扣时代的主旋律，切准民族觉醒走向抗争的精神脉搏，深刻揭露了日寇殖民统治下我们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劳动人民饥寒交迫在死亡线上呻吟、挣扎的惨痛现实，在全民族万众一心、共赴国难救亡图存的广阔历史背景上描绘了以劳苦大众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生存意识的自我觉醒并积极走向反叛抗争的曲折艰难历程，为我们展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后中国北方社会的不安与骚动，以及被压迫在生活底层的苦难同胞被逼上梁山、武装反日抗暴的惊心动魄的壮阔图景，传达出那一时代中国人民抗日救亡、不怕牺牲、前仆后继、共赴国难的民族心声和时代强音。同时也痛切而无情地批判了宗法专制文化意识对广大劳动人民的精神毒害及其所造成的病态社会心理。作品自始至终表现了强烈的革命现实主义思想倾向和积极奋发的民族英雄主义精神，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特征和浓重的民族文化反思意向。因此，作品所揭示的中国北方农村的社会人生，本质上也是整个中国农村的社会人生的意象化浓缩。《生死场》一经问世，旋即产生了强烈的“轰动”效应，“给上海文坛一个不小的新奇和惊动，因为是那么雄厚和坚定，是血淋淋的现实的缩影”[1]，也使萧红蜚声文坛，从此奠定了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亲自为之作序，给予了作家作品以很高评价。他说[2]：“这自然还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的明丽和新鲜”。

继《生死场》之后，1938年萧红在重庆开笔创作她的自传性长篇小说《呼兰河传》，由于颠沛流离，直到1940年底才在她寓居的香港最后完稿成书。《呼兰河传》问世后，伟大的革命文学家茅盾为之作序，对于这位女作家的创作动因和作品的整体意蕴作了客观而肯切的分析评价，热情地肯定了《呼兰河传》所特有的革命现实主义文学价值和审美风格。他精辟地指出[3]：“要点不在《呼兰河传》不像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小说，而在于这‘不像’之外，还有些别的东西——一些比‘像’一部小说更为诱人些的东西：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诚然，我们也不能忽略对于这部作品的某些指谪和批评。曾经寄希望于女作家的某些同志、战友和读者，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和语言对作家和作家的作品的某些方面提出了批评，“表示过惋惜”。有的甚至认为萧红已经是江郎才尽，“现实的创作源泉已经枯竭”，或将《呼兰河传》与《生死场》作比较，认为“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退步”等等。因此，如何评价《呼兰河传》的成败得失，一度成为现代文学作家作品研究中的“热点”之一，其影响波及之所在，远不止于作品的价值本身，它还涉及到对于女作家本人以及其创作成就的整体把握和客观评价。

直观《呼兰河传》的人物叙境、情结矛盾、世态事相、故事穿插，以及自然、社会、人生场景格局的环境铺排，确乎平淡无奇，并非有如某些作品那样其势恢宏，或浓墨重彩，或铺张扬厉，突出表现重大人物事件，或刻意求新，创造臻于完美无缺的个性化典型，甚至连叙事结构，情结乃至环境氛围的描写，也疏于精选特制，缺乏曲折跌宕。按照传统的历史社会学的批评原则鉴别上述对女作家的指谪和批评，却也无可厚非。问题在于评论《呼兰河传》这部独有个性，“不像”小说又“像”小说的作品，又该怎样把握和切入，以选择适应女作家和作品实际的参照系作为审美艺术批评的坐标，才不至于脱离特定情景下的“萧红”和“呼兰河传”。质言之，只有从‘这个’特定的作家作品自身审美追求和民族文化大背景上，深层次探究其意象本真和隐形文化人类学的审美追求，紧紧扣住作品对人本（生命意识）、人性（生存状态）、人生（生活命运）的全方位透视，以及作家融注其中的情与理、爱与憎、否定与追求、鞭挞与歌颂。以这样的特定视角去审视，不难现显出萧红在清新明丽的铺陈和叙境中，同样骚动着她的、同时也是我们民族的生生不息、不甘寂寞的灵与肉的拼搏和挣扎，以及爆发自于这颗遭受屈辱而又奋起反叛的坚强灵魂深处的生命力的抗争与战叫。

