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民族主义情结及其思想历程——兼答朱献贞先生的批评

鲁迅一生经历了根本性的思想转变，这种转变并不像瞿秋白所说的从进化论到阶级论那么简单，而是有着更为深刻的内涵。可以这样说，鲁迅的一生都没有摆脱民族主义情结的纠缠，并经历了从民族主义到世界主义再回归民族主义的思想转变。这是五四一代启蒙知识分子的共同的思想历程，它反映了化进程中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冲突。对鲁迅的民族主义情结和民族主义回归的思想历程，学术界尚没有足够的重视与研究。本文就这一问题作初步的探讨，并回答朱献贞先生《鲁迅“厌恶西化”吗》[①]一文对我的批评。

像大多数第一代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一样，民族主义是向西方学习的根本动力，而且民族主义情结伴随着鲁迅的一生。辛亥革命前后的鲁迅是一个激烈的民族主义者。他从进南京矿路学堂到留学日本，最初的动机便是救国。鲁迅最初选择了学医，是受到了父亲病故的刺激，痛感中国缺乏现代医学，立志以医学救国。到日本仙台医专学习又受到日本学生的歧视，更激发了民族意识。他写下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诗句，表达了深挚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当留日学生发起拒俄运动时，鲁迅写作了《斯巴达之魂》，慷慨激昂地鼓吹民族主义。这个时期，鲁迅虽然意识到要向先进国家学习，“别求新声于友邦”，但并没有成为一个世界主义者，而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最初认为中国的问题是科学技术落后以及满清政府腐败无能，还没有认识到根本问题是中国文化即国民性的弊病，更不认为西洋文明胜过中国文明。这是当时那一代新知识分子的普遍认识。鲁迅在日本拜章太炎为师，受到了章太炎的文化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章太炎虽然上是一个革命者，但在文化思想上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他的思想核心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章太炎革命的基本动力是排满，这是那个时代对民族主义的理解。同时，他也有强烈的反西方列强的思想，宣称“就政治社之，则西人之祸吾族，其烈千万倍于满洲。”（《革命军约法问答》）他把民族主义扩展到文化领域，认为西方文明不如中华文明，西方的民主政治是“封建之变相”。他提出“均田”、“限袭产”等民粹主义的主张，甚至把国民的道德品质按照职业、贫富划分等级，农工等最高，官商等最低，而翻译（雇译人）则居末位。这些思想都强烈地影响了青年鲁迅。鲁迅在留学日本时写下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等文章，表达了鲜明的民族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思想。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往昔的辉煌充满自豪：“夫中国之立于亚洲也，文明先进，四夷莫之与邻，蹙视高步，因益为特别之发达；及今日虽凋零，而犹与西欧对立，此其幸也。”[②]这与五四时期认为中国文化是腐朽、落后的文化截然不同。鲁迅认为中国在现代的落伍，是由于没有开放，不是由于文化的落后：“顾使往昔以来，不事闭关，能与世界大势相接，思想为作，日趣于新，则今日方卓立宇内，无所愧逊于他邦，荣光俨然，可无苍黄变革之事，又从可知也。”[③]他虽然认为西方科学昌明，但对西方文明的总体评价不高，认为难与中华文明比肩：“若其文化昭明，诚足以相上下者，盖未之有也。”[④]他对现代以来西方文化的强势传播、中国文化的衰落痛心不已，认为是“本根剥丧”、“种性放失”。他认为文明进步原于传统，反对脱离传统：“文明无不根旧迹而演来，亦以矫往事而生偏至”[⑤]这个思想与五四时期的反传统相去何远。因此，他站在保守主义的立场反对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崇尚西洋文明的“偏至”之举，如“竞言武事”、“复有制造商估立宪国会之说”， “终至彼所谓新文明者，举而纳之中国”，为国人“馨香顶礼”，这样，“贱古而尊新，而所得既非新，又至偏而至伪”[⑥]。他崇尚“摩罗诗人”，特别是密茨凯维支、裴多菲等具有反抗精神的波兰、匈牙利等弱小民族的诗人，其目的还是为了民族复兴。尼采是反现代性的先驱，鲁迅接受了尼采思想，批判民主主义、科学主义的西方现代文明，“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但与尼采不同的是，他不是“反思现代性”对资本主义的超前批判，而是站在民族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上批判西方文明。当时的民族主义者和文化保守主义者主张“西方物质文明发达，中国精神文明发达”，鲁迅也持这种立场。他认为当时的改良派、革命派如梁启超等人的“世界人”和“国民”主张是“恶声”，必须破除。他批判科学主义“奉科学为圭臬”，并为宗教、神话以及中国农民的迎神拜鬼等迷信活动乃至龙的形象辩护，这也与五四时期的反迷信的鲁迅大异其趣。鲁迅的救国方案是以传统文化容纳新文化：“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⑦]当然，鲁迅对中国文化的缺陷也有所思考，认为缺少“诚”与“爱”，但在总体上还是肯定中国文化的。总之，留学日本前期的鲁迅，基本思想是民族主义的、保守主义的、民粹主义的。

