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实践与反思——对一个论题的重新探讨

一
    "文学"之所以会在当代的文化语境中不断成为了一个需要重新思考的论题，恰恰是因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它根本不成其为"问题"，而是被当作一个过程的结果加以接受。换句话说，人们有意无意地回避了"文学"被建构起来的语境，有意无意地遗忘了簇拥着"文学"的各种力量，有意无意地简化了由多种力量共同铸就的"文学"的复杂涵义……就这样，"文学"被还原为词典中的一个辞条，凝固成史书里的一段叙述，显形为课堂上的一种知识，它自然而然地获得了毋庸置疑的权威性，却失去了和历史鲜活的联系；它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对诸种文学现象进行分类、规划和评判的标准，却丧失了与现实对话的能力。在今天，"文学"就像一只钉在画框里的蝴蝶标本，色彩斑斓却不能展翅飞翔。
    然而，这不是"文学"应该具有的形象。在中国，纯粹的"文学"观念作为五四"文学革命"的产儿，它植根于晚清以来急剧变动的社会文化土壤，有一个非常明确和特殊的"创制"过程。但是，随着"文学革命"的展开并逐渐取得领导地位，另一种力图将这一历史过程"自然化"的倾向成为了主导性力量，胡适从理论和历史两方面强调了白话取代文言──文学革命最显著也最重要的成果──既赶上了世界文学的新潮流，又符合中国文学演变的自然趋势，他说："夫白话之文学，不足以取富贵，不足以邀声誉，不列于文学之"正宗"，而不能废绝者，岂无故哉？岂不以此为吾国文学趋势，自然如此，故不可禁遏而日以昌大耶？愚以深信此理，故又以为今日之文学，当以白话文学为正宗"。1虽然周作人不同意胡适所谓 "白话文学是中国文学唯一的目的地"的说法，但他也明确指出："胡适之的"八不主义"，也即是复活了明末公安派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和"信腕信口，皆成律度"的主张。只不过又加多了西洋的各方面的思想，遂使两次运动多少有些不同了。而在根本方向上，则仍无多大差异处"。2鲁迅读到胡适《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的手稿，对他一味强调白话文学"从古到今"绵延不绝有所保留，也只是在私人信件里委婉地表示异议："白话的生长，总当以〈新青年〉主张以后为大关键，因为态度很平正。若夫以前文豪之偶用白话入诗文者，看起来觉得和运用"僻典"有同等精神也"，而对整部书稿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大稿已经读讫，警辟之至，大快人心！我很希望早日印成，因为这种历史的指示，胜于许多空理论"3……
    无论是胡适的文学"进化论"，还是周作人的历史"循环论"，都把"历史"当作有机生命体，这并非单纯地出自修辞的需要，而是基于一种更深刻的文化策略，它用生命的"成长"和"新生"（当然也无可避免地包含着"衰败"与"死亡"）来指认文言和白话、新文学和旧文学的关系，既可以抚慰新文学从传统上撕裂开来的创伤，又能够抹平这一过程留下的人为"痕迹"，仿佛一切都是"自然"的一部分。
    容易引起误解的是，似乎这种历史叙述预示着"新"与"旧"的握手言和，至少是不再把两者的关系视若水火，而相关的言论好像也强化了这样的印象，譬如周作人在讨论"国粹"与"欧化"的关系时（在"五四"的思想语境下，这是"新旧"关系的另一种表述）主张："以遗传的国民性为素地，尽他本质上的可能的量去承受各方面的影响，使其融和沁透，合为一体，连续变化下去，造成一个永久而常新的国民性，正如人的遗传之逐代增入异分子而不失其根本的性格"。4最后一句用"人的遗传"作比喻，就是上面说的"有机论"的表现。按照当时风行的进化论，"增入异分子"是进化的关键，"遗传的国民性"则是进化的基础。在此基础上进化，优胜劣汰是题中应有之意，但以何标准来判定谁优谁劣呢？显然，周作人不认为这个标准能够从"国粹"内部产生，而只能来自"欧化"的"异分子"。根据外来影响来判定"国粹"的优劣，实际上是将"国粹"与"欧化"的对立转化为"国粹"内部的优劣对立。这条思路最大的问题在于，将"国粹"之外的评判标准高悬为评价"国粹"的不言自明的前提，使得周作人"融合"的说法显得含混暧昧。既曰"融合"，当然是让"新"与"旧"进行整体性接触，从中催生出某种新的可能性来，可在他的论述中，"旧"的优劣在"融合"之前就已被界定，"融合"不再是"新旧"之间自由的接触，而是依照预先设定的程序按部就班地完成。