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抗战文化研究述评
【内容提要】
近十年对抗战文化的研究渐受重视。学界对抗战文化的涵义、抗战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抗战文化的基本特征、共产党关于抗战文化的理论政策及其对抗战文化运动的领导、抗战时期的文化论争，以及抗战报刊、抗战时期的学校内迁等，有较多的研究，并体现出提出新的研究视角、拓宽研究范围、重视不同地区抗战文化的比较研究等特征。但总的说来，对抗战文化研究重要性的认识有待进一步加深，因而对抗战文化的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
抗战文化是指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切为抗战服务和于抗战有利的文化。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年代，中国抗战文化繁荣兴盛、历久不衰，它不仅对抗战起了重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而且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研究抗战文化是抗日战争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近十年来学界对抗战文化的研究取得了瞩目成就，但也存在着明显不足。本文拟对近十年的抗战文化研究概况作一简要介绍，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研究讨论的主要问题
总的说来，相对于抗战时期的军事、、、外交及日军暴行等方面的研究而言，对抗战文化的研究相对要薄弱一些，过去更是如此。但近十年来，关于抗战文化的研究逐渐受到学者们的重视，涌现出了一批数量可观的研究成果。据不完全统计，近十年出版的关于抗战文化研究方面的专著有近30部、约700篇，还有一批专题资料等。这些研究成果对不同地区、不同类型、不同党派、不同时间的抗战文化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讨。此外，还举办过若干次抗战文化的学术研讨会（主要是在桂林），从而把抗战文化的研究共同推向了新的阶段。
1．关于抗战文化的涵义。首先，关于“文化”的涵义。学界认为此处所指的“文化”，不是广义的文化，而是狭义的文化；不是指物质文化而是指精神文化，即作为上层建筑重要组成部分的意识形态的文化，主要是指文学、、新闻、出版、思想、理论、、社会等内容。关于“抗战文化”的涵义，张静如、唐正芒的《抗战文化与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一文（《求索》2003年第3期）一改过去认为抗战文化必定要是非常先进的革命文化的理解，文章认为任何一个社会的文化，都包括着先进文化、健康有益文化、落后文化和腐朽文化，进入抗日战争时期以后，就形成了由先进文化、健康有益文化和落后文化构成的抗战文化，落后文化经过努力改造后，也成为对反抗日本帝国主义有用的抗战文化。只有封建腐朽文化和妥协投降文化才是有害于抗战的反动文化。这一认识对于加深抗战文化中统战工作重要性的理解是不无裨益的。其次，关于抗战文化的期限。关于抗日战争期限的传统观点认为是从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至1945年8月抗战胜利，随着抗日战争14年说，亦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将抗战文化上限延伸到1931年9•18事变起，其下限则一般是1945年8月抗战胜利；但也有学者将始于抗战时期创作而在抗战胜利后继续完成的作品等，也纳入抗战文化的范畴。
2．关于抗战文化的地位和作用。对这个问题学界的认识基本上是一致的。认为产生和于伟大抗战年代的抗战文化，对广大的抗日群众起了巨大的动员和警醒作用；对前方抗日将士起了强烈的鼓舞和激励作用；对抗日同盟者起了有力的团结斗争和争取作用；对日本侵略者起了无情的打击、揭露和瓦解作用；对抗战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对于使抗战的胜利成为人民的胜利起了重要的保证作用[注：参见笔者《南方局领导的大后方抗战文化运动•前言》，湖南师大出版社1999年4月版。]。。高向远认为抗战文化运动“以抗战文化作为反侵略斗争的锋利武器，密切配合中国人民在政治战线和军事战线的抗日斗争，在动员民众、推动文化工作者团结抗战、声讨日伪及战地服务等方面，为全民族抗战的进行和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和历史影响。”[1]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如朱强娣的论文《新四军文化工作在抗战中的作用》（《安徽史学》2003年第5期）等。