文学的视野本质上是关于“人本体”的一种文化选择和审美追求。尽管融入文学作品的人物事相是具体的、个别的、乃或是偶然的、原始的，但其所涵盖、折射的社会历史文化积淀和民族精神形态意蕴，却具有远为深广的时代内涵和普遍意义。因此，单纯地把历史—社会学的批评方法套用于一切作家作品的具体分析和美学判断，并以此替代对于错综复杂、丰富生动的作家艺术个性和作品意象本真的深层次审美观照，难免失之偏狭而陷于形而上学的纯粹理性判断，以至于忽略或无视作家作品赋予人事叙境描写和现实生活暗示必然潜在的对社会人生的多样化文化选择和个性化艺术塑造。其结果，只能导致对于不同文化选择与审美追求的浅薄与谬误。应当承认，正面取材并重笔凸现具有重大意义题材和现实精神的人物事件或社会生活情景，并给予完整的、形象的、典型化刻画和浓墨重彩的表现，永远是优秀作家作品常青不衰的创作生命力之所在。但是，这仅仅只是一种文学精神的追求，绝不是规范文学（作家作品）时态样式的刻板或模具。古今中外的文学史上，一些具有自觉的“民本”思想和人文精神的优秀作家和作品，有不少尽管描写的只是平平常常的“平庸”、“卑琐”，只见微微涟漪的平静日常生活事相和“下界”的普通民众乃至“愚昧”芸芸众生，但他们的文化视野，却能够居高临下，超越“卑琐”、“平庸”或“愚昧”，穿透或揭示社会人生的隐形结构和文化心理的潜意识积淀，这类作家作品同样获得了成功乃至于不朽。究其所以，概莫能外于文学自身区别于其他人文社会反映、观照现实生活的“特异”功能。这是因为，从理论上讲，文学是人学，任何文学现象，无论其题材内容和艺术形态如何，它之对于客观现实的生活的反映、观照和认知，都离不开人“本体”和人“本性”，它不会也不可能是超然于理性或者超然于情韵的单向的、一元的。恰恰相反，它总是以全方位的、多维向的主客体自然渗透合二为一的全知全息视角看取客观现实，观照社会人生，揭示人类命运的动态过程及其矛盾冲突的多元化形态。其根本出发点和归宿点全在于对人及其命运的真情关注并多姿多彩地表现人“本体”，表现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双重属性的人类与自然、社会和人自身既相适应又不适应，既相互包涵认同，又相互排斥对抗的矛盾统一的内在性运动过程，即人的生命意识，生存状态和生活命运的历史、现状和未来。从创作实践看，历史过程的曲折反复性，社会生活的丰富生动性，人际关系的错综复杂性，人生命运的多极多样性以及人的精神面貌的多变性和可塑性，都从根本上制约着文学作品反映、观照、评判社会人生的多样化形态和典型化选择。正如马克思所说：“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4]。以此为基点建立文学批评和视野，研究《呼兰河传》所具有的独特而丰厚的社会历史文化积淀和民族社会形态内涵，以及作品所显示的女作家不同凡响的创作个性和艺术审美追求，就必然要求我们从作品本身设定的叙境、述事、写人的背景中，摸索作家作品对进入创作视野的社会人文、世态民情风俗所作的文化选择以及在如此开阔的文化大背景上，具体地、历史地观照呼兰村镇社区文化和呼兰“众生”的人事世相，从他们的社区文化生态环境格局，以人为本，以小见大，去感悟作品深层的稳恒文化精神结构和集体无意识形态。应当承认，《呼兰河传》确乎于“平庸”中给世人暴露了那一时代的社会虚伪与沉沦。在这里，女作家掘开的不止是童贞金梦和乡情记忆，也是呼兰河的悲愤呼号和呼兰人的无声呐喊与抗争，字里行间浸透了女作家对于民族前途和人民命运的深情关注，显现出她所作的文化选择和美学评判。

