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历史观和方法论

    什么是化

什么是现代化，没有经典定义。并且，人们对它的理解是不断改变的。一般认为欧洲现代化过程始于16世纪，当时重点是文化和方面，宗教革命、人文主义、自由主义、民主运动；上主要是重商主义，增长一国的净收入。18世纪末出现革命，工业化成为重点。直到20世纪初，可说都重视物质方面，忽视人和社会的现代化；强调国民生产的增长，忽视为这种增长所付出的代价。二次大战后，发生重大变化，开始注意人力投资。线性增长概念变成结构主义；原来以人均GDP衡量增长，现在提出人文指数，程度、预期寿命、男女平等都成为指标。80年代提出精神文明，公共道德成为现代化内容。90年代提出拯救地球口号，环保、持续成为要务。的确，物质发达，而道德败坏、环境恶化，能说是现代化吗？

现代化包括方方面面，我们可分别去研究，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但作为研究，还需要一个总的看法。有三种总的看法。

第一种是“现代化即西方化”。这在历史观上就是中心论或一元论，它形成于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完成于黑格尔的《历史》(1837)。工业革命以后，实际变成西欧中心论，其他国家和落后国家都是处于西欧发展的不同阶段。斯宾格勒首先打破中心论，但到汤因比才真正建立多元论的历史哲学(《历史研究》1934-61出版)。今天我国史学界大都奉行多元论了，但“现代化即西方化”仍存在，前年在香港有个现代化讨论会，有五六篇都讲现代化即西方化。

第二种看法是“现代化即资本主义化”。我们这样讲是根据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即现代社会。但在西方，在世界，也讲现代化即资本主义化。现在看来。这种看法大有毛病。资本主义并不是现代化的必要条件。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就不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完成的，而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完成。前苏联的现代化就是这样。世界是复杂的，资本主义国家里也有社会主义的东西。如果说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社会主义不更是现代性的吗?再如许多新的东西，绿色运动，可持续发展，信息化，数字化，都是十分现代的，可同资本主义何干？

第三种看法：“现代化即理性化”。在西方，现代社会，即由神权社会进入理性社会。西方的理性主义，是经过培根、笛卡儿、卢梭等人，到康德完成的。不过在历史观上，把现代化定义为理性化，始于韦伯，即社会是合乎的、合乎进化的、合乎逻辑的发展。我以为，到目前为止，这个定义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中国也可用。我以为，宋明就是中国传统儒学的理性化，到王阳明大体完成，王阳明可比康德。李约瑟说理学是儒学的科学化，恐怕不妥。因为西方的启蒙理性，主要是科学思维的理性、逻辑思维的理性，今天被称为工具理性。工具理性，即准确地有效率地达到预期目的，而不管这样做是否合乎道德原则，是否真善美。康德也讲伦理学，讲善良意志，并有专著(《实践理性批判》1788)，但西方在现代化过程中被忽略了。主要是用工具理性，达到富国强兵，工业化。中国不同，传统儒学是以伦理学为主，又在思维方法上，辩证思维很高明，而逻辑思维很弱，儒学理性化以后，主要是道德理性。道德理性讲怎佯做才能合乎天理，合乎人道，止于至善，今天被称为价值理性。这种理性，不象工具理性那样容易操作，不能立见功效，富国强兵。17世纪，我国以黄宗曦、顾炎武、王夫之为首的启蒙运动，即主要是道德理性，虽有经世致用之名，而收效甚微。清朝文化专制主义以来，全被厄杀。19世纪的第二次启蒙运动，因已吸收了一些西方的工具理性，略见功效，出现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我以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迟迟不前，就因为缺少工具理性，这要向西方学习。学习最多的是1949年以后，首先是学习苏联，苏联的思想是最工具性的，尤其斯大林，最急功近利，但也最不道德。

研究化

我以为，中国在16世纪就有了现代化因素，比欧洲晚一个世纪。这表现在：大商人资本的兴起，工场手出现(过去所称资本主义萌芽)，贸易和白银大量内流，都是过去所没有的。这种上新的因素，必须有制度的保障才能持续下去。16世纪以后，赋税制度的货币化和由一条鞭到摊丁入地；租佃制度的由分成走向定额，和押租、永恒制的出现；雇佣劳动制的由雇工人向自由劳动的转变；都是制度变革。这种变革都是不可逆的，因而可视为现代化因素。但要实现现代化，单这种个别制度的变革是不行的，还需要有体制的改革(systematic change)和根本法的变革(constitutional change)。这就晚了，现在还未完成。

