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当代文艺学范式的转换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8-13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的终结》中谈到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时指出：“……在发展的进程中，以前的一切现实的东西都会成为不现实的，都会失去自己的必然性、自己存在的权利、自己的合理性；一种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现实的东西就会起来代替正在衰亡的现实的东西……”。①这一普遍原理同样适用于文艺学的发展。我国文艺学必须进行范式的转换，以推动当代文艺向新的世纪迈进。这是历史和现实向我们提出的最紧要的课题，我们是无法回避的。
一
逻辑的推演必须与历史发展的实践相契合，方能见出理论的巨大力量。本世纪以来我国文艺学范式的巨大而深刻的转变。第一次是五四前后开始的建立我国的文艺学范式的革命。这一革命经过二、三十年代多种批评模式的竞争、选择、删汰，于四十年代形成了—社会批评的文艺学体系，五十年代定型为苏联模式的工具论、从属论的文艺学范式，到文化大革命发展为政治专制与文化专制的邦文艺极左政治批评模式。这一范式经历了“发展—繁盛—危机”的历史发展过程。
世界文学批评史上任何一种范式的发生、发展都是一定历史语境的产物。政治—社会批评的文艺学范式是在五四以来极其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社会历史背景中诞生、成长、发展的，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其时代的特色。它以“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为其立论基础，以阶级性、党性、倾向性为其核心范畴，以政治教化及认识作用为其功能价值标准，以认识论的反映论涵盖文学与现实的复杂关系。因此它必然关注文学与阶级斗争、民族斗争及时代的关系。这个范式借鉴了西方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成果，在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主导下，形成了形象性、典型性、真实性的概念体系。这一苏联模式的文艺学杠架，在以政治支配一切社会生活的基本原则和方法论基础上，规定了以一统的权威的政治灌输方式形成的统一的(也是唯一的)文学共同体。由此形成了社会背景(主要是阶级关系)、作家生平(主要是政治内容分析)的批评运演程序。
政治—社会批评的文艺学范式曾在我国文学理论的发展中产生过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是中国文学理论由前笠学阶段进入形态的历史转折点，打破了梁启超、感悟式批评的传统程式(就总体特征而言)，建立了完整的学科形态的文艺学。从历史发展的进程看，它确实是中国文艺学发展的一个伟大里程碑。
任何理论观照都是历史运演的某一结点上该思想者依照其前理解，从某一视点出发解释、理解、把握历史对象的结果。毛泽东文艺思想同样是历史的传释之链上的一个环节。它是在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血与火中产生的战斗武器，在历史的演进中曾充分显示其真理性。它是政治的文学或文艺的政治学。换言之，毛泽东文艺思想是毛泽东政治哲学和阶级斗争学说的一部分，是那一时代党的文艺政策学和文艺管。它从政治斗争、阶级斗争的视点去决定、规范、统摄文艺，从而以政治和阶级斗争的本质来代替对文艺自身本质的探讨。饶有意味的是，倒是作为诗人和家的毛泽东在其创作及批评中更多地关注和遵从艺术的审美本质，而从有拘泥于现实主义典型论的陈说。
历史永远是不完整的，因为历史永远处在未完成的状态之中，它永远处在过去——现在——未来的传释之链中。因而历史的意义又总是处于再解释前的示决状态。同世界上一切文学理论与批评体系一样，我国的政治——社会批评同样不可能适应于一切时代、一切语境和一切对象，而必须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对它作出新的解释。随着以阶级斗争为纲时代的结束，文艺学范式的转换就历史地提到了我们面前。
