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松峰说疫》诊治疫病特色

【摘要】  《松峰说疫》为清代著名医家刘奎所撰，该书在继承《温疫论》学术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三疫”说、创“瘟疫统治八法”和“瘟疫六经治法” ，了疫病的诊断、和预防方法，研究其中的治法和方药，对于疫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一定的价值。

【关键词】  刘奎 《松峰说疫》 疫病

《松峰说疫》为清代刘奎所著。刘奎，字文甫，号松峰，清代山东诸城人。刘奎自幼受父亲影响，且因自身患病，而发愤学医，并曾去北京跟随郭右陶学医，对《内经》《难经》研究精深，旁及金元四家及张景岳等医家的思想，特别推崇吴又可的《温疫论》，勇于探索，在继承吴又可学术思想的基础上，加以发挥补充，在治疗瘟疫症方面独树一帜，具有相当贡献。除《松峰说疫》外，刘奎还著有《濯西救急简方》《松峰医话》《景岳全书节文》《四大家医粹》《瘟疫论类编》等书。

    刘奎有感于当时论述疫病书籍较少，以致时医多以伤寒法治疗疫病的弊端而著成此书。《松峰说疫》共分6卷，该书上承《内经》五运六气学说，下承《温疫论》等疫病名著，将疫病分为瘟疫、寒疫、杂疫，在书中论述了瘟疫、寒疫、杂疫的病因和临床表现，提出治疗疫病最宜通变，首创了“瘟疫统治八法”，载病症一百四十余种、方剂二百多个，治疗方药每有新意［1］。

    1  提出“三疫”学说

    刘奎在继承吴又可理论的基础上，独抒心得，在瘟疫之外，又增加了寒疫、杂疫。刘奎认为，疫病一症所概甚广，瘟疫不过疫中之一症，始终感温热之疠气而发；并认为瘟疫一症，非他症可比，不能缓为调理，须在一二剂之内见效，三五日之间痊愈。

    书中详细论述了瘟疫、杂疫、寒疫的病因和临床表现之不同。认为寒疫，无论春夏秋冬皆可发病，感受风寒之邪突然发病，出现头痛、身热、脊强，感于风者有汗，感于寒者无汗，且冬月也可发疹，轻者可自愈。也有发于夏秋之间，症状与瘟疫相似，不可用凉药，不能一汗而解，需多日才能痊愈。对寒疫的症状和治疗作了概括性的论述。

    杂疫则千奇百怪，其病则寒热皆有，众人所患皆同，皆有疠气以行乎其间。以平素治法则不应者皆为杂疫，较之瘟疫更难揣摩。杂疫的归类虽然不太确切，但刘氏提出杂疫的诊断和治疗较复杂等认识较为实际。这些观点较吴又可的认识更为全面。

    同时，刘奎还强调将瘟疫和非瘟疫性疾病区别开来。《松峰说疫·辨疑》针对《景岳全书》“瘟疫本即伤寒”的观点，提出“第伤寒为寒所伤……以致头痛憎寒，皮肤壮热，病只一人而止，而众人不然也。至于温病决无诸项感触，而抖然患病，且非一人，乡邑，闾里动皆相似，其症虽有头痛身热，脊强多汗，始终一于为热［2］。”

    2  创“瘟疫统治八法”

    对于瘟疫的治疗：古代医家认为“瘟疫不可先定方，瘟疫之来无方也。”刘氏取前辈医家之长，指出瘟疫是在兵荒、饥饿的社会背景下，又遇五运六气之乖候，以及人事悖逆交织而成，尽管四时气候、五运六气之因皆相同，但人事悖逆则可能不同，“七情之有偏注，六欲之有慝情，或老少强弱之异质，或富贵贫贱之殊途［2］”，因此即使都是瘟疫，治法必有差异，同一种治法，可能有效可能不效，或施之此人有效，施之彼人又不效，或初施之有效，再施之不效。如用一方一法治疗，则会导致失败，正如刘奎在《松峰说疫》“治疫病最宜变通论”中所言：“惟至于疫，变化莫测，为症多端，如神龙不可方物。临证施治者，最不宜忽也［2］。”据此提出解毒、针刮、涌吐、罨熨、助汗、除秽、宜忌、符咒之“瘟疫统治八法”。纵观其治法，其中皆治疗和调护方法并用，颇有特色。有针对三阴三阳之传变的各种方药，既有前人方药的继承，又有刘氏自己的心得，包括药物疗法，和外治方法。

    八法中，刘氏首列解毒法，认为人所患疫，是有“毒气以行乎间”，无毒不成疫，这种毒气区别于一般的阴毒和阳毒，“未病之先，已中毒气，第伏而不觉，既病之时，毒气勃发，故有变先诸恶候［1］”。故毒气与瘟疫相为终始。这就是导致瘟疫的毒气，在未病之时，已藏于体内，故治疗就要解除疫毒——“除秽”，自拟金豆解毒煎，皆为清热解毒之轻剂。

    对于汗、吐、下的逐邪方法，刘氏也作了分析，如吐法吴又可认为邪在胸膈，欲吐不吐者，可用此法。而刘氏则认为瘟疫不论病发几日，大吐则为吉兆，“将欲汗解也。”因吐法含有发散之意，吐法“尚能发瘟疫之汗”。认为吐法使用较少，但其确有效。

