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八九十年代鲁迅研究的生态系统
【内容提要】
本文首先从纵向勾画了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鲁迅研究者“四代同堂”的代际关系图景，认为四代研究者之间的传承与超越关系构成近二十年鲁迅研究的学术史，而各代研究者正是在与另几代研究者的相互参照中显示出自身的优长与局限。其次，简述了八九十年代中国鲁迅研究的3大阐释体系的基本价值取向，以及各阐释体系之间的复杂关联。接着，论文比较详尽地展示了该领域最重要的阐释体系——学院派鲁迅研究6个研究系统的基本风貌，对学院派鲁迅研究的思想史系统、精神心系统、文化学系统、比较文学系统、文本形式系统和考据学系统的学术路向、特点和得失，以及各系统的代表性论著都作了评析。
从80年代初起，鲁迅研究业已逐步形成了一个相对平衡、稳定的学术生态系统：首先是形成了衔接紧密、环环相扣的学术梯队；其次是多种阐释系统在相互竞争、相互促动中不断开辟着自己的生长空间。
新陈代谢是不可抗拒的，学术研究的连续性有赖于代际链条的紧密衔接。新时期以来，鲁迅研究界形成了四代学者相依相存的有序性。第一代学者中从解放前就开始接触鲁迅的世界，在80年代仍笔耕不辍，作出了各自不同贡献的有唐ｔāｏ@①、王瑶、李何林、林辰、孙用、王士菁、陈涌、薛绥之、孙昌熙、单演义等，钟敬文、任访秋、田仲济、戈宝权、贾植芳等在其他研究领域成绩卓著的学者也在本时期鲁迅研究领域作出了不凡的成绩。第一代学者出生、成长的环境令他们获得了对文化氛围的切身感受，这就使得他们更容易契合于鲁迅丰富博大的心灵，并且对有关的史料了解于心。
第二代鲁迅研究者基本上是在五六十年代的高校接受苏联模式的文学，他们获得了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思维方式，形成了规范严谨的学院派治学风格。第二代学者中的孙玉石、王德后、朱正、林非、陈漱渝、袁良骏、彭定安、陈鸣树、吴中杰、鲍昌、许怀中等长期耕耘于鲁迅研究领域，获得了丰硕的学术收成；介于一、二代学者之间的王景山、林志浩等，以及同时从事其他领域研究的乐黛云、严家炎、刘再复、范伯群等学者也为鲁迅研究奉献了自己的辛勤和汗水。
第三代鲁迅研究人员中的佼佼者大多是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生后培养的硕士、博士，这批人年龄跨度较大，其中像钱理群、王富仁、杨义等人在文革前就已经完成或开始接受本科教育，在随后的动荡年代里经历诸多磨难，因此，他们的鲁迅研究熔铸了自身丰富的生命体验，与现实人生有着密切的血肉关联；这之外还有一部分从80年代初起步的中年学者，他们也对鲁迅研究作出了突出的成绩。第三代研究者中值得关注的还有林贤治、王乾坤、孙郁、朱晓进、陈方竟、张梦阳、李新宇、金宏达、程麻、李春林、阎庆生等。
第四代为1978年以后上大学，其中许多人后来还继续攻读了硕士、博士学位的青年学人，80年代后期以来，他们陆续在学界崭露头角，成为鲁迅研究界的生力军，他们中已经取得一定实绩的有汪晖、吴俊、高旭东、高远东、王彬彬、郑家健、薛毅、皇甫积庆等。这一代学人是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接受高等教育的，因此大多具备鲜明的创新意识；同时因普遍拥有良好的外文基础，使得他们能及时吸收国外的新观念、新方法。
对四代鲁迅研究者的上述划分只是相对意义上的代际勘界。实际上，四代学者之间存在着由师生、学友之谊和因学术风格互相交叉而形成的复杂关联，并且在学术积累上形成了代代相传的递进关系：正因为有第一代学者对鲁迅史料所作的广泛的辑佚、精心的考证，第二代学者对鲁迅的思想、创作进行理论的概括和提升才有了可靠的依据；而第三代学者经由鲁迅研究来批判现实和参与现代人文精神重建，又是以第二代学者对鲁迅所作的理论性思考为基础的；同样，若没有第三代学者无畏地冲破一个又一个精神禁区的开拓，第四代学人就未必能上升到对鲁迅本体层面的研究。
每一代研究者也正是在和另几代人的相互参照中展示了自己的优势和特色，同时又显露了自己的弱点和局限：第一代对史料求证的过于执着，可能会导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第二代过分热衷于通过鲁迅的思想和创作道路来印证“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难免带上浓重的先验论色彩；第三代若把个人体验强调得过了头，就会以损失学术研究的性为代价；而第四代学人的“创新”意识太强烈，往往使自己的研究浅尝辄止，缺乏应有的深广度。21世纪在召唤着新一代鲁迅研究者的出现，这一代人应在汲取前几代人研究智慧的基础上，超越以往的种种局限，争取在新的世纪使鲁迅研究跃上一个新的境界。
把代际比较的纵向视角转换为对鲁迅研究生态群落的横向观测，会发现研究领域内存在着三大阐释系统，即：主流意识形态的、学院的、民间的阐释系统(注：对鲁迅研究阐释系统的划分，一些学者已作过不同的探讨，可参阅：秦弓：《鲁迅的遗产》，《鲁迅研究月刊》，1997，(1)；孙郁：《算是求疵》，《鲁迅研究月刊》，2000，(7)；刘玉凯：《解读鲁迅的三重话语层面》，《鲁迅研究月刊》，2001，(7)。)。早在1940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中，主流意识形态阐释鲁迅的基调已经确定(即三个“伟大”的称谓)，新中国成立后，鲁迅研究更是被纳入国家意识形态的整体建构中，人们主要从文学与的关系层面来看鲁迅的成就和影响，因此，更多地阐述鲁迅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贡献，突出其作品的革命内涵和政治意义。这一阐释系统的代表性人物有瞿秋白、毛泽东、冯雪峰、陈涌、李希凡等。鲁迅是一位关心现实政治的作家，他本人在研究魏晋士人的“风度”和心态时，就很重视结合当时的政治环境进行分析。从政治层面来探讨鲁迅的思想和创作，不失为一种简单明快的分析角度，在鲁迅研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会作为诸种阐释系统的一“格”而存在。但问题是80年代以前，官方总试图让政治阐释系统凌架于其他阐释系统之上，甚至以这一系统排斥、取代其他系统，显示出了鲜明的排他性。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反对“右派”到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政治运动，鲁迅奇迹般地一次又一次充当了代言人的角色。事实已经反复表明，在鲁迅研究中以政治实用主义的态度进行庸俗社会学的阐释，必然招致普通民众对鲁迅的误解、反感，从而使鲁迅研究蒙受巨大损失。
与庙堂人士阐释鲁迅时的正襟危坐姿态和法官断案式的权威语态不同，民间百姓对鲁迅的议论是零碎的、随意的、即兴的(至少八十年代以来是这样)。既不必像政治家或政治家型的学者那样代他人立言，也不必如学院里的知识分子一般因职业习惯而引经据典，老百姓议论鲁迅的话题有着鲜明的“家常性”，正像一位学者所言，老百姓关心得更多的也许是：“鲁迅是哪里人，他住多少房子，他一个月挣多少钱、一生共挣了多少钱，他老婆是干什么的，为什么他有了老婆又要娶许广平，他弟弟在北大当教授他为什么倒当讲师，鲁迅是怎么死的，鲁迅的作品我们不爱读那还算好作品吗”，“鲁迅为什么不入党，鲁迅那么尖刻还算好人吗，鲁迅要是活到今天他的命运会是怎样的，鲁迅骂的人是好人是坏人”等(注：刘玉凯：《解读鲁迅的三重话语层面》，《鲁迅研究月刊》，2000，(7)。)。由于身居民间，老百姓对鲁迅的议论自然没有载入正史的“荣幸”，通常也不大可能越过学院的高墙飘入学者的耳朵，他们的声音都湮没在时间逝水的洪流中。
还存在着这样一种情况：部分文化人、尤其是少数作家力图超越现有的认识框架和专业体制，从个体的生存境遇出发去体认鲁迅，这种体认可以算作是特殊的民间解读——尽管其中有创造性的读解，也不乏“误读”。
