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传播与人的反思性

提要

本文从当代反思社会学与传播理论研究的结合角度，论述了反思性的社会实践与信息传播的关系，特别指出在性境况中这一关系所具有的尖锐的根本的性质。本文评述了受反思社会学影响的传播循环理论，重点论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交往形式的唯物史观以及关于大众传播与人民自我意识的观点，分析了从马克思主义创立以来各种基于批判立场的理论学派对于传播和人的反思性问题的关切和解释，以及当代传播境况的新特点。本文认为人的活动是在实践行动结构、认知结构和传播（交流、交往）结构中展开的。传播结构具有反身的和外拓的两种存在方式。其反身存在方式将传播导向内在交流活动，形成同主体的认知结构的张力运动，形成反思性循环；外拓存在方式寻求主体际，与其他主体建构交往共同体。人的传播结构受制于人的环境，特别是同客观化的媒介结构形成了近似于同构的关系。实践、认知、传播三个结构互为影响作用、互为渗透转化，呈现为不断的循环。驱动这些结构发生循环的是主体的意向性、反思性和能动性。传播技术的进步并非必然带来传播体制和传播秩序的合理化，也并非必然带来人的反思性的提升。对于健全的社会和人类解放的目标来说，利用传播技术的成果，捍卫并提升人的反思性的实践自觉，应当是当代传播理论的进步的主张。

关键词：传播理论  反思性  现代性  交往形式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bining the reflexive sociology and the communication theories, the present paper expound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practice of reflexivity and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points out particularly the sharp and fundamental nature of this relationship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ity. The paper reviews the recursive communication theory in the influenced by the reflexive sociology and dwells on emphatically Carl Marx’s and Friedrich Engel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on “verkehsform” and their views on mass communication and people’s self-consciousness, analyses the concern and explanation on communication and human reflexivity of all the theoretical schools on the basis of various critical standpoints existing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Marxism as well as the new distinguishing features of the communication contexts. This paper holds that human activities have been conducted in the structure of practical actions, structure of cognition and structure of communication (interchanging/contacts). The structure of communication has such two forms of existence as of reflexives and outward-expansion. The form of reflexive existence has the communication oriented towards intrapersonal communication so as to form a tension structure of cognitive structure of the same subject and also forms a circulation cycle of reflexivity. The form of outward expansion seeks intersubjectivity so as to establish a community of contacts. People’s structure of communication is subject to their environments and particularly forms a relationship akin to a synthesis together with the objective structure of media. The three structures of practice, cognition and communication influence and infiltrate each other and react to and turn to each other so that an unbroken cycle is formed. What enable such structures to result in a cycle of circulation are the subject’s intention, reflexivity and activity. The progress of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does not necessarily bring forth the rationalization of the communication institution and communication sequence. Nor does it bring forward the enhancement of human reflexivity. In terms of the goals of sou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human emancipation, the utilization of the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s achievements, the defense and enhancement of the practice consciousness of human reflexivity are to be a progressive proposition of the 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 theories.

Key words: communication theory, reflexivity, modernity, and “verkehrsform”

一、现代性境况中的人的反思性

在最近十几年的国际传播学的研究中，围绕现代性问题的讨论十分热烈。与此同时，在社会学、学、文化人类学、心等关系密切的相关学科领域，学者们都把大众传播及多种新媒体构成的全球化信息交流作为现代社会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情境予以高度关注。传播境况的深刻而广泛的变化正是现代性问题的焦点之一。

社会学家A·吉登斯(Anthony Giddens) 对于“现代性”(modernity)的解释有三层含义。首先指在后封建时代的欧洲所建立的而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这大略地等同于“化”的概念。工业化不仅指物质生产的特点，尤其是指蕴含于生产过程中由于技术的广泛应用所体现出的社会制度与社会关系。其次，现代性指的是资本主义体系，日趋全球化的商品生产体系。1其三是组织化权力的大量增长，即利用信息对社会实行整体性监控的制度。现代民族-国家里，组织化的权力控制机制，渗透在个体成长的全过程和个体日常行为的各个不同场域。对社会实行整体性监控主要利用信息传播的复杂系统来实现。因此，吉登斯修正了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将现代组织的特征归结为科层制度的论断，认为其现代的主要性质不在于规模或科层制，而在于集中式的反思性监控(reflexive monitoring)。2

任何组织和社会活动都可以说是反思性(reflexivity)调控的构成。人们通过对信息的收集、解释、整理、存储来影响社会物质资源再生产和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就是建立在反思性基础上的活动。在前资本主义的传统社会里，社会成员的沟通合作，都是以共同在场的情境条件完成互动交流。社会整体的运行，并不依存于个体反思水平，国家更无可能也无必要对全社会实施反思性监控。我们回顾资本主义发展史，就会清楚看到，为了使商品生产、货物和货币流通更灵敏地适应市场变化，行为主体对社会情境及自我行为的反思性监控加强了。在西方兴起的资本主义，通过印刷术的普及、大众识字率的提高，进而是传媒的日新月异的发明，使原先建构社会的共同在场的沟通方式产生异化，时空分离。“现代性的反思性指的是多数社会活动以及人与的现实关系依据新的知识信息而对之作出的阶段性修正的那种敏感性。” [3]

