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风雨 传承文明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4-06-25
[关键词]桂林图书馆;百年;回顾;传承;坚韧不拔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图书馆(以下简称“桂林图书馆”)是广西建馆最早的图书馆,也是全国创建最早的十个省级公共图书馆之一。百年间,桂林图书馆以自己的智慧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扎根于桂林、扎根于广西的文化沃土,为广西文化的传承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1 忧国情怀,八桂先声(1909—1936)
清宣统元年(1909),清政府在内外交困中开始了预备立宪的新政。三月,作为宪政重要内容之一的《学部分年筹备事宜》颁布,要各行省一律于次年开办图书馆。就在这年春天,时任广西教育总会会长的唐钟元(抗法英雄唐景崧的长子),促请广西提学使李翰芬奏请朝廷批准成立广西图书馆。[1]为筹集建馆经费,唐钟元等倡议募款,李翰芬率先捐银500两,并向参加优拔考试之生员按名派捐;[2]将桂林“桂垣书局”“体用学堂”“榕湖经舍”和“秀峰书院”的图书移交馆藏。建馆之初,他们一边在桂林王城东南隅兴建馆舍,一边在原桂垣书局等藏书楼对社会公众开放借阅。宣统三年(1911)二月,广西图书馆新馆舍竣工。
民国建元,曙光乍现,广西便进入战乱频繁的暗夜。此时正值桂林图书馆起步发展的初期,政局动乱,经费惨淡,先后更名为“广西省立第二师范学校附属图书馆”“广西省立第一图书馆”“广西省政府图书馆”“广西省立桂林图书馆”等。然而,桂林图书馆的先辈并没有在逆境中放弃以图书馆来促进文化、以文化来促进广西乃至中华民族进步的理想。
民国二年(1913),图书馆增设印刷部,印刷书籍特别是教科书,开展社会教育;移前农业学堂的动植物标本及理化仪器为馆所用,后又接收广西大学堂预科、省立农业学校等单位的仪器、标本,成立了教育品陈列所,开展社会教育。这对促进广西文化教育的普及很有意义。
民国十四年(1925),主任李树人(当时我馆被合并到广西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以其学校校长为馆长,但以主任主持实际工作)到江浙等省考察图书馆情况,并进入由中华图书馆协会和东南大学合办的图书馆学校学习。回馆后,安装电灯,备开夜馆,将全馆图书另行登记,并采用世界图书分类法,将图书分类编目,[3]到民国十八年(1929),已建立卡片式的分类、书名、著者三套目录,使读者可以方便地从学科、书名、著者三条途径查找图书。
民国二十五年(1936),桂林图书馆在前贤陈植夫于民国八年(1919)初建巡回文库的经验上[4],建立活动文库,分东、西、南、北、中五路,定期、定点、定线巡回借阅。这种主动式的图书馆借阅服务,扩大了图书馆的影响,产生了良好的服务效益。
桂林图书馆传承文化、服务社会的优良传统,就这样在不断发挥潜力进行创新的过程中被继承下来。
2 抗战烽火,文化阵地(1937—1948)
1937年,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桂林成为抗战时期全国的大后方,文人名士云集,文化出版事业十分活跃,形成抗日战争时期有名的“桂林文化城”。桂林馆的先辈活跃于文化传承和社会教育的活动中,创造了建馆以来的第一个辉煌时期:他们尽量采集抗战时期的桂林出版物,即便经费十分短缺,仍千方百计地利用抗战文化城的优势,努力搜集省内外的抗战出版物,特别是桂林当地的出版物,如桂林版的《大公报》、《文艺生活》、茅盾的《霜叶红似二月花》、徐迟的《最强音》等,致使当时的馆藏增至30万余册,“藏书之丰富,设备之完善,在西南各省首屈一指”。如今这些书刊已成为研究抗战文化的宝贵资料。
抗战期间,为了充分彰显图书馆的文化功能,增设了抗战教育展览室,后又将其扩充为抗日通俗阅览室,使一般粗识文字的抗日民众也能来馆阅览。实行全年全日制开放,日开馆时间达13小时。1941年,又在江东七星岩旁设栖霞分馆,每天来馆阅览的读者人数均在千人(次)以上。这些措施不仅为抗战时期的进步人士提供了大量的学习宣传资料,也满足了一般群众的需求。
1944年,日军铁蹄日益临近桂林,警报不断。时任特藏部主任的黄远智临危受命为代理馆长,带领留守员工将部分精要藏书转移到广西昭平县富裕乡。随着形势的恶化,护书员工处境益发艰难:经费没有了,自己贩牛来卖;没有了粮食,自己挖野菜;最后连日常的生活物品都一件件地变卖掉了,只得上山砍柴,借以度日……参加当时护书的员工回忆说:“当时情形很惨,食不果腹,寝难安席,风声鹤唳,一夕数惊,惶惶终日,朝不保夕。”正是因为前辈无畏的赤子情怀,才使这批书在战火中得以保存下来。
1945年7月27日,桂林城收复。从昭平运回桂林的书共计71?481册,其中包括许多珍贵的广西地方历史文献和抗日战争时期的桂林出版物。为了记录这次民族耻辱和文化浩劫,为了后人能够从中得到激励,为了桂林图书馆人能够更加爱书、护书,无私无畏地传承文化,这批书都被盖上蓝色“劫后存书”的印章。
战后的桂林一片废墟,唐现之先生在百废待举的困难时刻出任了广西省立桂林图书馆馆长。平民教育的经历使他真切地认识到图书馆对民众知识普及的重要。他带领仅有的几个工作人员通力协作,整理图书,很快便在临时馆舍重新开馆为读者服务,接着又筹划建新馆舍。[5]1947年,在《广西日报》开辟《图书园地》专栏,向读者介绍图书馆工作情况,宣传图书馆作用及介绍图书;以举办演讲等多种形式向读者传播文化。到1948年,全年阅览量达23万余人次,这对当时只有9万人口的桂林市来说,是一个十分可观的数字,说明了图书馆在战后重建过程中对普及科学文化知识所做的卓越贡献。
为迎接祖国更加美好的明天,包括唐现之馆长在内的一批桂林图书馆人,还尽力为中共地下党组织开展活动开辟安全场所,方便他们对进步书刊的借阅;桂林解放前夕,桂林进步人士还在我馆举行座谈会,讨论欢迎解放军进城的具体事宜。
这一切都表明:桂林图书馆从来没有在抗战的悲怆中沉沦,而是以更加昂扬的姿态进行着自己的事业,履行着为读者提供文化食粮的神圣职责。
3 知识殿堂,人民之家(1949—1978)
1949年11月22日,桂林解放。桂林馆第二天就开放接待读者。1955年,环境幽雅的榕湖新馆建成开放。桂林馆随后的发展充分显示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姿态,焕发出新的活力,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全新历程。
为了更好地服务读者,我馆员工转变服务理念,实行开门办馆。增设工农阅览室,全年开放,简化借阅手续,实现开架借阅,发展集体借书小组,大量吸引读者到馆,并引导读者进行读书交流活动。重视开展少年儿童阅览工作,每天开馆10小时。在四郊建立了少儿图书流通站,出版《桂林儿童》月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