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的文化本质和图书馆学研究的文化选择

    摘　要:图书馆是特定文化的产物,但图书馆的文献收集、整理和利用方式又反过来影响人们的文献接受和文化理解,表现出明显的文化建构性特征。图书馆学研究应该立足于图书馆文化建构的内在品质,研究馆员与用户这两个主体在文献表达和文化理解行为中所表现出来的主体特征与民族特征,并按照图书馆学自身的学科逻辑,努力构建能够为其它学科所共享的自主性成果。参考文献10。

    关键词:图书馆学;文化建构;工具论;主体性;民族性

 ABSTRACT:Library is the productofspecific culture. However, collection development, arrangementand utilization inlibrary have effects on people s acceptance and cultural understanding. Therefore, library shows obvious characteristic ofcultural construction. Based on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library,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es should be made on subjectcharacteristic and national characteristic which librarians and users show in their literature expression and cultureunderstanding.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es should follow its own subject logic andwork hard to provide autonomous resultswhich can be shared by other disciplines. 10 refs.

KEY WORDS:Library science.　Cultural construction.　Instrumentalism.　Subjectivity.　Nationality.

　　图书馆的文化本质有三:第一,图书馆是特定文化的产物;第二,图书馆本身构成一种文化现象;第三,图书馆对文化有反向建构能力。然而,目前的认识仍局限于“图书馆是特定文化的产物”的单一维度,从而使图书馆本身缺乏文化本体意味,只能以特定文化之反映的被动的工具姿态存现。

    1　工具论视野下的图书馆学研究图书馆既然只是特定文化的被动产物,其价值便只能聚焦在作为特定文化之反映的工具性层面。这种工具论定位,集中反映在对图书馆的定义上。

    尽管迄今已有数百个关于图书馆的定义,但对图书馆的工具性定位是各种“不同”定义的共同点。今择取黄宗忠《对图书馆定义的再思考》一文中罗列的一些有代表性的定义,以见其一斑: 1808年,最早提出“图书馆学”概念的德国人施莱廷格说:“图书馆是将收集的相当数量的图书加以整理,根据求知者的各种要求,不费时间地提供他们利用。”阮冈纳赞在1931年说:“图书馆是全球性的教育工具,它汇集和自由流通着所有的教育工具,借助它们传播知识。”1978年版《美国百科全书》认为:“图书馆是使书籍及其前身发挥固有潜力的重要工具。”在我国,刘国钧1934年说:“图书馆乃是以搜集人类一切思想与活动之记载为目的,用最科学最经济的方法保存它们,以便社会上一切人使用的机关。”1981年出版的专业教材《图书馆学基础》认为:“图书馆是搜集、整理、保管、传播和利用图书情报资料,为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服务的科学、教育、文化机构。”1993年版《中国大百科全书》认为:“图书馆是收集、整理和保存文献资料并向读者提供利用的科学、文化、教育机构。”2001年,台湾学者胡兆述针对网络环境提出“图书馆是为资讯建立检索点并为使用者提供服务的机构”的新定义[1]。而在“知识自由”视野下,“图书馆是政府为了保障公民获取知识信息的自由权利(文化权利之一)而提供的一种制度性公共产品”[2],同样没有摆脱对图书馆的工具性认识。

    工具性定位强调图书馆必须像镰刀或锄头一样具有现实效用和可操作性,从而使图书馆丧失了与文化的本质关联。它深刻地制约着1808年以来的图书馆学研究,也凸显了我国图书馆学者在所谓“科学”的名号下对待西方强势话语与本国弱势话语的势利之见,对其负面影响至今尚未做出正确的认识和全面的评估。

    1.1　导致图书馆的被决定地位

作为一种工具,图书馆的性质单方面地由人来决定,想把图书馆说成什么,图书馆就会是什么。例如,中国近代的“新图书馆运动”把图书馆说成是“开启民智、强国保种”的工具,文革时期说成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当代“知识自由”视域下则说成是“保障公民获取知识信息的自由权利等文化权利的工具”,等等。图书馆绝对处于人的意志控制之下,人有权利和理由出于自己的目的对图书馆提出要求,一旦图书馆不能得心应手、俯首贴耳,人们就可能对这个工具进行改造甚至弃之不用。无疑,社会需求是多方面的,只要图书馆被视为工具性存在,未来还将出现大量花样翻新的“新”认识。然而,“如果硬赋予明显超越图书馆特质的责任,不管出于何种美好的意愿或权威的理论,都绝不可能成为现实图书馆长久的主动作为”[3]。不仅如此,图书馆自身的理论也将难以建立。例如,“知识自由”仅仅是基于《世界人权宣言》(主要是第19条和第27条)的演绎结果,而“没有以现实社会的图书馆为事实依据或物质基点”[3]。