鲁迅参加同盟会和辛亥革命，是受到民族主义的刺激。从事思想启蒙工作，也是看到在日俄战争中日军枪毙中国“间谍”而国人麻木不仁的记录片，觉悟到仅有健康的体魄，仍然免不了被杀头或者当看客的命运，遂决定弃医从文，以改造国人的灵魂为己任。辛亥革命时期，民族主义高涨，成为反清革命的主要动力之一。陈天华的《警世钟》就历数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危险局面，号召人民奋起救国。鲁迅参加同盟会，也出自同样的心理。他的文化思想仍然是保守主义的。他在五四以后回忆起辛亥革命时期人们的心态，认为只要****了满清政府，就可以峨冠博带、恢复汉官威仪了，其实这也包括当年鲁迅的心态。辛亥革命中，绍兴光复，鲁迅和学生一道上街游行庆祝，就是这种乐观心情的写照。

辛亥革命的波澜过后，中国社会仍然是一潭死水，封建主义依然如故。鲁迅陷入深深的失望与彷徨之中。五四运动兴起，鲁迅参加了进去，并且意识到中国的弊病不在政府的好坏、技术的高低，而在传统文化的落后、国民性的不良。这样，鲁迅就接受了以科学、民主为内涵的五四现代性，并由民族主义走向了世界主义。这种世界主义是五四知识分子的通识。可以这样说：五四前尼采、达尔文主义在中国导致民族主义，而五四时期的自由主义和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却导致世界主义。主张西化的自由主义是特殊的世界主义。五四知识分子从世界主义出发，主张废除汉文，使用世界语。鲁迅也表赞同。他反对读中国书：“中国古书，叶叶害人。”并提出：“汉文终当废去，文存则人当亡，在此时代，已无幸存之道。”[⑧]鲁迅也一反以前反对“世界人”的立场，主张做世界人。他说，“不怕‘中国人’这名目要消灭”，反倒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这是“大恐惧”。[⑨]的五四时期的世界主义以西化和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为根本特征的，而鲁迅是最激烈的反传统和西化的主张者。鲁迅认为中国是摆了几千年的“吃人的筵席”，是“做稳了奴隶”和“要做奴隶而不得”交替的历史；中国文化是吃人的文化，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中国必须批判传统文化，学习西方现代文明，改造国民性，才能获得新生。他的小说《狂人日记》、《阿Q正传》、《孔乙己》、《祝福》、《药》等都向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猛烈开火，解剖国人的灵魂，“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认为，中国的前途就是学习西方文明，奉行“拿来主义”，现代化就是西化。这是一种世界主义的胸怀，超越了民族主义。

但是，即使在五四时期，鲁迅与多数启蒙知识分子的世界主义也是表面化的，深层心理中仍然存在着强固的民族主义情结。因为归根结底，启蒙是为了救国，西化是为了的化。这就是说，世界主义不过是达到民族主义的手段，而民族主义是最终的归宿。这就必然导致在特定条件下世界主义的退潮和民族主义的复归。鲁迅在《阿Q正传》中塑造了一个假洋鬼子的形象，这是一个反面形象。值得注意的是，假洋鬼子是这篇小说也是鲁迅作品中唯一出现的直接接受西方文明的人物，因此，这个形象表达了作者潜意识中对西方的某种厌恶 ，而不仅仅如流行的说法，仅仅是讽刺了“假”的革命派。鲁迅一边斥责“合群的爱国的自大”，一边又担心“中国人”从“世界人”中挤出。鲁迅在《一件小事》中也一反批判国民性的思想倾向，歌颂了普通中国人的善良，而且进行了对西化的知识分子的自我批判：“榨出来皮袍下面的‘小’来”。这也体现了潜在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的情绪。在与主张西化的陈源以及《现代评论派》的论争中，也透露出鲁迅与西化派的冲突。当时发生了两个美国兵打中国人的事件，围观的中国人只是喊打而没有行动，陈源唾弃这种怯懦的行为，斥之曰“这样的中国人，呸！”鲁迅与此前的批判国民性的立场有所不同，他站在中国民众的立场，对陈源给以愤怒的回击：“这样的中国人，呸呸！”（《并非闲话》二）三·一八惨案可能是个分水岭，鲁迅开始转向民族主义。鲁迅鲜明地支持爱国的学生，“中国要和爱国者的灭亡一起灭亡”。他开始抨击那些“欧化的绅士”，斥责他们是领头的山羊“脖子上还挂着一个小铃铎，作为知识阶级的徽章”（《一点比喻》）。总之，只有透过世界主义的表层思想看到民族主义的深层意识，才能理解五四以后鲁迅思想的转变。

五四以后，社会革命兴起，鲁迅开始从世界主义向民族主义回归。鲁迅支持国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其中包括反对西方列强的目标；后来更支持共产党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在“革命文学”的论争中，鲁迅最后接受了苏联传来的马克思主义，对五四启蒙主义进行了清理，包括对世界主义的清理。在这个时期，鲁迅潜伏着民族主义思想复苏，而对西方文明的尊崇消退。当然，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立场并没有改变，但对国民性看法，对西方文明看法都改变了。

