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理财价值观选择与社会责任的承担

随着全面落实观、构建和谐社会成为时代的主题，社会责任在我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有的观点把企业社会责任定位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中的企业责任（特稿，《财经报》，2005。）”。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在2005年亚太城市市长峰会经贸会上提出了“企业的社会责任不是企业的负担，而是企业的发展机遇。企业是树，社会是根，企业与社会只有和谐发展才能筑起共赢之路（邓勇，《中国财经报》，2005。）”。在社会主义市场体制日趋成熟的形势下，企业社会责任到底是一个什么内涵？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理财是否存在必然的联系？企业如何在保持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状态下，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解决这些问题并付诸实践，对于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保持经济可持续高速健康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笔者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实际上是企业在追求利益最大化过程中，为求得生存和壮大，在多种利益冲突中对理财价值观的不同选择，这种选择客观上形成了对社会的责任承担和承诺。
一、企业理财价值观选择与社会责任的形成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首先都是自利的，从事任何经济活动的目的都是为了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但由于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企业需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企业与社会的和谐协调等问题，以求得天时、地利、人和的有机统一。企业在处理这些问题时，存在不同理财价值观的选择，由此形成了企业应承担的相应社会责任。
一是经济活动只要在不损害别人利益的前提下，增加了自己的利益，就算是有效率的。只要不损害别人的利益而能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就是合理的。这是传统经济学的价值观。
在选择这种价值观的情况下，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一般包括：为市场提供合格的产品或服务、为社会提供一定的就业机会、为政府提供税收、信守合同、履行义务等。（为叙述方便，笔者将此类社会责任定为A类）
现实中这种价值观选择较为普遍，属于传统管理范畴。理财视角主要集中在企业内部的空间范围，集中关注财务信息，重在“知己”，强调成本、成本控制、利润等财务指标，理财旨在提高企业内部效率，追求良好的财务业绩，在特定的期间内，计算利润、提高盈利能力。
但这种理财价值观的选择在现实中会因企业内外部的非财务因素制约，使其理财目的实现的难度很大，或者长期保持这种理财价值观的难度大。比如，公平因素问题，许多对自己有利对别人也没有损害，甚至还能够增加别人利益的事情往往因公平问题不能实现。有一个著名的实验：给两个人100元，由甲决定自己拿多少，乙决定自己是否接受甲的分配方案。如果乙接受甲的分配方案，则双方按照方案各拿各的钱；若乙不同意甲的提议，则两个人都一无所获。如果按照效率原则，甲利益最大化的选择应该是自己拿99元，给乙1元，而且乙也应该能够接受这个提议，毕竟得到1块钱比没有有钱要好，尽管少一点，但也增加了福利。但现实是，这种选择往往使乙非常气愤而加以反对，宁可自己得不到这1块钱，也不让甲得到那99元。因为乙觉得这种分配方案虽然能够给自己带来1块钱的好处，但不公平程度太高。乙这样做不仅考虑到了利益问题，还着重考虑了公平问题（蔚泓，《读者》，2005。）。这个实验说明一个问题，企业理财不仅要实现效率，还要考虑公平限度这个非财务的因素。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拂朗索瓦.布吉尼翁提出了公平是长期增长与发展的根本的观点，他指出“从长期看，效率与公平是互为补充的，而不是相互替代的（特稿，《中国财经报》，2005。）”。再如环境问题、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及其导向对企业经营活动不确定影响等等。
二是要真正地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只有自利是不够的，还必须利他。即企业需要在兼顾非财务因素的情况下，精算自己的效率，实现利益相对最大化，为满足利己还需利他，并寻求利益长期持续存在。
在上述实验里，双方都能够得到钱而且都很高兴的分配方案，是甲提出来两人平分，这是最公平的分配，但效率较差。大多数人的方案都在70：30或60：40之间。这说明作为甲方，除了考虑自己的利益增加外，也还慎重考虑公平问题，也就是权衡了对方能够接受的相对公平程度。利他需要付出，看起来不能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但这种不能最大化，比起显失公平条件下自己利益的最终损失，自己的利益还是能有所增加。但这需要理财的精算，要能找到使乙方能接受但又使效率相对最大，毕竟是不容易的。