具体到文学领域，这种叙述的意义不仅使"新文学"重建了和传统的内在关联，更重要的是显示出"新文学"无所不在的拯救力，一部分传统因与新文学的关联而获得了凤凰涅槃式的"死亡／重生"。还是周作人说的明白："我们要整理国故，也必须凭藉现代的新学说新方法，才能有所成就。譬如研究文学，我们不可不依外国文学批评的新说……"，5他已经毫不掩饰自己推崇外来标准的态度了，同时也相当明确地提示出在"文学"之前冠以"新"或"现代"字样的真实含义了：即表示一种来源于西方的、具有现代性和普世性的对"文学"的新理解。《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明明是为中国新文学找"说明的根据"，周作人却不研究中国文学是如何起源的，而是一拐弯到了希腊，"从印度和希腊诸国，都可找出文学起源的说明来，现在单就希腊戏剧的发生说一说，由此一端便可知道其他一切"。6 从"中国"到"希腊"，不仅因为新的对"文学"的理解，使周作人认定"希腊戏剧"才具有真正的"文学性"，而且从古希腊开始追溯，表明这种"文学性"古已有之，且沿用至今，突出了它的普遍性和规范性，由此他才要强调"由此一端便可知道其他一切"。在这里，"文学"成为了一个"及物"动词，它意味着在特定的情况下，可以依据特殊的标准和给定的目的，指认"什么是文学"或"什么不是文学"，即用西洋文学的标准（"希腊戏剧"既是这一标准的源起，又是它的典范）来规范中国文学。
    余英时认为："西方理论代表普遍真理的观念"在1905-1911年间已经"深深地植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心中了"。7置放在这一历史脉络中，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周作人只要简单地诉诸西洋的权威，就能争取到对"文学"的命名权，并且具有了"不言自明、无需论证"的效果。正如布尔迪厄指出的："命名，尤其是命名那些无法命名之物的权力，是一种不可小看的权力"，"命名一个事物，也就意味着赋予了这一事物存在的权力"。8"现代文学"（"新文学"）在中国的支配地位的确立，就和获得"文学"的命名权密切相关。这种"命名权"在创制和吸纳某些领域的同时，也在消灭和拒斥某些领域，进而普泛化为社会的共同准则。因此，在它的背后是极其复杂的策略运作与权力争夺。
    五四"文学革命"的过程似乎印证了布尔迪厄的论述，但问题在于，他的分析仍然是在欧洲文学内部展开的，不可能注意"现代文学"在中国的确立是一个关涉到中西方文化复杂交往的"跨语际"活动，即"西方"是如何被读入"中国"语境中的？又是如何依据语境的不同需要，参与到对新的"观念"和"制度"的建构之中的？在这一过程中"翻译"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它仅仅是语词的转换，还是更大范围的文化冲突和文化融合？按照汪晖的解释："就中国的"现代性"问题而言，从问题的提出、形成的方式以及它的病理现象都不仅仅是中国社会的内部问题，也不仅仅是外来的文化移植，而是在不同文化和语言共同体之间的互动关系中形成的。因此，对中国"现代性"的研究涉及的是一种"文化间性"、"文化间的交往行为""，在对"现代文学"的追问中，我们同样需要探究的是"通过这种文化的翻译（交往）活动，翻译主体获得了什么？被翻译的主体又获得了什么？"9譬如"Literature"在中文中被译为"文学"究竟意味着什么？是一个逻辑的定义还是一种规范的眼光？是一种普泛的观念还是一套特定的体制？是具有内在规定的本质还是历史建构的产物？它与西方语境下的"Literature"构成了怎样一种关系？两者的社会文化的结构性差异在其间发挥了何种作用？二
    根据这样的工作假设，首先需要厘清的是，在被视为具有"普遍性"和"规范性"的"文学"，在西方其实也是一个变迁的产物，并不享有理所当然的"绝对性"与"永恒性"。
    一本经典的《文学理论》解释"什么是文学"时说："有一种意见认为凡是印出来的东西都可称之为"文学" ……在想法理解一个时代或一种文明时，不应局限于"纯文学"（belles-lettres），甚至不应局限于付印或未付印的手稿"。10作者韦勒克当时秉持"新批评"立场，当然不会同意如此宽泛地对"文学"的界定，不过他也承认这是一种在历史上相当有影响力的对文学的理解。11另一本新潮的《文学理论》则用更简洁明快的方式讨论了"Literature"涵义的变化："如今我们称之为literature（著述）的是二十五个世纪以来人们撰写的著作。而literature的含义：文学，才不过二百年。1800年之前，literature这个词和它在其它欧洲语言中相似的词指的是"著作"，或者"书本知识"。……而如今，在普通学校和大学的或拉丁语课程中，被作为文学研读的作品过去并不是一种专门的类型，而是被作为运用语言和修辞的经典学习的。