后工业时代的来临使原本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包含的社会反思性问题突显出来。市场经济体系愈是走向全球化，科学技术的影响力愈是深刻而广泛，民族-国家与世界的共存关系愈是紧密，生活的世界就愈是充满了更多的不确定性或潜在危机。全球贸易体系，与全球秩序远非稳固，缺少自动监测修复的机能，甚至某一的生产环节的疏漏，或者某个电脑病毒制造者的恶作剧都可能造成全球范围的极大的恐慌和损失。这说明现代性也意味着从个体生存到民族-国家的前所未见的脆弱性。迫于现代性生存的压力，利用信息传播媒介进行社会反思性监控就是必然的选择。

实施社会反思性监控便于更有效地控制和配置物质资源和生产权力性资源。在现代经济体系中，物质资源迅速流动、转换和组合，其配置过程需经过信息优化和信息控制。信息是影响到物质生产和分配效率及其合理性调整的灵敏程度的最重要的资源。控制和配置物质资源的方式就是社会体制的基本性质。社会体制，体现为这些体制内部及各个体制之间的分享信息的方式。 W·梅洛蒂(William Melody)在讨论体制与传播的内在联系时写道：“体制是从分享信息的需求和渴望的发展中创造出来的，所以，互动的培养模式，也就是传播或信息交换的模式。以特定的方式取得所需的信息流量促成了体制结构的形成。不论何种原因，当传播进程和信息流量改变之时，体制的结构也发生改变。而当最初保持畅通的信息传播线路阻塞之时，体制就会死亡。体制可以根据其信息传播的性质予以描述。” [4] 梅洛蒂肯定了体制、效率和传播的一体化，具备高度的反思性监控效能。但他也提出疑问，为什么有些最成熟最复杂的决策系统，采用了大量信息，却未见作出更正确更灵敏的决策？大量信息汇集如海，而体制依然盲目，其修正和预见能力被淹没了。可见信息传播技术并不能最终决定反思性监控的效能。新的信息传播技术究竟是有助于增进人们理解，还是会造成信息泛滥令社会更加复杂和不稳定？更进一步，在资源的配置方面，信息传播技术不仅剌激了竞争，也同时加强了形成垄断的力量。根据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和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看法，资本主义就是从市场经济里生长出的追求垄断、窒息自由竞争的力量。这就是说，信息传播技术在加速市场发展的同时未必使社会资源配置更加合理，更加有利于自由竞争。正如R·杜波夫(Richard DuBoff)在分析19世纪中下叶电报对于美国市场体制的影响时指出的，电报改进了市场的功能，加强了竞争，但是也刺激了垄断的形成。大规模的商业运作、保密效能、空间控制的集中都作为电报传播的结果产生出来。借助于电报技术，资本帝国攫取垄断利润才有可能。 [5] 当今的情形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不同的是信息传播技术极大地提高，而垄断程度则早已突破了空间的限制，垄断利润也更为惊人。

事实上有两个不同层面的反思性。一个是行动主体为占有或控制资源的目标，利用信息传播，对于阶段性行为实践的效能作反思监控；另一个是行动主体对社会整体的资源配置的合理性作价值评估。效能性反思和价值性反思即是基于工具理性的反思和基于价值理性的反思。现象学家M·梅洛-庞蒂（M·Merleau-Ponty）曾经提出两个层面的现象学反思。他的第一现象学反思就在于企图观察、描述被感知的现象世界，或称生活世界，不加任何科学认知的解释或上的先入之见；第二现象学反思就是试图说明我们与现象的联系，使这种反思指向现象世界与主体之间的关系。 [6] 如果应用这种方法来看传播现象，第一层反思就是观察、描述被感知的信息传播现象，即由纯粹技术运用所形成的传播的范围、规模、频密度、持续时间、冗余度、保真度等等。第二层反思就是指向信息传播的世界与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上面所述的基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反思似都应归纳于第二现象学反思。应当说，传播学的经验主义学派比较注重传播流程现象的研究和效能性反思；批判学派却注重于揭示传播流程的价值性反思。在近10年的传播学研究的整合趋势中，这两个方面开始辩证地联系起来了。

二、从个体反思性到社会反思性

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基于人类作为能动主体所具有的反思性能力。社会实践的发展，是以连续的反思性监控、校正和调适作为前提条件。社会实践在既定时空领域里的延展，同时也是连续的阶段性的反思调控过程。反思性是行动-认知主体的意识间离，即自我的认知与自我的行为的间离。这使主体能够用审视他者的眼光审视自我，从而实现对行动的持续监控。反思性监控是以理性化为基础的。