3．关于抗战文化的基本特征。学界认为抗战文化的基本特征主要有政治性、群众性、批判性。政治性，即抗战文化以民族大义为前提，是以多元政治为基础的民族文化。多元政治在统一战线之间，在不同政治原则的碰撞之中，不仅没有消融，反而还有各自强化的倾向。不同的政治主张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化为不同的政治目的服务。而新民主主义文化则是抗战文化的主流。群众性，即抗日战争是群众的战争，群众是抗日救亡的主体。而群众中还有相当多的人需要动员、唤醒，现实的需要促使群众性文化在抗战的烽火中崛起，并很快形成了燎原之势。这主要表现在建立群众性文化组织、创办群众喜闻乐见的通俗性刊物、创作通俗性作品、组织群众参加抗日文化活动，还有群众性、大众化的纪念活动等，体现了群众写，写群众，群众演，演群众的特色。批判性包含两个层次，一是针对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文化的摧残和破坏，坚决揭露、批判、声讨、打击这种文化侵略及汉奸文化；二是统一战线内部不同文化之间的论争，如批判被国民党歪曲了的三民主义及其文化，批判“战国策”派和“与抗战无关”论，还有进步文化界内部的争论，如关于“民族形成”的讨论，关于“主观战斗精神”的争论等[2]。但也有学者认为在这三个特征之外还应加上“艰巨性”（或“艰难性”），即抗战文化经历的是血与火的洗礼，远远不是和平年代恬静安逸的书斋文化，经济贫困、环境恶劣、物质匮乏、疾病折磨、日机轰炸、国民党政治高压等等，抗战文化伟业就是在这种常冒生命危险、十分艰难的环境和条件下创造的，这是不容忽视的特征之一[3]。
4．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文化政策。《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文化政策及其启示》（郭伟伟，2003）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文化政策主要有民主的文化人政策、团结的抗日文化统一战线政策、适合部队特点的部队文艺政策等。但也有学者认为这样的概括是不全面也不科学的。认为党的抗战文化政策涉及的范围是很宽的，如关于抗战文化的基本纲领、抗战文化的指导方针、抗战文化队伍的构成、文艺批评的标准、抗战文化运动的任务、方针、步骤、服务对象、服务方式以及抗战文化运动中必须贯彻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由此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战文化的理论体系或政策体系。这里特别是不宜将抗日文化统一战线政策仅仅作为一条一般的文化政策，因为它是抗战文化的总政策，是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的总政策、总路线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贯彻和实施。而其中的“民主的文化人政策”又是贯彻抗日文化统一战线这一总政策的一个重要体现，后者与前者是包含关系。此外，在中共抗日文化政策中仅列出部队文艺政策也是不妥的，要么就不列具体某方面的政策，如果要列，则还应包括解放区、国统区、沦陷区，对敌军、对友军等等的文化政策，对这些都应分别阐述。否则就无法冠之以“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文化政策”。
5．关于抗战文化运动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特点。有的学者认为，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角度看，其基本内容主要有：用抗日的口号团结人、吸引人；用爱国的精神凝聚人、激励人；用科学的理论启迪人、武装人；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教育人；用优秀的作品鼓舞人、陶冶人；大力发展先进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决打击反动腐朽文化和妥协投降文化。其基本特点则主要体现为：高举旗帜，加强领导，即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为抗战文化的旗帜和指针，加强中国共产党各种形式的领导和中共党员艰辛奋斗的先锋模范作用；主题集中、目标明确，以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的总路线“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作为总主题，紧紧抓住抗日问题开展抗战文化运动；队伍广泛，阵容壮阔，即坚决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文化人；战胜艰险，英勇斗争，即抗日战争是激烈残酷的战争，为抗战服务的抗战文化工作也是艰苦卓绝的，不少人甚至为此献出宝贵生命[4]。也有的学者从综合性的角度研究了抗战时期的思想文化，如《论抗日战争的思想文化》（丁守和，1995）一文，即较全面地论述了抗战时期中国的教育、文化、思想、学术状况，仅其中论及的思想学术思潮就包括了冯友兰的新，胡秋原的民族主义，贺麟的儒家思想新发展，战国策派陈铨、林同济的战国意志观，以及国民党的民主主义、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等。