在这一理财价值观的选择下，企业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主要包括：A类社会责任、照顾好员工的福利并使之能够分享到企业增长的果实、信守曾经做出的承诺、适当的环境保护、办好自己的企业确保可持续发展等（B类社会责任）。
这一理财价值观的现实实施，仅靠传统会计已不能胜任核算要求，它需要跳出单一企业狭小的空间范围，将视角更多地投向影响企业的外部环境和人气氛围，特别强调各类相对指标的计算和分析，如相对价格、相对成本、相对市场份额、相对利润、相对现金流量等，在“知己”的同时，重在“知彼”。计算经营成果的重点也从计算利润转向计算价值增值。因此，理财的精算要求高。
三是无条件地爱别人也能给自己带来利益的增加。这种纯粹的利他行为给自己带来的利益的增加往往是不可精确预测，而是体现在纯粹利他行为发生一段时间之后。即企业在兼顾长期利益的情况下，采取恰当的无条件利他行为，寻求无形资产的壮大，意图给自己带来利益的增加。例如慈善捐助，按照经济学的理论，慈善捐助是最不自利的行为，且减少自己的财富数量。之所以有很多企业都乐此不疲地参与慈善捐助，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利他能够利己。
美国CNN的大股东泰德•特纳在1997年9月，宣布要捐出10亿美元，这是他当时净资产的1／3。他指定这笔巨资的受益者是联合国，要用于处理人口控制及传染病防治等事务。特纳为什么要给联合国捐助这么巨大的一笔资金?他直言不讳地说：“我发现，我越是做好事，钱进来得越多”。正如他预料的那样，自从他向联合国捐款后，他的业务快速增加，财富直线增长，到2001年的时候，他的身价已达到90亿美元，是他捐款时家产的整整3倍。比尔.盖茨到2004年底累计捐了270.85亿美元，世界因之对他心存好感而选择使用微软产品的人们日益倍增。
在这种理财价值观的选择下，企业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主要包括：B类社会责任、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如捐赠等）、对弱势群体奉献爱心、职工培训等（C类社会责任）。
在这种理财价值观的主导下，企业从战略高度关注非财务信息，特别是企业的未来信息，超越单一的期间界限，着重从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中把握企业的发展。甚至不惜牺牲短期利益，以达到把握各种与社会谐和或潜在的机会，从战略的角度增加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创造价值的能力。在现实中要实践这中理财价值观，需要将管理会计系统与企业战略管理相结合，构建企业的战略管理会计系统，形成综合的、全面的风险管理。
四是在兼顾社会效益的情况下，主动接受政府制定的、受社会欢迎的社会发展宏观目标的约束，追求社会贡献成长，寻求与社会的和谐共处，实现企业综合利益最大化。
我国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宏观目标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和谐社会。企业可依据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企业辐射力，在企业内部以及其辐射范围内率先实现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的要求，或帮助政府解决环境污染、贫富分化、失业、社会福利等社会问题。如江苏华西村企业集团的选择等。
在这种理财价值观的选择下，企业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主要包括：C类社会责任、设立社会性基金、扩展公益事业、追求社团壮大等等（可称D类社会责任）。
企业作上述四项理财价值观选择的过程，客观上就是企业选择承担社会责任的过程。因此，企业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价值理念，需承担的社会责任是不同的。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下，企业价值观选择所形成的社会责任在范围、程度、质量等方面是有差异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作为一个社会组织，既是一个经济组织体，还是价值体系的融合体，接受市场竞争机制的约束，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在追求利益最大化过程中求得生存和壮大，是其本色。同时，企业又要接受社会主义制度特色的约束。因此，研究分析我国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应建立在上述基础之上。否则，得出的结论是偏颇的，对企业的健康发展是不利的。同时也可以得出结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客观基础，就是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这是与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区别。
二、企业社会责任的分层制宜和理财要求
客观上企业社会责任不是整齐划一的，而是分层制宜。按照企业理财过程和承担责任刚性程度分层，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可分成两个层面，具有不同特征和理才要求。
一是取之社会过程中的社会责任，也就是“挣钱”过程中的社会责任，其内涵可概括为“取之有道”的“道”字。这一层次社会责任主要体现为A类社会责任和B类社会责任。基本上都是企业应尽的刚性责任，属于“份儿内”的事，其本质特征是“道义”的（即必须按制度、、规则作为）、义务性的（即是必须尽职的）、无条件的承担，是企业生存和发展之本。也是企业理财的一个必要组成内容，企业科学理财程度越高，所尽的责任质量越高。