在梅洛蒂提出的疑问中，包含着传播本质的深刻的悖论。社会实践主体即吉登斯所称的“能动者”(agent)，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地对实践行为作反思性监控，必须依赖信息传播的条件。然而信息流量也会干扰障蔽主体的反思能力。这一矛盾在第一代控制论的传播理论中，被区分为有效信息和噪音来加以解释。如果说这一模式适用于研究物理信号的传输，那么，用于解释人类传播现象就显得过于简单。信息的真确程度和价值水平乃是由主体的认知结构来决定的。人类传播过程中的“噪音”相对于主体的实践-认知判断和价值判断，因而是相对的。

80年代初期美国传播学者从韦伯（Weber）的解释社会学、舒茨（Schuiz）的现象学、卡芬柯（Garfinkel）的人类学方法论、克利（Kelly）的个体心理学的理论中吸取有关反思性的观点，将其融入对意义和传播的分析。 [7] 90年代K·克雷宾多夫（Klaus Krippendorff）作为第二代媒介理论的原创性理论家， 提出了传播的多重循环模式。他的理论框架跨越了第一代信息控制论，摒弃了媒介中心主义和形式主义，将行动主体的反思性监控和社会实践的概念引入传播控制过程。他是信息理论家和内容分析方法论学者，而他的传播理论有着广阔的视野。他吸取了M·米德（Margaret Mead）反身控制的角色意识理论 [8] 、H·R·马特雷纳（Humberto R.Maturana）的认知理论以及吉登斯的反思社会学。米德在文化研究中创用“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后喻文化”和“第一意识、第二意识、第三意识”的概念，描述文化人格形成的复杂过程中的反身控制的意识活动。 [9] 马特雷纳认为，一切所言皆为观察者所言。人既是言说者又是观察者。 [10] 克雷宾多夫指出人们总是在其认知能力的连续性中控制其理解的。从接受传播信息到知识理解的建构便在一个反思性的循环中进行。进入反思循环的东西并非是物理性传播的刺激，而是对于主体的理解结构的挑战或者附合。按第一代信息传播理论，理解是对于文本的正确解释或者对于编码信息的正确解码。克雷宾多夫认为，“理解”不是关于某一事物的理解（of），而是说理解就是事物本身（is）。整个认知理解是在反思环之中运演主体的认知结构，而同时又借助外在于反思环的客观化的媒介，与他人发生双向缠绕的交流实践。因此信息传播理论的重心，从对信息的正确编码－解码，转向由主体反思性牵引的动态的认知结构。

克雷宾多夫并不否定信息的实在性和传播的客观性，他的主要贡献是描述出传播与反思性相结合的循环，强调理解的中心性。他提出传播的客观化，不是主体自我的外化，而是指是在主体的理解视界之外，为主体提供了反思性监控背景条件的媒介。克雷宾多夫的传播循环理论至少是对传播本质的悖论的一个自圆其说的解释。由于传播媒介外在于主体的反思循环，媒介的技术进步只是为人们的交流实践提供了更充足的条件，却并不能直接影响反思性的水平。同样，信息的极大丰富只能说是对主体的理解压力和认知结构的挑战，从而导致反思性循环的内在张力的加剧，也不能直接决定主体的反思性水平。克雷宾多夫提出了人类传播的基本的循环概念：“人类传播乃是在一种传播建构的循环的非闭合方式中自动形成的。这一结构乃是由参与者（包括他人在内）来掌控的，并使参与者进入双向的实践，参与者以其交流存在的方式认识并作出解释。” [11] 这一概念将人的反思性和传播实践之间的联系和转化作了清晰的逻辑说明。

在人所处的环境中，存在着宇宙生命时空结构、自然资源结构、实践工具结构、媒介结构和社会关系结构。这些成为人的活动的客观基础。人的活动是在实践行动结构、认知结构和传播（交流、交往）结构中展开的。这三个结构都是人与环境互动的结果。实践行动结构是主体生命的物质性能量的转化形式。社会实践是意识自我和身体自我的共同在场，今日自我、昨日自我和明日自我的共同在场，是本我、自我和超我的共同在场。社会实践的广度和深度体现着个体生活史的广度和深度。认知结构包括了无意识、实践意识、话语意识，也包括先验认知能力和认知逻辑框架。 [12] 传播（交流、交往）结构应当具有反身的和外拓的两种存在方式。其反身存在方式将传播导向内在交流活动，这就形成同主体的认知结构的张力运动，形成反思性循环；而外拓存在方式则寻求主体际（intersubjectivity），即与其他主体建构交往共同体。人的传播（交流、交往）结构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制于人的环境，特别是同媒介结构形成了近似于同构的关系。 [13] 实践、认知、传播三个结构不仅互为影响作用、互为渗透转化，而且呈现为不断上升或沉降、扩张或收敛的循环。驱动这些结构发生循环的是主体的意向性、反思性和能动性。 [14] 主体在环境压力和内在动力的双向作用下进入实践-认知-传播的全方位、多维度的动态过程。