在创作界，张承志、张炜追认鲁迅为他们的“抵抗”的先驱，抨击当下人文精神的“堕落”；邵燕祥、公刘以杂文为利器批判社会生活中的种种丑陋、腐朽现象，承续着鲁迅开辟的关怀民瘼、干预现实的现代知识分子精神传统；李锐、何满子、谢泳等作家都对鲁迅作出过独异于时俗之见的阐释；即使是王朔对鲁迅的“误读”，也比一些人云亦云、空洞枯燥的专业论文更具可读性；有人甚至说：宁读王朔“糟改”鲁迅的文章，也不再看那些“人样鬼气”的八股论文。话是说得偏激了些，但值得专业人员反省。
在新闻出版界，林贤治、孙郁、房向东等人对鲁迅的解读也别具特色。林贤治86万字的传记《人间鲁迅》(注：该书分为《探索者》、《爱与复仇》、《横站的士兵》三部，1986-1990年间由花城出版社出版，1998年又出了第2版。)不仅是此类书中篇幅最长的一部，而且也一反现代作家(特别是鲁迅)传记呆板枯燥的写法，以灵动的散文笔调，抒写着作为‘人之子’的鲁迅的人生际遇，叙述了他在由爱与恨、情与仇、生与死织就的情感巨网中的挣扎与突围，写活了他的喜怒哀乐、七情六欲。《人间鲁迅》重大贡献是祛除了笼罩在鲁迅周遭的“神圣性”，还原了鲁迅的世俗面貌，从而缩短了人们与鲁迅的心理距离，因此，该书受到普通读者的广泛好评。
孙郁在90年代由专业从事鲁迅研究转向新闻领域，在业余状态下撰写、出版了《20世纪中国最忧患的灵魂》、《鲁迅与周作人》、《一个漫游者与鲁迅的对话》、《鲁迅与胡适：影响20世纪中国的两位智者》等4部关于鲁迅的书[1]。从这几部书来看，孙郁是通过与学院派风格保持必要的距离来确立自己的学术个性的，其个性具体体现为：感悟胜过思辩，体验多于推论，同研究主体的心灵对话重于对具体文本的精细阐释。这种个性在《一个漫游者与鲁迅的对话》中得到充分的展现：此书设置两个角色——漫游者(“我”)和鲁迅(“你”，而非“您”)，通过“我”与“你”之对话关系的建立，消解了横亘于主体和对象之间的隔阂，从而达致心灵的沟通。“我”与“你”绝不仅仅是两个简单的人称代词，它们的联袂而出指示着深刻的精神关系。犹太现代思想家马丁·布伯在其哲学著作《我与你》中，以“我”与“你”的关系喻指人和上帝的关联，认为宗教就是人(“我”)和上帝及先知圣徒(“你”)的亲切对话，无需由概念体系构成的神学(“他”)作为中介[2]。岂止在宗教王国，在文学世界同样存在着沟通的问题：鲁迅研究著作中过多的术语、理论淤塞了读者感知鲁迅的通道，读者需要一些能够重建鲁迅与读者直接对话关系的“导引”式读物。孙郁自然没有马丁·布伯那样深刻的思想，但他的《对话》一书的确为读者直接进入鲁迅的心灵世界提供了帮助，因而受到普通读者的欢迎。从业于出版界的房向东近年也著有《鲁迅与他“骂”过的人》和《鲁迅：最受污蔑的人》两部比较畅销的书[3]。与许多专业研究者相比，房向东似乎更执着地维护着鲁迅，在回击以往和现今对鲁迅的种种“苛评”方面，他颇像是李逵、鲁智深，经常赤膊上阵，与论敌杀他个天昏地暗，不打三百回合决不罢休，深得民间人士的喝彩。
当然，对3个鲁迅阐释系统的划分也是相对的，换言之，它们之间也存在着变通性：在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框架内阐释鲁迅的学者中，有些人(如陈涌)的著作带有较鲜明的学院派色彩，有些人(如毛泽东)则颇为看重鲁迅在民间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学院中不乏乐于充当鲁迅研究官方代言人的学者，也有面向民间百姓阐释鲁迅的学人；同样，民间也有一些身居江湖而心存庙堂和学院的人士。
作为对学术史的回顾，本文自然要把更多篇幅放在学院派的鲁迅阐释系统上，该阐释系统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有思想史、精神心理学、文化学、比较文学、文本形式及考据学等研究体系。
一、思想史研究系统
从思想史的角度观照作为现代重要思想家的鲁迅及其创作，一直是鲁迅研究史上的基本学术路向，也是新时期以来鲁学主要的分析体系。1978年，陈涌比较早地在他的论文《关于鲁迅的思想发展问题》[4]中就鲁迅早期思想的性质、进化论在鲁迅早期思想中的意义和作用等长期存在分歧的问题进行探讨，认为只有依据唯物主义，才能使上述学术问题得到解决。在新时期的前几年，研究者们正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框架内描述着鲁迅思想的发展道路。林非的《鲁迅前期思想发展史略》[5]对进化论、改造国民性思想、个性主义在鲁迅前期体系中的地位及其衍变作了较全面的论述。袁良骏的《鲁迅思想的发展道路》[6]系统地论证了鲁迅从进化论到阶级论，从民主主义到马列主义，从封建主义的逆子贰臣到共产主义者的思想演进过程。倪墨炎的《鲁迅后期思想研究》[7]着重对鲁迅定居上海后的政治思想、他与几种文艺流派的关系和论争、他的人性论和辩证法思想等进行阐述。
本阶段以鲁迅思想“发展”为研究对象的专著至少有50种，除了在某些局部问题上有所创新外，仍然是在瞿秋白和毛泽东年代开创的研究格局内做文章。这些专著普遍存在着这样的学术局限：一是几乎完全把鲁迅思想的变化以及近现代思想史的演进与政治史的历史进程等同起来，鲁迅思想中的重要范畴淹没于政治概念、革命话语之中，因此而丧失了思想史研究的独立性；二是对唯物史观做了机械、僵化的理解，先验地设定鲁迅后期思想比前期思想要成熟、进步，因此，鲁迅思想从前期到后期的“发展”就成了由低到高、由幼稚到圆熟的进化，在如此简单化的“发展”观观照下，鲁迅思想的连贯性、复杂性都逸出了研究者的视阈。
80年代中期，超越政治化模式的鲁迅思想研究在王富仁的博士学位论著《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8](下称《综论》)中得到了实现。王富仁是比较早地提出“回到鲁迅那里去”主张的学者，他以及他的同道们把重塑鲁迅启蒙思想家形象当作自己学术研究的圭皋。王富仁指出，自20年代末以来，左翼知识分子一直把鲁迅对中国政治革命的贡献当成是他最主要的贡献；而他认为鲁迅对中国历史的最大贡献在于其改造国民性的思想革命诉求，以及对中国各种文化现象的解剖和批判，因此，与其说鲁迅的创作是中国现代政治革命的镜子，不如说是中国现代思想革命的镜子更确切。以此为切入点，王富仁向鲁迅研究的政治话语系统(50年代以来其代表人物为陈涌)提出质疑，他认为该系统是“以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政治态度分析为纲，以对《呐喊》《彷徨》客观政治意义阐释为主的研究系统”[9]；而作为文学家的鲁迅与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在观察社会生活上有不同的方式和特点，因此随意将鲁迅作品的内涵与毛泽东的政治判断挂钩是不合适的。与前此几年鲁迅思想探讨的“断案”式研究方法(习惯于一分为二地评判鲁迅思想“先进性”和“局限性”)不同，王富仁和他的同道们力求在思想史的动态发展中，勘察鲁迅思想产生的社会根源，并按照这些思想在历史上的具体作用来评定它们的价值，可见，他们采取的是社会历史分析的研究方法。