长期以来，以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为纲的一体化政治，将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均纳入政治斗争的轨道，使之从属于政治，成为政治的附庸。而以文学为中心的意识形态斗争则成为政治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建国以来，我们产进行过对电影响《武训传》的批判；对《红楼梦》研究中资产阶级倾向的批判；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对丁陈反党集团的批判；对右派分子反党言论的批判；对资产阶级文艺黑八论的批判；对反党小说《刘志丹》的批判；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发展到文化大革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打倒一切文化，实行法西期文化专制主义。几十年来，政治意识形态斗争一直作为一体化政治的核心构建整个社会生活的中心。文学的本质被扭曲，其功能与作用被大大歪曲。一方面，它的功能与作用被极大地夸张了，它成为经邦济世，关乎国家、民族、阶级和党的命运的生死存亡的大事。另一方面，文学的功能与作用又被无限的地缩小了。文学只剩下了政治及功能，文学之为文学的审美特质遭到放逐，文学的娱乐、休息、消遣、怡情悦性等多种功能被和笔抹煞，文学在历史和现实中呈现的多级多层本质被简单地规定为政治意识形态本质。文学失去了其作为文学的文体存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方针，使中国当代文学获得了走出绝境、回归文学自身的历史契机。长期形成的政治—社会批评的文艺学范式已无法全面解释文学现实提出的大量问题，它不可避免地进入了范式的危机时期。
新时期文学运动是本世纪我国文世学范式的第二次伟大转折，是中国当代文艺学语言论转向之滥觞。它打破了长期禁锢我国文学事业的左的形而上学教条主义，冲破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重重枷锁，以前所未有的改革开放姿态，更新了观念，深刻地改变了整个文艺学的思维方式：从语言、文学的本质观到文艺学的核心范畴、概念系统、价值标准、语言文体、逻辑运演程序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文学在这一变某中发生了从中心到边缘的“三级抛离”，面临着重新定位的社会选择。
首先，阶级斗争已不再居于我国社会生活的中心。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曾经以扭曲的形态处于阶级斗争“风口浪尖”的文学随着它所依附的政治斗争阶级斗争中心的消解而不得不接受边缘化的抛离。
其次，在新的政治生活格局中，曾经居于重要地位的文学艺术已不再对政治发生重大影响，开始了寻找一种独立的文化品格的历史进程。文学去除了其浓重的政治和阶级斗争色彩，逐步向文学自身返归。但这一返归之途又是充满矛盾与悖论的。同历史上许多著名的文学文化运动一样，新时期文学运动的发达借助了许多的非文学因素，它超载地作为社会政治斗争的重要部分而居于社会生活中心，因而使新时期文学运动有了远非文学所能容纳的更为宏大的规模，更加夸张的轰动效应，也吸引、裹挟了大量的文学同路人加入行列，成就了世界历史上人数最为众多的美学文学理论运动。新时期文学经过拔乱反正阶段后进入到全部观念的革新阶段，文学卸去了超载的政治负荷、失去了轰动效应，离散了大量文学同路人。新时期文学运动必然地随着80年代的结束而结束了。正是从这一痛苦的沉落开始，文学寻找着新的文化格局中适宜的座标和独立的本性。
其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对我国文化发生了重大影响，商品化以汹涌之势冲击文化艺术。几十年乃至几千年来居于文化正宗地位的文学已失去了其文化艺术中的主导地位，而让位于以广告、影视、通俗单乐、通俗声像为主体的大众通俗艺术。文学被再一次向边缘抛离。
这是一个经济膨胀而文化失落的时期。在当前商品文化的氛围中，严肃的文学追求在商品大潮面前显现出一种荒诞感。通俗商业文化已堂而皇之居于艺术正堂，而理论的批评天职则让位于文化广告与商业谋略。崇高和悲剧被放逐，深度感历史感消失，价值中心消解。媚俗浅薄的娱乐文化已经给社会传染了一种精神免疫功能丧失症：对文化享乐的沉迷不返，对艺术即广告的认可与服从，对明星崇拜与追星狂欢之后虚无的漠然承受。我们面对着卡里斯玛的消散与文学旧范式的终结。而文学的“三级抛离”，既是旧范式失范的表征，又是新范式建设的现实语境。二
当代文艺学范式的危机是随着新方法论的引进而愈益凸现的。新方法论带来的观念革新又进一步加速了范式的危机。