传播更进一步地涉及到主体际的交流。个体话语何以可能是共在主体或一般主体的话语？人的意向如何能超越自我而达至他人？个体的反思性监控何以可能成为社会的反思性监控？或者说，个体的反思性监控是经由权力支配机制而扩张为社会的反思性，还是经由交流中介建构主体共同体而形成社会整体的反思性？这个问题对于传播理论来说，是最根本的问题；而它又是同20世纪哲学的最大难题联系在一起，即“主体际的困境”。 [15] 胡塞尔曾经试图借助“移情作用”的审美心理学理论解释主体际。后来他又放弃了心理学策略，转求于类似康德的绝对先验自我，认为绝对先验自我当中即包含了一切主体的先验本性，因而主体际就是先验自我在经验空间的展开。先验主体共同体是传播交流的基础。海德格尔从个体的“此在”出发，经过主体际而转化为“共在”。从索绪尔到列维-斯特劳斯、乔姆斯基结构主义语言学，强调语言能指的深层结构的共同性，以此作为沟通可能性的基本前提设定。阿佩尔提出以“先验语言游戏”建构交往共同体。后期的维特根斯坦转而求助于日常生活的语用学，认为语言的意义不再仅仅取决于语言的逻辑，而在于语言的用法，即在生活实践中自我的意义转变为公共的意义。但是他仍旧困惑于可传达的和不可传达的边界。对于不可传达的，他主张保持沉默。伽达默尔从文本解释学的路径上开出“解释的循环”和“视界融合”的设定。哈贝马斯则认为合理的主体际结构只能通过交往性行为来达到。 [16] 困扰着20世纪哲学的问题，即主体际何以可能成立？人与人何以可能交流？人与人何以可能通过交流建立多极主体共在的共同体？几十年来在人类传播的经验层面进行探索的传播学界，不能不注意到哲学的困惑对于建构传播学基础理论的意义。

从语言研究转向交往行动研究也是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路线。G·米德说：“我们所称的‘交流’的重要性就在于，事实上它提供一种行为形式，使得有机体或个体可以成为他自己的对象。”从而他将自我分解为主我和客我。这中间已经含有了某种反思性的意义。而对于交流过程如何成为社会共同体建构的基础问题，他使用了参与、投射之类的说法。自我向社会的投射和他人对自我的参与。 [17] 迪尔凯姆十分注重社会联合的有组织形式、价值认同和共同规范，认为这“既是集体的，又是累世创造的，”“不只是在表达所有参与的个人情感之中共有的东西，而是来源于公共生活之中，是个人意识之间交互影响的作用和反作用的产物。” [18] 帕森斯则以“社会交往”定义生活世界。人们通过运用“广义交换符号媒介”而进行交往互动，以达成适应、整合，形成相对稳定的模式即“制度化”。然而上述社会思想家在探讨社会共同体的建构时采取的仍是“主体-客体”、“个体-群体”的两极思维模式，把社会共同体的构成作为矛盾运动的稳态、和谐状态或目标状态来描述。因此传播（交往、交流）活动是为了（for）达至社会共同体，而不是说这一活动本身就是（is）社会共同体。“主体-客体”、“个体-群体”的两极思维模式，在布尔迪厄、吉登斯和哈贝马斯等人的理论中被取代为“多极主体”模式，双向交往转为多维交往，交往共同体被描述为充满矛盾张力的“场域”（field----布尔迪厄 [19] ）、开放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哈贝马斯 [20] ）、“结构二重性”（duality of structure）、“情境性”（contextuality）、“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social integration/system integration——以上为吉登斯概念）。这些观念的共同点在于肯定社会制度、结构、文化系统和共同体等等都不是外在于人的超然之物，也不是扬弃了个体性的团块式的群体，它们是多极主体连续的反思性行为和交性行为的中介和结果。当然，在哈贝马斯和吉登斯的思想中，仍含有对交往共同体的价值肯定的意思。哈贝马斯主张“交往性行为的合理化”，他将人的社会互动区分为以达成互动双方理解为指向的交往性行为、在互动中谋求功利的战略性行为和非真实性的符号性行为。他试图通过交往性行为的媒介传播作用，调解冲突，建构世界观的同一性和新的社会一体化的形式。 [21]