二是回报社会过程中的社会责任，也就是“花钱”从事许多公益活动中的社会责任，其内涵可概括为“用之有度”的“度”字。主要表现为：C类社会责任和D类社会责任。基本上都是企业有选择的非刚性责任，属于“份儿外”的事，其本质特征是“有度”的、自愿性的、有条件的承担。所谓“有度”，即以不损害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的本色为前提，这是与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本质差别。所谓“有条件的”，即企业能在社会上做多少这种公益活动，完全取决于企业的公德水平和经济实力。是属于企业战略管理基础上的理财扩展。
企业对承担的刚性社会责任必须要尽力作为，作为过程和结果要受到政府、投资者、职工、合作者等强力约束。同时社会责任的承担是企业理财的一个必须的重要组成部分，基本上是企业常规的、经常的、系统的理财状态，市场经济越成熟，公允的游戏规则约束力越普遍，理财的内在需求越强烈，理财的欲望也越高，理财范围和理财关注因素点越宽。也是企业能否长期持续健康和谐发展的重要条件。
企业承担的非刚性社会责任可以作为，也可以不作为，是属于企业自主选择范畴的，社会鼓励并善意回报这种作为。企业可精心规划其作为，会给企业带来不可预料的经济效益。
企业的理财活动是扩展性的，是属于风险管理范畴的，具有较强的战略要求和机会要求。同时企业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理财平台：企业的实力使社会对其有一定的敏感性、有一定的市场竞争力、优良的财务业绩、有一定量的较高层次理财管理者并积累了丰富的理财经验。
企业的实力差异、成长差异、境界差异等不同，也会形成社会责任的分层。中小型企业、成长型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重点是刚性的社会责任，企业首要目标是增强自身的竞争力，追求效率、兼顾公平，拥有市场竞争力，获取经济利润。对大型企业、成熟企业则应严格承担刚性社会责任、激励非刚性社会责任。
三、企业理财价值观选择和承担社会责任的充分条件
企业选择不同的理财价值观，会承担不同的社会责任。但企业选择理财价值观的过程，是一个由低级价值观（极端自利）向高级价值观（与社会和谐的均衡自利）艰难过渡的过程，须具备既定规则、责任收益、足够激励、有效约束四个充分条件，否则，企业很难达到自觉承担社会责任的理财状态。
既定规则是理财价值观向高级化选择的基础条件。这里讲的既定规则，即是企业在正常的社会状态下，与社会各阶层所形成的公允的游戏规则。如政府、企业、社会公众的角色定位，企业成立与运行的条件，行业性标准，社会环境等等。如果既定规则出现问题，则就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企业理财价值观可能会出现逆向选择的倾向，则企业社会责任无从谈起。例如，近期出现的多起煤矿矿难事故，大多数是非常不具开矿或经营资格条件，因官商勾结、甚至是监管部门人员的暗中参股经营，个别政府部门的监管虚化甚至助纣为虐，使既定规则丧失，结果只能是企业为极端自利而肆无忌惮，草菅人命。
有效约束是企业价值观向高级化选择的首要条件。没有约束而想要企业承担应尽的社会责任，无异缘木求鱼。社会责任的承担必定要成本，要花钱，要花力气，要费脑筋，要精算理财。例如资源使用缺少有效约束，便会在数量上无限使用，这是一件既省力、又易见成效的事，于是便有了摊大饼式的扩张，有了大而无当的工程，有了“资源—产品—废物”资源利用的线性模式。而要达到循环所要求的资源利用“资源—产品—废物—再生资源”循环模式，需要通过调整结构、技术进步和加强管理等措施，没有约束企业不会主动去做。因此，有效约束是企业社会责任发挥的非常重要条件。有效约束应当是全方位的，在政策、制度、、道德、财务、资源、劳动等等方面都应建立良好、适度的约束机制。
足够激励是企业价值观向高级化选择的动力。激励不是收益，是责任感、信念、信誉、荣誉、尊严、社会呼应度。激励应当成为“资源”，是不可替代的、能消除“机会主义”倾向的原动力。如杂交水稻专家袁隆平先生，基于“让农民吃饱肚子”这一信念和家的责任感，支撑了他为社会尽责的动力。因此，在社会的、文化、道德、价值标准等方方面面形成良好的讲正气、讲责任感、讲信誉、讲尊严的社会状态，就是形成一个良好的足够激励状态。特别在时下社会转型时期，在充满金钱和追求暴富的状态下，足够激励条件更为重要。
社会责任收益是企业价值观向高级化选择是否成功的标志。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应当产生大于因社会责任而付出的产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对社会责任成本的补偿，从而使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能力增强，并长期周而复始。社会责任的作为也存在着一个“再生产”过程，社会责任收益对社会责任的可持续承担和有重要意义。收益也是企业尽责的公平奖励。因此，应建立公平有序的社会收益分配机制，如果收益分配界定不清，客观上鼓励了“揩油”行为，这最终会侵蚀社会的评价体系。当然，收益不一定是经济收益，但最终要归于经济效益的壮大，收益也不一定是当前的收益，但一定会使长远收益扩张。
四、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的现实问题
企业对社会责任的作为和不作为不单单是企业的事，也是政府和全社会的事，是三者的统一。从经济学角度讲，企业社会责任的作为，实质是经济利益在各利益主体冲突中均衡的过程，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讲应当是互动的，只有大众参与，社会责任才可以真正承担起来。如何使企业、政府、社会在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中有机统一，则是目前我国必须解决的问题。