这种危机首先表现为范式的总体原则的失效和批评话语的断裂。在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方针后，以此为安身立命之体的一社会批评方学范式部分地失去了现实存在的合理性。长期以来，这种范式从政治与文学的关系出了，以社会政治的唯一观点来观察、规范并确定文学的本质。政治意识形态的本抽即为文学的本质，整体的本质即为部分的本质，文学只是政治意识形态的附属物，因而也就不容许其有自身本体的存在。新方法论的引进和观念的更新使人们看到了文学多级多向多层本质的全息性，看到探计文学本质特征的多重方式或途径。它既可以是西方二千年来自己上而下进行扔形而上本质的探求，也可以是近代实验心兴起后自下而上的审美经验探求；它既可以是当代主义文艺理论的分析的、系统的、的探求，也可以是当代人文主义的诗意的、情感的、生命的探求；它既可以是坚信本质的整一性、可获致性的“本质主义”，并因而不懈地予以追求，又可以是非本质的“特殊主义”，认为寻找本质的努力本身便是荒谬；它既可以是着重于文学与外部世界关系的他律论，又可以是着眼于文学自身的自律论；它既可以是着眼于文学自身的自律论；它既可以是意识形态论的反映论的决定论，又可以是艺术生产论或艺术本体开辟的通达文学本质之路。总之，文学与宇宙世界的多重联系，全息地展现于文学本质的多级多向多层、在运动和过程中展开的形态中。因而探寻文学的多重多元视角使赋有了某种合理性。由此，政治一社会批评范式的党性、阶级性、倾向性等核心范畴在新社会现实与文学实践中表现出深刻的局限性。文学创作和批评中对普遍人性的深度开掘和主体世界的内在拓展形成了相互呼应的两极突破，打破了核心范畴的僵化的理论框架。同时，以形象性、典型性、真实性为主的现实主义概念体系，根本无法涵溶纷到沓来的众多文学艺术思潮、流派。人们纷纷叩问：来源于西方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现实主义概念体系，怎么可能具有“万古长新”、涵盖一切时代的普遍性和不容探索的独断性?在超越体裁范围的超越时代之后，形象性、典型性等现实主义概念便日益暴露其非普遍性的次级概念特征。为了消浴反常，保持原范式的独断论地位，又产生了“心理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现实主义”、“新写实主义”等一大批“无边的现实主义”的名实相离的概念。真实性这一最少争辩的概念也出现了重大歧义。人们看到，从认识论的反映论来反映现实，文学的真实性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从发生认识论来研究文学的认识功能，从双向义流的互动论探索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从人类精神史及艺术本体论来研究文学对象，真实性以及由引产生的客观性等便产生了重大的疑问。真实性在现实反映的客观性之外又产生出心理真实、伦理真实、情感真实、语义与结构真实(本文的客观性)等各种不同的真实现。现实真实的合规律性在进入艺术后经历了多重中介，艺术真实实际上只是一种似真性或逼真性，由此，虚构性则具有了重要意义。正是虚构，使文学拥有了自足的本体，并使文学的审美功能有了充分展开的可能。在逻辑运演的操作程序上，社会北背景、作家生平、作品分析的三段式批评方法已受到各种批评方法的冲击。语言、语义、符号、结构、功能、意义以及本文、读者等新的批评范畴和批评对象造成了旧范式的断裂与失范，政治一社会批评范式面对新的文学现实束手无策，必然面临着转换与变革。
其决，由先前政治一社会批评的主导范式指导下产生的大量创作和批评的经典范例都失却了模范效应。长期以来，这一范式的经典批评范例主要由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普列汉诺夫及卢那察尔斯基等人的批评构成。而由茅盾、郭沫若、周扬、何其芳、巴人以及后来“黑八论”的代表人物所做的阐释批评，都曾一度作为经典范例指导批评实践。由蔡仪的《文学概论》和以群的《文学的基本原理》等教科书所代表的文学理论体系则更为广泛地影响了一代文学批评者的思维动作。特别是建国后从对电影《武训传》的批评开始直到文化大革命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构成了政治一社会批评范式的典范的阶级斗争的运动特征及“大批判”文体，并演示了本范式的价值标准和操作程序。随着观念的更新和视野的拓展，先前的经典范例面临着重新评价。例如，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以丁陈反党集团的批判，对小说《刘志丹》的批判都曾长其指导并决定着整个文艺理论的构建及批评程式的运作，甚至决定着批评的文体和语言风格。范式的危机动摇并摧垮了先前作为金科玉律的经典范例，使之失去了规范价值标准的“范本”和权威地位。同时，由政治一社会会批评首肯的经典作品，被誉为我国当代文学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它曾影响了《艳阳天》等一代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作品的创和及批评。随着党对“以阶级斗争作品的创作及批评。随着党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的纠正，它自然完全失去了其示范效应。