鲁迅说过，只有是民族性的，它才是世界性的。《呼兰河传》无疑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北方农村的民族社会生活和民族文化精神的真淳展示和意象描写。作品截取了关东乡土农村的一个横剖面呼兰小镇，正面切入小镇春秋经历不同的独特自然地域、社会事相、人文精神和世俗民情，不断转换视角，又时时张弛笔力，对特定时空跨度的民族社区格局、原始生命运动、文化心理结构、宗法世俗风习等，客观而又冷峻地进行了细致描述和动态勾勒。其中既融入了作者慨然于世风日下、民生多艰的朴素民本主义思想，也渗透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激扬民族精神回归、觉醒的叛逆个性。在作者笔下，呼兰社区孕育的地域民族文化，层次分明，线条细腻，平实无华而内涵外延又捉摸不定。整个呼兰小镇和呼兰臣民，从东到西，由南而北，从“大泥坑子”到“我家的院子”，无一遗漏地自然进入作品结构的写人叙事抒情的意象本真刻画。叙境似乎漫不经意，描写却又一丝不苟，而留给人们回味和思索余韵的既是行色匆匆平白真露的，又饰，从东二道街的平面构图，真真切切地显现出中国北方广大农村的历史缩影。

东二道街除了大泥坑子这番盛举之外，再就没有什么了，也不过是几家碾磨房，几家豆腐店，也有一两家机房，也许有一两家染布匹的染缸房，这个也不过是自己默默地在那里做着自己的工作，没有什么使别人开心的，也不能招来什么议论。那里边的人都是天黑了就睡觉，天亮了就起来工作。一年四季，春暖花开、秋雨、冬雪，也不过是随着季节穿起棉衣来，脱下单衣去地过着。生老病死也都一声不响地默默的办理。

——《呼兰河传》第1章第9节

东二道街或者整个呼兰小城萧条、冷寂、落寞，生命的运动，生存的状态，生活的节奏仿佛都凝固了、僵化了，如同一池死水在沉寂中默默地干涸着。在这里，没有开心的，没有议论的，吃喝拉撒，春夏秋冬，生老病死，……这个偏狭的天地里，没有了声音、动作、色彩、感觉，一切都由本能惯力、惰性驱动着、支使着，无可挽回地在失落下沉，自生自灭！

这是呼兰小城，又不尽是呼兰小城，这是小格局大背景——它是在深重苦难中挣扎的黑暗的显相和图景，也是萎缩的民族灵魂在扩张、亢奋、呐喊、抗争！

作品的表象叙境，宛如一组速写炭描，粗疏而悲切地勾勒出苟活在无声无息、日渐沉沦的呼兰略图上的自生自灭的社会人生、各色人物。然而，他们并非只是“自在”的之物，“在精神上也有不少的盛举，如跳大神；唱秧歌；放河灯；野台子戏；四月十八娘娘庙大会……”。作品无所讳饰地推向读者的，也是“芸芸众生”的世俗群像：“他们吃的是粗菜，粗饭，穿的是破烂的衣服，睡觉则睡在车马、人、头之中。……生、老、病、死，都没有什么表示。”他们生命不息，生存受阻，生活凄苦，他们活生生地被囚禁在如此“平淡”“无为”而又阳光普照的立体交叉图面上：

