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学科前沿
理论话语和研究方法
上世纪末，随着全球化而来的文化和知识的全球化，对于文学研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全球性”语境中，面对世界文化格局的空前变化，包括文化霸权的压迫和各种文化身份的诉求，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究竟应该如何认知、应对生存的困境，并重建自身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这的确是关乎整个学界安身立命和事业前途的关键问题。新的理论工具、研究方式和写作风格重新构建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视野和方法，同时也对我们的文学史研究产生了许多负面的影响。由此衍生出一些重大的学术课题。譬如：现代文学研究应当如何处理文学中所凝聚、体现的“本土”经验或曰文化传统？进而如何通过对此种经验的描述、分析和阐发，向当代世界提供多样性的思想和文化资源？以及如何完成与海外学术界在“学术规范”上的同步接轨？其中的经验教训已经提上了学科建设的日程，成为影响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重要问题。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理论话语和研究方法的“对象化”和“中国化”问题，是研究者反思的核心所在。在当下的全球化语境中，各种理论话语充斥在我们的周围，对我们的文学史研究产生各种不同的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我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借助当下使用频率颇高的理论话语,从这些并不切合我们的感觉的时髦理论话语出发来说明自己对文学史的理解，展开我们的文学史研究，而这种理解往往又与自己的文学史感觉相脱节。陈方竞认为，在文学史研究中，研究者必须意识到文学史研究也是我们介入各种理论话语充斥的当下文化环境的一种主要方式，从而将从现实人生感受生成的精神资源转化为对史料的理性思辨和理性概括。郑家建、汪文顶提出“以传统阐释现代”的研究思路，研究传统的文学、美学资源以怎样的方式渗透进现代文学的审美样式和审美经验，并积淀为一种潜在的审美资源。而在研究中要注意回到问题史语境，把研究问题与研究对象放在式的关系“场”中加以考察，可以凸现出文学史以及学术史的诸多问题。此外，寻找属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内在知识和精神结构的术语、概念、范畴及表现方式，并对他们加以阐释，重建理论话语、阐释对象与语境之间的结构关系，也将有力地推动中国现代诗学的建立。王富仁深入阐释了处于历史转换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于自己的学术活动的应有的认识以及我们的现代学术史的历史特点和发展方向。他认为中国的具体文化成果必须首先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下得到感受和理解，而不应当用西方某派某家的标准予以衡量。
针对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研究界的阐释学潮流以及风行一时的经典重读，刘纳在《写得怎样：关于作品的文学评价———重读〈创业史〉并以其为例》进行深刻的反思。刘纳认为，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阐释学和后结构主义进入中国，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由此进入了一个阐释的时代。阐释替代作品成为文学的中心，阐释替代评价成为文学评论的中心。文学文本优秀与否的判断少而又少，更多的被区别为是否适宜阐释。文学理论的空前繁盛，使“无论‘写什么’、无论‘怎么写’，要写得好，才能使作品获得文学价值”的常识往往被高深玄妙的理论淹没。她提醒学术研究者，在我们的文学价值评价体系中，“写什么”、“怎样写”以及“写得怎样”三者都是不可获缺的。
此外，自2003年以来对于现代性研究的有效性以及当前有关现代性的研究中存在的不足的反思仍在进行中。学界在痛感当前的研究中存在着“现代性泡沫”的同时，也认识到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研究还有巨大的开掘空间，应进一步深入下去。而现代性问题的中国化、本土化也许是深化这一话题的一个出发点。应当说，这些探讨体现了当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危机意识，促使我们对未来学术的发展方向进行深入思考。
史料问题
史料问题是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薄弱环节。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有关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呼声一直没有停息，然而由于学术风气、学科评价体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这一问题并没有引起众多研究者的注意。近年来，现代文学研究界逐渐开始认识到了史料的发现和整理与现代文学研究的深入和突围之间的关系。新的资料的发现往往能够引发我们对文学史的重新审视，而某些重要的史料的新发现甚至能够修正和发展我们对文学史的既定认识。继2003年在清华大学、2004年在河南大学相继召开了现代文学文献学学术研讨会之后，2006年9月中国文学史料学会近现代文学史料分会在开封正式成立，2005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特别出版了“文献史料专号”，这一系列活动可以说是现代文学这一学科进一步深入发展，稳定走向成熟的一种体现。