第三，以政治的绝对权威统一起来的文学共同体在新的形势下迅速分化、解体。建国以来，工具论、从属论的政治一社会批评文学范式规定了以政治支配一切精神生活和艺术活动的基本原则，以一统的权威的政治灌输方式形成了统一的也是唯一的文学共同体。解放后文世界的历次政治运动，就是为不断保持这一共同体的绝对统一各纯洁而进行的清理和批判。这种范式作为一种唯一性原则制约、决定、甚至强制全体理论与批评工作者的研究活动。当范式失范、经典范例失效后，不可避名胜地带来了我国文学界的分化与重建。延续军事共产主义时代遗风的大一统的文学共同体永久地解体了。当代文学进入了一个学术共同体自由选择重组新的时期。原文学共同发生了多极多元分化。一部分人固守原有的范式，他们一方面忽视社会转型的现实境况和范式的转换的文学实践。不研究文学现实中的具体问题，依然固守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教条，思维方式依旧，寻章摘句、演发微言大义的研究方法依旧，唯我独革的“马列主义”教师爷的姿态依旧，甚至大批判的文风和社论式的文体依旧。另一方面，他们为图重新解释或修补原范式的部分内涵，以扩大适用域，消弥日益增多的反常。另一部分人则随着社会现实的变革或迟或早地打破了范式的思想牢笼，不再迷信旧范式，而是勇于创新，更新观念，清醒地而对文学范式转换的历史潮流，创立和建设更符合当代文学实践的理论话语和预备范式。
第四，原范式指导下产生的文学史，作为从属论政治一社会批评对文学所有基本问题回答的集中成果受到质疑的挑战。于是“重写文学史”的问题历史地提到新时期文学面前，以打破原范式对文学现象定于一尊的独断论解释。我国五六十年代以来的各种文学史，是依照政治一社会批评范式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理论、核心范畴，以典型论真实观为代表的概念体系，以政治教化为唯一目的的功能观的先在政治框架撰写的，往往成为文学版的政治斗争史，阶级斗争史。社会背景、作家生平、作品分析的三段式逻辑操作程式成为不可更改的文学史还汇集了过去时代“斗争”和“评判”的成果，包括许多已为事实证明的错误结论。随着新的文学实践中理论原则、价值标准、核心范畴和概念体系的变化，从们对文学史的中心线索、时期划分、作家研究、作品评论、思潮流派分析均有了全新的理解和解释。文学史的撰述也有了全新的逻辑动作方式。先前文学史中被删略、忽视的思潮、流派，被打击、排斥、非难的作家作品近切需要得到重新评价，这一问题在我国现代文学史和当代文学史中尤其显得突出。即使在古典文学研究中，旧范式也产生了危机。人们普遍对将古代文学概括为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消长史感到不满，热切呼唤着新的理论范式的出现。
人们只能在语言的传释中接受历史，而任何历史都是人们运用语言选择、理解和解释的结果，对任何历史的理解都不可避名胜地渗透着当下理解的时刻，因为历史具有一种模糊性和未定性。我们对文学史的理解亦如此。
与范式的危机状态伴生的新观念和亲方法论的大量输入是文学范式转换期发生的必然现象，它在当代世界批评史上屡见不鲜。英美新批评兴盛初期，德国接受美学崛起之时，都有过类似的翻译引进“热潮”。应该说，这是一种普遍的文化规律。但我国的新观念热与新方法论热又有独异之处。其一是它发生在长期闭关锁国及文化大革命的专制极权之后，久蓄了一种对新思想新观念的焦渴和猛烈的反向思维的弹力，因而显得特别热烈，特别新异，又特别壮阔。它造成了一种盲目崇拜的西化情结和矫枉过正的极端色彩。国门突开的强光突射一时间引起了判断力迷失，唯西是尚，唯新是尚。大轰大嗡，追逐时髦，又有着中国式的“运动”特征：非学术的躁动与浮夸。其二是这种翻译和引进将西方不同历史时期、历史语境的理论思潮作了共时性的平面输入的处理，对西方各不同国度不同语言的观念流派作了全方位的表层扫描，缺乏深层体察与总体观照。这就带来了“术语大爆炸”的空前局面，文学研究一夜间便患了失语症，导致了鼓噪一时的“读不懂”现象。
