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历史观和方法论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9-06
什么是现代化,没有经典定义。并且,人们对它的理解是不断改变的。一般认为欧洲现代化过程始于16世纪,当时重点是文化和方面,宗教革命、人文主义、自由主义、民主运动;上主要是重商主义,增长一国的净收入。18世纪末出现革命,工业化成为重点。直到20世纪初,可说都重视物质方面,忽视人和社会的现代化;强调国民生产的增长,忽视为这种增长所付出的代价。二次大战后,发生重大变化,开始注意人力投资。线性增长概念变成结构主义;原来以人均GDP衡量增长,现在提出人文指数,程度、预期寿命、男女平等都成为指标。80年代提出精神文明,公共道德成为现代化内容。90年代提出拯救地球口号,环保、持续成为要务。的确,物质发达,而道德败坏、环境恶化,能说是现代化吗?
现代化包括方方面面,我们可分别去研究,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但作为研究,还需要一个总的看法。有三种总的看法。
第一种是“现代化即西方化”。这在历史观上就是中心论或一元论,它形成于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完成于黑格尔的《历史》(1837)。工业革命以后,实际变成西欧中心论,其他国家和落后国家都是处于西欧发展的不同阶段。斯宾格勒首先打破中心论,但到汤因比才真正建立多元论的历史哲学(《历史研究》1934-61出版)。今天我国史学界大都奉行多元论了,但“现代化即西方化”仍存在,前年在香港有个现代化讨论会,有五六篇都讲现代化即西方化。
第二种看法是“现代化即资本主义化”。我们这样讲是根据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即现代社会。但在西方,在世界,也讲现代化即资本主义化。现在看来。这种看法大有毛病。资本主义并不是现代化的必要条件。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就不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完成的,而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完成。前苏联的现代化就是这样。世界是复杂的,资本主义国家里也有社会主义的东西。如果说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社会主义不更是现代性的吗?再如许多新的东西,绿色运动,可持续发展,信息化,数字化,都是十分现代的,可同资本主义何干?
第三种看法:“现代化即理性化”。在西方,现代社会,即由神权社会进入理性社会。西方的理性主义,是经过培根、笛卡儿、卢梭等人,到康德完成的。不过在历史观上,把现代化定义为理性化,始于韦伯,即社会是合乎的、合乎进化的、合乎逻辑的发展。我以为,到目前为止,这个定义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中国也可用。我以为,宋明就是中国传统儒学的理性化,到王阳明大体完成,王阳明可比康德。李约瑟说理学是儒学的科学化,恐怕不妥。因为西方的启蒙理性,主要是科学思维的理性、逻辑思维的理性,今天被称为工具理性。工具理性,即准确地有效率地达到预期目的,而不管这样做是否合乎道德原则,是否真善美。康德也讲伦理学,讲善良意志,并有专著(《实践理性批判》1788),但西方在现代化过程中被忽略了。主要是用工具理性,达到富国强兵,工业化。中国不同,传统儒学是以伦理学为主,又在思维方法上,辩证思维很高明,而逻辑思维很弱,儒学理性化以后,主要是道德理性。道德理性讲怎佯做才能合乎天理,合乎人道,止于至善,今天被称为价值理性。这种理性,不象工具理性那样容易操作,不能立见功效,富国强兵。17世纪,我国以黄宗曦、顾炎武、王夫之为首的启蒙运动,即主要是道德理性,虽有经世致用之名,而收效甚微。清朝文化专制主义以来,全被厄杀。19世纪的第二次启蒙运动,因已吸收了一些西方的工具理性,略见功效,出现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我以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迟迟不前,就因为缺少工具理性,这要向西方学习。学习最多的是1949年以后,首先是学习苏联,苏联的思想是最工具性的,尤其斯大林,最急功近利,但也最不道德。
研究化