王富仁对鲁迅在思想革命史上地位的强调招致部分同行的批评，他们普遍认为，王富仁把思想革命与政治革命作截然划分是站不住脚的；有人甚至认为，王富仁的研究“已经从根本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轨道”，“用他的‘研究系统’去代替‘旧的研究系统’，实际上是对三十多年来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传统的根本否定，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根本否定”。[10]开展正常的学术争鸣是学科建设所需要的，但像上述对争鸣对象的论点进行上纲上线的批判，显示了文革遗风，对学科建设十分不利。淡化鲁迅在政治革命中的作用，突出他作为中国现代启蒙思想家的重要性，并非是王富仁他们学术上的失误，其实倒是他们的贡献；他们的局限在于：因过多地集中精力于对“思想家”鲁迅的分析，而怠慢了对“文学家”鲁迅的阐释，这一缺点要在比他们更年轻的学者那里才能得到纠正。不管怎么说，王富仁的思想革命分析系统、他的“镜子说”，在鲁迅研究史上创造了新的范式，对后来的研究道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王富仁在此后还陆续出版了《先驱者的形象》、《历史的沉思》、《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11]等著作，为鲁迅研究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进入90年代后，从思想史角度对鲁迅研究作出新拓展的是王乾坤。王乾坤原来操持的是哲学专业，因对鲁迅发生兴趣而“闯”入鲁研界，发表一系列论文，出版了《由中间寻找无限》、《鲁迅的生命哲学》[12]两部专著。在第一部专著的“导论”中，王乾坤指出，“要使鲁迅研究避免庸俗社会学的厄运，必须有一个总体结构性的把握”。王乾坤从对世界的本体认识、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等方面对鲁迅作这种“总体结构性”的阐释。他认为：鲁迅把世界的本体理解为“无限发展之链与中间环节的对立统一”，“中间物”是鲁迅思想的轴心概念和生命哲学的本体；鲁迅是一位具有独特思维方式的思想家，他的思想不是诉诸于概念系统，而是形之于感性的文学符号(意象)。因此，王乾坤在《由中间寻找无限》中放弃了研究思想史的常规路数，而是以鲁迅大量的事实经验为材料，分析其价值判断，进而理出其价值系统；在《鲁迅的生命哲学》里，他以“中间物”为基点，在自由与“他由”、自律与他律、生与死、爱与苦难、光明与黑暗的张力场中，对鲁迅的生命哲学作了充分的阐释。王乾坤所拥有的哲学专业背景和视阈使他能够胜任对鲁迅思想作“结构性还原”的工作，他的上述论著是迄今为止对鲁迅思想比较到位的本体化论证。
二、精神心理学研究系统
从严格意义上说，自觉地运用心理学来分析鲁迅及其创作是80年代初才开始的。当时，弗洛伊德、荣格等人的现代心理学说大量被译介到中国，一些具有创新意识的学者及时地运用西方现代心理学理论阐释文学问题。在鲁迅研究领域，吕俊华率先借用变态心理学分析阿Q典型，撰写了专著《论阿Q精神胜利法的哲理和心理内涵》；余凤高的论文《鲁迅对弗洛伊德的印象》[13]扼要介绍了鲁迅了解和接受弗洛伊德学说的过程，并分析了弗氏的潜意识和梦的理论在鲁迅创作中的运用。80年代中期以后，移用现代心理学原理分析鲁迅的创作渐渐成为基本的阐释路径，这方面值得注意的论文有陆耀东、唐达晖的《＜补天＞与弗洛伊特学说》、蓝棣之的《论鲁迅小说的无意识倾向》、温儒敏的《＜肥皂＞的精神分析读解》、王晓初的《论＜野草＞的原型与意象》、廖国伟的《阿Q精神与人类精神的自慰本能》等。
在90年代，中青年学者推出了多部分析鲁迅创作心理的专著。青年学者吴俊在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出版了专著《鲁迅个性心理研究》[14]，该书借重现代精神分析学说，分析和阐释了鲁迅的负罪感、虚无意识、被虐和攻击心态、性爱心理以及暮年意识，进而揭示出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冲突背景下，鲁迅的心理世界、人格素质的构成和特点。该书所论及的上述心理范畴过去一向被当作鲁迅精神世界中“消极阴暗面”而处于被遮蔽状态，经过不懈的努力，吴俊出色完成了如下的论证：鲁迅心理的“消极阴暗面”正是他成为一个民族文化伟人所要付出的沉重代价和所要承担的精神痛苦。这样的论证大大拓宽了鲁迅心理世界的版图，有助于人们更为全面地认识鲁迅精神人格。在研究方法上，吴俊试图融通传记、心理和思想三种分析路径，显示了可贵的创新追求。另一位青年学者皇甫积庆的专著《情结·文本——鲁迅的世界》[15]吸收文化人类学和原型批评的新成果，对鲁迅的心理情结及其文本的基本原型做了深入阐释，可能成为90年代后期以来鲁迅研究新的学术生长点。
但是，精神分析学和原型批评毕竟是属于西方的、心理学科的理论体系，跨文化、跨学科地把它们移用于中国文学的研究中，就存在着是否合榫的问题。就鲁迅研究来说，直接采用西方现代心理学作为分析手段的多数论著都未能顺利地实现理论与材料的对接；相比之下，一些虽没有直接搬用西方现代心理学术语，但同属探询鲁迅心灵秘密的论著倒是显示出了成熟的学术品格，这方面的代表作有钱理群的《心灵的探寻》和汪晖的《反抗绝望——鲁迅的精神结构与＜呐喊＞＜彷徨＞研究》等。
经由解读文学作品，探访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这是钱理群学术研究的总体路线。而体察鲁迅的精神指向与艺术世界成为钱理群学术之旅的起点，历经二十多年对鲁迅及其作品的沉潜涵泳，他于1988年推出了自己的首部专著《心灵的探寻》[16](下称《探寻》)。此书的重要价值首先体现在它对延续了数十年的鲁迅研究叙述语式的调整：1936年鲁迅去世时，一面绣着“民族魂”字样的锦缎披到他的灵柩上，从此，鲁迅不再仅仅是鲁迅，他被当作文化的符号、民族的象征进入历史的叙述。在毛泽东的经典叙述中，鲁迅被塑造成“现代中国的圣人”、“党外的布尔什维克”(《论鲁迅》)、文化革命的“旗手”和“主将”、“空前的民族英雄”(《新民主主义论》)。40至70年代的鲁迅叙述基本上就在毛泽东的阐释框架中进行，研究者们反复描绘着鲁迅的反帝反封建“斗士”、中国青年的“导师”、中国新文学的“开山大师”之类的形象。即使在80年代前期，研究者们所着力突出的还是鲁迅作为中国启蒙思想家和现代知识分子楷模的形象(如刘再复把鲁迅研究定性为民族“精华”解剖)。中国近代以来民族生存的危机境遇决定了鲁迅要被叙述成“民族的英雄”，然而，在中国民族业已获得同世界其他民族平等竞争机会的80年代，就不能不对中国现代文化的“围城”心态、战争语式做一定的调整，中国民族应建构起全人类的文化视野；同时，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促使了“人”的觉醒，此时的中国人又像五四时期那样高度张扬自我的价值。在这样的语境下，调整对鲁迅的叙述语式已是大势所趋。《探寻》首先是确立了分析“个体”的鲁迅的叙述语式，它致力于对鲁迅作为一个个体生命的情感、性格、心态和思维方式的把握，这样，对鲁迅的“民族英雄”叙述就转变为关于一个独特生命个体的叙述，“仰视型”研究视角就相应调整为“平视型”视角，研究姿态也由跪着的“颂圣”变为主体和对象的双边“对话”；同时，《探寻》又试图在人类精神史的背景下来观照鲁迅思想、艺术的价值，这样就使自己的研究拥有了一个立足“个体”、宏观提升的文化视境。
《探寻》对鲁迅研究的另一突破体现在它的研究方法上：鲁迅曾为他预想中的中国文学史六朝文学一章设定了“酒·药·女·佛”的篇名，文学史家王瑶据此出了抓“典型文学现象”的文学研究方法论[17]，钱理群从中受到启发，他对《探寻》作了这样的方法论设计：“从作家在作品中惯用的、反复出现的词语入手，找出作家独特的单位意象、单位观念(包括范畴)；然后，对单位意象、单位观念进行深入的多层次的开掘，揭示其内在的哲学、心理学、伦理学、政治学、历史学、美学等的丰富内涵，并挖掘出其中所积淀的传统文化、外来文化的多种因子，以达到对作家与古今中外广大世界相通的独特的精神世界与艺术世界的具体把握。”(《心灵的探寻》引言)钱理群从《野草》中提炼出了4组鲁迅所特有的单位观念、单位意象，以此作为《探寻》全书4个部分、16章的基本骨架，对鲁迅的思维方式、心理特质、情感表达、艺术风格进行深入的研究，构建起了鲁迅的“心灵诗学”体系。在鲁学史上，研究者们一度走的是从“观念”到“文本”的路向，在一个已知的前提(如鲁迅是现实主义作家、他的思想经历了从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化等)下，对鲁迅的思想和文本作出演绎性分析，这类“主题先行”的研究具有鲜明的先验论色彩。《探寻》遵循的是文本—意象(观念)—体验的路径，摈弃那些先验的观念和前提，在对作家及其文本的诗性观照中，更真实地逼近了鲁迅的精神世界。