它们是一个更大范畴里的作品和思想的实际范例，包括演讲、布道、历史和。不要求学生们去解释这些范例，像我们现在解释文学作品一样去找出它们"到底是关于什么的"。相反，学生要背出这些范例，要研究它们的语法，要能够辨别它们所运用的修辞手段和论证的结构，或者过程。比如维吉尔（Virgil）的作品《埃涅阿斯纪》（Aeneid），如今我们把它作为文学来研究。而在1850年之前的学校里，对它的处理则截然不同"。12尽管今天称之为"文学创作"的活动已经有两千五百年以上的历史，然而现代西方关于文学是富于想象的作品的理解，是从18世纪德国浪漫主义理论家那里开始有的，1759年在莱辛（G.E.Lessing）的《关于当代文学的通讯》一书中，"文学"一词才包含了现代意义的萌芽，指现代的文学生产。直到1800年，法国斯达尔夫人（Madame de Stael ）发表《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则标志着"文学"的现代意义的确立。
    即使如此，"文学"的特殊性──文学区别于其它文字作品的特质──在当时并没有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因为19世纪末之前，文学研究还不是一项独立的社会活动。只有专业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的兴起，才使"文学"的特性成为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所以卡勒非常谨慎地指出，就是限定在晚近的两个世纪之内，"文学"的范畴也处于不断的变化中，今天对"文学"的理解和斯达尔夫人那个时代有很大的不同，更何况"一旦我们把欧洲之外的文化也考虑进来，那么关于什么可以称得上是文学这个问题就变得更加困难了"。13他沿用了艾利斯（John M Ellis）那个把"文学"比拟为"杂草"著名譬喻。我们知道，"杂草"不是特定品种的植物，而只是园丁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不想要的某种植物，与此相类似，"文学"是因为这种或那种原因而被某些人看中了的任何一种写作。进而言之， "文学"和"杂草"一样，是功能意义上而非本体意义上的术语：它可以告诉人们要做些什么，但不是关于事物的固定存在；它提示出一部作品在社会背景中的作用，作品与周围环境的联系和区别以及它的行为方式和被赋予的目的；还有聚集在它四周的其它人类实践活动与它的关系……
    于是，卡勒用两个更具体的问题取代了对抽象且空泛的"文学是什么？"的追问，即"是什么让我们（或者其它社会）把一些东西界定为文学的？"和"在我们的文化层面上要把一些东西看作文学会涉及什么？"。这两个呈递进关系的问题，前者关涉到不同社会和历史语境中界定"文学"的标准是如何变化的？它显然需要一种跨文化的视野，不能将现代西方对"文学"的理解作为唯一的指标，进而来规范非西方的"文学"，甚至判别其优劣；后者则涉及在同一文化共同体内部，"文学"是如何"镶嵌"在社会语境中的？特别是在强调"文学"独立性的现代，如何理解它与其它"非文学"领域的关系，以及所谓文学"独立性"或"自律性"背后的历史构成？
    雷蒙德·威廉士在描述和社会的关系时，提供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视野："如果艺术是社会的一部分，在社会外没有一个完整的总体可让我们给与优先性。作为一种活动，艺术与生产、贸易、和养家活口并无两样。为了能明了它们之间的关系，我们必须把它们当作活动来研究，将所有活动视为人力能源在特定时空的表现方式。……因此，问题不在于把艺术与社会联系起来，而在于我们研究所有活动及其相互关系时，我们不该承认被选择抽离出来探讨的活动具有优先性。"14依据这样的方法，当代批判理论揭示出抽象地标榜文学艺术的"独立性"或"自律性"，无非是重申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种核心要素。直接继承威廉士思想遗产的特里·伊格尔顿指出："文化生产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早期阶段通过物质的生产成为"自律"的──即自律于其传统上所承担的各种社会功能。一旦艺术品成为市场中的商品它们也就不再专为人或物而存在，随后它们便能被理性化，用意识形态的话来说，也就是成为完全自在的自我炫耀的存在。新的美学话语想要详细论述的就是这种自律性或自指性的概念：从激进的政治观点来看，这种美学自律的观念是多么的无能为力也是相当清楚的，于是，艺术便如被人们所熟悉的激进思想所坚持认为的那样，它极易避开其它社会实践而孑然独处，从而成为一块孤独的飞地，在这块飞地内，支配性的社会秩序可以找到理想的庇护地以避开其本身具有的竞争、剥削、物质占有等实际价值。更为微秒的是，自律的观念──完全自我控制、自我决定的存在模式──恰好为中产阶级提供了的物质性运作需要的主体性的意识形态模式"。15