我以为,中国在16世纪就有了现代化因素,比欧洲晚一个世纪。这表现在:大商人资本的兴起,工场手出现(过去所称资本主义萌芽),贸易和白银大量内流,都是过去所没有的。这种上新的因素,必须有制度的保障才能持续下去。16世纪以后,赋税制度的货币化和由一条鞭到摊丁入地;租佃制度的由分成走向定额,和押租、永恒制的出现;雇佣劳动制的由雇工人向自由劳动的转变;都是制度变革。这种变革都是不可逆的,因而可视为现代化因素。但要实现现代化,单这种个别制度的变革是不行的,还需要有体制的改革(systematic change)和根本法的变革(constitutional change)。这就晚了,现在还未完成。
同时,经济上的变迁,如生产较大的增长,市场陡然繁荣,可能由于机遇(如战争)或周期行为,要从社会变迁上去验证,才能确定是现代化因素。社会考察包括:人口。和人口行为,宗法和家族制度的演化,阶级阶层关系的变迁,城市化和乡村社区力量的增长,风俗习惯的改变。
所有经济的、制度的、社会的变迁,最后都要受民族文化思想的制衡。我用制衡(conditioned)一词有双重含义。一方面,不合民族文化-传统的东西是存在不住的,如太平天国的圣库制度,我们的人民公社。另方面,文化思想又是制度和社会变迁的先导,这点非常重要。因为,文化思想如果不成为现代化的先导,就必然成为现代化的阻力。清朝文化专制主义和文字狱完全厄杀了第一次启蒙运动,变成复古经学,是我国现代化过程中断了一个半世纪的主要原因。国民党统治对五四运动的压制也起同样作用。共产党的教条主义和错误路线也有责任,它使文化思想的先导变成误导,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都是误导。
所谓后现代主义思潮
所谓后现代主义,是批判西方现代社会的一种思潮。它只有批判,没有建设,没有一套系统的理论,也没有实践,只在文艺上有一些看不懂的诗,莫明其妙的画。没实践,所以不是现代化的一个阶段,不是说西方已进入后现代时期了。他们的批判,主要是在、思想、文学方面,经济学不是重点。经济方面,一部分是绿党运动的理论。批判人与界对立的世界观,批判浪费资源,破坏生态。一部分是所谓后自由主义者,主要批判凯恩斯,批判垄断资本主义。一部分是所谓后马克思主义者,批判现代社会造成人的异化,非人道主义行为,阶级分化,分配不公平等。著名者如卢卡奇,认为19世纪末资产阶级走向反动,从此资本主义不讲理性,变成非理性社会,以至出现希特勒。不过,一般不把卢卡奇列入后现代派。
我今天是讲现代化理论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提到经济学,只是从中看出历史观和方法论的问题。下面,我归纳为三个问题。
第一,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是世界观、历史观最基本的问题,在方法论上,即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在中国,无论儒道法家和宋明,天人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和谐的,方法论上,是思维与存在辩证的统一。这在史学上,可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来概括。
在西方,则自希腊哲学起,就强调主体与客体的对立。16世纪,破除神学羁绊后,基本上变成主体主义,以我为主。演化为人与自然的对立,人与犬的对立。培根提出“征服自然”论,“知识就是力量”,实指征服自然的力量。进化论历史观,一切都是生存竞争,不惜吞食和消灭对方。经济学讲利益最大化,无限剥削地球,人与人尔虞我诈。而这,都是合理的,理性的。方法论上,则是二元论云怀疑论、不可知论(对道德理性说,黑格尔除外)。
后现代思潮,批判这种世界观、历史观,认为人与自然界、人与人应当是和谐发展的严厉谴责破坏资源、破坏生态的行为。海德格尔,可称为后现代派大师,他就否定主体主义的世界观,他死后发表的《论人本主义的信》(1946),颇有中国天人合一的思想,实际上他很喜欢读《老子》。后现代派又强烈批判历史中心论,主张多元论,指出哲学、宗教、文化都从来没有中心,经济政治的中心是暴力的结果。还有人倡导“主体非中心”论,根本推翻西方“以我为主”的历史观。法国佩鲁(Froncios Perroux 1983发表《新发展观》,有华夏出版社译本),主张和谐地发展,并提出经济的发展应以文化价值为基础,没有文化价值的发展是不合理的发展。
附带说,马克思早就提出“界和人的同一性”,提出人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的人道主义的统一,不过要等消灭资本主义以后才行(《1844年学手稿》)。列宁在《哲学笔记》中讲“是对立面的斗争”,也讲“发展是对立面的同一”。到斯大林,就斩钉截铁地说,“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不是通过现象的和谐的展开”,而是通过“矛盾的揭露”和“对立倾向的斗争进行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主义》)。我想起,“文革”时下乡劳动,口号是“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这大约可称江青哲学。