呼兰河的人们就是这样，冬天来了就穿棉衣裳，夏天来了就穿单衣裳。就好像太阳出来了就起来，太阳落了就睡觉似的。

——《呼兰河传》第1章第9节

他们看不见什么是光明的，甚至于根本也不知道。就像太阳照在瞎子的头上了，瞎子也看不见太阳，但瞎子却感到实在是温暖了。

——《呼兰河传》第4章第3节

“平庸”的社会现实，惨淡的人生世相，在冷峻中透露着耐人寻味、发人省醒的特异“怪味”，更何况像萧红这位已经因《生死场》而享誉文坛的成名作家，如此设置她看取人生世相的文学叙境，绝非游戏文字或猎奇之笔，自应有其运笔设景的匠心所在。或可视这类扑朔迷离的困惑性写情叙事，正是探究《呼兰河传》必须面对的事实，当是解开《呼兰河传》之谜的幽谷曲径之所在。

《呼兰河传》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对于呼兰城和呼兰人的全景式描叙。然而，作品并未在叙境的平面图上嘎然而止。相反，它是从民族的大文化背景上，鸟瞰实实在在的呼兰小城，在超现实的大时空跨度上对呼兰人的“本体”意识、生命活性、生存形态以及潜意识文化的心理积淀层进行了全方位的深层观照与选择。从近似蛮荒野性的错节盘根、经纬交织的封建宗法社会关系到动物一般艰难蠕动在这难以挣脱的无边黑网的众生世俗画相，逼真而惟妙惟肖地活画出血泪模糊的人间悲剧和普通民众的病态精神。透过这些“凡夫俗子”的群体意识发自本能的七情六欲，指控宗法专制文化造成的社会沉沦与精神失落，形成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强烈对比和鲜明反差，寄寓爱与憎、亲与仇、同情与鞭挞、追求与否定，由此引发出对于异化了的悲惨世界的诅咒和挥斥，开掘中国农村社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现实人文精神，这既是女作家寂寞人生的呐喊，也是千百万与呼兰人共命运的“芸芸众生”发自“本体”意识的原始生命力的呼号与战叫：

住在这里边的人，对于房子就要倒这会事，毫不加戒心，好像他们已经有了血缘关系，是非常信靠的。

似乎这房子一旦倒了，也不会压倒他们，也不会压死的。绝对地没有生命的危险。这些人的过度的自信，不知从哪里来的，也许住在那房子里边的人都是铁铸的，而不是肉长的。再不然就是他们都是敢死队，生命置之度外了。若不然为什么这么勇敢？生死不怕。

——《呼兰河传》第4章第2节

这种“平庸”与“自信”、“愚氓”与“铁铸汉”二元对立的超常组合，相反相成，矛盾相克，形成了情在意外而理在其中的反驳与互律，交相映辉，衬托出关东大地和不甘屈辱的三江父老们自强不息，生死不灭的民族精神和文化人格，传达出震撼时空的时代步音和人民心声，也蕴藉着置生死于度外的关东铁汉们击退黑暗、渴求光明、积极奋发的潜意识骚动：

他们就是这类人，他们不知道光明在哪里，可是他们实实在在地感到了寒凉就在他们的身上，他们想击退了寒凉，因而就来了悲哀。

——《呼兰河传》第4章第3节

人与神、与迷信的激烈斗争，曾经为欧洲文明开辟了整整一个崭新时代。八国联军炮火枪刀捅开了紫金城的大门，也带了潮水般的“西方文明”的大规模入侵。古老东方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意识和华夏文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挑战，东方与西方互渗，传统与碰撞，科学与迷信对抗，给我们民族“天人合一”的文化精神和思想信仰造成深层危机，也注入了革除痼弊、励精治新的现代启蒙意识。当科学与民主以鲜血为代价向黑暗旧中国发起猛攻时，“东方睡狮”终于在“五四”运动的呐喊声中震惊觉醒，沉睡的松辽平原，以及呼兰小镇和呼兰河人终究被历史卷进了新旧交替的时代漩流，在民主与专制、科学与迷信、光明与黑暗的格斗夹击中，经受着现代文明的怵动和冲洗，在迷惘与困惑中酿成突破的力量与爆发的抗争。《呼兰河传》的成功之处，正在于作家借助于冷静、客观的社会本真录实和人伦纲常透视，把呼兰河人从香火缭绕的神鬼祭坛，召唤到疑神疑鬼、憧憬光明、骚动着自信自强力量的科学伊甸园门槛。作品紧抓住“黑糊糊、油亮亮的”大泥坑子引发的风波，以农业学校校长儿子失落大泥坑获救的情节为发端，不事张扬又胜似张扬地激烈地展开了科学与迷信、人与神之间的论战与对抗：