    与新马克思主义的激进立场相比，布尔迪厄"文学场"的理论则更加微观和具体，他认为文学领域的独立"与艺术家或专业知识分子的独立的社会阶层的出现相关，他们愈来愈忽视其它，仅仅遵循从祖辈那里继承来的纯属知识或艺术传统方面的规律，知识传统或艺术传统为他们提供了新的起点和决裂的起点，他们愈来愈有能力把自己的艺术生产和艺术产品从外部奴役中解放出来，包括从醉心于教徒的宗教界的道德检查和美学纲领、或者学院派的监督以及政治权力的种种指示中解放出来，后者一直把艺术看作宣传的一种工具"。16这段话与其说强调了"文学"如何摆脱其它领域的束缚而获得"独立"的，不如说在"文学场"的视野里，更着眼于造成这种"独立"的社会历史因素：正是随着19世纪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所谓的"独立"才成为可能。布尔迪厄把"场"（field）描述为由各种位置关系构成的空间，那些位置之间的关系就是能观察到的事实。具体到"文学场"，至少牵涉到以下因素：一是"文学场"与其它"场"，特别是"权力场"相对的关系和位置；二是"场"内外行动者所占据的位置之间关系的客观结构，正是行动者为了争夺场内的权威的合法性，导致了不断进行着的以资本积累为目的的斗争；三是行动者的"生性"（habitus），即他的气质、血统、家庭出生、学校和阶层阶级等等，都构成了他"入场"时具备的"投资资本"，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为哪些地位所吸引，以及是否能成功地占领这些地位……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结果是形成了在"场"内宰制性的"权力"，拥有权力的人不仅可以改变和影响"场"的规则，而且可以把一种"资本"兑换成另一种"资本"。17这使得任何"场"都不可能是完全"自律"和"独立"的。布尔迪厄假定由"客观关系"和"客观结构"所构成的独立的"文学场"的存在，同时他又强调只有"重构"这些关系和结构才能真正了解它的情况，实际上从另一个方向消解了文学领域完全"独立"的说法。三
    回到卡勒提出的两个问题，我们不难发现它们已经从根本上改写了对"文学"的理解。以这样一种更开阔也更复杂的眼光来看待"文学"，不单需要关注社会文化是通过何种途径将"文学"建立起来的，更需要重视"文学"又是如何透过社会、历史和文化的"管道"生产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文学"已由一个固定的本质化概念转化为一种变动的"话语实践"。
    所谓 "话语"不仅具有语言意义，而且具备非语言意义，成了实践-符号（pratique-signe）概念，"话语实践"与其它社会实践相互依存，并且必须通过它们才得以实现。麦克唐纳在《话语理论》一书中特别强调："话语随着话语在其里面成型的各种制度设施和社会实践之不同而有所不同，也随着那些言说的人们的立场和那些被他们教训的人们的立场之不同而有所不同"。18福科著名的"系谱学"方法就来自对"话语实践"的精细分析，它着力追溯某一人文社会现象的衍生过程、局限以及制度化的条件，并藉此烘托出社会中"知识"、"权力"和"身体"三者间的复杂关系。由对这三方面关系的解析，福科企图指出人文现象的发生和发展，原无固定不变的轨迹可依循，也没有终极意义目标可抵达，种种思想、行为和尺度都是"知识意欲"和"权力意欲"交锋的产物。譬如他对"性"的分析，就突显出这种方法意识。一般人都认为，在比较早的时期，尤其是十九世纪，"性"一直是被压抑的，所以现代人要求解放它。但福科却指出"性"根本不是一件被压抑的"的事物"，而是一种错综复杂的理念，是由一系列社会实践、调查、言论和书面文字──也就是"话语"，或"话语实践"制造出来的──所有这一切在十九世纪共同制造了"性"。需要把各种人的谈论──医生的、神父的、小说家的、心家的、伦理学家的、家的、社会福利工作人员的，等等──与压抑性行为的理念联系在一起，事实上，正是在这些谈论中才出现了我们称之为"性"的东西。特别要注意的是，福科并不否认具体的性行为的存在，也不否认人有性器官并在生理上有性别之分，他只是强调在十九世纪出现了一些新的方法，把原本相去甚远的、各个不同领域里的事物：一些我们认为与性有关的行为、生理的区别、心理的不同反应，还有最不同的社会意义……统统组合到一个同一的范畴（即"性"）之内。