其实，颇遭非议的术语大爆炸是文学范式新旧交替、变革转换的重要标志，是我国当代文艺学语言论转向之滥觞。西方观念和方法的引进，大大激发了我国文艺理论家的创新意识，他们依傍自己所借鉴的西方理论，竞相推出新的范式设计，各种理论假说和预选模式一时间蜂拥而出，各自形成不同的话语体系。不同的理论话语拥有不同的概念术语系统，它与已形成固定前理解的原范式的概念术语系统之间存在着不可通约性。而各种新的话语体系又还处在引进和初创的阶段，尚未得到多数理论家的认可，尚未形成新的文学共同体。所以术语爆炸与“读不懂”现象是范式危机一转换时期的必然特征。那种视之为洪水猛兽，对之大加挞伐的作法，已被历史证明是短视之举。
范式间的不可通约性通过读不懂现象启示我们反思工具语言观。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将语言视为表达思想的工具，语言不过是由理性的人使用的工具性的思想交流媒介。范式带来的语言危机、话语危机使我们思考语言与存在、语言与传统、语言与思想、语言与意义之间的关系。给我们展开了思维的另一视界：人的存在是语言中的存在，语言创造了我们拥有存在世界的可能性。语言中贮存着人类的传统。语言是我们通达存在世界的切口，它首先是人的存在状态，同时又是表达存在的形式。这就引起我们对语言问题的极大关注：传统的语言工具观视文学中的语言为形式表达的构素，而在当代各种文艺学范式中，语言已成为人们关注的核心，语词、语义、符号、言语、能指、所指、代码、理解、解释等各不相同的话语系列却毫无例外地围绕着语言。它反映了二十世纪西方语言论转向的重大变革。从这一意义上讲，新时期方法论热带来的术语大爆炸，是中国当代美学文艺学发生语言论转向的标志。它开创了中国文艺学研究的新的历史时期。三
的现时文化及文艺学具有极其复杂的当代性，它处在儿条历时的与共时的线索交叉的结点上。在更广泛的文化转型的背景上进行文艺学范式的变革，因而更其艰难也更加扑朔迷离。
西方文化是我国当代文艺学的重要参照系。从当代西方文化来看，后主义理理论风潮风靡欧美，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了一场“后现代革命”。这场革命动摇、拆解、打碎了现代主义的世界观念，以反元话语、反中心、反体系、反二元论、重意义理解、重过程的总体思路深刻地影响了西方、文学以至、心、宗教、法学等各个文化领域。作为反本体论的后哲学文化，后现代主义对传统的人类精神生活和艺术实践中存在的那种永恒不变的“第一原理”表示了极大的怀疑。它认为那种能够对艺术、宗教、道德所提出的永恒性(本体论)问题或认知(认识论)问题作出裁决的最高哲学时代已经终结。执着于终极关怀的思维方式已被抛弃。当代解释学将偏见作为人类认识的前提，否定了那种认为本文具有确定不移的原意的传统看法，主张意义在中永远处于未决状态。而解构哲学则拆解了具有中心指涉结构的、作为整个传统哲学核心的形而上整体性和同一性。整个传统哲学及艺术赖以建立的二元对立的整体思维体系不复存在，中心消解了。那种一切依照“总体同一性”认识所立的体系，不过是人为的虚构设定而已。因为人的有限性致使其不可能超越自身完全把握宇宙和世界整体。同时，后现代知识境况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这个电脑与信息的时代，霸权渗透到一切领域，传统的知识的认识及传达功能已有重大改变，知识的叙事话语发生危机。后现代知识不再以知识本身为最高目的，而成为商品化的重要领地。历史上长期遵奉的以单一标准裁定所有差异的从而统一话语的“元叙事”已经瓦解。作为西方文明的光辉传统的两套“堂皇叙事”——以法国革命为代表的人的自由解放和以德国黑格尔为代表的整体性思辩真理的“堂皇叙事”的合法化已经失效，再奢望在当代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式的话语世界已没有可能。
西方后现代反中心，反体系、反元话语的理论指向对处于前现代与现代化进程中的当代中国在文化上产生了超前的不可低估的影响。它使当代中国的文化转型、文艺学范式的转换呈现出极其复杂的样态，形成了一种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文化杂然并陈、纠结交错的现实景观。一方面，两种堂皇叙事：注重人性的自由解放的启蒙文化观和黑格尔式的整体思辩真理仍然具有其存在的有效性与合理性；另一方面，多元并立、多话语共生的转换期特征对呼应了反中心、反体系、反元话语的后现代思潮。人们开始思索，从永恒不变的“第一真理”出发的文艺本质的形而上争辩是否具有仲裁或包容一切的性质?打破了整体性同一性的差异性原则是否可以成为我们研究文艺自身特征的出发点?重新建立涵溶一切、具有绝对权威的“元话语”理论体系在当代语境下是否可能?在知识商品化的后文化境遇中，如何把握文艺的审美本性与商品性的矛盾?