    换言之,在“知识自由”何以必要与何以可能等根本性问题上,图书馆自身并没有发言。

    1.2　导致图书馆与文化分离

工具意义上的图书馆既然只是文化的被动产物,图书馆在原则上就可以和文化彼此分离,文化涵养也不被当作图书馆的根基。因而,没有必要对图书馆流露出深厚的感情和必要的尊重,甚至可以随时对它不恭或践踏。一旦出现新的工具,图书馆将会毫不犹豫地被取代———就像镰刀和锄头正在被割粒机和掘土机所取代一样。预言图书馆(物理的)将消亡正是基于这一工具性认识。殊不知,图书馆的消亡不仅是物理躯体的消亡,也将是图书馆自身文化的消亡———是在阅览室读书时涵泳于字里行间的文本感受、审美经验与深入思考的消亡;是一个地区文化象征和精神圣地的消亡;是本土文化和民族心理的依托之物的消亡;是特定知识组织系统(如《中图法》)对人类知识理解成果的消亡,等等。它基于一个明显错误的预设:图书馆仅仅是工具,而不关涉使用者文化存在的根本。

    1.3　导致图书馆走向趋同

作为工具,“我们的图书馆”与“他们的图书馆”没有本质区别,但可以根据是否适用而分出优劣。“理想的”图书馆就是要排除一切交流障碍,达到信息传递的预期效率最大化。所有现实的图书馆必须在理想的关照下,视其符合“理想的”的程度而分出优劣高下。20世纪初,“以中西书籍,合并庋藏,而归纳于同一分类之下”(杜定友语)[4]的对中国古代藏书楼的改造,正是在重视理想之“同一”而抹杀现实之“差异”的工具论思维推动下进行的。事实上,古今中外的图书馆既有作为“工具”的相同性,也有作为文化本体的相异性。例如,中国古代藏书楼并不只是一幢幢建筑物,而且还积淀着独特的文化意味,蕴藏着“仁人爱物”、“藏书守道”、“敬惜字纸”的人文精神,形成了和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不离不弃的亲缘关系。而如果图书馆仅仅是工具,宁波天一阁、瑞安玉海楼等古代藏书楼在21世纪的今天就没有复兴的必要———因为,作为工具,它们绝对没有现代图书馆“好使”。

    国际标准化组织情报文献工作标准技术委员会(ISO/TC46)制定的各种分类标引标准、文献数据库标准、文献生产与代码标准、信息处理与交换标准、数字化信息组织标准等等,正在以学术权威和制度霸权的形式,维护着全球图书馆的单一化取向。而观念层面上的趋同,则与技术标准的单一化如影随形。例如,“知识自由”只反映了西方民主国家的认识,中国特色的民主并不等同于西方国家的民主,中国的图书馆也主要定位于“社会教育机构”而不是“民主武器”[5]。然而,“知识自由”在我国图书馆学界却正在成为主流话语。

    1.4　导致对西方中心的一元文化的维护图书馆的趋同化,正在成为西方中心的文化一元论的帮凶。因为,图书馆在文献收集、整理、保存和利用中的每一个环节都采取了明确的导向性话语,有助于理解并产生确定的概念。

    其中包含的一些具体衡量尺度,构成了极大的能量,左右着人们的文献接受与文化理解。西方文明之强盛虽然有其内在原因,
但也直接受惠于强盛的西方图书馆的推波助澜。而趋同化的图书馆的所有环节几乎都是在西方规则下运作的,“规则”确立了严格的文化表述、组织和认识标准。由此,不同民族在文化理解上的风格差异往往被排斥,每一个“我”的文化认知方式也正在被否定。但是,西方文明虽然强盛,也不过只有数百年的历史,还没有接受更长时间的考验,不能保证它就能够应付人类将来可能面临的所有挑战。所以,保持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就是保证人类应战模式的储备,符合人类的整体与长远利益。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相信,中国“有一个强有力的传统,世界不能没有她的参与”[6]。而趋同化的图书馆处处合乎程序规范,却有悖于人类文化的多元化原则。

    总体上,图书馆学研究的上述局限,都可以推源于没有充分考虑到图书馆本身还构成了一种文化现象,图书馆对于它所归属的文化还具有反向建构能力。在学理上,对“图书馆文化本质”的认识属于本体论层次,而对“图书馆有什么用”的研究主要探讨图书馆目标的具体实施手段和方法。显然,实践论和方法论的研究离不开对本质特征的正确认识。

