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形而上学与中医学
《黄帝内经》作为中医理论体系的奠基之作，在构建中医理论的过程中，借助了中国古代哲学的气一元论思想与阴阳、五行学说。气论作为一种自然观，着重探讨物质世界的本源，它以无形之气的聚、散等来阐释有形之物与无形“虚空”之间的内在联系，揭示事物的整体性、过程性和统一性。阴阳学说着重以一分为二的观点，运用阴阳的属性及对立互根、消长转化的理论来研究事物的性质及其对立统一的关系。五行学说则把自然界看作统一的整体系统，用木、火、土、金、水的属性及其生克乘侮规律来研究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作用。以这些哲学思想为指导来构建中医理论，势必强调从整体、宏观、动态的角度去研究人体的生活活动及其与外环境的关系，从而形成中医学重视整体、功能、运动等特点。同时，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天人观、形神观、中庸观、常变观等，都对中医理论的发生、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正由于中医学主要借助中国古代哲学形而上的思维方式认识人的生命活动，所以，有学者根据《易传·系辞上》“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论述，提出中医学的研究对象是形上之人，西医生物医学研究的是形下之人［4］。
2.2 从科学理论的功能看中医理论的特质
科学理论具有解释和预见两大功能。科学解释和科学预见都是根据科学理论所揭示的规律性和本质联系，按照同样的逻辑机制从理论前提和先行条件演绎出来的推论。科学解释是从已知的事实概括、抽象出理论，再从这个理论逻辑地推导出内容上与这些事实耦合的判断。科学预见则是从该理论逻辑地推导出未知事实的结论，这些事实或者已经存在但不为人们所知，或者暂未存在，但应当和能够在将来产生。如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不仅解释了已知水星轨道的摄动现象，而且也预见了光线在引力场中的弯曲效应，这都是后来为天文观测证实了的预见。
反观中医学理论，一方面其从经验归纳总结所形成的理论，或者是对经验的约定性说明，如疟疾的病理是风、寒、暑、湿、痰浊之邪，伏于少阳半表半里，用小柴胡汤加常山、草果等治疗是和解少阳，祛邪截疟，它并没有反映疾病现象和医疗事实的本质原因和内在机制；或者理论只是经验的替代工具，是对一组经验现象的捆绑，并不表达真实机制，如“风寒袭表”只是“发热恶寒，头身疼痛，无汗，苔薄白，脉浮紧”的代称，辛温解表是对麻黄、桂枝、荆芥、防风等药物组合的说明。因此，当我们提起“风寒袭表”时，一系列临床表现组合便不言而喻，说到“辛温解表”，一系列相关的方药组合随即而现。另一方面，从中国古代哲学移植、引进的理论，则具有上述形而上学理论的所有特征。中医阴阳、五行学说，犹如有学者对质量互变规律分析所说：科学是允许套公式的，通过套公式而演绎出具体结论，尽管其结论是可错的，但却可由此来检验理论。辩证法却不然，它不可能导出任何可检验的蕴涵，任何可检验的具体结论都不可能是真正从它导出的。因此，那些具体结论的错误也不可能危及任何那些作为前提的所谓“辩证法规律”。所以，像以辩证法那样的用“质、量、度”来解释水的结冰和沸腾，虽然它所“解释”的是一种物理现象，但这种对物理现象的“解释”方式，不可能被写入物理学教科书，因为它完全是一种伪解释［5］。当然，阴阳、五行学说与中医学之关系，并不完全等同于质量互变规律与物理学之关系，它与中医实践长期磨合，已成为中医学重要的理论框架。但是，这种理论往往也只有解释功能，甚或是事后的，是在经验的基础上为了解释经验而存在的，并无严格意义上的预测价值。如根据五行相生规律所确立的治法，常用的有培土生金、金水相生、滋水涵木、益火补土，而没有养木生火之类的提法，况且益火补土之“火”，也根据临床实践经验修正为肾阳，而并非五行学说本义之心火。再如在五行预测中人们常举“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为例，其实这种表述也是建立在临床经验基础上的，人们发现在情绪受到刺激之后，大多伴有消化系统功能异常的情况，中医学称之为“肝胃不和”、“肝郁脾虚”等。我们并不能根据五行理论预测其他的传变关系，如“见心之病，知心传肺，当先实肺”等，尽管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说“余脏准此”，但缺乏实践经验支持的形而上学思辨演绎，是很难达到预测的目的的。
中医学产生于自然哲学的自然科学时期，从科学发展的历史看，一门科学理论愈是不成熟，其中所包含的形而上学成分就会愈多。中医临床经验犹如一粒粒珍珠，正是借助于哲学体系编织成理论之网的。因此，并不能因为中医学有一系列基本的概念、范畴按一定的逻辑结构组织成体系，就笼统地将中医学称为理论医学，与之相对将西医学称为经验医学。如果要说中医学是理论医学，也只能说是形而上学的理论医学，也就是通俗所说的哲学医。虽然科学家在创造和建立科学理论的过程中，形而上学理论或某些“命题”甚至还能起到某些启发作用，正如古希腊的原子论的形而上学曾经对道尔顿建立近代化学中的科学原子论和对以牛顿为代表的几代科学家建立近代物理学理论都曾经起到过巨大的启发作用一样。甚至即使像黑格尔式的辩证法的形而上学，实际上对科学的发展也可以有某种启发的作用。但科学家发展科学理论的任务之一，就是要不断地区分并剔除科学理论中的形而上学成分，因为不断地区分并剔除科学理论中的形而上学成分正是科学理论取得进步的重要的甚至主要的途径。奥地利物理学家薛定谔1925年在《我的世界观》中对形而上学与科学理论的关系有着精辟地论述：“形象地说，当我们在知识的道路上迈进的时候，我们必须让形而上学的无形之手从迷雾之中伸出来引导我们，但同时也必须时刻保持警惕，以防止形而上学温柔的诱惑把我们引离正路坠入深渊。或者换种说法，在探求知识的道路上迈进的大军中，形而上学是一支先遣队，它深入到情况不明的敌方境内布下前哨。我们不能没有前哨，但我们也知道这些前哨最容易遭到狙击。再打个比方，形而上学并非知识大厦的一部分，而只是建造大厦不可缺少的脚手架。或许我们甚至可以说形而上学在其发展中可以转变为物理学（形而下学）。”很明显，中医学正是因为其形而上学的思辨限制了人们更深入地研究现象本身的规律性，阻碍了中医实证科学的发展；哲学思辨理论没有办法加工科学研究所提供的新的经验材料，没有办法使经验向概括运动，抑制了中医科学理论的发展。因此，有必要对中医学是什么样的理论医学做出明确的说明，搞清形而上学理论与科学理论的区别及其关系；否则，很容易给缺乏科学哲学知识的学者造成误导，反而不利于中医学的发展。
【参考文献】
［1］任秀玲.论中医学的理论医学特征［J］.中华中医药杂志，2006，21（6）：323325．
［2］林定夷.问题与科学研究——问题学之探究［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108111．
［3］聂广.中医感悟录［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6：5．
［4］李致重.中医形上识［M］.香港：奔马出版社，2005：277．
［5］林定夷.问题与科学研究——问题学之探究［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