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胜于雄辩

　　启示二：
　　我国的档案理论发展史实际上也是一部不断总结档案管理经验，在创新中成长、发展的历史。中国的档案学理论研究，很少远离实践去进行闭门造车，而总是贴近档案管理实践，密切注视并及时发现、抓住实践中出现的具有普遍性的情况与问题，从理论上做出切实、中肯、客观的解释与回答。
　　例如，20世纪60年代初，档案界关于“档案形成自然规律”的理论探索及其结论，就是针对当时某些档案部门不了解档案形成的客观规律，在档案收集、整理等工作中大搞揠苗助长的主观主义做法，从理论上做出的正面回答；整理工作中“按照档案形成的客观规律，保持文件之间的历史联系”、“尊重原基础”等理论原则的提出与确立，则是对整理工作中后来者不断否定前人留下的整理结果，想当然地对所接手的档案不断打乱重整的主观主义倾向提出的理论告诫③。
　　这些做法，使中国档案学理论既保持了理论性，又注重了实践性，使理论与实践融为一体。档案学理论的未来发展趋势虽然仍会按照这一基本轨迹走下去，但现实层面的许多新的现象，无疑会使档案学理论的未来发展与过去已走过的道路有所不同。
　　譬如，“徽式探索”进行的国家档案资源整合，提高了综合性档案馆在国家档案管理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必然要求现有的档案馆理论得到创新。又如，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制度，这就产生了档案的来源与归属不确定的问题。档案不再单纯属于国家所有，很大一部分档案属于个人所有，甚至属于外资企业所有，档案的成分开始变得复杂，原有的“国家档案全宗”理论就必须得到修正与创新，使之能够更好地指导档案工作实践。再如，安徽电子文件中心的面世以及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对档案的收集、管理、保护与利用以及档案信息开发等理论都提出了全面创新的要求，使之最终能够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
　　档案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实践性学科，因而，它具有很突出的社会实践品格。研究档案学不仅是为了认识规律，探求事物和对象的本质，更是为了指导档案工作实践。因为这场“国家档案资源的整合与国家档案管理机制的改革”发生在安徽，有着鲜明的地方特色。安徽的档案学者，应紧扣这些鲜活的实际案例，让研究更加紧密地理论联系实际，为中国档案学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启示三：
　　目前，档案利用工作正悄然变化着形式与内容。从档案利用者来看，已由机关部门利用，发展到学术研究部门利用，而且正在向普通公民利用的方向发展。从档案利用需求来看，不仅要求阅读档案原件，而且要求提供档案复制品或者数据型的档案信息加工资料，因此，导致档案服务工作复杂化。档案服务工作，正由为少数人服务向为大多数人、为社会、为普通公民服务，由消极的被动服务向积极的主动服务方向发展；提供档案信息的方式也由过去简单的“你查我调”的阅读原件方式，向提供档案信息复制品服务、一次文献服务、二次文献服务、三次文献服务等方式转变；档案工作服务的方式和手段，已经由原始的手工检索方式发展为现代的计算机检索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档案工作日趋复杂化，要求档案工作人员的知识结构也要随之发生变化。高质量的档案服务工作，只有具备了档案服务工作所需要的档案专业素质，并且具备档案服务工作所需的各种技术的人员，才能够胜任。安徽档案管理利用模式改革中遇到的人才问题表明，在当前形势下，尤其是在政府信息公开的环境中，档案工作的人才供需矛盾依然十分严峻。基于政府信息公开的档案开放利用创新，是当前和今后“徽式探索”的创新内容，其结果将直接关系到政府信息公开的程度与信息利用公平的程度。因此，这项工作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特别要注重原创性和开拓性构思，力争赋予“徽式探索”新的亮点。
　　“徽式探索”的实践和通过实践检验的理论，将为中国档案学的理论研究提供重要的参考与借鉴。“徽式探索”的意义是宽泛的，内涵是丰富的，其中最值得弘扬的就是进取精神，而这一点对于习惯于看摊守业的档案工作者来说，又是极其的难能可贵。虽然，档案资源整合与管理利用模式改革在安徽省内已取得大面积的成功，但对全国而言，由于各地情况不同，尚需因地制宜、实事求是。我们相信，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以及深受徽州文化影响的“徽式探索”，必将对中国档案学和新形势下的档案开放利用产生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
　　
　　注 释：
　　①裴友泉、马仁杰：《徽式探索的学术意义》，《档案学通讯》2006年第4期。
　　②李学香：《坚持解放思想，着力改革创新，推动全省档案事业发展再上新台阶——在全省档案工作会议上的工作报告》，《安徽档案》2008年第1-2期。
　　③安徽省档案局：《档案学原理》，黄山书社2007年4月第1版：210～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