《河南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和第2期、《汕头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以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2期先后发表了关于中国现代文学文献问题的笔谈，围绕文献的发掘、整理和研究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大家一致认为，在文献的发掘、整理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传统文献学有关文献整理、校勘的方法不能适应现代文学研究的现实需要，必须建立与复杂的现代生活相适应的现代文献学，同时还应当避免非文学因素对文献整理工作的干预。
如何深化文献研究，也是研究者不断探索的一个课题。钱理群提出文献研究与文化研究具有互补关系。过去的文学文本研究局限于结集的文本，既缺少对版本的考释和选择，同时又不能将文本放在具体历史语境中，如文本的产生与流通等，无法揭示文本的历史具体性和历史丰富性。文化研究的思路恰恰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提醒我们在文献研究中发掘和阐释其文化内涵，同时借助文献工作，文化研究才能落到实处，不至于陷入空谈。李怡则强调史料发掘的背后应当包含着研究者在思想和理论上的掘进。他认为文学史料的不断丰富往往是一些更复杂的思想观念变动的结果。
文献的发掘和整理，作家选集、文集、全集的编辑，原作修改与版本变迁以及史料的新发现与作品重读等史料文献研究在本年度的现代文学研究中成为一大热点，出现了不少以原始材料的发掘整理为基础，史、论并重的优秀著作和。例如，金宏宇的著作《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名著版本校评》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八部名著的版本，梳理清楚了八部长篇小说的历次修改过程和版本源流情况，并对历次修改作出比较准确的定位和评析，是现代文学版本研究的一部力作。陈改玲的《作为“纪程碑”的开明版“新文学选集”》以新中国第一套现代作家选集开明版“新文学选集”的出版、选编为考察对象，展示了建国初期主流意识形态对“五四”新文学及解放区文学与新中国文学的理解。2005年末新版《鲁迅全集》的反响再次证明了鲁迅生活的时代同当代中国的紧密联系，也证明了鲁迅思想并没有过时。此外还有刘进才对师陀作品的版本讨论、谢昭新对吴祖缃小说的版本研究，赵月华对梅娘作品的修改研究，朱金顺对《子夜》版本研究等，这些论文通过对作品不同版本的分析和比较探讨了作家在不同历史时期思想情感、创作规范、审美原则以及文学思想的演变。
能潜藏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刘淑玲的《〈大公报〉与现代文学》选取了新文化运动以来在文坛发生了重大影响的四大报纸副刊之一的《大公报》文艺副刊为研究对象，历史地展现了《大公报》
文艺副刊这一文学舆论空间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的互动关系。钱理群的《〈万象〉杂志中的师陀的长篇小说〈荒野〉》细致地考察和分析处于《万象》杂志版面空间中的《荒野》与其前后的文本以及背景材料间所发生的对话关系，对我们研究文学文本与报刊杂志的关系具有方法学上的意义。
传媒研究近年来的活跃和繁荣态势固然令人欣喜，但其中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郝庆军在《报刊研究莫如误区———反思两个热门话题：“公共领域”与“想象的共同体”》一文中指出当前的报刊研究大多选择哈贝马斯“公共领域”和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两个理论框架，但这两种理论框架是在各自特定的对象和背景中形成的，对于近现代中国的文化状况是否适用还有待商榷。
研究成果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产生了许多富于探索和尝试精神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在研究视角的切换、研究范围的拓展、价值取向的多维和文本细读的深入等各方面都有所表现，具体入微地改变着有关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