在五四以后，对国民性的看法已经发生了分化。向左转的知识分子认为在革命中，中国农民已经革命化了，由落后变为先进了，并产生了一种新民粹主义。钱杏村说：“十年来的中国农民是早已不像那时的民众的幼稚了。……他们大都有了很严密的组织，而且对于也有了相当的认识。第二是中国农民的革命性已经充分的表现了出来……第三是中国农民的智识已经不像阿Q时代的单弱……”[⑩]对五四时期尊崇的西方世界和西方文化，左倾知识分子视为“资本主义的毒龙”（郭沫若）。“革命文学”论争后的鲁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放弃了批判国民性的主题，他笔下的落后农民的形象不见了；三十年代的鲁迅甚至打算写一部描写红军长征的小说。政治上左转的鲁迅开始写政治性的杂文，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帝国主义、西化的知识分子以及西方文化。他痛斥国民党政府的西方“友邦”，痛骂西化知识分子为“西崽”、“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他不再认为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对立，而是认为西方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传统文化亢瀣一气“我们的痈疽，便是他们的宝贝”。总之，鲁迅转向了革命民族主义。

鲁迅从世界主义向民族主义的回归，不仅仅是他个人的选择，也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思想历程。五四启蒙知识分子在五四以后的社会革命潮流中，大都扭转了西化的价值取向，回归了民族主义，只有胡适等少数自由主义者坚持了世界主义。这种局面的出现，根源于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特殊性，这就是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冲突。现代性作为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精神动力，其核心是工具理性（精神）和价值理性（人文精神），五四提倡的科学、民主就是现代性的中国提法。现代民族国家作为现代性的政治载体，本来是与现代性一致的，欧洲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在中国，现代性没有本土的思想资源，中国传统文化没有现代性发生的土壤，因此只能从西方引进现代性。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从西方引进现代性并批判传统文化的运动。在引进现代性的同时，中国还面临着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对中国而言，就是要摆脱西方列强强加于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获得民族独立。这意味着必须反对西方帝国主义，也包括反对西方文化。这样，中国的现代化就面临着两难处境：要实现现代性，就必须肯定现代西方文明，向西方学习；而要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就必须反对西方列强，批判西方现代文明。由于民族危机的紧迫性，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压倒了实现现代性的任务，这就是所谓“救亡压倒启蒙”的更深刻的含义。由于中国民族危机的迫切性，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压倒了启蒙的任务，于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走向了以反现代性的方式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道路。由于现代性意味着西化、世界化，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意味着民族主义的主导，对中国知识分子而言，就必须完成从五四的世界主义向民族主义的转变。不仅鲁迅，还有陈独秀、李大钊、郭沫若、茅盾等都从崇尚西方文明转向批判西方文明。他们五四时称颂“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陈独秀），而五四后期就高喊“我们要反抗资本主义的毒龙”（郭沫若）。五四以后的民族主义不同于以往的民族主义，它是侧重于意识形态的革命民族主义。革命民族主义并不认同传统文化，而是以封建主义之名批判之；它在反对帝国主义、西方资产阶级极其文化的名义下反对世界主义；它以被压迫民族和劳动人民文化的名义肯定民族主义。这种革命的民族主义之所以被接受，即由于在中国知识分子的深层心理中埋藏着强固的民族主义情结，鲁迅也是如此。

在鲁迅研究中，存在两种对立的倾向，一种是否认鲁迅在五四时期与五四以后的方向性转变，只承认有一个鲁迅，即启蒙主义的鲁迅；另一种是认为五四和五四以后鲁迅发生了方向性的转变，有两个鲁迅，即一个是西化的、启蒙主义的鲁迅，一个是苏化的、革命的鲁迅。其实，这两种倾向都有片面性。鲁迅一生发生了两次而不是一次方向性转变，因此有三个鲁迅，即留学时期的民族主义、保守主义的鲁迅；五四时期的世界主义、启蒙主义的鲁迅；左联时期的革命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鲁迅。这三个鲁迅又不是完全分割的，而是有着内在的一致性的、完整的鲁迅的三个不同阶段。三个阶段的内在联系就是民族主义情结，这是鲁迅思想的深层结构，它使鲁迅在变中保持着同一性。留学时期的鲁迅选择了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是出自民族主义情结，面对西方和西方文化的强力压迫，他全力维护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尊严，对西方和西方文化的有所抵牾。五四时期的鲁迅选择了世界主义和启蒙主义，是出自民族主义情结，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和，他“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批判国民的劣根性，以决绝的态度批判传统文化、推崇西方文化。左联时期的鲁迅选择了革命民族主义（反帝）和马克思主义，也是出自民族主义情结，因为他认为西方文化救不了中国，只有苏联传来的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样看鲁迅，就能够比较全面、完整地理解鲁迅一生的思想历程。

注释：
[①] 载《粤海风》2005年第一期。
[②] 《坟·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第99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坟·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第49页。
[⑥] 《坟·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第46页。
[⑦] 《坟·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第56页。
[⑧] 《鲁迅全集》第11卷第357页。
[⑨] 《鲁迅全集》第1卷第107页。
[⑩] 《死去了的阿Q时代》，《现代中国文学作家》上海亚东图书局193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