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综合档案馆档案开放与利用情况综述

　　第三，档案利用方式更趋便捷。
　　20世纪80年代，我国大多数综合档案馆主要以手工检索、提供档案实体服务为主的利用模式提供档案的利用服务。由于受档案实体管理、档案目录卡片检索等因素的制约，利用行为难以摆脱“档案馆”这个物理环境。80年代末中央和地方党政机关推行的办公自动化工程以及90年代末政府实施的上网工程推动了综合档案馆的信息化工作。当前，各级综合档案馆基于网络平台积极探索档案数据库的数据采集、在线阅读、异地查询和档案传递等在线服务，如一些综合档案馆网站开始推出“馆藏介绍”、“查档指南”、“档案目录检索”、“档案全文检索阅览”、“档案网上展览”、“档案编研网上公布与出版”、“珍档荟萃”、“预约调卷”、“档案网上咨询”等服务项目。长春市档案馆把与民众生活有关档案的信息化放到了优先位置，其网上运行的数据库包含了350万条目录数据，其中有150万条目录数据、20万页档案全文供利用者在互联网上查阅。这些档案虽然只占其馆藏总量的10%，但其利用却占到总利用量的90%。⑦
　　档案利用方式不断出新，越来越多样化。利用者既可到档案馆查阅感受其浓郁的文化氛围，也可在办公室、家庭或其他任何地点的任何时间利用档案网站获取所需的档案信息，还可借助其他方式如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查阅利用档案。这样有利于利用者根据自身特点选择更丰富的、更人性化的、更高效的档案信息服务方式。
　　第四，档案利用数量呈波浪式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级综合档案馆馆藏档案利用数量经历了“增长—降低—增长”三个阶段的变化。
　　1983年～1987年，为编史修志、解决“文革”中各种历史问题及开展学术研究等，大量组织与个人利用者涌入档案馆查找利用档案资料。1983年综合档案馆利用档案总量为662.7万卷件次，1987年达到2337.1万卷件次，4年时间档案利用量增长了252.7%，1987年也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综合档案馆档案利用的一个高峰。
　　1988年～1998年，由于地方编史修志工作陆续完成，“文革”中各种历史遗留问题基本解决，档案利用者从1987年的利用高峰点开始逐年下降。至1998年，档案利用总量降为446.5万卷件次，比1987年下降了80.9%。
　　1999年～2007年，各级综合档案馆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不断改善馆藏结构，扩大档案开放范围，加强民生档案的整理和提供利用，较好地满足了利用者的需求，档案利用数量也逐步回升。1999年各级综合档案馆档案利用数量为508.5万卷件次，2003年、2005年、2007年档案利用数量在1999年的基础上分别增长了18.5%、70.7%、144.8%。2002年各级综合档案馆档案利用达到1465454人次，2003年、2005年、2007年档案利用人次在2002年基础上分别增长了15.6%、48.6%、120.9%。可见，这一阶段综合档案馆的提供利用工作富有成效。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综合档案馆档案利用服务的对象更加广泛，档案利用与开放的内容不断扩展，数量不断增长，方式也更加多样。但是，在信息时代的宏大背景下，我们应当以更加开阔的视野和清醒的头脑正视工作中的不足和潜在的问题。例如开放率偏低问题，1991年～2007年各级综合档案馆馆藏档案年均开放率仅为27.9%，与国外一些公共档案开放与利用程度比较高的国家相比（欧美多数国家档案开放率已达到或超过60%，美国档案开放率达90%以上，俄罗斯档案开放率大约在80%～90%之间⑧）我国档案开放率还相对较低。此外，馆藏档案资源结构多样化发展问题、期满档案开放的及时性等问题均需给予高度重视和尽快解决，以最大限度地满足利用者不断提高的档案利用要求，从而推动综合档案馆档案开放与利用工作的进一步发展。
　　
　　注释：
　　①“档案馆”包括综合档案馆、专门档案馆、部门档案馆、企业档案馆、文化事业单位档案馆、科技事业单位档案馆。
　　②文中各种数据来源于国家档案局网站、国家统计局网站、中国档案资讯网，或者根据这些网站提供的有关数据资料计算得出。后文不再注释。
　　③马素萍：《论档案馆开放档案的原则》，《档案学通讯》，2005年第2期。
　　④中国档案学会档案馆学术委员会：《论档案馆开放档案》，《档案学研究》，1989年第3期。
　　⑤⑦傅华：《档案服务范围越来越广》，《中国档案报》，2008年11月26日。
　　⑥“两个转变”、“两个体系”是指转变重事轻人、重物轻人、重典型人物轻普通人物的传统观念和认识，重视所有涉及人的档案的价值，建立覆盖人民群众的档案资源体系；转变档案工作中重机关团体利用、轻个人利用，重为机关团体服务、轻为群众服务的传统观念和认识，像重视机关团体利用那样重视人民群众利用，建立方便人民群众的档案利用体系。落脚点是建立覆盖人民群众的档案资源体系和建立方便人民群众的档案利用体系。
　　⑧黄项飞：《档案馆走向开放》，《北京档案》，200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