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的提出，我国当代文化加速了文化转型的现实步伐。通俗市民文化的迅速崛起，打破了长期以来教化文化的一统局面，形成了与严肃高雅文化对峙的新的文化格局。通俗市场民文化的勃兴一方面是对传统的单一叙事话语、元范式时代的反拨，其产生与发达具有市场时代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它的平民化倾向适应了当代市民大众在闲暇时光娱乐消遣的需要，它以通俗易懂、轻松谐谑的格调首先赢得了文艺的商业价值。另一方面，它的市场本质和效益原则又推动整个文化走向商品、走向拜金主义，成为扼杀文世自身的看不见的手。大与诗本质上的内在冲突日益呈现在我们面前。由于当代经济的世界化，也带来了文化的世界化。西方后殖民主义文化策略日益形成一种权力话语，对我国当代文化构成新的侵略。而当代中国市民文化则在西方后现代文化中找到了某种认同。
在这一文化转型背景下的我国当代文艺学的范式转换，同样呈现出一种边缘化的多种话语非体系并陈状态，新方法论热潮中引进的西方近百年来的各种批评思潮及流派，在与我国当代批评的的结合中，删汰了大量浮躁的鹦鹉学舌式的搬用之后，逐步进入了西方视界与中国视界的融合阶段，并不开始向批评的实践操作发展。不同于西方当代范式转换的明晰的历史性的两极摆运动动，我国的文艺学呈现为批评中心的消解及多种对立范式的话语多元并陈的局面。从属论的政治批评将成为昨日黄花，社会会历史批评仍具有相当一部分实践者，并在文学批评实践中寻找与当代思潮的新的结合部(如新历史主义)。由新时期兆端的新的批评话语在我国逐步成长起来，其类型可分为三：其一为作者中心论的批评范式，主要包括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为主的各种心理批评、原型批评，同时还包括一部分传记批评及大量创作论研究。其二为本文中心论批评，主要包括形式批评、语义批评、结构主义批评与叙事学批评，也有少数人开始实践符号学批评与构主义批评。其三为解释——接受批评范式，包括现象学、解释学与接受美学批评，已有人开始实践审美经验现象学及文学的意义论批评尝试。在各种批评话语中，接受研究与中国传统理论找到了较多共振点，而批评话语在总体上趋向于在新的历史主义基点上展开深入的语言本体研究。近10年来，三类批评范式都展开了一些初步的探索，但都未形成与我国当代文学实践紧密融合的理论模式、核心范畴、概念系统与操作方式，尚未拿出令人信服、堪为经典的批评范例，亦未形成相应的文学共同体。
那么，我国当代文艺学将如何在当代语境中重建自身，实现范式转换呢?