6．关于抗战时期中共领导人论述的中华民族文化发展方向的问题，学者们注意到：毛泽东与张闻天、周恩来等存在着不同的观点至少是不同的表述。即张闻天在毛泽东提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方向之外，还提出了“民主的”方向。对此，张闻天解释说：民主的“即反封建、反专制、反独裁、反压迫人民自由的思想习惯，主张民主自由的思想习惯与制度，主张民主自由、民主政治、民主生活与民主作风。”毛泽东未提“民主”的一点，只是在解释“大众的”这点时说：“这种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其实，“民主的”方向中的许多内涵并不是“大众的”这一点所能全部包括的，如“独立思考、学术自由、真理往往并不在多数那里等”即不是“大众的”所能包括的。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阐述文化宣传工作问题时也认为：“文化运动的口号应该是民族化、大众化、民主化”。邓小平在《一二九师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及其努力方向》中也是采用了张闻天的提法。后来的事实证明，张的“民主的”提法是正确的和必不可少的。同时学者还注意到，在中华民族新文化发展方向上，毛泽东和张闻天又“是互相发明和补充”的。如果说张闻天将“民主的”与“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相并列作为文化方针而弥补了毛泽东的不足，则毛泽东关于以批判的态度“继承古代优秀文化和吸收外来进步文化”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思想，则弥补了张闻天关于中国文化发展思想的不足[5]。
7．关于思想理论方面，有的学者对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及其历史经验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他们认为，延安时期党和革命事业之所以能够生机勃勃，革命从失败逐步走向胜利，其原因就在于从根本上清除了教条主义的禁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即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答中国革命的时代主题。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的特点主要体现为：立足于中国特殊的实际，破除本本主义的束缚，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理论前提；理论创新的主题围绕解决中国革命的时代课题、探求中国革命和社会发展的客观来进行，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代性；理论创新的动力在于突出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准确地反映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理论创新的归宿是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昌盛、人民富裕。
8．关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个问题历来是抗战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及传播》（哈战荣，2004）一文，较全面系统地介绍和阐析了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时代背景和直接动因、召开文艺座谈会的工作准备、文艺座谈会的召开过程、《讲话》的发表前后、《讲话》在国内的深入宣传、《讲话》在国外的传播和影响、《讲话》产生的社会效应，并对《讲话》从座谈会召开到收入《毛泽东选集》的前后几种不同版本进行了考证。该文是近年来国内研究延安文艺座谈会及毛泽东《讲话》的重要成果之一。此外，这一课题的研究成果还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版本》（孙国林，2002）、《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人员名单考》（田克敏，2001）、《延安文艺座谈会与延安整风》（靳绍彤，2002）、《<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国外的传播和影响》（涂武生，2000）等。
9．关于抗战时期的文化论争。抗战时期的文化论争既有同敌伪的文化斗争，也有对国民党顽固派及其代表文人文化思想的批判，更有进步文化人内部不同文化思想、文艺理论观点的争论。对敌伪反动文化思想是须义无反顾、彻底击溃的。在统一战线内部特别是进步文化人内部，这种争论则应更多地体现出民主性和平等性。但学者认为，按照我党后来提出的双百方针来衡量，则在抗战年代有关文艺“民族形式”的讨论中和在与胡风“主观论”的争论中，都或多或少显现出一种要压服对方的氛围。即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中，想压服向林冰的“以民间形式作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的观点，在中央宣传部致南方局的电文中，仍认为这种观念是在“鼓吹儒家与其他复古独裁思想”，对这种观点予以过重的批评。在与胡风的争论中，也有类似的偏颇。这种不允许对方观点作为文艺理论观点的一种的偏颇作法现在看来应该说是不恰当的，是讨论、争论中民主性、平等性不充分的体现。这是应作为教训来吸取的[9]。对于“战国策”派的批判，学界也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提出了不少新的看法。论者指出，“作为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的战国策派，固然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但绝不是‘反动的法西斯主义思想逆流’”[10]。战国策派学人“从挽救民族危亡的立场出发，提出了一系列有关中国文化的理论构想，虽有偏颇之辞且引起误解，但其思想价值值得重新认识”。虽然因其“思想主张和国民党当局宣传的‘民族至上’、‘国家至上’极为接近，因而招致当时进步文化界的激烈批判，但没有证据表明他们是国民党当局授予的，指控他们为法西斯团体更是子虚乌有”[11]。由此，论者强调，“现在应该是从纯学术的观点，认真清理和重新评判战国策派思潮的文化价值的时候了”[12]。