自然，从任何角度、以任何方法观照鲁迅都可能共存着优势与短处，就《探寻》而言，著者在《探寻》的引言中所提的“我之鲁迅观”和“回到鲁迅那里去”似乎是两个互为悖论的命题：前者突出的是研究者的主体性，后者强调以研究客体为出发点。如何在主体和客体的张力结构中获得平衡，是《探寻》以及所有学术研究面临的难题。《探寻》之后，钱理群继续着鲁迅研究工作，其九十年代的成果主要收集在《话说周氏兄弟——北大演讲录》和《走近当代的鲁迅》[18]两部著作中。
汪晖在《反抗绝望》中对传统鲁学理路作了大胆的反叛，他致力于呈现鲁迅思想和文本的复杂性、矛盾性，显示出研究思维方式上的革新和创造。他敏锐地认识到：鲁迅的精神和文学世界是由诸多自相矛盾的观点、情感构成的，这些相互矛盾的方面在不同时期虽有消长，但同时共存和，构成了鲁迅悖论式的精神张力结构；而鲁迅对自身的悖论性精神结构有着深刻的内省和自知，因之形成了他独特的“历史中间物”意识。汪晖认为，“历史中间物”标示的不仅是鲁迅个人所处的历史位置，而且是他深刻的自我意识，是他把握世界的具体感受方式，当鲁迅以这样眼光观照历史和社会时，其艺术世界的精神结构、情感方式、风格语式等都表现出了矛盾、复杂的特点。因此，种种试图把鲁迅思想和艺术纳入某种有序的、统一的过程，以证明某种本质的、必然的规律的做法，都是对鲁迅丰富复杂的精神世界的简化和“误读”。在《反抗绝望》中，汪晖坚持用鲁迅特有的概念体系来观照鲁迅的精神和文本，弃绝了以外在于鲁迅本体的意识形态概念阐释鲁迅的做法；在具体研究方法上，他告别了从观念到文本的传统路数，以自己对鲁迅文本的感知和体悟为原点，再进行富有思辩力的阐释。
汪晖的《反抗绝望》在文学史观念、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诸方面的突破有着坚实的理论背景：伽达默尔的阐释学、波普尔对“历史决定论”的批判性研究、普里高津对“规律”、“必然”的解构和对“复杂性”的肯定等，构成了汪晖挑战传统鲁学理路、尝试创造新研究范式的理论资源。汪晖的挑战动摇了传统鲁学的根基，因此不可避免地受到众多的批评：其中一些批评本着求真求实的态度同汪晖开展商榷，这是正常的学术争鸣；但在1989年风波以后的特定语境中，部分争鸣文章逸出了学术的边界，以政治大批判的话语声讨汪晖的“反叛”，甚至上纲到“反革命”的高度[21]，这就不利于学术的发展了。汪晖的《反抗绝望》当然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作为对鲁迅的“中间物”意识有着深刻体味的学人，汪晖对自己鲁迅研究的局限有过清醒的认识，他在第二部专著《无地彷徨：“五四”及其回声》[22]的自序中，坦陈《反抗绝望》未能对鲁迅晚年思想做详细考察和未能就鲁迅精神结构的独特性在中国近代史上的意义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展开论证的缺陷。汪晖后来虽转向思想史的研究，但鲁迅及其创作始终没有离开过他的视阈，《无地彷徨》和《死火重温》[23]等著作都收录了他的鲁迅研究成果。
90年代鲁迅研究精神、心理分析体系中值得注意的著作还有王晓明的《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张梦阳的《阿Q新论——阿Q与世界文学中的精神典型问题》、阎庆生的《鲁迅创作心理论》、王彬彬的《鲁迅的晚年情怀》、王家平的《鲁迅精神世界凝视》等[24]。
三、文化学研究系统
伴随着“文化热”在80年代中期的升温，以文化学视角研究鲁迅成为一个新的分析系统。为纪念鲁迅逝世五十周年，“鲁迅与中外文化”学术讨论会于1986年10月在北京召开，会议引发了更多学者对鲁迅思想和创作所受中西文化影响、鲁迅的文化观等问题的关注，大批相关的论文和专著相继面世。8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两部专门从文化视角研究鲁迅的博士论著，它们是金宏达的《鲁迅文化思想探索》和王友琴的《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化震动》[25]，金宏达的专著在广泛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探讨了鲁迅文化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和横向的体系构成及其特点，成为鲁学史上首部比较系统地阐释鲁迅文化观的专著。林非的《鲁迅和中国文化》[26]从鲁迅“论中国传统文化”、“论启蒙主义”、“论‘人’的命题”、“论国民性”、“论中国新文化建设”5个部分，试图建构起鲁迅文化思想的整体框架。从文化学角度立论的鲁迅研究专著还有张琢的《社会处方纵览——鲁迅对中国传统文明的剖析》、高旭东的《文化伟人与文化冲突》、张福贵的《鲁迅文化选择的历史价值》等[27]。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对鲁迅作文化学的分析是80年代中期“方法论热”中的一个热点，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时尚化”学术的普遍特征：挂招牌、喊口号的积极性高，“十年磨一剑”的“板凳功夫”浅。许多文章只是贴上了“文化”的标签，其文学观念、思维方式一仍如旧；不少文章是在“文化”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还不确定之时就进入课题，不考虑文化视角与研究对象是否适用，难免会造成“泛文化化”的弊端。近二十年以鲁迅文化思想为论域的专著中，内容坚实、分析到位，并形成自己初步学术个性的并不多见，比较值得关注的是以下两部。
朱晓进的《历史转换期文化启示录——文化视角与鲁迅研究》[28]是一部系统阐释鲁迅及其作品文化构成的论著。从书的导言看，朱晓进对“文化”概念的涵义、“文化”的基本层次、“文化”视角与鲁迅研究的适用范围等都有过较为深入的思考。该书的上编多方位地探讨鲁迅的文化观，尤其是对鲁迅的语言文化观、宗教文化观的把握显示出论者的功力。下编的研究更有特色：论者把鲁迅及其创作当作中国现代历史转型期的一种文化现象，从分析鲁迅独特的思维方式、心理结构、精神气质和知识体系等方面入手，解开鲁迅成为历史转型期文化巨人的“密码”；通常的论著揭示的是鲁迅作为文化巨人的“已然”状态，朱晓进在此展示的是鲁迅“成长”过程当中促使其成为文化巨人的性情才学条件，把一个更加真实的文化形象展示于人们眼前。在研究过程中，朱晓进注意从20世纪初转型期文化巨人鲁迅的文化选择中寻求启示，为世纪末的文化建设提供有益的养料，使历史反思落实到了现实关怀的实地上。但对鲁迅研究的“当代性”过度突出，是否会跌入实用主义的泥潭?这还需掌握好分寸。
陈方竞的《鲁迅与浙东文化》[29]历经八年打磨而成，为文化分析系统中一部夯实的论著。近二十年来，讨论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论文和专著源源不断地产出，但基本上都围绕着鲁迅对儒、道、释的批判、鲁迅同清末思想文化界的关联等为数甚少的论题做低水平的重复研究。陈方竞独辟蹊径，给自己设定了“寻求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中介”这一研究目标。他认为这一中介就是鲁迅的“故乡文化”，而“故乡文化”呈现为“现实文化”和“历史文化”两个层面，鲁迅对故乡“现实文化”总体上是否定的，他择取的是故乡“历史文化”，即“古越文化”的传统；古越文化又有“浙东文化”和“浙西文化”之分，感召着鲁迅的是“浙东文化 ”传统。经过如此层层剥离，“鲁迅与浙东文化”的论题就水到渠成地推到前台。