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原理是其社会结构化理论的关键。行动者和结构二者的构成过程体现着二重性。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既是实践的中介，又是实践的结果。对于行动的个人来说，结构并不是如迪尔凯姆所理解的外在之物，而是具体体现在各种社会实践中的，内在于人的活动。“结构二重性始终是社会再生产跨越时空的连续性的主要根基；反过来，它又是行动者身处并构成日常社会活动绵延的反思性监控过程的前提。” “组织和社会运动是对突出体现在日常实践活动连续过程中的系统再生产条件进行反思性调控的集合体”。 [22] 吉登斯认为人的反思性是知识能动性的反思性。他将可以进入交流的知识分为：1、共同的知识（A知X，B也知X）；2、互相的知识（A知B及他自己，B也知A及他自己）；3、社会成员分享的知识储备（A、B和共享知识X的所有人及其他们自已）。因而在反思性的互动交往中，需要共同知识前提，并且应可寻求共同的标准和知识的边界，通过传播以拓展其边界。吉登斯提出了知识状态的无反思性的模式和反思性的模式。在无反思性的模式中，知识是凭借着人们共居其中的社会整体而互补式地构成；在反思性的模式中，知识仅仅处在个体的反思循环之中，人们面对其环境，从认知需要出发自动地造成这种循环。克雷宾多夫则认为传播现象是互动的缠绕，而不是共享共同知识的问题。他说：“知识不是分享的，因而也不是互补的，它的实践的社会结果是‘互绕intertwine’”。 [23] 克雷宾多夫注意到吉登斯的两个传播的概念。一个是传统社会里不同社会成员的全部交往。无论他们相距多远，都必须包含一个共同在场的情境。另一个是现代传播使共同在场不再成为社会互动的必要条件，而代之以传输技术、共同在场的替代品，按照统一编码程序，意义系统相互转换。但是，以共同知识作为传播的前提和归结可能导致三个后果：一是掩盖了在人们屈从于共同知识规则之前业己发生的充满选择和兼容的传播过程；二是会导致产生知识权威或权威知识；三是划定了人们建构知识和人际关系的范围。 [24] 这个批评相当敏锐，提出了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这就是当现代传播方式发生根本性转变之后，如何在各个反思性的实践主体之间通过传播交流达成社会的共同知识。

三、交往形式、传播境况与反思性

早在一百五十多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就预见到资本主义的出现开辟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这是以世界范围的资源、市场划分、劳动分工为内容的新时代。这一切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革命。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深刻阐述了对人类生产-交往方式的唯物史观。 [25] 马恩所用的“Verkehr交往”一词，含义广泛，有交往、、流通、运输、往来等意思，“交往形式”概念中包括了人与人的交往、信息与文明的传播、资本财产所有制、商品和货币流通体系以及语言交流、思想交流等等，可以说以“生产关系”的内涵为主，但指涉义域更广。按照马恩的观点，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之上，人们建立了物质交往、语言交往和精神交往的方式。任何个人之间的交往，都不是纯粹个人之间的交往，而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交往。交往是历史地积累起来的形式。马恩指出：生产和交往是互为决定作用的，生产以一定的交往形式为前提，而一定的交往形式又决定了生产和需求。“它们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构成一个有联系的交往形式的序列，交往形式的联系就在于：己成为桎梏的旧的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更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类型的新的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会变成桎梏并为别的交往形式所代替。”他们天才地预见到，“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 [26] 市场和资本主义就意味着全球范围的新的交往形式的产生。到了晚期资本主义的今天，我们更可看到交往（特别是信息交流、知识创新的交往）己经成为生产力的主导性的因素。

马恩还深刻地剖析了资本主义的交往特征：一、由于强制的分工，人们丧失了自主的活动而被动交往，交往形式成为异己的力量。二、交往的实质物欲化、功利化、偶然化。“货币使任何交往形式和交往本身成为对个人来说是某种偶然的东西。”“在，物的关系对个人的统治、偶然性对个性的压抑，己具有最尖锐最普遍的形式”。 [27] 三、人们被迫进入的交往范围越是广阔，他们越是不能够以完整的全面发展的个人自由地交往。四、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特殊集团或统治集团利益与被统治的人民的利益形成尖锐的矛盾，这一矛盾无法在资本主义的交往形式内解决。五、由于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国家权力表现为虚构的交往共同体。六、因此资本主义的交往形式本质上仍然是异己的权力统治形式。“这种力量现在却经历着一系列独特的、不仅不以人们的意志和行为为转移的，反而支配着人们的意志和行为的发展阶段。” [28]