第二,几乎所有的后派都批判欧洲启蒙运动以来的工具理性,但主张不同口有些人认为,鉴于工具理性造成现代社会道德败坏,犯罪增加,两极分化,丧失自由意志,现在应当“回到价值理性”,追求真善美;也有人说“回到东方”,因为人最讲道德。不过,大部分后现代派走上根本否定理性的道路,主张“非理性主义”。他们认为,世界根本不是理性的,不是由一个理性主宰设计出来的,而是由浑沌、差异的东西、流动的个体、无序的集合、偶然地形成的,这叫做“后结构主义”。因此,在方法论上,也不能用理性思维,不能用逻辑思维,而提倡感情思维,直觉思维。
我以为,后现代派的“非理性主义”是完全不能接受的,那要把人都变成疯子。我以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都需要,西方太忽视了价值理性口由此,又引发了方法论上两个问题。一是历史学要不要价值判断问题,另一个是历史学能不能用逻辑实证问题。
要不要价值判断。是l904年有名的韦伯与施穆勒论争的老问题。当时是争论经济学,即经济学要讲“是怎佯”呢,还是要讲“应怎样”,即要不要价值判断。这问题到现在还未解决。前年樊纲发表一篇文章,说经济学是不讲道德的,引起轩然大波。历史学也一直存在这个问题。我主张要作价值判断,这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不过,价值判断,即规范分析,normative analysis,要与史实叙述,即实证分析positive analysis分开;形式上也另起一节,如“太史公曰”。史实叙述,要严格遵循历史主义,不能以今天的要求苛求古人。价值判断则可用今天的价值观评价,说明古人行为的潜在效应,即对后世的功过。用新名词说,就是史实叙述可用工具理性分析,价值判断要用道德理性来衡量。这样,西方现代化五百年,功绩昭著,人都进入太空了;但矛盾重重,罪恶累累,远非真善美。
逻辑实证主义,是4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它是先设定一个普通,再考订一些初始条件和变动因素,推导出结论。后又演化为模式法,对研究的问题,首先建模,再确定变量,自动得出结论。逻辑实证主义可说是最工具的工具理性,事实上讲这种方法的都列有一套操作规程。后现代派大都批判逻辑实证主义,也批判模式论。对历史研究说,我有同感。历史不是按一定规律推导出来的,也不是按一定模式制造出来的。不能用时间变量代替历史思考。只是在一定范围和相当长的时段内,可出历史发展的某些规律,在详细研究之后,得出某种发展模式。不能先建模。
第三,由于后现代派的后结构主义观点,引发一种“非连续性”的历史观。既然世界是由差异、个体、片断、无序组成,它就没有必然的连续性。后现代派一位大师福柯(Michel Foucault)分析了几个学科的知识结构,他叫做“知识型”epistem,发现各知识型之间的过渡都是偶然的,没有规律的(《事物的秩序》版1970)。又在《知识考古学》中说,“考古学拒绝历史”,认为连续性是“主体”即研究者强加给历史的,历史学家应该去寻找“非连续性的”或“断裂的现象”。
对这种非连续性的历史观,我认为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历史总是连续的。今天我们的毛病是常割断历史。搞近代史的,好象鸦片战争一来,就与过去完全不同了,什么都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了。搞现代史的,好象1949年以后,改天换地,告别过去,在一张白纸上画新图画。去年11月我所有三位史学家访问东京大学,有位田岛俊雄教授说,今天中国的十大钢铁,有八个是继承国民党的。只有宝钢和邯郸厂是新建的(包钢和攀枝花还不入十大)。马克思说,每个时代都必须承受上一代传下来的三样东西:“生产力、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德意志意识形态》)。后现代派能否定这三样东西吗?
不过,非连续的论者,有些是从别的方面出发的。例如,有的是从非中心论或文化多元论出发,这种出发点是对的。各国的化应走自己的道路,不是走西欧的某一阶段。又如,有的是从非主体论出发,认为连续性是出于历史家的主观爱好。这也有一定的道理。又如福柯说连续性是因为史学家习惯于将目的论投射于历史。这也有对的部分。我以为,历史连续性是客观的存在,但目的论、决定论的思维方法是不能用于历史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