在福科的方法中，"性"是由与各种社会实践联系在一起的"话语"建构起来的。但是这些"话语"却把"性"视为先于其本身的存在，现代人大都接受了这种本质论的描述，并且指责正是这些"话语"试图控制和压抑其实是由它们自己建构起来的"性"。福科把这个问题倒转了过来："性"作为一种结果而非起因，是那些力图分析、描绘和规范人类行为的"话语"的产物。根据这样的问题意识，需要做的是揭露那些假设的基本范畴，比如"性"，是如何通过话语实践产生的。这种方法并不是要告诉人们性"究竟"为何物，而是想说明这个范畴是怎样生产出来的。它鼓励人们怀疑那些被认为是自然的、先天给定的、毋庸置疑的事物，会不会是专家的话语的产物？会不会是一种与声称描述它的知识话语相联系的实践？
    作为一种"话语实践"的 "文学"也面临同样的追问。福科"系谱学"方法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它的"反思性"。按照我的理解，这种"反思"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对展开问题的理论前提的不断反省，正如福科在讨论"性"的历史时指出的，十九世纪出现了一些新的方法，把原本相去甚远的、各个不同领域里的事物统统组合到一个同一的被称作"性"的范畴之内。与此类似却尤为复杂的是，十九世纪中叶随着西方列强以暴力为先导轰开大门，中国被迫卷入到"世界历史"的进程之中，一个叫"现代"的幽灵就此开始主宰中国的命运。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学"（当然不仅仅是"文学"）被"现代"重新"创造"出来。不过在中国，"现代"不是一个自明的概念，作为正在展开的过程，它与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和反抗这一扩张的民族自强运动之间的关系，以及伴随着这种关系而来的"文化自觉"和"文化痛苦"，都必须放在"现代性"的历史方面和国际方面才能讨论清楚。所以不能把"现代"作为先定的评判标准和无需论证的理论前提。但是，在当代历史叙述中最有影响力的"现代化叙事"，却把这个历史性的问题转化为一种没有地缘意义的抽象的理论设定，它成为了的普遍适用的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指标，不仅规划了一个社会未来的走向，而且根据这一走向重新改写社会的过去。就"文学"而言，"现代化叙事"不单笼罩着现代中国文学，同时影响了对整个中国文学传统的描述。譬如传统的"好"或"坏"在描述之前就已经被判定了，判定的标准是看你用什么样"现代"的尺度去衡量你想描述的"传统"：或者认为"传统"阻碍了"现代"的发展；或者肯定"传统"为"现代"提供了资源。就这样，"历史"被化约为迈向"现代化"目标的"步骤"或"障碍"。这种依据"现代"的尺度对中国的"传统"所做的"正面"或"负面"的解读，本身就是反历史的。"现代化"不是问题所在，它是一个至今依旧继续着的过程，问题在于"现代"无论在东西方都是一个有待分析的对象。只有清醒地意识到这点，才有可能摆脱那条制约了我们多年的"现代／传统"的二元论思路，以及由此衍生的"中／西"、"古／今"、"新／旧"……甚至"进步／落后"、"先进／保守"等简单对立的僵化思维。
    另一个方面的"反思"则更加繁复深入。按照米歇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的说法，福科最重要的著作是对"discipline"一词的两个意思的充分展示。19 "discipline"在西文中具有多重而又相关的含义：包括学科、学术领域、课程、纪律、严格的训练、规范准则、戒律、约束以至熏陶等。汉语中没有相对应的词能包含如此丰富的义项。古拉丁文disciplina本身已兼有知识（知识体系）和权力（孩童纪律、军纪）之义。这也是后来福科重点发挥的双重含义。20他把"学科规训"同时作为知识和权力的双重形式来看待，继而研究看起来毫不起眼的微型技术和实践方式，是如何生产出前所未有的监视、评判和审查形式。在《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一书中，福科指出所有微型技术中明显和"discipline"密切相关的"／审查"（examination）制度，是现代知识权力和现代所有无微不至的规训控制方式最精粹的体现。他对规训问题的分析深刻地揭示了知识和权力的相互指涉关系。在福科看来，"权力-知识关系"贯穿于现代社会始终，是"现代性"最主要的标志和特征。虽然他没有直接讨论"文学"在现代社会中的位置问题，但不难推测它也在这种关系的宰制之下。"文学"作为现代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已经被纳入到"现代性"的整套规划之中，它的所谓"独立"，其实也是现代"权力-知识关系"双重"规训"的结果。然而，早有学者指出福科理论的最大局限是它固然对现代西方社会极具挑战性，但在权力循环的中也很容易"淹没了阶级的作用、的作用，以及抗议和反抗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21