10．关于长江局、南方局的研究。研究抗战文化就离不开对国统区的抗战文化，尤其离不开对长江局、南方局的地位和领导作用的研究。对长江局及其抗战文化工作，过去基本上只讲其右倾的、消极的一面，近年学者认为对长江局的作用有重新认识的必要。认为“长江局加强了与地方实力派、各党派和爱国抗日人士的统战工作。它创办了《群众》、《新华日报》等传媒，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方针，动员广大群众投入伟大的抗日战争中去”。长江局高度重视群众工作，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等群众组织，主办了各类宣传、声援活动，并专门成立国际宣传委员会，争取了许多国际知名文化人士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和宣传。总之，对长江局在领导武汉时期的抗战文化运动作了较充分的肯定[13]。郑洪泉、王明湘将南方局与其它中央局比较，对其历史地位的独特性及其历史使命和历史功绩进行了充分论述。认为“在南方局的领导下，国统区进步文化运动成就辉煌”。南方局通过所领导和影响的各种文化团体，形成了一支高举抗战与民主大旗的文化大军，建立了以《新华日报》、《群众》周刊、《救亡日报》以及读书•生活•新知等出版机构为主体的文化阵地，翻译出版了一批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以及一批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基础的重要论著，歌曲、戏剧、小说、诗歌、漫画等文艺形式均得到很大发展，并为一批大学生和科技工作者出国留学作了许多工作。该文特别指出周恩来对南方局领导国统区抗战文化工作所起的重要作用。“大至方针政策的确定、危急关头抢救大批文化人计划的拟定与执行，小至对一出剧目的排练、一段台词的敲定和重要文章中个别字句的改动，都凝聚着周恩来的心血。”[14]陈全也对南方局领导国统区抗战文化运动的重要作用作了充分肯定。他认为：“南方局团结国统区文化界广大进步知识分子，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指导国统区抗战文化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南方局所领导的进步文化运动，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的方向，其影响是深远的”[15]。笔者认为，抗战时期的作用绝不只是地区性的一般意义上的中央局。因此，对南方局的历史定位还远未反映历史的本来面貌，对其历史功绩、历史经验等方面的研究还是很不够的、亟需弥补。1991年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在这个问题上较过去似乎有所加强，但2002年修订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在这个问题上似乎又没有什么前进了。笔者期待在南方局的定位这个重大历史问题上有更大的突破。
11．关于抗战时期的高校内迁。这是近十年抗战文化研究的热门课题之一，在介绍和考证高校内迁史实的同时，更注重对高校内迁意义和作用的研究。学者认为，高校内迁无论对中国抗战的胜利，还是对抗日民主运动的开展、对恢复和发展战时高等教育、推动落后地区教育文化乃至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积极作用和深远影响。高校内迁的历史，是中华民族抗战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教育史上灾难深重而又光辉难忘的一页[16]。与高校内迁特别是内迁文化研究相联系的是，广大内迁知识分子对抗日战争特别是抗战文化所起作用问题的研究，也受到一些学者的重视。张红以桂林文化城中内迁中共党员知识分子为例探讨了这个问题。他撰文指出：“内迁进步知识分子中的共产党员群体是抗战文化运动的骨干力量，他们团结广大知识分子，组成抗日救亡文化大军，遵照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引导抗战文化运动的发展：他们写文章，唱抗战歌曲，演爱国戏剧，还利用出版报纸、杂志、书籍，举办各种会、演讲会、纪念会、展览会、报告会、座谈会等形式，进行抗日宣传，足迹遍及工厂、、学校及街道，为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的蓬勃兴起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7]他们之所以能发挥这些重要作用，其原因主要是：中共中央南方局有目的有计划领导的结果；党员知识分子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有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献身的精神；他们站在时代的最前列，呼喊出时代的最强音，以身作则，不计得失，表现了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操。