接着，陈方竞全力探索“浙东文化”对鲁迅的具体影响：他从鲁迅先祖是自耕农的家族背景建立起鲁迅与浙东民间文化的关联(其实，更直接的关联是鲁迅幼年到乡下外祖母家度假时发生的)；他从周家属当地具有百年历史的士大夫家庭推导出鲁迅与浙江经史典籍文化的联系。陈方竞认为，鲁迅对浙东民间文化的迷恋和描写，是对民族“固有血脉”的追认，具有文化“寻根”的意味。在另一条路径上，陈方竞通过鲁迅与同乡蔡元培文化选择的比较，发现鲁迅“不断剥离与浙东经学传统的联系而强化了他与浙东史学传统的联系；又经过细致的研究，陈方竞寻觅到了浙东史学的“切于人事”传统及其实践性品格，以及它的反传统，他认为这一切为鲁迅和其他浙江知识分子五四时期的反礼教和发动文学革命提供了直接的精神资源。最后，陈方竞发现，鲁迅以极大热情校注的《会稽郡故书杂集》“记人”篇所记绝大多数为魏晋人士，该书8位作者除3人籍贯存疑外，其余都是魏晋时人士，据此，他认为浙东文化与魏晋精神具有同构性，并得出了“鲁迅以‘魏晋’为内核，构筑了五四新文学发生的浙东背景”的结论。对于陈方竞上面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推论，也许人们可能会提出种种质疑，但很难不被他的敏锐的思考和坚实的知识结构所折服，在学风日益空疏的鲁迅研究文化分析系统中，实在难以见到如此“认死理”、如此爱钻“牛角尖”的人了。
郑欣淼的《文化批判与国民性改造》和《鲁迅与宗教文化》[30]分别以“国民性”和“宗教”为基点，讨论鲁迅的文化思想，后一部书为目前仅见的鲁迅宗教文化思想的专论，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世纪之交的文化选择——鲁迅藏书研究》[31]一书是由陈漱渝主编、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人员集体撰写的专著，该书对鲁迅所藏古今中外涉及文学、艺术、哲学、心理学、政治学、史学、自然等诸多领域的书籍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从中追寻鲁迅文化体系的原始资源。经过该书扎扎实实的实证研究，鲁迅文化体系的基本构成就比较清晰地呈现于人们的面前。
四、比较文学研究系统
比较文学分析方法在80年代前期曾被“新方法论”的热心倡导者作为新方法论之一向学界大力介绍，这是一种误解。其实，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至少从20世纪初鲁迅撰写《摩罗诗力说》时起就得到初步运用；在三四十年代，赵景深、冯雪峰、戈宝权等学者就开始把比较文学方法引入鲁迅研究中，取得丰硕成果。自50年代起，中国搞对外封闭，兴起于欧洲的比较文学自然被当作西方资产阶级学说而遭冷遇和贬斥，直至30年后中国再度对外开放，它才成为重放的鲜花。80年代以来，对鲁迅与外国文学、文化关系的研究一直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
首先从区域来看，鲁迅与日本文学、俄国文学的关系得到比较充足的论述。论述鲁迅和日本文学关系的专著有刘柏青的《鲁迅与日本文学》、彭定安主编的《鲁迅：在中日文化交流的坐标上》、程麻的《鲁迅留学日本史》和《沟通与更新——鲁迅与日本文学关系发徽》等[32]。其中程麻的研究比较有特色，《鲁迅留学日本史》以“”为基点，从纵向梳理鲁迅留日七年所受的日本文学、文化的影响；《沟通与更新》的论域相当广泛，它探讨了夏日漱石、厨川白村、白桦派作家、日本随笔和普罗文学对鲁迅思想和创作的深层影响，并通过考察日本在沟通鲁迅(及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桥梁”作用，探讨了中介环节在文学传播中的重要性、文学影响的时空统一性等比较文学的理论问题，是同类著作中理论色彩较浓的一部。
论述鲁迅与俄国文学关系的专著有韩长经的《鲁迅与俄罗斯古典文学》和王富仁的《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33]。王富仁的专著既宏观地考察了俄罗斯文学精神(现实主义、爱国主义和人民性)对鲁迅创作的影响，也辨析了鲁迅与果戈理、契诃夫、安特莱夫、阿尔志跋绥夫等作家的内在关联，更富于创造性的是对俄罗斯文学影响与鲁迅小说的民族性、独创性关系的思考。著者认为，俄罗斯文学的影响“有益于鲁迅更有效地革新、发展本民族的文学，更有效地丰富充实民族艺术形式以适应于表现发展变化了的中国社会生活”，著者还对鲁迅小说如何筛选、吸收和改造俄罗斯文学的表现形式进而形成自己的独创性作了细致的分析。
鲁迅与其他国度文学的关系已引起研究者的注意。高旭东的《鲁迅与英国文学》[34]为此论域中的首部专著，著者重点探察了拜伦、雪莱对鲁迅精神结构和创作的影响，并初步涉略了鲁迅与莎士比亚、萧伯纳、狄更斯、斯威夫特、王尔德等英国作家的关联。高旭东认为鲁迅虽然看重英国人“实行的气质”，但不喜欢他们的绅士风度和保守主义，因此，鲁迅推重被英国社会贬为“恶魔”的那类作家及其作品的“恶魔的美”。从这引申开去，高旭东谈论起鲁迅“恶”的文学观及其英国渊源，认为鲁迅通过吸取拜伦等人的“恶魔性”，对中国传统善的“无邪”的文学作了否定。高旭东在选题和立论上，都显示了独创性。
鲁迅与其他国别文学关系研究中值得注意的论文有：姚锡佩的《鲁迅探求的意大利文学新源》、《鲁迅采撷美国文化的价值取向》和《滋养鲁迅的斯堪的纳维亚文化》[35]。遗憾的是，对于曾对鲁迅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东欧文学的研究远远没有到位，只出现过孙席珍的《鲁迅与东欧文学》、袁荻涌的《鲁迅与波兰文学》[36]等为数不多的论文，今后应该在这方面加大投入。
其次，从论述范围来看，既有从总体上研究鲁迅与外国文学关系的，也有就鲁迅和外国某一作家的关系作专论的。前者以王瑶的《论鲁迅作品与外国文学的关系》、杨义的《论鲁迅小说与外国文学的关系》、孙玉石的《＜野草＞艺术探源》[37]等论文和戈宝权的专著《鲁迅在世界文学上的地位》和《＜阿Q正传＞在国外》[38]为代表，它们都在前人基础上谈出了自己的新见解。戈宝权的两部书在比较文学分析系统中别具一格：其他众多论著讨论的是鲁迅如何接受外来文学的影响(文学交往中的“贸易逆差”)；戈氏的研究表明，在世界文学的整体格局中，鲁迅以自己非凡的创造力获得了广泛的承认，并对某些国家的文学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鲁迅的出现标志着近世中外文学的交流由单向的输入，变成输入与输出并存(有了局部的文学“贸易顺差”)。
对于那些对鲁迅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外国作家，大多都已经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其中对尼采和果戈理的研究成为两大热点。关于鲁迅的《狂人日记》与果戈理同名小说的对比，是这时期产生了最大数量成果的比较文学论题，但遗憾的是这些文章基本都未能在前人的基础有所创新，所提的观点大同小异，缺乏创造性。关于鲁迅与尼采关联的探讨也差不多，多数文章在做着低水平的重复研究，像王元化30年代末写的《鲁迅与尼采》那样富于原创、文采斐然的论文几乎见不到了。立论比较有新意、论述相对活泼的仅有钱碧湘的论文《鲁迅与尼采哲学》[39]。
鲁迅与单个作家比较的论文中，写得相当出色的是林兴宅的《＜离婚＞与＜小公务员的死＞的比较分析》[40]。该文对鲁迅笔下的爱姑和契诃夫笔下的切尔维亚科夫的心理进行比较，认为他们心中都包含着对地位的屈从、对权力的恐惧、对神圣权威的盲目崇拜，这恰恰是奴性的3种典型心理状态，即：自卑、忠顺、盲从；认为两篇小说艺术表现上的共性是：抓住专制社会的特征——恐惧和这种氛围下的社会心理特征——奴性描写人物，因此，两篇小说都是用“特征概括”艺术法则刻画人物。李春林的《鲁迅与陀斯妥耶夫斯基》[41]是目前国内仅有的对鲁迅与外国单个重要作家作比较的专著，为新时期比较文学研究的可喜收获。该书通过对陀斯妥耶夫斯基和鲁迅两位“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精神结构、艺术表现的多方位比较，推导出“与其说鲁迅是中国的高尔基，毋宁说是中国的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崭新论点。