    因此，在现代中国的历史脉络中重新检视"文学"和"规训"的关系，必须充分意识到福科理论的限度。问题之所以变得曲折和复杂，是由于现代"文学"在中国的确立，的确依赖了现代社会"规训"的力量，而且这种力量还不能够完全从反面来理解。凡是熟悉"新文学"创建历史的人都知道，正是在某些被视为"规训"的事物──譬如新式的兴起、现代学科的划分、出版和传播业的渐趋发达，以及日益成熟的流通市场和职业观念，等等──共同作用下，当然还要加上理论的倡导和创作的推动，"新文学"才可能最终获得文坛的领导权。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承认，"新文学"的创建为中国人"现代经验"的表达提供了宝贵的途径，特别是在言论控制的严酷环境里，"文学"甚至要发挥保护和保存"民族记忆"的作用。一位美国的历史学家感叹道："在，1947年以来的"台湾史的事实"，直到最近都潜藏在台湾文学而非学院期刊和学术著作里"。22然而，从"新文学"的创制和功能来理解"规训"，并不意味着祛除了"权力"的阴影。在晚清以来的历史语境中，无论是教育体制的变化，还是知识谱系的转型，最终都是在国家的制度性实践中完成的。文学的变革也是如此。且不说这场变革的动力从根本上源自"现代民族国家"创建的需要，就其变革的标志──白话文而言，它的广泛使用和地位的确定都必须依靠国家的权威和制度性实践。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命令，要求国民学校一二年的国文，从九年秋季起，一律改用国语。又令："凡照旧制编辑之国民学校国文教科书。其供第一第二两学年用者，一律作废；第三学年用书，准用至民国十年为止；第四学年用书，准用至民国十一年为止。"这道命令看似只针对初级小学，但正像胡适说的："教育制度是上下连接的，牵动一发，便可摇动全身"，这个部令造成的客观效果是："民国九年十年（1920-1921），白话公然叫国语了"。23
    这番表白清楚地显示出白话跃迁至整个社会话语结构中心的背后的"权力-知识关系"。更何况，这种关系并不限于文学与国家的关联，而且不断地在文学内部复制。最明显的是"新文学"在确立自己领导权的同时，再生产了曾经以同样的方式压迫过自己的文学等级制度，它以拒斥或贬低某些文学和语言类型（比如"通俗文学"和"古文"）来保证自己的合法性。像胡适关于"国语"的构想当然是以白话为基点的，但在具体的界定和论述中他又突出了"国语"的整合功能："我们可尽量采用《水浒》、《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的白话；有不合今日用的，便不用他；有不够用的，便用今日的白话来补助；有不得不用文言的，便用文言来补助。这样做去，决不用愁语言文字不够用，也决不用愁没有标准白话。中国将来的新文学用的白话，就是将来中国的标准国语。造中国将来白话文学的人，就是制定标准国语的人"。24很显然，胡适设想的"国语（标准白话）"的生成，已经包括了对今日白话、近代白话和文言（古文）诸因素的接纳。可是出于维护"新文学"的需要，同一篇文章还不断地重申"古文死了"的论断和"死文字／活文字"的对立。西方研究发生史的学者曾经指出，科学成为胜利者，不单只因为他们定义了自己为科学而其他学科不是科学，因而摄取了西方文化赋予诠释自然之士和生产真理者的认知权威，更加因为他们成功掌管了学术机关和资源。25在讨论现代"文学"在中国确立的过程中，我们同样要注意是不是也有类似的情况发生？理论和思想上的对立最终有没有转化为一种"体制性"的压迫？这种压迫不仅是针对"反对者"的，更关键的是，最终受到伤害的仍然是"文学"自身。在"体制化"的过程中，"文学"是不是正在逐渐丧失与"现实"对话的能力？作为"知识"来讲授的"文学"，是不是已经成为课堂上的标本，中国人鲜活的"现代经验"早就流失殆尽？庞大的批评阐述系统，是不是正在铸造一条文学生产流水线，丰富复杂的作品被改造得面貌统一而单调？……如果这些现象确实存在，并且不幸成为了现代中国文学的某个有机组成部分，那么，我们要追问的是，随着新的文学体制的创制，是不是也在内部形成了新的"权力-知识关系"？这种"关系"如何主宰了现代中国文学的走向？更需要追问的是，在权力的宰制下，"文学"还有没有"反抗"的可能？这种"反抗"会不会造就现代中国文学的"另一面向"？四