12．关于抗战报刊的研究。报刊是当年大众传媒的最重要工具，也是研究抗战文化史最重要的历史资料。在过去研究的基础上，近十年对抗战时期的不少重要报刊都有人涉猎，当然研究的深度是各不相同的，如对延安的《解放日报》、《中国文化》、《共产党人》、《新中华报》，重庆的《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大公报》乃至《中央日报》，桂林的《救亡日报》、《广西日报》以及其它地方的如《大声》周刊、《中苏》半月刊、《全民周刊》、《抗战文艺》、《申报》、《晋察冀日报》、《观察日报》、《东南日报》、《反攻半月刊》、《拂晓报》、《独立评论》、《烽火》、《江淮日报》、《前方日报》、《七月》等报刊就都有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问世。对《新华日报》、《解放日报》、《救亡日报》、《群众》周刊等的研究成果更令人瞩目。《毛泽东与<解放日报>》（张敏，1999）、《论<新华日报>的抗日宣传》（唐正芒，2002）、《<救亡日报>的宣传艺术》（高宁，1995）以及《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的报刊》（李宗泉，1996）、《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报刊事业简论》（方晓红，1999）等都是这方面研究的有代表性的成果。
13．关于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抗战文化。这是抗战文化研究的一个新视角和重要方面。魏宏远的《抗日战争时期太行山的春节文化风貌》即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该文论析了太行山根据地抗战年代春节明显区别的文化环境和新气象。抗战新文化进入山区，唤醒了人们的抗战意识，大量春联和门神即是当时抗日历史的写真。如“除旧岁打倒投降派，过新年拥护抗日军”等，每家门上贴着的门神也由秦叔宝、尉迟恭变为标有“加紧站岗放哨”、“捉拿汉奸敌探”字样的自卫队队员英姿了；年画也变为《抬伤兵•送茶饭》、《妻子送郎上战场，母亲叫儿打东洋》。各种文化娱乐活动也是以反对内战投降、宣传反扫荡以及召开抗属联欢会等内容为中心了。政府明确要求春节娱乐要从动员与教育群众坚持抗战发展生产出发，使娱乐符合抗日的时代要求，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前进[18]。太行山抗战年代的春节文化是抗战年代中国春节文化的缩影和折射，也是值得研究的抗战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或重要研究角度。此外从传统婚姻制度、社会史、难民迁移、日常生活、社会变迁、社会动员、迁移人口的结构等角度研究抗战文化。
14．关于蒋介石发动的“新生活运动”和“国民精神总动员”的研究。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目前有新的进展，有的学者论析了蒋介石倡导和发起“新生活运动”的过程，认为对该运动应作全面具体分析。认为“把新生活运动简单定性为‘复古逆流’和‘复辟封建礼教的运动’是说不通的”，对其移风易俗、改良社会风气的作用，无疑是应当肯定的[19]。也有的学者分析了1934年的新生活运动和1939年的国民精神总动员的背景、基本思想、实际内容，认为两个运动“都有动员民众抗战的意图”，也都有加强思想控制、为国民党一党专制服务的趋向。同时，两个运动都存在着内在弊端和局限性，从而“限制了两个运动的抗战动员目的的实现”[20]
16．关于桂林文化城形成原因的争论。由于平津沪宁及广州武汉的失陷和长沙大火，一大批文化名人撤退到大西南重镇、广西的战时省会桂林，他们在文学、艺术、新闻、出版、社会等各个领域推涌了一股拍天的文化浪潮，由此桂林成为蜚声中外的抗战文化城，至今其文化城的美名仍与其“甲天下”的山水同样饮誉中外，有着深刻影响。那么，掀起这么大一场浩荡壮阔的抗战文化运动，形成闻名中外的“桂林文化城”，其根本原因究竟在哪里。对此学者曾有过两种迥然相异的观点和看法。一种是认为与国民党蒋介石有着尖锐矛盾的桂系集团，他们愿接受并践行共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主张，愿意接纳进步文化人到桂林工作，从而营造了较为宽松的环境，这是桂林抗战文化运动蓬勃的根本原因。认为桂系集团的作用是桂林文化城形成的根本原因。而另一种观点认为，不能否认桂系集团的作用，但将桂系集团视为文化城形成的根本原因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没有中国共产党制订的正确的统一战线路线和政策，那些宽松的政治环境和有利的政治条件是不可能形成的，在这个问题上首先是以中共的作用为前提的。同时，在组织上中国共产党也以多种方式实施了领导。因此，桂林文化城抗战文化的兴旺和发展，起根本的、决定性作用的是中国共产党，而不是桂系集团，我们不应本末倒置[注：参见《桂林文化城的形成及党的领导作用新探》、《再论桂林文化城之成因》、《桂林文化城之成因是桂系起主要作用吗？》等，载《桂林抗战文化研究文集•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1月出版。]。