在马恩作出上述论断之后一个半世纪中，资本主义的交往形式增加了新的特点。首先现代交往形式因为信息传播技术的广泛应用，呈现出时空分离的状态。物质交往、语言交往和精神交往毋需依赖共同在场的情境。信息传播的速度和跨度改变了人们的时空意识，加深了人们对于历史传统和亲历生活世界的疏离，偶然性、平面感、当下性、直观式成为现时交往方式的切身经验。时空分离导致的另一个影响就是异域参与感的提升，生活的拼贴画效应，历史感和思维深度模式的消解，以及反思能力的退化。某种程度上说是空间对时间的占领，偶然对必然的占领。其次，主要的交往实践集中于对权力性资源的占有和利用。权力性资源指生成支配他人行动的权力所需要的信息、知识、体制、人缘、话语符号、媒介、身份形象等资源。权力性资源较之物质资源来说，更加敏感而深刻地依存于传播和交往方式。在今天的社会中，权力不只是体现为国家法权、暴力机器，还体现为在不同场域里建构运作机制的知识能力，对他人行动和情感的控制影响力，以及在权力的生成-维系-扩充的过程中的监控力。随着生产的发展，个体的生活行为的自由度似乎是扩大了，然而社会通过不断生成权力资源、划分新的权力场域并使权力多元化、支配形式隐蔽化而加强了对个体行为的监控。其三，在社会制度的建构方面更依赖于符号权力。符号权力是通过占有符号资本而取得支配社会资源和他人行为的权力。符号权力一般为国家和合法化的知识专家所垄断。20世纪的激烈动荡的不同社会制度的实验，反映了人们寻求合理的新的交往形式的痛苦过程。诚如马恩所说，“现存制度只不过是个人之间迄今所存在的交往的产物。” [29] 在民族-国家内部，当选择建构“总体性制度”时， [30] 国家便以社会整体利益面目出现，以总体性的承诺取得对社会实施总体监控的合法性，以总体性的认同规范和行为纪律，压抑社会成员个体的自由的反思性。当选择建构“自由开放制度”时，权力便转化为形形色色的专家建议、权威统计、推广诉求，淹没或迷惑社会成员个体的自由的反思性。当涉及建构国际经济秩序时，新的交往形式充满了支配与反支配、依附与反依附的矛盾斗争。

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批判的。这是20世纪社会反思性力量的思想泉源。青年马克思在《莱茵报》工作期间为反对普鲁士国家的书报检查令而进行的斗争，揭露了统治阶级总是千方百计使其垄断媒介资源，谋求符号暴力的行为合法化。人民总是努力争取更多的传播空间，建立自由的公共领域。马克思认为，自由报刊本质上就是人民的社会反思的方式。他写道：“自由的出版物是人民精神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体现，是把个人同国家和整个世界联系起来的有声的纽带”。“自由的出版物是人民在自已面前的公开忏悔，……是人民用来观察自己的一面精神上的镜子，而自我认识又是聪明的首要条件。……它是从真正的现实中不断涌出而又以累增的精神财富汹涌澎湃地流回现实去的思想世界。” [31] 人民通过自由报刊而获得的自我意识和社会反思性是经由多元信息渠道、多种声音最终汇合而成。他揭露普鲁士国家的书报检查官以“保护公民的最高利益”为名，“一直在进行非法的活动”，“因为它不仅调整个别公民的行为，而且调整社会精神的行为。” 马恩坚定认为，资产阶级法权中关于言论和出版自由的规定是生产和交往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对于无产阶级和人民来说，“毫无疑问能够要求资产阶级彻底实行自己的原则，”借助它争得自己的政治权益。 [32] 马克思也主张报刊的多元化，“在人民报刊正常发展的情况下，总合起来构成人民报刊实质的各个分子，都应当（起初是单个地）表现出自已的特征。这样人民报刊的整个机体便分裂成许多各不相同的报纸，它们具有各种不同而又相互补充的特征，……只有在人民报刊的各个分子都有可能毫无阻碍、独立自主地各向一面发展并各成一行的条件下，真正‘好的’人民报刊，即和谐地融合了人民精神的一切真正要素的人民报刊才能形成。……但要使报刊完成自己的使命，首先不应该从外部施加任何压力，……即承认它具有自己的内在，这种规律它不能而且也不应该由于专横暴戾而丧失掉。” [33] 毫无疑问，自由报刊应当是无产阶级和人民从资产阶级社会里继承的文明成果，而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的原则应当由无产阶级和人民予以彻底实现。无产阶级和人民通过这一自由完成自我和对社会的反思批判。

马恩是在印刷媒介和电报通讯的传播技术背景下作出上述分析和论述的，其革命人道主义、阶级启蒙和社会批判意识成为留给后世的伟大的思想遗产。但是他们所预言的“人民自由报刊”与“人民自我意识”似乎仍是人类交往的理想。随着由科技进步给世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的根本变化，革命时期的人民自我意识和阶级觉悟的命题转化为日常生活中个人和社会的反思性命题。当代的传播理论学者通过追索那些摧毁社会反思性力量的根源，以寻求建全的富于人文关怀的社会理性。