鲁迅与波德莱尔、安德列耶夫(又译安特莱夫)、阿尔志跋绥夫等现代主义作家的关联开始进入研究视野，但研究者先入为主地把上述现代主义作家当作颓废、甚至反动的作家，这样就必然要面对如此的困惑：作为革命民主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鲁迅怎么会吸取现代主义“世纪末的乳汁”呢?于是，研究者开始作这样的辩解：前期的鲁迅思想还不成熟，故而接受了现代主义的影响，后期的鲁迅建立起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就彻底告别了现代主义。大量的文章在这样的思维逻辑下立论：历史的误解→特定条件下的影响被影响关系→本质性的区别→最终的抛弃，寻找鲁迅与现代主义作家“本质的区别”成为研究的最终结果[42]；如此，鲁迅与现代主义千丝万缕的联系被彻底斩断，鲁迅思想和文本所蕴涵的、而20世纪中国文学又相对贫弱的“现代性”就被遮蔽起来，鲁迅部分小说、尤其是《野草》中时常流露的孤寂、绝望、复仇等现代性体验也被当作否定性的现象看待。
再次，从学科跨度上说，对文学之外领域关注的广度和深度都不够，未能就鲁迅与外国艺术、哲学、文化等诸种思潮的关联展开全面深入的探究。现有的这方面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鲁迅与进化论、人道主义、尼采思想关联的求解上，且把进化论、人道主义、尼采思想简化为被鲁迅后期扬弃的理论构件。尼采、斯蒂纳、克尔凯郭尔等哲学家和易卜生、阿尔志跋绥夫等作家曾对鲁迅早期甚至是终生思想产生重大影响，80年代以来的鲁学界从政治意识形态角度立论，导致对上述哲学家、作家思想体系的误读和曲解，因而未能把握到他们对鲁迅的思维方式、精神结构、艺术趣味的持久而深刻的影响，这其中的根本原因是半个世纪以来盛行的“大一统”思维在作怪：在一元论的意识形态框架中，研究者主要的兴趣集中在论证后期的鲁迅如何扬弃前期思想的“杂质”、克服自身的“局限性”，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的思想历程。殊不知，鲁迅的价值和魅力不在于其思想和艺术的“纯粹性”、“统一性”，恰恰是以其“复杂性”、“悖论性”为20世纪中国提供了极为罕见的精神标本。
令人欣喜的是姚锡佩的长篇论文《现代西方哲学在鲁迅藏书和创作中的反映》[43]在这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该文指出，鲁迅所搜购的西方现代哲学书籍在学派上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是穆勒、达尔文、毕希纳、海克尔等的实证主义和生物进化哲学，二是叔本华、施蒂纳、尼采、克尔凯郭尔、舍斯托夫的唯意志论和存在哲学。鲁迅对后一类哲学思想的关注贯穿于他的一生，其中在3个阶段集中购买、阅读这些哲学著作，它们分别是留学日本期间、1924至1925年间、1933至1935年间。论文还就鲁迅前期和后期对上述西方现代哲学思想的采用、吸收做了精细、深入的考索，揭示了鲁迅与西方现代哲学思潮复杂的内在关联。
语言障碍构成鲁迅研究比较文学分析系统的“工具性”限制条件。正如一位学者所言：在新时期，除了极少数专门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专家外，鲁迅研究专业人员的外文水平普遍较低，这就大大影响了鲁学界比较文学研究的深广度，因此，本时期比较文学研究“多停留在有形的外部联系和总体的特征上，艺术的比较弱于思想的比较，特别是艺术语言和具体审美特征的比较更加薄弱，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也给中国大陆鲁迅研究界的比较文学研究增加了极大的困难”[44]。但随着年轻一代学人外语水平的提高，鲁学领域的比较文学研究已经在90年代后期显示出了新的生机，预计在新的世纪将有更大的作为。
五、文本研究系统
80年代前期，文本分析系统在鲁迅研究诸分析系统中虽然一直不那么“显眼”，但却始终在稳健中收获着丰实的成果。老一辈学者王瑶的长篇论文《＜故事新编＞散论》[45]就鲁迅小说文本进行了创造性的解读，论文的重大突破体现在它把学术史上长期争论不休的“油滑”艺术表现方式置于中国民间戏曲传统中考察，充分论证了民间戏曲丑角式的油滑、调刺艺术方法对鲁迅《故事新编》创作的影响。陈鸣树的《鲁迅小说论稿》系统论述了鲁迅小说在艺术方法、风格和语言等方面的创造性[46]，范伯群、曾华鹏的《鲁迅小说新论》对鲁迅小说的构思艺术、结构艺术和审美追求作了多方面的探讨[47]。对鲁迅散文文本的解读也出现了孙玉石的《＜野草＞研究》和卢今的《论鲁迅散文及其美学特征》等坚实之作[48]。
令人欣慰的是长期未得到重视的鲁迅杂文在这阶段引起研究者的关注，阎庆生的《鲁迅杂文的艺术特质》和王献永的《鲁迅杂文艺术论》、吴中杰的《论鲁迅的杂文创作》等[49]是这方面可喜的收获。阎庆生的书是继40年代初巴人的《论鲁迅的杂文》之后出现的第二部鲁迅杂文综合性研究专著，它对鲁迅杂文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的互动关系、“类型”塑造和人物刻画的技巧、结构布局和语言艺术等作了细致深入的探索，认为鲁迅杂文其文体本质是“文艺性的社会评论”，其艺术特质是“形象化、情感化的说理”。阎庆生通过对鲁迅杂文“艺术性”的论证，把由巴人奠定基础的鲁迅杂文研究大大推动了一步。
进入90年代后，对鲁迅杂文艺术本体的认识又有新进展，标志性的论著是王嘉良的《诗情传达与审美构造——鲁迅杂文的诗学意义阐释》[50]，该书系统论述了鲁迅杂文的艺术特性、艺术传达和审美创造(其中对鲁迅杂文“诗情性”特征的把握尤其能显示论者的功力)，标志着对鲁迅杂文的研究正超越着琐细的作品分析层面，向着“诗学”的高度迈进。王嘉良、阎庆生等人的研究具有比较重要的学术价值：尽管从文体角度来说杂文是鲁迅所有文体中最具独创性的一种，尽管杂文在鲁迅全部创作中占的比重最大，然而，从二三十年代直至今天，不断有人站出来说鲁迅的杂文算不上文学作品，持这种看法的既有普通读者，也不乏作家和鲁迅研究专家，据说从50年代起长期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的杨晦“就始终认为鲁迅的杂文不是文学作品[51]；上述学者对鲁迅杂文“艺术性”、“文学性”及其诗学意义的界定，不仅是对鲁迅杂文之“文学资格”的合法性论证，也揭示了鲁迅杂文是具有高度审美和艺术价值的文本。
值得注意的是，在鲁学史上，长期存在着忽视对鲁迅文本作艺术形式分析的倾向：受中国诗文评研究传统的影响，20年代鲁迅研究的方法基本是感悟式的；从30年代左翼评论起，中经毛泽东鲁迅观主宰地位的形成，直至70年代中期，鲁迅研究一直是在重社会思想分析、轻艺术阐释的传统中展开；文革结束后，中老年学者开始重视对鲁迅的作品作艺术分析(上文已作介绍)，但他们还没有建立起完整的艺术分析框架，他们从当时纷纷传入中国的各种西方理论中摘取某些术语、概念，因此，所作艺术分析带有拼凑的痕迹，[44](pp.222～223)而且受内容决定形式文学观念的支配，他们把艺术形式等同于写作技法、修辞手段，形式要素在他们的分析体系中还没有获得独立于内容的地位。
自80年代初起，一批对鲁迅作品作形式分析的国外研究成果被译介到中国(注：代表作：帕特里·哈南：《鲁迅小说的技巧》；威廉·莱尔：《故事的建筑师语言的巧匠》；M·D·维林吉诺娃：《鲁迅的＜药＞》等。以上论文收入乐黛云编：《国外鲁迅研究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加上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新批评、符号学等西方形式主义文学理论大量被引进，从80年代后期起，中国鲁迅研究的艺术形式分析系统开始逐步成型。此时，由于自然律的限制，第一代学者已基本谢世或退出研究第一线；而第二代和第三代中的大多数人因知识结构和学术惯性的制约，也无力投入到对鲁迅文本的纯形式研究中。在第四代青年学人(也包括少数第三代学者)的观念中，艺术形式才拥有了自主于内容的地位(当然也承认内容与形式的密切关联)，一个相对独立的文本形式分析系统也因此而逐步构建起来。