17．关于大后方文化中心是重庆还是桂林的问题。一种观点认为，桂林在长达6年多的时间里，保持了文化繁荣活跃的局面，成为大后方的文化中心。这种观点主要起源于胡愈之、黄药眠等人的论述。如胡愈之曾说：“山明水秀的桂林，本来是文化沙漠，不到几个月竟成为国民党统治下大后方的惟一抗日文化中心了。”[19]黄药眠也说：“桂林已不是地方性的城市，而是抗战后方的名城，文化中心，可以同重庆相颉颃了”[20]。也有的学者认为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从抗战文化的繁荣活跃和长期持续这方面看，大致可说大后方文化中心是在桂林。但桂林的文化成就也是在成立于重庆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下，并经南方局直接与国民党的文化专制政策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而取得的，至少是与此有直接关系的。换言之，共产党开展国统区抗战文化的领导中心是在重庆。但重庆又因处于国民党的直接统治之下，其文化运动的持续繁荣活跃，又似乎比桂林确有逊色，至少在某个时候（如皖南事变后）某些方面是如此。因此有的学者认为，大后方抗战文化运动其繁荣、发展中心在桂林，其斗争、指挥中心在重庆，这样似乎更符合实际一些。还有的学者则称桂林为继武汉、重庆之后大后方的第三个文化中心城市，也即武汉、重庆、桂林都是大后方的文化中心城市，只是时间先后不同而己。
18．其它有关问题。人物研究也是抗战文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包括对文化名人、对与抗战文化有关的重要人物等的研究，如毛泽东、周恩来、郭沫若、茅盾、老舍、周扬、夏衍、田汉、蒋介石、李宗仁、陈独秀、周作人、梅贻琦、竺可桢以及外籍文化人鹿地亘、绿川英子、伊文思等等，虽已有研究成果中涉及上千人，但仍有极大的研究空间。研究者研究了抗战文化的重大现实意义，如西部抗战文化对当今西部文化开发的启示；抗战文化与当今中国先进文化的建设；抗战文化研究的重要和社会价值特别是在红色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上的价值等。对中国抗战文化与世界反法西斯文化的交流互补方面的研究学界也是较为重视的，对世界反法西斯文化输入中国（如外国进步文艺工作者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与中国人民并肩战斗及翻译出版各国的进步书刊特别是反法西斯阵营的反战文学等）和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如设立对外文化机构、派遣文化人出国、中国进步报刊和作品活跃于世界文坛等）这两方面都有一些研究成果问世，桂林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更突出。此外还有对沦陷区及上海孤岛中的抗战文化教育的研究、对国宝文物南迁西移的研究、对抗战时期文化的研究、对抗战时期出国留学人员的研究、对抗战时期图书馆事业的研究、对进步文化同国民党文化专制政策斗争的研究、对抗战后期文化运动性质转变的研究等等。
二、近年来抗战文化研究的特点
1．提出了研究的新角度。对抗战文化研究的传统方法一般分为解放区文化、国统区文化、沦陷区文化三种。近年来学者的研究改变了这三种传统类型的划分，提出了内迁文化和西部抗战文化等新概念。“内迁文化”概念认为，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中国东部北部地区的高等院校、文化设施、科研机构及大量文化人内迁到西南地区，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内迁文化。内迁文化的形成和结束在时间段上来讲大致与抗日战争相始终。内迁文化是广大内迁文化人在西南区域里创造的一种以他们为主体的、带有鲜明时代和区域色彩的抗战文化，其形成和发展是一系列历史因素合力的结果：抗日救亡的形势呼唤适应抗战的文化产生即内迁文化的出现是中国抗战历史发展的需要；国民政府对内迁的部署和安排以及一定程度上的扶持为内迁文化提供了一些生存条件；国共合作的历史背景为内迁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较宽松的政治环境；西南几省特殊的省情为内迁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较有利的地域环境；爱国主义这一民族精神是内迁文化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内在条件；内地民众和内迁者对精神食粮的追求是内迁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动力和基础[21]。
“西部抗战文化”与“内迁文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西部抗战文化”的概念认为，日本全面侵华后，中国东部甚至中部大部分地区沦陷，日寇铁蹄所至，肆意摧残中国文化，迫使东中部沦陷区的大量高等院校和文化机构、设施、团体及大批文化名人纷纷内迁西移，由此形成了历史上罕见的中国文化重心西移壮举。内迁西移的广大进步文化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与当地文化人共同努力奋斗，以各种文化形式为抗战奔走呼号，并在西部地区开展大量新的文化建设，由此形成了以延安、重庆、桂林为代表的包括贵阳、昆明、成都、兰州、迪化（乌鲁木齐）等在内的辐射西部广大地区的蓬勃繁荣的抗战文化局面，从而使西部地区历经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变迁，出现了抗战文化“东方不亮西方亮”这种中国文化史上罕见的特殊文化格局[注：参见唐正芒等著《中国西部抗战文化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11月出版及有关论文。]。对“内迁文化”特别是“西部抗战文化”的研究近年来都取得一批研究成果。是拓宽和加深抗战文化研究的新角度、新视野。