    刘奎论及“助汗”时说：“瘟疫虽不宜强发其汗，但有时伏邪中溃，欲作汗解，或其人秉赋充盛，阳气冲激，不能顿开者，得取汗之方以接济之，则汗易出，而邪易散矣。”还提出“汗无太速，下无太迟”之说，以及其提到的针刮、罨之法，无不促邪排毒，且给以开门之便。刘奎于治疗湿温时指出：“瘟疫始终不宜发汗，虽兼之中湿，而尚有瘟疫作祟，是又当以瘟疫为重，而中湿为轻，自不宜发汗，当用和解疏利之法，先治其瘟，俟其汗出，则湿随其汗，而与瘟并解矣”［2］。并自定新方除湿达原饮以调理气机，疏通表里。

    刘奎因跟随郭右陶而擅长针刮疗法，在卷二“论治”中记载：“针法有二，用针直入肉中曰刺。将针尖斜入皮肤向上一拨，随以手摄出恶血曰挑。刮法有四，有用蛤壳者，有用瓷盅者，有用麻蒜者，有用铜钱者”。在卷三“杂疫”七十余例中用到多种针法、刮法。其中关于痧症治疗，大多出自《痧胀玉衡》，如放痧法、刮痧法、新定刮痧法，放痧十则，治痧三法等。这些方法皆为针刮疗法的具体应用。而且载录的这些方法皆加了按语，放痧十则中提出了十处放痧的部位。刘氏按语：“以上但直刺”。治痧三法中归纳了肌肤痧用盐水刮、血肉痧用刺法，而内形痧则须辨证用药。在“宜识痧筋”中提到“凡痧有青筋、紫筋，或现于一处，必用针去其毒血，然后据症用药”，并加按语：轻者针即见效，不用服药。如对于瘟症传里导致神昏谵语者，刘奎提出刮痧和针法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治疗。

    3  “瘟疫六经治法”

    刘奎了仲景《伤寒论》六经证治学说，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创立瘟疫六经治法。同时主张瘟疫应早期治疗，吴又可在《温疫论》中指出：“知邪之所在，早拔去病根为要”，主张抓紧时机，早期治疗。故刘奎也提出 “真知其邪在某处，单刀直入批隙导裒”的截断病源之说，将卫气营血辨证施治和截断病源辨病用药有机地结合起来，把逐邪作为治疗疫病的第一要义，提倡“重用清热解毒”“早用苦寒泄下”“不失时机地清营凉血”，认为对于瘟病(泛指各种传染病)，必须抓住早期治疗，必要时可以早期截断卫-气-营-血的传变。

    在具体用药上，刘奎不拘于张景岳、吴又可、郭志邃等前辈医家的理论，历代医家认为瘟疫属热者多，治尚寒凉，而他却施以温药。同时提出慎用大寒之剂，但又不排斥用大黄、石膏、芒硝。他说：“或曰：大苦大寒之剂既在禁例，而治瘟疫顾用三承气、白虎何也?答曰：石膏虽大寒，但阴中有阳。其性虽凉而能散，辛能出汗解肌，最逐温暑烦热，生津止渴，甘能缓脾，善祛肺与三焦之火，而尤为阳明经之要药。……大黄虽大寒有毒，然能推陈致新，走而不守。瘟疫阳狂、斑黄、谵语、燥结、血郁，非此不除。生恐峻猛，熟用为佳。至于芒硝，虽属劫剂，但本草尚称其有却热疫之长，而软坚破结非此不可，……此治瘟疫者之所不可阙也欤［1］”。

    4  提出温疫防疫措施［2］

    对于疫病，刘奎提出具体防疫措施，如“凡有疫之家，不得以衣服、饮食、器皿送于无疫之家，而无疫之家亦不得受有疫之家之衣服、饮食、器皿”，“将初病人贴身衣服，甑上蒸过，合家不染”，“入病家不染：用舌顶上额，努力闭气一口，使气充满毛窍，则不染。”入病家不染方， 香油和雄黄， 苍术末， 涂鼻孔。既出， 纸条探嚏。

    刘奎还提出“凡瘟疫之流行，皆有秽恶之气，……入瘟疫之乡，是处动有青蝇”，说明苍蝇是传播疫病的重要媒介，因此相应提出了“逐蝇祛疫法”，以及用屠苏酒方、麻豆投井方、苍术、贯众、赤小豆等进行饮用水的消毒。

    《松峰说疫·避瘟方》共载65方，用法有内服、纳鼻、取嚏、嗅鼻、探吐、佩带、悬挂、药浴、熏烧等多种。其中以使用内服、熏烧、佩带、放于水缸及井中法、挂于庭帐频率最高。尽管《说疫》所列的使用方法较为古老且繁杂，但其中数法仍具现实意义。如佩带方、悬挂方可制成装饰品使用；熏烧方可制成熏香、蚊香使用；沐浴方可制成浴液使用；置于水井水缸中诸方可配合饮用水净化或代茶饮中使用等等。可见刘奎当时已对传染病之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重视隔离与祛邪消毒，易感人群，包括医护人员的保护都已有了创见性的措施和认识，对后世医家预防治疗疫病提供了较为完善的理论基础。

    《松峰说疫·善后》篇中也论述到疫病后期的调养：“瘟疫愈后，调养之方，往往不讲，而抑知此乃后一段工夫，所关甚巨也。”并总结了疫病复发的三个因素：一曰淫欲；一曰劳复；一曰食复。强调应重视后期调养。

    《松峰说疫》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总结了疫病的诊断、治疗和预防方法，研究其中的治法和方药，对于疫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一定的价值。

【参考】
  ［1］ 宋乃光.《松峰说疫》温疫观析［J］.中医药学报，1988，4：52.

［2］ 清·刘奎著，海陵，李顺保校注．松峰说疫，第一版［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219，128，127，130，134，126，231,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