    2　图书馆文化本质的全面确认

图书馆产生于特定的文化环境,并归属于产生它的文化。然而,现实中的图书馆在文献收集、整理和利用等各个环节都体现出自我的文化选择尺度,极主动地提出希望什么或回避什么的文化建构性要求。所以,图书馆不仅是文献交流的工具,也是文化存在的根本。它以自己的方式影响了我们对社会文化和人类文明进程的思考,展示了文化建构上的能动性特征。

    只有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清儒龚自珍在《六经正名》中对刘向《七略》的礼赞:“微夫刘子政氏之目录,吾其如长夜乎?何居乎?”;才能理解为什么文化愈发达,图书馆也愈发达,而图书馆越落后,文化也越落后;才能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与古代图书馆具有一致的“德性”取向,而西方“知性”文化也与作为“泛科学理性”存在的西方图书馆学彼此鼓桴。我们相信,图书馆与文化的互动关系超过了人们的任何想象。

    首先,“收集什么”传递着不同的文化态度,它直接与主体人的经验爱好、认知取向、价值观念有关,本质上反映了图书馆要以怎样的文化姿态现身、在社会文化中充任怎样的担当。例如,《隋书·经籍志序》:“文义浅俗,无益教益者,并删去之。”《四库总目·凡例》:“辨厥妍媸,严为去取。”反映了中国古代官藏文献的收集标准。当这一标准成为主流话语,又会反过来影响人们的文献获得,从而使读者“读好书、做好人”,并最终影响社会风气。同样,“知识自由”既是西方国家民主文化的产物,也反过来强化了民主的内涵,其影响远远超越了单纯的文献层面。“怎么收集”和“收集什么”一样,固然受制于特定的文化,但收集方式一旦确定并践行,就会形成文化建构上的能动性。例如,汉武帝“大收篇籍”、“置写书之官”,既是藏书建设,也是文教政策,直接表达了政府的行政目的,进而影响到社会文化的取向。显见,图书馆的文献收集工作“自己说话”,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参与了社会文化的建构。

    其次,文献的整序方式也会“自己说话”,并反过来影响特定文化的定型。例如,在《西学书目表》中,“力学”、“重学”、“生物”等等既是新类名,也是新思想。《西学书目表》固然是当时西方自然科学“东渐”的产物,但它在作为书目检索“工具”使用的同时,也影响了读者对“力学”等新知的接受,并改变了人们对经史子集传统经典的态度,具有十分明显的反向文化建构作用。此外,词汇之外的语法既是出于序化文献的需要,也是出于文化表达的需要,语法结构本质上也是一种文化确认与选择。例如, 20世纪初中国学者对DDC的全面接受,不仅意味着标引和检索工具的变革,也是对DDC背后新的思想、思维、文化和精神的全面确认,并导致了中国人对文献(及其背后文化)的认知转型:文献不再与主体人的心性有关,文化不再是“德性之知”,它们只是立于我们面前的纯粹客观之物,可以从学科属性、逻辑类项和物理形态上予以考量。

    再次,在文献利用环节上,图书馆也具有独特的文化建构能力。例如,在“怎么利用”的问题上,隐含着人们对文化资源、使用机会等进行再分配时的价值判断。即使是在崇尚“客观”的西方,也会设法引导和左右读者的文献接受与文化理解。邱五芳曾引用法国国家图书馆馆长的话指出:“哪些书排在首位?这实际上是最大的问题。因为它涉及到Google Print搜寻器如何排列搜寻结果的主次,即挑选的方法问题。”并说:“这位法国国家图书馆馆长对网络时代不符合美国观念的文献可能面临边缘化的状况表示深深担忧。”[3]总之,图书馆对文献的选择、推荐、导读、评定乃至类别确定等具体业务行为,直接影响到人们的文献接受与文化理解,从而也参与了社会文化的塑造与定型。人们注意到,“在国际网络著作权的立法博弈中,图书馆站在维护信息的最大流通与保护公众利益的角度,成为制衡出版利益集团的重要力量”[7]。甚至图书馆建筑也“自己说话”,努力建构着社会文化。什么书放在最宽敞明亮的一间,开架阅览室收藏什么文献等等,直接取决于对文献价值的取舍并反过来影响社会对文献(文化)的判断。而中国古代的金匮、石室、兰台等,更是超越了“图书馆建筑”,积淀着深厚的文化旨趣并影响到人们的文化认知,甚至能够改变特定历史发展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