除这两种新概念外，还有学者将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化分为五种即“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文化，以武汉、重庆为中心的国统区文化，以华北抗日根据地为中心的根据地文化，以桂林为中心的大后方文化和以北平、上海为中心的沦陷区文化”[22]。这实际上是传统的三种性质地区的文化划分的延伸。
2．研究范围大为拓宽。从文化类型看，过去的抗战文化研究多局限于文学、艺术方面，研究范围狭窄。近十年来，研究者们加强了对社会科学、教育、科技乃至社会文化等等方面的研究。研究抗战年代的社会科学是研究抗战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然而至20世纪90年代前期，这方面的成果仍几乎是空白。近十年来这一状况大为改观。如桂林的学者不仅较早重视对抗战时期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毛泽东著作特别是抗战言论、新兴社会科学论著的出版和发表等方面的研究，发表了一批以魏华龄的《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社会科学空前繁荣原因初探》为先导和代表的研究抗战年代新兴社会科学（含、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史学、抗战形势、国际关系等领域）的学术论文，而且出版了专门的达60万字的《抗战时期桂林社会科学资料目录索引》（2002年桂林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出版）。其它地区也有类似研究成果问世，研究延安时期的理论创新即是这方面的成果。对抗战教育的研究也出现了一批以高校内迁为主体包括陕甘宁边区的教育事业、国共两党不同抗战教育方针的探讨等研究成果。对抗战科技方面的研究过去基本上没纳入抗战文化研究的视野，近年来随着西部大开发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理念的深入人心，研究抗战科技已受到人们重视并涌现出不少成果。不仅研究大西南的科技、陕甘宁的科技，而且将中外科技交流纳入了研究范围，从走出去、引进来等方面介绍了抗战时期中外科技交流的概况，分析了当年能进行这种交流的原因，探讨了抗战年代这种交流的特点，肯定了当时的科技交流在中外科学文化交流史上的重大意义等（张凤琦，1995）。薛毅、黄立人等也进行了相关的研究。
3．研究涉及的地区更广。过去抗战文化研究涉及地区较窄，有些抗战文化本较繁荣的地区未得到研究。近十年的抗战文化研究除继续研究重庆、桂林、延安、武汉、上海、昆明、贵阳等地外，又进一步扩大到长沙、广州、香港、成都直至永安（吴明刚，2001）、山西（刘晓丽，1999）、新疆（如朱瑛，2003；陆维天，1996）、曲江（黄家合，1996）、胶东（梁平，1998）、潮汕（郑惠玉，2004）、遵义（黄群、尹瑞华，2000）、兰州（龚成瑾，1997）、吉安（黄惠运、高立人，1995）、宜宾等地。
4．开始注意不同地区抗战文化的比较研究。还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随着抗战文化研究的深入，学者开始注意了对不同地区抗战文化的比较研究，如南方与北方、东部与西部、内地与香港、中国抗战文化与世界反法西斯文化、解放区与国统区等方面的比较研究。这些比较研究或在专著中体现，或以专题论文论述，形式不一，较有代表性的成果如：《桂林抗战文化与延安抗战文化的内在联系——对抗战时期“北有延安，南有桂林”的初步探讨》（魏华龄著，载《一个独特的历史现象：桂林文化城》，漓江出版社2003年7月出版）。该文将抗战时期桂林和延安不同的政治环境和文化环境进行比较，概括出两地抗战文化各自不同的特点和相同的方面。《中国共产党与西部地区抗战文化的繁荣和发展》一文（唐正芒著，载《湘潭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则着重从当年的历史背景和具体环境、客观条件等方面，分析比较了延安与国统区抗战文化二者相同之中的不同和不同之中的相同，以及由二者之间文化人的往来和文化成果的交流所决定了的二者的密切联系，最后得出结论，无论是延安抗战文化还是国统区抗战文化，都是中共领导的新文化运动史上的辉煌一页、都对指导和推动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都是中共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伟大历史实践、都对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建设具有启迪作用。王广军、刘晓丽等人也在这方面作了研究。中国抗战文化与国际反法西斯文化以及同一地区不同时期（如皖南事变前后）抗战文化等进行了比较研究。
5．当年抗战文化繁荣活跃的桂林，今天出现了同样繁荣活跃的抗战文化研究。从地区来说，当今研究抗战文化成果最多、影响最大、最为热烈而又历久不衰的大概首数桂林。桂林是抗战年代名播中外的文化名城。在这一得天独厚的历史和地域优势下，桂林抗战文化研究堪称独秀山下一枝独秀。现已87岁高龄的当年桂林抗战文化当事人、原桂林市政协副主席魏华龄先生，是桂林抗战文化研究的总学术带头人。“桂林抗战文化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化活动的整体和专题两个方面。其中整体性研究包括桂林文化城的历史地位及其形成的原因、桂林文化城的标志、中国共产党在桂林抗战文化运动中的领导作用、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的分期；专题研究包括桂林抗战文化运动中的作家、作品、文化团体及重大事件等。先后发表一批研究成果，出版了收集300多篇专题论文的《桂林抗战文化研究文集》（八册）以及多本各类资料集。还在桂林分别于1993、1995、1998、2001年召开了四届广西桂林抗战文化研讨会。桂林抗战文化研究经过改革开放后20多年的发展，已逐步从单纯的历史研究中走了出来，正形成为一种集文学、艺术、文化、党史、地方史、新闻出版、教育、图书馆等众多学科联合攻关，有信息技术参与，为改革开放和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现代新型学科的雏型。“桂林抗战文化研究”还进入了一些桂林高校的研究生课程，这更是可喜的开拓。桂林抗战文化研究形成了一支可观的、比较稳定的研究队伍，其研究成果已引起了中外学界的瞩目。