中青年学者首先从小说叙事入手对鲁迅作品作形式分析。比较有代表性的论文是吴小东的《鲁迅小说的第一人称叙事视角》、李庆信的《论鲁迅小说的叙述角度》、贾越的《鲁迅小说的叙述艺术》、徐麟的《＜狂人日记＞的叙事结构与启蒙精神》等，[52]尹慧珉的《鲁迅小说中的第一人称叙述者：西方鲁迅研究概述》则对欧美学者运用叙事学原理阐释鲁迅文本的最新研究进展作了介绍[53]。其次是借助英美新批评的“反讽”理论，对鲁迅的小说作“修辞学”分析，这方面的主要论文有温儒敏、旷新年的《＜狂人日记＞：反讽的迷宫：对该小说“序”在全篇中结构意义的探讨》和王晓霖的《＜阿Q正传＞的反讽》等。[54]田刚的《＜野草＞“陌生化”文体特质》[55]则是借用俄国形式主义的“陌生化”理论探讨鲁迅散文诗的文体特性。以上论文从不同的角度提高了鲁迅作品形式研究的学术性，不过，对鲁迅作品的形式作比较系统的研究还是在为数不多的专著中展开。
汪晖完成于1988年的博士学位论著《反抗绝望》[56]第三编专门探索鲁迅小说的叙事原则和叙事方法。汪晖对鲁迅两类不同叙事人称的小说作了分门别类的研究：以第一人称叙事的小说有3种叙述方式，它们是双重第一人称独白的论争性、第一人称非独白性叙述、非虚构的追忆小说；以第三人称叙事的小说也有3种叙述体式，分别是“戏剧式”叙述的“场景”文体、“心理分析”式的“全景”文体和“场景”与“全景”交错的文体。汪晖在上述叙事学分析的基础上，对鲁迅小说的超拔之处进行总结：从五四小说到30年代社会剖析小说，其发展呈现了艺术创作逐渐“无我”的过程；鲁迅的小说却使“自我”艺术原则与“无我”艺术原则由对立走向浑融，显示了自己非凡的独创性。
叶世祥的《鲁迅小说的形式意义》[57]是一部试图使鲁迅小说研究走出“本体迷失”，还原鲁迅作为杰出小说家地位，凸显鲁迅小说在中国现代小说现代化进程中无可替代价值的专著。该书分5章，对鲁迅小说在话语形式、叙述方式、时空形式、形态风貌、修辞形式做系统的研究。叶世祥并未走向完全脱离“意义”(内容)来探讨形式的偏颇，他深谙“形式是内容化的形式”的艺术命题，他是希望经由对鲁迅“有意味的形式”的研究，达到对鲁迅艺术世界本体的把握，应该说他的这一理论预设是基本实现了。
谭君强的《叙述的力量——鲁迅小说叙事研究》[58]是著者十多年心血的结晶，为目前国内惟一一部从叙事学角度探索鲁迅小说奥秘的专著。该书对鲁迅小说的叙事模式、叙述者形态以及鲁迅小说在中国小说叙事转换中的意义和作用等都进行了深入的阐释。一般从事叙事学研究的学者大多从译著中吸收外国有关理论，谭君强具备良好的功底，他翻译出版了米克·马丁的《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59]，他的专著因此能够充分引用西方有关叙事学的，吸收国外该领域研究的最新成果。
郑家建的博士学位论著《被照亮的世界——论＜故事新编＞》分作系列论文发表(注：郑家健的博士论文改题为：《被照亮的世界——＜故事新编＞诗学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在这些系列论文中，郑家建从空间形式、时间形式、蒙太奇艺术、叙事方式等角度对《故事新编》进行了形式分析，把《故事新编》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自然，运用西方现代文论分析鲁迅的创作，有一个所操持的理论工具是否能够与文本对接的问题，而且要充分考虑到中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在强烈的创新冲动驱使下，不少运用外国新理论阐释鲁迅作品的论著存在着生吞活剥、削足适履、乱贴标签的弊病，这是今后研究中需要克服的幼稚病。
六、考据学研究系统
鲁迅研究的考据学分析系统通常被人忽视，这其中包含了一种误解：考据无非就是做点资料整理工作，算不了什么学术研究；只有那些具有理论色彩、篇幅较长的论著才是正宗的学问。殊不知，考据和义理是学术研究不可偏废的两翼，惟有以真实可信的资料为依据，理论思维才不至于堕为胡思乱想。传统学术起源于汉儒的解经，在此基础上生长出训诂、音韵、考据、版本、校勘诸种学问；宋、明两代，兴盛，崇义理而轻考据，学术的玄学倾向很浓；有清一代，学术向着“汉学”复归，乾嘉学派的考据学(“朴学”)在整理中国古代文化典籍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降，中国学术是受欧美、苏联的各种主义、学说的熏染，参照异域学术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而逐渐成型的。五四以后，清代“朴学”的考据学术范式虽然遭致一些质疑，但并没有像传统思想文化体系那样受到全面的颠覆。事实上，像鲁迅辑校《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嵇康集》，胡适对《红楼梦》、《水经注》的考证，叶圣陶编撰《十三经索引》等传统学问，恰恰是广泛吸收了考据学等治学方法而成的。而且一批从事鲁迅研究的学者用自己的实绩证明，新文学研究也能从借鉴考据学的治学门径中获得裨益。对鲁迅作品所作的辑佚、校勘、注释、编目等考据性工作，构成了鲁迅研究一个分析系统。
(1)辑佚
早在鲁迅生前，杨霁云就帮助鲁迅编订《集外集》，使用的便是传统的辑佚方法。1938年《鲁迅全集》首次出版后，唐ｔāｏ@①着手收集鲁迅的佚文，到40年代末，编辑出版了《鲁迅全集补遗》，五十年代初又编辑出版了《鲁迅全集补遗续编》，以传统治学的“冷板凳”功夫作出了一流的学术业绩。五十年代以来，收集鲁迅佚文的工作一直没有中断，即使在文革动乱年代，也还有对鲁迅的重要佚文《庆祝沪宁克服的那一边》的发现。
新时期对鲁迅佚文的辑录工作得以全面展开。朱金顺的《鲁迅演讲资料钩沉》[60]系首部辑录鲁迅演讲的著作。鲁迅一生经常应邀作演讲，他的演讲与他的小说、散文、杂文、书信、日记一样是其文化遗产的有机组成部分，但遗憾的是鲁迅的演讲稿大多没有留存，收入《鲁迅全集》的只有16篇。朱金顺经过锐意搜求，从当时的报刊、鲁迅以及他人的文集中钩沉出鲁迅演讲稿65篇，并给它们注出演讲的时间和地点，为广大研究者提供了珍贵的鲁迅研究新资料。马蹄疾的《鲁迅讲演考》[61]也致力于鲁迅演讲资料的收集和考辩，该书汇罗了鲁迅1912年至1936年间66篇演讲稿，并对有关史实做了精心的考证。
马蹄疾的《读鲁迅书信札记》[62]后半部分为“鲁迅残简辑考”，一共辑录了32封鲁迅的书信片断。对鲁迅书信更大规模的辑佚工作是在吴作桥的《鲁迅书信钩沉》[63]一书中进行的。根据与鲁迅长期通信的老作家曹靖华估计[64]，鲁迅全部书信约为5600封左右，而收入新版《鲁迅全集》(1981年版)的整信只有1576封，残简9段，这就意味着还有4000余封鲁迅书信未被发现。这些散失的书信有的可能被收件人焚毁，有的则可能丢失，但还会有一些留存于民间。吴作桥从一批鲁迅的生平回忆中钩沉出187则鲁迅散失信件，其中有整信11封，原文残简82段，另有内容大体可靠但不是原文的残信94片，他的辑佚工作对于鲁迅研究资料的建设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2)校勘
由于鲁迅的作品广受欢迎，他的书大多重版几次甚至十几次，各版本间难免有些异文存在；加上由于原因，鲁迅的作品在解放前和解放后都被删改过。因此，需要对鲁迅作品作修订讹误、指正删改的校勘工作，在这方面付出过艰辛劳动，并取得了重大成绩的是孙用和王得后等学者。孙用从四十年代起就致力于鲁迅作品的校注工作，80年代初他出版了《＜鲁迅全集＞校读记》[65]，该书以1981年版的《鲁迅全集》所收21个鲁迅作品集为蓝本，参照各篇作品在报刊上发表时的原貌及后来结集出版的初版本，作了全面细致的校勘工作。翻译与创作是鲁迅毕生从事的两大事业，译作在鲁迅的著述中占了百分之五十多的份额。孙用在校勘鲁迅的译作方面同样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出版了《＜鲁迅译文＞校读记》[66]。孙用把毕生精力都投放在鲁迅著译的校勘上，其奉献精神实在可圈可点。