(一)政府的监管问题：好企业是“管”出来的。
政府部门应切实以社会公众利益代表的身份，以制度、法律的形式，根据企业经营环境的动态变化，及时完善和出台涉及环境保护、安全生产、职工劳动保障、消费者权益以及市场经济秩序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章，让企业不能避责、不敢逃责。
目前我国政府的监管不力甚至缺失是相当部分企业逃避社会责任的主要原因。如有些企业之所以成为假冒伪劣商品制造的主力军，其背后都有地方保护主义在作崇，很多大卖场成为假冒伪劣商品的集中销售点，有很多是工商管理部门或其挂靠单位开的。再如，安全经营问题，最近矿难频繁，有部门领导说，工人大都来自，多数为初中文化，刚来三天就下井，什么也不懂，不发生矿难才怪！他愤怒地鞭责矿主惟利是图，草菅人命。但是，工人需要多少文化、要经过怎样的技术培训，经过多长时间之后才能下井，有关政府部门既没有明确的规定，更谈不上有效的监管了。别说这些劳动安全规定，就是一个工人死亡后矿主应该负担多少抚恤金，也没有明确的规定，国有煤矿现在还是按照计划经济时代抚恤金的标准对死难者进行抚恤。
解决政府监管不力和缺失问题，目前最重要的是下力气解决下列问题：一是地方政府办“市场”问题，即政府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定位问题；二是解决制度和相关法律的建设和完善问题；三是以政府为主导加快建设行业性标准，形成良好的制度环境，解决目前盛行的“潜规则”问题；四是建立和完善我国企业道德激励约束体系，解决在企业道德建设上存在的理想、务虚、粗略、遗漏、划一、形式、说教等问题，明确规定底线、追求细致精确、做到因层制宜、加强制度建设。制定更为详细的“企业道德建设基本准则”、“企业道德建设规范指南”、“企业道德提示指南”等规范体系。
（二）社会的监督问题：好企业是由社会“创造”出来的。
管家迈克尔.波特说，是挑剔的消费者“创造”了高质量的产品。实际上，同样可以说，社会的监督会“创造”出负责任好企业。在很大程度上讲，社会监督是一个“模子”，有什么样的社会监督就有什么样的企业。
从企业对社会责任选择的自利性以及我国目前的社会环境讲，需要建立广泛的社会监督体系，这就要发挥新闻媒体以及消费者协会、环保组织、工会等社会群众团体的作用，形成全方位的监督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社会环境。要重视对企业经营行为的舆论监督，加大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正面典型的报道，肯定善的行为；加强对应当而不履行社会责任行为的监督，谴责恶的行为。采取有效的方式建立企业诚信档案制度。
（三）信息的披露问题：好企业是按标准“反映”出来的。
我们的社会应当为企业形成这样一个环境：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一定会有成本支出，但也一定要会有利益的，发生的成本支出和获得的利益呈现正相相关，并受到社会的褒奖。要达到这一社会环境，这就需要建立在企业社会责任的信息流的通畅、完整、真实的基础上。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状况通过信息处理和披露机制，向社会传达相关信息，使那些自觉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得到赞扬和传颂，打响企业及其商品的知名度，从而树立企业良好的社会形象，有利于企业进一步地发展壮大。相反，使那些利欲熏心、怠于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得到曝光、社会道德谴责和法律上的制裁，使其降低乃至丧失市场竞争力，逐渐退出市场，从而维护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实现好的企业一路走好。
目前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信息披露已逐步受到重视，在企业的财务报告体系里面，尽管没有直接地归纳出社会责任的财务信息，但可以隐约地体现一些社会责任的成分。如职工的薪资水平，社会保障资金的交纳情况，基金的提取和使用情况等等。证监会1999年就要求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司在法律意见书中要说明是否由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产品质量、劳动安全等原因产生侵权之债。财政部印发的《2002年企业效绩评价标准》专门增设了“综合社会贡献”指标，主要考核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但作为完整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机制和信息指标体系尚未确立。目前应重点加强两个方面的建设。
一是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指标体系建立和完善问题。笔者认为，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指标涵盖的内容主要包括：（1）参与企业经营活动的各个集团的利益所得信息（即股东、债权人、职工、政府等的利益所得）。（2）环境保护方面的业绩信息。（3）人力资源开发的信息。（4）参加公益事业活动的信息。（5）反映所提供产品的质量等方面的信息等。
二是企业社会责任信息处理和披露机制建设问题。财政部门应加快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创立和建设。形成我国的企业社会责任会计制度体系、准则体系、报告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