传播技术决定论认为社会反思性存在与否的根源在媒介技术本身。早年的英尼斯（H.Innis）、麦克卢汉(M.McLuhan)、奥尔特·昂（Walter Ong）和查特（H.L.Chayror），提出过“媒介的时空偏向”、“媒介的凉、热”、口传文字抄写印刷文化对社会的不同形塑功能。近年来以梅洛维茨（J.Meyrowitz）为代表的新媒介文化观将个体反思性的觉醒，归结为现代印刷文化。 [34] 他说由于印刷提供的是视觉的空间世界，人便不再如口语传播情境中居于经验的中心位置，而是站在边缘。这样人就有时间来反思。他使用“群体认同、社会化和权力等级”三个测量标准，分析媒介的社会角色，指出印刷媒介在造就个体反思性的同时也造就出知识权威；而传媒造成了非在场的共同参与情境、跨域的知识分享、线性思维方式的消解、知识权威的削弱，将边缘化的反思情境重新恢复为直接性的参与，使传播成为一项生活事件（event），而不是指涉到客观对象（object）。电子传媒改变了由印刷文化造成的“孤立空间”，使所有社会空间更具互渗性，但这并未有助于建立社会认同，反而混淆了群体认同，混淆了社会化的成长阶段和权力次序。因为异质因素的互渗，造成了个体反思性的内在障碍。 [35]

文本分析理论将社会反思性面临的危胁归于主要来自新的文本、语言行为结构和信息编码方式。后期的罗兰·巴特(R.Barthes)的本文阅读理论把本文看作开放的无穷无尽的象征空间，意义在本文中随着不同的读解流转、扩散、转换和增值。德里达(J.Derrida)提出消解中心和移置中心的解构的策略。在本文里不存在理论意义的中心，只存在着意义链。文本不是一个既定的“在场”，而是二元对立不断转化的不在场的共在。符号的意义有不确定的特征。符号在不断的区分和延搁中产生新的意义，暗示了意义的无限性。意义的传达不是指向一个中心，也不是直线性的，而是呈弥散、零乱和不完整的样态，本文与本文之间形成了“互为本文性”。波斯特(M.Poster)认为德里达的文本解构理论非常适合于数码电子文本的写作、编导、传播和阅读情形。现代电子传播的文本在两个方面均是过往的传播方式无可企及的。这就是重构现实和分解认知结构。“电子信息文本不是培育出自主的、理性稳定的个体，而是游戏的、耽于幻想的、多面的自我”。这导致了知识传达系统和存储系统的解构。 [36]

权力话语分析认为大众传播和新的电子信息媒体隐含着权力体制，并与个体的反思相敌对。采取这一视角的学者主要根据福科（M.Foucault）的理论，将当代数据库比拟为类似于Panopticon(圆形监狱)的权力监视系统，对社会全体成员实施持续的、全方位的、隐蔽的监控。多伦多学派史迈斯（D.W.Smythe）将其研究的焦点放在引导和管理媒介技术的机构和体制方面。他努力揭示出传播技术如何引起权力体制的改变，如何适应了权力不断增长的要求。 [37]

文化研究认为资本主义文化所制造出来的大众文化、商业文化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渗透到核心家庭、个体生涯规划和行为偶像之中，直至通过全球文化市场扩张于全世界。从本杰明（W.Benjamin）、阿多诺(T.Adorno)直到伯明翰学派的威廉斯(R.Williams)、莫雷(D.Morley)、霍尔(S.Hall)等人的研究揭示出被文化工业笼罩的现代社会的个体身居于一个使他们自说自话的符号结构中。在控制之下的身体并非从属于自己。在趋向于未知的短暂过程里，他们可能发现深层的自我，既不能成为可以自由选择风格、策略和规约的自我，也不能成为由外在场域和话语所定位的自我。 [38] 英·安(Ien Ang) 将文化研究理论与依附理论结合，分析了全球化电视文艺文本对个体反思性的压抑直至对世界多元文化的排挤，以及由此导致的文化认同危机。 [39]

面对即将跨入的21世纪，在日新月异的科技发明的推进下，新的生产-交往方式将为人类开启新的生活世界。人们面临机遇和风险、自由和束缚、认同和疏离的矛盾将表现出新的形式。传播学科一方面追求对人类传播经验有更加客观的丰富的的认识，另一方面也在批判中对于传播环境有更深的洞察，便能更自觉、更有勇气地利用、矫正和发展它来拓展人类的自由。弘扬人本关怀和社会合理性，必须持久地揭露和反抗来自物质的、权力的和迷信的精神奴役。传播技术的进步并不等于传播体制、传播秩序和传播实践的合理性。我们只能利用这种迅速发展的客观力量来培育人类精神的成长，提升反思性的实践自觉，而不是瓦解这一人类借以自救的智慧能力。

[1] 如果更确切地理解资本主义，可以再参照当代历史思想家F·布罗代尔和I·华勒斯坦的概念，将资本主义看作是在市场经济中生长出的趋于垄断的因素，而且是与自由竞争相对立的因素。参看F·布罗代尔：《资本主义的动力》，杨起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81--103页。

[2] A·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方、方文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6页。