三、研究的展望
回顾近十年来的抗战文化研究，成就蜚然；展望未来的抗战文化研究，任重道远。笔者认为在抗战文化研究中，值得注意和加强的，主要有以下一些方面的问题。
1．应进一步加强对抗战文化研究重要性的认识。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近百年来最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为抗战服务的革命文化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璀璨明珠，是中国新文化史上特殊而辉煌的篇章。开展对抗战文化的进一步深入研究，不仅是弄清抗战史上许多重大文化事件、探讨文化对抗战的重大作用及确立其历史地位的需要，而且是传承抗战文化光荣革命传统、批判文化市侩主义、功利主义，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的需要；不仅是抗战文化经验教训的需要，而且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需要；不仅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而且有重要的社会价值和社会效益。然而从目前人们对抗战文化研究重要性的认识来看，还不尽如人意。对这方面研究的认识远比不上对抗战军事、政治研究、战争遗留问题研究和批判日本右翼势力等方面重要性的认识。对这些当然是十分重要和必须加强的，但不能因此而弱化了对研究抗战文化重要性的认识。因此，抗战文化的研究任重而道远。
2．应重视研究中的学术争鸣和问题探讨。过去的研究成果也不算太少，但多数成果尚是叙述性的而不是学术讨论性的。抗战文化有许多需要讨论的问题。如对人物的评价、对作品的评价、对当年文化论争中的是是非非的分析评价、对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交织的历史背景下一些文化观点的评价、对一些组织机构乃至领导人在组织领导抗战文化运动方面的功过是非的评价，以及对比较研究中提出的一些问题的争论、对考证某些重大文化事件或重要作品时提出的有关问题的争论等等，只有加强争鸣和讨论，才能推动这些研究的前进。而在这方面目前还是较缺乏的，因而影响了研究的深度。
3．学术研讨会偏少。抗战文化研究是一个大课题，许多问题需在学术讨论会上，通过学术交流、思想碰撞、各抒己见，才能逐渐接近真理，达于问题解决。而过去由于种种原因，关于抗战文化的学术讨论会举办较少。据笔者了解，除了前述的桂林有过几次抗战文化的学术研讨会，另仅有过“郭沫若与抗战文化”的研讨会、重庆抗战文化研讨会、及2005年在江汉大学举办的“救亡与发展：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文化”的学术讨论会。对此，尚待学界同仁今后共同努力和加强。
4．抓紧对抗战文化资料的挖掘和整理。这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是抗战文化研究的“基本建设”。这项工作跟不上，研究的深度、广度、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就会大打折扣。据统计，经多年的努力，现已出版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资料达25卷1200余万字。而抗战文化方面，过去各地虽已陆续出版了一些抗战文化资料，如《南方局党史资料•文化工作》、《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史料选编》、《桂林抗战文化史料》、《省港抗战文化》史料、《长沙文化城》史料、《文学运动史料选•四-五册》、《新文学大系》中有关抗战文化的史料、各地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出版的有关抗战文化的史料等等，但相对于“南京大屠杀”的史料来说，抗战文化这一涉及全国、长达14年的重大课题的史料出版就显得几乎是杯水车薪了，且零散而不集中。据悉，桂林筹备建立“桂林抗战文化资料中心”，应该说这是很有见地的主张。
5．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如前所述，桂林对抗战文化的研究（或者说对桂林抗战文化的研究）时间久、力量强、声势大、成果多、影响广。但对有些地区抗战文化研究的状况相对于当年抗战文化的发展盛况及影响来说，就还远不能令人满意。当年抗战文化的发生、发展、繁荣或衰落，确是有地域性的，但其影响和作用并不只是地域性的，因此今天的研究薄弱也并非仅是地区的责任，而是学界共同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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