同时，经济上的变迁，如生产较大的增长，市场陡然繁荣，可能由于机遇(如战争)或周期行为，要从社会变迁上去验证，才能确定是现代化因素。社会考察包括：人口。和人口行为，宗法和家族制度的演化，阶级阶层关系的变迁，城市化和乡村社区力量的增长，风俗习惯的改变。

所有经济的、制度的、社会的变迁，最后都要受民族文化思想的制衡。我用制衡(conditioned)一词有双重含义。一方面，不合民族文化-传统的东西是存在不住的，如太平天国的圣库制度，我们的人民公社。另方面，文化思想又是制度和社会变迁的先导，这点非常重要。因为，文化思想如果不成为现代化的先导，就必然成为现代化的阻力。清朝文化专制主义和文字狱完全厄杀了第一次启蒙运动，变成复古经学，是我国现代化过程中断了一个半世纪的主要原因。国民党统治对五四运动的压制也起同样作用。共产党的教条主义和错误路线也有责任，它使文化思想的先导变成误导，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都是误导。

所谓后现代主义思潮

所谓后现代主义，是批判西方现代社会的一种思潮。它只有批判，没有建设，没有一套系统的理论，也没有实践，只在文艺上有一些看不懂的诗，莫明其妙的画。没实践，所以不是现代化的一个阶段，不是说西方已进入后现代时期了。他们的批判，主要是在、思想、文学方面，经济学不是重点。经济方面，一部分是绿党运动的理论。批判人与界对立的世界观，批判浪费资源，破坏生态。一部分是所谓后自由主义者，主要批判凯恩斯，批判垄断资本主义。一部分是所谓后马克思主义者，批判现代社会造成人的异化，非人道主义行为，阶级分化，分配不公平等。著名者如卢卡奇，认为19世纪末资产阶级走向反动，从此资本主义不讲理性，变成非理性社会，以至出现希特勒。不过，一般不把卢卡奇列入后现代派。

我今天是讲现代化理论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提到经济学，只是从中看出历史观和方法论的问题。下面，我归纳为三个问题。

第一，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是世界观、历史观最基本的问题，在方法论上，即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在中国，无论儒道法家和宋明，天人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和谐的，方法论上，是思维与存在辩证的统一。这在史学上，可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来概括。

在西方，则自希腊哲学起，就强调主体与客体的对立。16世纪，破除神学羁绊后，基本上变成主体主义，以我为主。演化为人与自然的对立，人与犬的对立。培根提出“征服自然”论，“知识就是力量”，实指征服自然的力量。进化论历史观，一切都是生存竞争，不惜吞食和消灭对方。经济学讲利益最大化，无限剥削地球，人与人尔虞我诈。而这，都是合理的，理性的。方法论上，则是二元论云怀疑论、不可知论(对道德理性说，黑格尔除外)。
后现代思潮，批判这种世界观、历史观，认为人与自然界、人与人应当是和谐发展的严厉谴责破坏资源、破坏生态的行为。海德格尔，可称为后现代派大师，他就否定主体主义的世界观，他死后发表的《论人本主义的信》(1946)，颇有中国天人合一的思想，实际上他很喜欢读《老子》。后现代派又强烈批判历史中心论，主张多元论，指出哲学、宗教、文化都从来没有中心，经济政治的中心是暴力的结果。还有人倡导“主体非中心”论，根本推翻西方“以我为主”的历史观。法国佩鲁(Froncios Perroux 1983发表《新发展观》，有华夏出版社译本)，主张和谐地发展，并提出经济的发展应以文化价值为基础，没有文化价值的发展是不合理的发展。