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将打开一片新的理论视野，一种新的文学范式就是一种新的提问方式，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回答问题的方式，在当代中国文化转型、文艺学范式的变革中，由于中心消解、多元并立，使各种文化思维、各种批评话都有了充分展开的可能性与或然性。但原因史的先在状况和文化的现实语境又必然影响着其未来的发展趋向。我国当代文艺学范式的转换只能在一系列两难困境中开辟一条视野融合的道路。
首先是对西方文化参照系的两面观。一方面，在当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西方文化的传播与引进，使中国文化展开了广阔的当代视野，更新了观念，吸纳或接受了众多方法论模式及人文话语，特别是在思维方式的革命上，动摇、震撼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极大地改变了中国文化的当代样态。这种影响刘当代文化的开放性和世界性决定的。
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看到，当代西方文化的传播中又深藏着一种西方中心的后殖民主义权力话语：一种后东方主义。在经济渗透的背后实际上在进行一种“语言殖民”。这种“殖民”不再通过财富侵吞的方式，而是通过声光、影视、广告、艺术的浸染，通过文化意识的权力方式来操纵，使中国文化在与西方的交流中失去对等的文化品格，成为由西方中心文化设定的东方景观。中国文化便在这种民族性的消解中陷入极为深刻的危机之中。因此，那种“追踪西方当代文艺的最新发展”，力图完全融入西方中心的话语世界的观点，丧失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对等交流的支点，也就会丧失中国文化自身。
其次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的视野融合。中国当代文化及文艺学面临着三重传统的重负，其一是三千年来的中国古典文化传统，其二为本世纪以来特别是以五四为代表的现代白话文化传统，其三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当代政治文化传统。中国当代文化及文艺学总是在对传统的理解和解释中展开与传统的关系，同时也在解释和构成自身。传统从来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只能在当代文化的理解与解释中延展。因而，今天我们站在当代视野的高度上重新理解传统的时候，全部传统就将以一种新的关系进入当代文化。曾在历史的否定运动中不断向两极摆动的三重传统将在当代理解中重新确立自身。我们将反观五四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决裂，走出政治文化传统，反思新时期的历史功过。否定是历史弥久长新的动力，否定开创新的境界。我们将走出五四，走出新时期。
第三是当代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视界融合。几个世纪以来，西方现代科学在领域内的巨大成功，使人们以为科学在一切领域都无往不胜。科学主义认识论的霸权到达登峰造极的地步。人文研究在哲学中一直处于无家可归的状态。作为人文科学的文化艺术也成了真理的附庸与婢女。科学主义的全部原则被强制地横贯于文学研究之中。本世纪以来，以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等为代表的西方人文科学的高张，打破了科学主义认识论的霸权，打破了统治西方二千年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从而开始探求人文主义的历史本体论。这一对立两极间的否定运动，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叩问中国传统文化，重新解释和估价其人文主义的精深内涵和当代价值。因之我们也不得不重新叩问，五四以来的那种追求超历史超传统的科学的世界文化艺术的统一规律的企图是否可能是否必要?从而科学的认识方法在而对文文化传统时是否还具备那种无可怀疑的永恒性与真理性(或日对象与方法二者的契合性)?因此，如何在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视界融合中开辟通途，规定着未来文化的方向。
第四是当代通俗市民文化与严肃高雅文化(精化)的视界融合。当代通俗市民文化的勃兴，是商品经济发展、我国市民社会迅速成长的产物，它的发展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同时也隐伏着中国文化发展的深重危机。通俗市民文艺的市场本质决定它有一种反审美反文明的堕力。而高雅文化严肃文化(精英文化)则往往代表着体现着当代文化与当代艺术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准，它的力量来自于它的批判的、否定的、制约的本质，特别是它对市场经济的持久的严肃的批判。它所肩负的启蒙的、超越的使命将在与通俗市民文艺的两极对峙，相互否定和视野融合中进一步得到实现。
从总体上把握，我们看到，中国当代文化与文艺学变革的走向，是与西方当代哲学文化的语言论转向趋同的。20世纪，西方哲学人文科学发生了影响深远的语言论革命，语言及其意义成为西方哲学人文科学发生了影响深远的语言论革命，语言及其意义成为西方哲学文化与文艺批评关注的中心。传统的理性哲学视为根基的一些基本立场。随着语言论的革命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语言成为人的存在本身，成为传统存在历史方式，人在语言中的存在同时就是他在历史中的存在。语言创造了我们拥有关于存在的世界的可能性：意义。这一语言论转向的大趋势，将深刻影响中国文化及文艺学的未来走向。并在文世学范式的转换中显示越来越重要的主导作用。未来文艺学将在新的历史主义基点上展开涵盖作者、本文、读者的语言本体及其意义研究，在同中国传统的语言及意义(意味)理论的交流融合中展示极为广阔的前景。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说的视野融合不同于黑格尔式的辩证综合或折衷主义的调和混合的方法，视野融合每时每刻都由参与在历史中的理解汇合历史与现在，从而产生意义。这种理解不能被简单地视作是主体的活动。而是历史以间接方式在现时生活中的展现。两个精神世界在理解中交会，从而产生不同于这二者的第三生成物。由视野融合形成的理解，既不是解释者原有的“先见”，也不是被解释者原有的空容，而只能是历史中更新了的意义。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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