左翼文学和延安文学研究不断深化。“革命文学”研究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沉寂后，再次吸引研究者的眼球。赵珣的《“革命文学”论争中的“异化”理论———“物化”概念的发现及其对论争分野的重构》和程凯的《“革命文学”历史谱系的构造与争夺》是近期有关“革命文学”研究的出新之作。前者重新梳理了“异化”这一影响20世纪文学和生活的关键词在20世纪20年代中日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历史面貌，重新勘测了革命文学论争的历史分野；后者梳理了“革命文学”与左翼文学运动初期关于“文学革命”的历史叙述，深入辨析关于“文学革命”的不同叙事模式的构建方式以及交叉其间的多种因素。袁盛勇的延安文学研究颇为突出。他把探求延安文学意识形态化的形成作为延安文学研究的突破口，在《民族主义：前期延安文学观念形成的最初动力和逻辑起点》和《党的文学：后期延安文学观念的核心》等文中，他论述了延安文学观念由民族—现代性向阶级—民族—现代性的转换。而郭国昌的《集体写作与解放区文学大众化思潮》与袁盛勇的《延安时期的集体写作———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化写作方式的诞生》从不同的角度考察了延安时期的“集体写作”在延安文学格局的建构中的意义和作用。[韩]安荣银对延安特有的大众文艺形式新秧歌剧的形态以及它对旧秧歌剧的改造的研究，探讨新秧歌剧在延安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结构形成中发挥的作用。此外还有王培元的《延安鲁艺风云录》，真切而直观地展示了鲁艺的历史风貌，是近年来图文写作中难得的佳作。
通俗文学的研究成果丰硕。范伯群主编《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上下）是近年来通俗文学研究中填补空白的一部力作。以翔实的资料、深入的探究，全面和真实地反映了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的基本面貌，完善了文学史研究的体系，更新了文学史研究领域中的某些观念，既肯定了它的历史真价，也指出了它的历史局限，改变了现代文学史的编写格局。李楠的《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小报研究》是一部颇为厚重的通俗文学研究著作。著作系统整理了1897~1952年间365种上海小报，以文学—文化研究视角入手，抓住小报在版面的综合结构，以编者、作者和读者的互动关系动态地展现了近现代以来上海市民文化的流变，给小报以文学史和文化史的定位。此外，范伯群的《特缘时势要求，以和时人嗜好：以评议鲁迅、胡适的有关“谴责小说”论点为中心》和《黑幕征答·黑幕小说·揭黑运动》等论文由对通俗文学本体研究转入了对通俗文学与五四新文学运动关系的重新梳理，试图在全球化视域下考察通俗文学和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纠缠互动，从而给通俗文学以重新定位。
有关新文学的发生学研究取得比较突出的成果，陈方竞的《多重对话：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借助大量的富有生命力的史料，在对众多历史人物如鲁迅、周作人、钱玄同、陈独秀、蔡元培的“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的层层剥离与辨析中，让我们体会到了历史事件与人物的复杂和本真，通过对一代中国文人的“思想”脉络的梳理为我们展现了一个远较过去的研究更为丰富的世界。姜涛的《“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在新诗的历史与审美研究之外，引入了文学经验研究的研究方法，对新诗的结集、出版、传播、阅读等现象加以考察，探讨“新诗的发生”背后隐藏的复杂的文学社会学因素。刘纳《二元对立与矛盾绞缠———中国现代文学发难理论以及历史流变的复杂性》探讨了中国现代文学发难理论以及历史流变的复杂性，进一步梳理了新文学初期的理论形成。这些研究丰富和深化了我们对于中国现代文学产生的历史过程的认识。
不同文体和作家、作品研究以及文学思潮与文化研究各有收获。在作家作品研究中，鲁迅研究仍是重点。海外汉学的鲁迅研究成果的大量推介是近年来鲁迅研究界的一大特点。北京鲁迅博物馆编辑出版了《韩国鲁迅研究论文集》，全面集中展示了韩国鲁迅研究的优秀成果。日本鲁迅研究的学术著述的译介在2005年的鲁迅研究界形成了不小的热潮。竹内好的《鲁迅》得以重译并收入文集《近代的超克》，丸山升的论集《鲁迅·革命·历史：丸山升现代中国文学论集》出版。这些译著集中展现了韩日鲁迅研究的历史脉络和学术起点，将推动我们对韩国、日本的鲁迅研究的传统和思维路径的理解。有关鲁迅与仙台、鲁迅与当代社会、鲁迅与地域文化、鲁迅思想研究、鲁迅作品研究仍是研究的重点。代表性的论文如钱理群的《人间至爱者为死亡所捕获———1936年的鲁迅》、董炳月的《“仙台鲁迅”与国民国家想象———以〈仙台书简〉为中心》、陈漱渝的《鲁迅的文化遗产与当代中国》、王卫东的《“个人”、“精神”、与“进化”：鲁迅早期文言论文的三个关键观念》、梁敏儿的《拒绝重量的飞升意志：〈野草〉的想象力》等。鲁迅之外，丁玲、沈从文、老舍、张爱玲、赵树理等作家同样受到极大关注。丁玲研究中，关于丁玲延安时期的创作以及对丁玲在现当代文学转折中的诸多问题的思考比较突出。沈从文研究中，在文学创作研究之外，出现了不少探讨沈从文在20世纪40至60年代的精神境遇以及政治文化观的论文。老舍研究中，西方文化体验、宗教以及平民文化对于老舍创作的影响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赵树理研究中，研究者更加关注“赵树理现象”与“当代语境”间的关系。2006年5月举行的“赵树理与‘三农文学’”学术研讨会，从文学史的宏观视角、民间文艺元素的多重整合，新建设与农村想象等不同纬度深化了对于赵树理研究中的历史性和当代性的认识。其他比较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有秦弓关于五四时期翻译文学的系列论文、孟庆澍关于无政府主义思潮的研究、赵稀方对香港文学的研究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