    正是围绕着这一系列的追问和对追问的反诘，构成了"文学"在跌宕起伏的命运。福科曾将"反抗"描述为"通过繁复、并置、解脱来行动、思想和欲望，而不是借助不断划分和金字塔式的等级制。摆脱和各种旧的否定性范畴之间的联系。这些范畴包括、界限、去势、匮乏、空白等。长久以来，西方一直将这些范畴奉为神圣，看作是一种权力形式，一种通向现实的途径。更注意肯定的、多样的，差异的而非统一的，流动的而非一体性的，灵活安排的而非系统的。相信游牧而非定居才是具有生产性的"，26我愿意相信"文学的反抗"和"权力的宰制"一样，深深地植根在"现代"的土壤中。因为在被"现代"诱惑，同时又倍感困惑的一百多年里，中国人的经验可谓百感交集，一言难尽。所以竹内好以"鲁迅文学"为出发点，来论述中国和东亚的"现代"，并将此"现代"界定为东方对西方的"抵抗"。27被竹内好称作中国现代文学的"现役作家"的鲁迅，他的精神核心就是"抵抗"。关于这个词语，竹内好有自己独特的解释："挣扎这一中文，具有忍耐不屈、坚忍不拔、苦挣苦熬之意。我认为作为鲁迅精神的线索是重要的，故经常原封不动地借用原文。如果硬要把它译为日语的话，用今天的说法，它比较接近抵抗的意思"。在他这儿，常常被理解为对外抗拒的"抵抗"获得了新的意义，正如"挣扎"一词所象征的，它代表了一种对于自身的否定性的固守和重建。这就是孙歌指出的："鲁迅创造了中国现代性最真实的存在样态，它表现为指向内部的挣扎和抵抗。这种永远伴随着自我否定因而永远不会有成功和停顿的、过客的"不断革命"，构成了东方现代性对于世界史的回应"。28鲁迅的怀疑、痛苦和抗争无疑是二十世纪中国最可宝贵的精神资源，他的出现重新书写了人们对"文学"的理解，"把文学这样一个通常被理解为一个实体性领域的精神样式开放为一种主体的流动性自我否定和创造的机制，具体而言，就是把文学变为一个不断释放又不断吸纳的终极性"黑洞"，它造就思想家、文学家，不断以各种形态实现自我，但是它本身不具有固定形态，不能被凝固化为一个对象；它是它自己，同时，它又总是拒绝成为它自己"。29应该说，这种游移的、权宜的、甚至是"悖论"式的"文学"，相当触目地标识出中国现代性的困境以及试图走出困境的努力，而它，也正是我们今天的"反思"和"实践"需要不断重临的起点。
    [注 释]
    1、胡适：《的文学观念论》，《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资料》页46，张若英编，上海，光明书局1934年版。
    2、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页54，长沙，岳麓书社1989年版。
    3、鲁迅：《至胡适》（1922年8月21日），《鲁迅书信集》（上）页48，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
    4、周作人：《国粹与欧化》，《自己的园地》页13,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版。
    5、仲密（周作人）：《思想界的倾向》，载《晨报副镌》1922年4月23日。
    6、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页12。
    7、转引自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页48，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8、参见周宪：《文化场内游戏规则的"去魅"分析》，载《钟山》1999年2期。关于布尔迪厄的"文学场"理论，下文还将涉及。
    9、汪晖：《汪晖自选集·自序》，《汪晖自选集》页4，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关于"翻译"对现代中国思想和文学的作用与影响，也可参看汪晖在《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中的有关论述，《汪晖自选集》页32-35。以及刘禾：《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评纲要》的"第一章"《互译性：现代思想史写作的一个语言盲区》，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7版，和她的著作：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 , Stanford ,Stanford UP.1995.