……
于是，议论纷纷了，有的说因为农业学堂在庙里边，冲了龙王爷了，龙王爷要降大雨淹死这孩子。
有的说不然，完全不是这样，都是因为这孩子的父亲的关系，他父亲在讲堂上指手画脚的讲，讲给学生们说，说这天下雨不是在天的龙王你下的雨，他说没有龙王爷。你看这不把龙王爷活活地气死，他这口气那能不出呢？
有的说，那学堂里的学生也太不像样了，有的爬上了老龙王的头顶，给老龙王去戴了个草帽。这是什么年头，一个毛孩子就敢惹这么大的祸，老龙王怎么会不报应呢？
……
有的说，现在的学堂大不好了，有孩子是千万上不得学堂的，一上学堂就天地人鬼神不分了。

——《呼兰河传》第1章第1节

如此平缓直白的叙境，字里行间跃动着对生命的渴望与追求，喧嚣着反叛与抗争的力量，借助于作家化入的隐喻和作品描述的意象，读者终于沿着呼兰河干涸的河道通往中国北方农村，走向全中国，体验和感知沉睡多年的“芸芸众生”们终于朦胧地认知自我与“本体”，开始意识到自身的力量与文化价值。一种自觉的亢奋精神和怀疑情绪在迅速扩张，怀疑历史，怀疑现状，怀疑自我，也怀疑神鬼天命。而潜隐于其中的文化沉淀和意象本真是泪是呐喊，是奴性与反叛、沉默与奋争、黑暗与光明的较量和消长。

二

《呼兰河传》绝非仅仅是一部怀故思乡之作。萧红蕴藉于作品对黑暗现实的抨击和残破人生的控诉，凝聚着仇的怒火，饱蘸着战士的鲜血。尽管她不是真枪真刀在抗日战场上高擎战旗冲锋陷阵、正面向旧世界冲刺的先锋战士，然而，她对于水深火热中的民族命运的深沉忧患意识，对于故里乡亲们在贫困与愚昧夹击中沉沦的时代悲剧的愤懑与质询，一如潜潜运行的地火，酝酿着革新的骚动，汇聚成突击力量，并渗透于人物情结、故事描述、场景开发和叙境摩写，同样是不可低估的创造历史的前进力量。粗读《呼兰河传》，仿佛女作家在看取童年的人生，追扑故土乡情留给自己记忆的粉蝶，借童贞的纯朴与浪漫，寻觅逝去的金色梦幻。其实不然。如果我们拂去浮面文字描述的扑朔迷离，去咀嚼和品味作品底蕴的文化积淀和意象内涵，自会强烈地敏感到萧红以其女性作家特有的感应神经和叛逆气质，借助于对北国故里世代延续的时风遗俗、民情世态等人事物相的工笔刻画，含泪对隐形于传统道德负面的无形杀手——社会罪恶进行了无声的控诉和无情的鞭挞。作品对“指腹为婚”的旧俗酿成的婚姻悲剧的叙境描摩，深沉而又有力地传达出作家对于那个悲剧时代的惨痛现实的愤怒指控和强烈批判：

但是这指腹为亲，好处不太多，坏处是很多的。……

年轻的女子，莫名其妙的，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有这样的命，于是往往演出悲剧来，跳井的跳井，上吊的上吊。

古语说：“女子上不了战场。”
其实不对的，这井多么深，平白地问一个男子，问他这井敢跳不敢跳，怕他也不敢的。而一个年轻的女子竟敢了，上战场不一定死，也许回来闹个一官半职的。可是跳井就很难不死，一跳就多半跳死了。

——《呼兰河传》第51—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