王得后的《＜两地书＞研究》[67]是把版本校勘和作品阐释结合得相当成功的一部专著。全书分为两编，甲编是鲁迅、景宋通信的原件同公开出版的《两地书》两种文献对校的“校读记”。在校读过程中，王得后把鲁迅与景宋对原信所作删改的主要文字悉数录出，注明上下文的衔接，最大限度地为研究者和读者再现了原信的面貌；同时，王得后还就鲁迅、景宋对原信所作删改发表简短的评点，这些校读心得重心不在分析作者谴词造句的技巧，而在对删改原因和作者心态的揣摩，显示了校读者敏锐的感知力。乙编名为《两地书》的“读后记”，其实是对该书信集所反映的鲁迅之婚姻恋爱观、伦理道德观、观、政治观的精彩分析。王得后对《两地书》的这番校读和阐释，深化了人们对鲁迅情感和思想的认识，是新时期鲁迅研究的重要收获。
(3)注释
乾嘉学派考据学对古代经籍的笺注对业已“经典化”了的鲁迅文本注释也有方法论上的启示意义。朴学家对上古经籍的笺注是文字训诂和音韵读解并重；而由于鲁迅写作年代离当下并不遥远，其多数作品文字的读音基本不成问题(他留日时期写的文言某些古字读音则需要做注)，因此对其作品的注释工作主要集中在文字的释义上。1958年出版的10卷本《鲁迅全集》为注释鲁迅作品工作的发端，1974至1976年间，人民文学出版社组织各地大学中文系师生和工农兵理论队伍，开展对鲁迅20余种单本作品集的注释工作，并印出内部征求意见本。
1981年《鲁迅全集》的注释就是在70年代中期单行本注释基础上展开的，新版全集对鲁迅作品所涉及的众多掌故典籍、古语外文、人物事件、地名物产、机构团体、报纸刊物等都作了注释，这对阅读和研究鲁迅文本是大有裨益的。但由于鲁迅研究在解放后被纳入了国家意识形态的轨道，对鲁迅作品的注释成为官方诠释鲁迅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注释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按照各个时代政治需要，凸显或删改某些人物和事件，拔高或贬抑某些思想的实用主义倾向，在文革时期，为鲁迅作品作注成为江青集团批判30年代“文艺黑线”的利器。新时期出版了各种面向普通读者，尤其是广大中小学生的鲁迅注释读本，为普及鲁迅作品作出了贡献，但注释者的文学观念、思维方式还与50年代以来的实用主义和庸俗社会学未能划清界限，过分执着于对鲁迅作品的政治性微言大义的抉发，而对其文本审美效应、魅力的阐释却显示了自己的无能，这的确值得今后注释者重视。
(4)编目
古代学者极为看重目录之学，认为它是治学者登堂入府的基本门径。鲁迅同样重视书目，挚友许寿裳在儿子许世瑛考入清华大学国文系请他列阅读书目时，鲁迅开的书单上就有《四库全书简明目录》[68](p.91)。到目前为止，鲁迅著译目录已编了十数种，其中编排体例合理、学术水平较高的是由上海鲁迅纪念馆推出的《鲁迅著译系年目录》[69]，以及1981年版《鲁迅全集》第16卷的《鲁迅著译年表》、《全集篇目索引》、《全集注释索引》。
关于鲁迅研究的书目、索引也已出版过几十种，其中纪维周等编撰的《鲁迅研究书录》[70]系首次对鲁迅研究专书的系统辑录，有着较高的学术价值。此书共收录1926年至1983年间中国公开出版和内部编印的鲁迅研究专书(专著、论文集和研究专刊)1426种，编撰者根据图书内容，把这众多的书目分为10大类，大类下又分若干小类；编撰者不仅详细注明每种书的出版年月、著者、出版者，以及书的章节、篇名及其版本变动情况，而且客观地对每种书的主要内容、特点进行介绍，某些书如有评介文章，其篇名也一并附上。此书为广大研究者了解过往鲁迅研究状况提供了很大的便利。纪维周后来又陆续整理发表了1984年以来鲁迅研究专书的书目，以作为《书录》的补充。由北京图书馆和中国社会院文学研究所合编的3卷本《鲁迅研究索引》[71]是另一部重要的书目，它收录了1919年至1983年中国报刊上发表的一万多篇鲁迅研究文章的篇目，并著明其作者、所发表的报刊及日期，成为许多研究者的必备工具书。
(5)探究版本
倚重善本，这是包括乾嘉学派在内的古代学者的治学要略。当今研究新文学的人普遍缺乏应有的版本学知识，譬如有人用解放后的修改本，用一般通行的版本，评论现代作家一二十年代和三四十年代的思想和艺术状况，造成很大的失误。鲁迅去世得早，不存在像郭沫若、老舍等作家解放后大量修改旧作而未做说明的情况，但鲁迅的一些作品、尤其是后期的杂文发表和结集出版时程度不同地受到删改，因此就应该注意对鲁迅手稿与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和结集出版的各种版本的比较，从中求得鲁迅思想和创作的原貌。
中老年鲁迅研究者比起青年学人普遍都重视鲁迅著作的版本，其中一些人还在这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进行研究，《鲁迅著作版本丛谈》[72]是这方面的重要收获。该书是在鲁迅诞生100周年所举办的“鲁迅著作版本展览”基础上，组织唐ｔāｏ@①、丁景唐、戈宝权等10多位中老年专家撰写的论文集，专家们对鲁迅著作不同种类、地区、年代版本的特点及其流变作了实证性的考辨，展示了鲁迅著作版本的面貌，书后所附的《鲁迅著作版本展览书目》录有从1906年(这一年上海普及书局出版了鲁迅编著的《中国矿产志》)到1980年出版的汉文、少数民族文字和外文版的鲁迅著译1300余种，成为鲁迅著作版本的一次大检阅。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不是很多，周国伟的《鲁迅著译版本研究编目》[73]是可喜的收获，今后应加强对鲁迅著作版本的研究。
(6)考证
考据学最基本的手段便是考证，它是辑佚、校勘、编目和探究版本诸环节中通用的研究方法。用作鲁迅研究考证的证据有两类：一是文字材料，二是实物。考证事件、年代、人名、地名等应主要依据鲁迅的著作(包括著译、书信、日记等)，对回忆鲁迅的资料(即口碑)要注意甄别真伪，一般只把它们作为辅助材料使用；考证鲁迅书籍的版本情况，一定要依据实物证据，即原书和手稿，其他文字记载和回忆材料只能当作旁证。考证的目的是求解鲁迅研究的一些难题，因此要杜绝烦琐考证，应力求简明扼要。
在鲁迅研究领域，显示出考证功力的著作为数不少，最近二十多年来这方面的学术成果相当引人注目，朱正的《鲁迅回忆录正误》[74]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著作。该书主要针对许广平《鲁迅回忆录》[75]的失误而作，这是很需要点勇气的：中国向来有为“贤哲”、“尊者”避讳的传统，鲁学界也不可能例外。作为鲁迅夫人的许广平，她对鲁迅的回忆普遍被当作权威性的“定论”，朱正则通过自己细致的考证，对许广平某些回忆的“虚构”、失实之处予以纠正，显示了“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科学立场。同样可取的是，朱正并没有因许广平回忆录中有失实之处就把她的成就一笔抹杀，而是对许广平在鲁迅去世后极端恶劣的环境里为保存、收集、整理和传播鲁迅遗作所作的贡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分析了造成许广平回忆失误的原因：一是年代久远产生的记忆上的误差，二是不能由她本人负责的时代政治原因。朱正对许广平回忆录失误所作“同情之理解”，证明他不是像一些人理解的那样是跟许广平“过不去”，而是出于对学术真理的追求。朱正还著有《鲁迅手稿管窥》一书[76]。
陈漱渝的《鲁迅史实新探》和《鲁迅史实求真录》[77]都是对有关鲁迅的史料作考订、辨伪的著作，显示了著者“求真”、“求实”的科学主义态度和学风，第二本书中有4篇反驳沈鹏年的《毛泽东到八道湾会见鲁迅》[78]一文的文章，这是对学界哗众取宠、主观臆断“制假”行为的有力批评和对实事求是学风的维护。新时期鲁迅研究领域重要的考证著作还有林辰的《鲁迅述林》、王景山的《鲁迅书信考释》、包子衍的《＜鲁迅日记＞札记》、蒙树宏的《鲁迅史实研究》、赵英的《籍海探珍》、朱金顺的《新文学考据举隅》等。[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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