    10、Rene Wellek and Austin Warren: Theory of Literature,p.20,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INC.1956. 中译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页7，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
    11、参见Rene Wellek: The New Criticism: Pro and Contra , Critical Inquiry (Summer, 1978), p.614. 和Wellek的《近来欧洲文学研究中对实证主义的反抗》，载Rene Wellek：《批评的诸种概念》（Concepts of Criticism）页244-264，丁泓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2、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当代学术入门：文学理论》（ Literary Theor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页21-22，李平译，沈阳，辽宁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也参见乔纳森·卡勒：《文学性》，载《问题与观点：20世纪文学理论综论》（Theorie Litteraire: Problemes et perspectives）页27-44，马克·昂热诺（Marc Angenot）等主编，史忠义、田庆生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13、乔纳森·卡勒：《当代学术入门：文学理论》页22。
    14、Raymond Williams: The Long Revolution p.45,London:Hogarth,1961。
    15、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审美意识形态》（The Ideology of the Aesthetic）页9，王杰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16、转引自埃德蒙·克罗：《文学社会学》，载《问题与观点：20世纪文学理论综论》页170。
    17、我对布尔迪厄的"文学场"理论的论述，主要参考了贺麦晓（Michel Hockx）的两篇文章：《布尔迪厄的文学社会学思想》，载《读书》1996年11期；《二十年代中国的"文学场"》，载《学人》第十三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以及布尔迪厄、华康德（L. D.Wacquant）：《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李猛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和最近刚出版的布尔迪厄：《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刘晖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
    18、Diane Macdonell: Theories of Discourse, p.1,Blackwell ,1986。
    19、参见马克·爱德蒙森（M. Edmundson）：《文学反抗──从柏拉图到德里达》（Literature Againet Philosophy）页169，王柏华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
    20沙姆韦（David R. Shumway）、梅瑟-达维多（Ellen Messer-Davidow）：《学科规训制度导论》（Disciplinarity: An Introduction），黄德兴译，载《学科·知识·权力》页13-14，华伦斯坦（I. Wallerstein）等著，刘健芝等编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
    21、Edward Said: 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 P.224 Cambridge, Harvard UP. 1983。
    22、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中国文化史的新方向：一些有待讨论的意见》，《经学、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Classicism, Politics, and Kinship）页2，赵刚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23、胡适：《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胡适作品集》第八卷页148。
    24、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资料》页83-84。
    25、沙姆韦、梅瑟-达维多：《学科规训制度导论》，载《学科·知识·权力》页24。
    26、米歇尔·福科：《反法西斯主义的生活艺术》，李猛译，《天涯》2000年第1期。
    27、参见竹内好：《何谓现代──就日本和中国而言》，霍颖译，载《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张京媛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以及酒井直树在《现代性与其批判：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问题》中对竹内好这篇文章的讨论，白培德译，载《社会研究季刊》1998年6月。在中文里，孙歌的《文学的位置──竹内好的悖论》是对竹内好的思想介绍和研究最详实也最深入的一篇文章，载《学术思想评论》第四辑，贺照田主编，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8、孙歌：《文学的位置──竹内好的悖论》，《学术思想评论》第四辑页317。
    29、孙歌：《文学的位置──竹内好的悖论》，《学术思想评论》第四辑页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