[3] 同上书。第22页。

[4] W·Melody：《Electronic Networks, Social Relationships and the Changing Structure of Knowledge》，载于David Crowley和David Mitchell所编集《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 Theory》，Polity Press，1994年版，第256页。关于传播与体制的关系的分析，还见于以下：G·Newman：《An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and Information》，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28（1976），pp466-92；W·H·Melody：《Information：an emerging dimension of institutional analysis》，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Special Paradigm Series，XXI（1987）Vol.3

[5] R·DuBoff：《The telegraph and the structure of market in the United States 1845--1890》，Research in Economic History，8（1983）pp.253-77

[6] H·施皮格伯格：《现象学的运动》，王炳文、张金言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760页。

[7] J.W.Lannamann：《Reflexivity in Cultural Systems of Meaning》，载于Sari Thomas编《Communication Theory and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Ablex，1984

[8] M· Mead：《Cybernetics of Cybernetics》，载于Heinz von Foerster编《Purposive Systems》，Spartan Books，1968

[9] 见 M·米德：《文化与承诺》，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0] Humberto R.Maturana：《Neurophysiology of Cognition》，载于P.Garvin编《Cognition： A Multiple View》，Spartan Books，1970

[11] K·Krippendorff：《A Recursive Theory of Communication》，载于David Crowley和David Mitchell编《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 Theory》，p85。

[12] 在这里，无意识指人的超出理性之外的深层心理动力；实践意识是人在日常行动中不言自明的思想判断；话语意识是人们借助符号作用证明其实践合理性的意识。

[13] 关于主体的传播（交流、交往）结构、认知结构和实践行动结构与媒介结构之间的近似同构的关系，传播学者作了大量的实证研究。比较著名的如议程设置模式（agenda-setting）、沉默螺旋模式（spiral of silence）、教化分析模式（cultivate analysis）等等。

[14] 有两种不同的意向性，一是具有实践目的意义上的意向性，另一种是现象学意义上的意向性，指意识指向对象的活动的性质。反思性，在吉登斯、布尔迪厄等人的社会学中指主体对自我社会实践阶段性行为的自省式监控。在现象学的意义上，反思性指意识借以转向内心的活动，故而与意向性构成为主体意识活动的不同趋向。能动性是就实践论范畴而言的，指主体以身体、工具和媒介为中介对于环境实施意志行为，使主体结构适于外在环境结构，或使环境结构适于主体结构。

[15] Intersubjectivity，主体间性，也可译为或表述为主观间性、主观际性、主体际、主体际性等。

[16] 参看任平：《走向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第53—67页。本人关于西方交流和交往共同体的思想发展脉络的论述，见拙著：《美学与现代性》第1、2、3章，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7] G·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赵月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123、223页。

[18] 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准则》，狄玉明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18--119页。

[19] P. 布尔迪厄等：《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20] J.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21] 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张博树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23页。

[22] 吉登斯：《社会的构成》，李康、李猛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91页、301页。

[23] 同注11，第97页。

[24] 同注11，第98--99页。

[25] 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所用的词是Verkehr ，在德语中指交往、交通、运输、流通、往来等意思。马恩全集第3卷中文版的注释4：“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 Verkehr（交往）这个术语的含义很广。它包括个人、社会团体、许多国家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指出：物质交往----首先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交往，乃是任何另一种交往的基础。‘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用的这些术语： Verkehrsform， Verkehrsweise， Verkehrsverhältnisse（‘交往形式’，‘交往方法’，‘交往关系’）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当时所形成的生产关系的概念。”哈贝马斯后来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等著作中交替使用Verkehr（交往）、kammunikation，öffentliche（交往、交流）、öffentlichkeit（公共领域）。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81、39页。

[27] 同上书，第74、515页。

[28] 同上书，第37—38、39页。

[29] 同上书，第79页。

[30] “总体性制度”由戈夫曼（Erving Goffman）提出，泛指高度集权、封闭的社会控制制度，其特往包括：对社会成员时间序列的严格规定、个体生活的全面公开、讯问程序侵入个人私秘信息存储，被迫同他人发生关系。在“总体性制度”下，人们返回到孩童般依赖状态。

[31] 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74、75页。

[32] 恩格斯：《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第83--87页。

[33] 马克思：《“莱比锡总汇报”的查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89--190页。

[34] 见 J.Meyrowitz：《No Sense of Place：The Impact of Electron’s Media on Social Behavior》，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

[35] J.Meyrowitz：《Medium Theory》，载于《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 Theory》，pp50--77。

36 M.Poster：《The Mode of Information and Postmodernity》,同上书，pp184---187。

[37] D.W.Smythe：《Dependency Road：Communications，Capitalism，Consciousness and Canada》，Norwood，NJ：Ablex 1981

[38] Simon During：《Introduction：The Cultural Studies Reader》，Routledge，1993，pp1--25

[39] Ien Ang：《Watching Dallas：Soap Opera and the Melodramatic Imagination》，Methuen，1985；《Watching Television》，Routledge，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