附带说，马克思早就提出“界和人的同一性”，提出人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的人道主义的统一，不过要等消灭资本主义以后才行(《1844年学手稿》)。列宁在《哲学笔记》中讲“是对立面的斗争”，也讲“发展是对立面的同一”。到斯大林，就斩钉截铁地说，“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不是通过现象的和谐的展开”，而是通过“矛盾的揭露”和“对立倾向的斗争进行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主义》)。我想起，“文革”时下乡劳动，口号是“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这大约可称江青哲学。

第二，几乎所有的后派都批判欧洲启蒙运动以来的工具理性，但主张不同口有些人认为，鉴于工具理性造成现代社会道德败坏，犯罪增加，两极分化，丧失自由意志，现在应当“回到价值理性”，追求真善美；也有人说“回到东方”，因为人最讲道德。不过，大部分后现代派走上根本否定理性的道路，主张“非理性主义”。他们认为，世界根本不是理性的，不是由一个理性主宰设计出来的，而是由浑沌、差异的东西、流动的个体、无序的集合、偶然地形成的，这叫做“后结构主义”。因此，在方法论上，也不能用理性思维，不能用逻辑思维，而提倡感情思维，直觉思维。

我以为，后现代派的“非理性主义”是完全不能接受的，那要把人都变成疯子。我以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都需要，西方太忽视了价值理性口由此，又引发了方法论上两个问题。一是历史学要不要价值判断问题，另一个是历史学能不能用逻辑实证问题。

要不要价值判断。是l904年有名的韦伯与施穆勒论争的老问题。当时是争论经济学，即经济学要讲“是怎佯”呢，还是要讲“应怎样”，即要不要价值判断。这问题到现在还未解决。前年樊纲发表一篇文章，说经济学是不讲道德的，引起轩然大波。历史学也一直存在这个问题。我主张要作价值判断，这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不过，价值判断，即规范分析，normative analysis，要与史实叙述，即实证分析positive analysis分开；形式上也另起一节，如“太史公曰”。史实叙述，要严格遵循历史主义，不能以今天的要求苛求古人。价值判断则可用今天的价值观评价，说明古人行为的潜在效应，即对后世的功过。用新名词说，就是史实叙述可用工具理性分析，价值判断要用道德理性来衡量。这样，西方现代化五百年，功绩昭著，人都进入太空了；但矛盾重重，罪恶累累，远非真善美。

逻辑实证主义，是4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它是先设定一个普通，再考订一些初始条件和变动因素，推导出结论。后又演化为模式法，对研究的问题，首先建模，再确定变量，自动得出结论。逻辑实证主义可说是最工具的工具理性，事实上讲这种方法的都列有一套操作规程。后现代派大都批判逻辑实证主义，也批判模式论。对历史研究说，我有同感。历史不是按一定规律推导出来的，也不是按一定模式制造出来的。不能用时间变量代替历史思考。只是在一定范围和相当长的时段内，可出历史发展的某些规律，在详细研究之后，得出某种发展模式。不能先建模。

第三，由于后现代派的后结构主义观点，引发一种“非连续性”的历史观。既然世界是由差异、个体、片断、无序组成，它就没有必然的连续性。后现代派一位大师福柯(Michel Foucault)分析了几个学科的知识结构，他叫做“知识型”epistem，发现各知识型之间的过渡都是偶然的，没有规律的(《事物的秩序》版1970)。又在《知识考古学》中说，“考古学拒绝历史”，认为连续性是“主体”即研究者强加给历史的，历史学家应该去寻找“非连续性的”或“断裂的现象”。

对这种非连续性的历史观，我认为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历史总是连续的。今天我们的毛病是常割断历史。搞近代史的，好象鸦片战争一来，就与过去完全不同了，什么都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了。搞现代史的，好象1949年以后，改天换地，告别过去，在一张白纸上画新图画。去年11月我所有三位史学家访问东京大学，有位田岛俊雄教授说，今天中国的十大钢铁，有八个是继承国民党的。只有宝钢和邯郸厂是新建的(包钢和攀枝花还不入十大)。马克思说，每个时代都必须承受上一代传下来的三样东西：“生产力、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德意志意识形态》)。后现代派能否定这三样东西吗?

不过，非连续的论者，有些是从别的方面出发的。例如，有的是从非中心论或文化多元论出发，这种出发点是对的。各国的化应走自己的道路，不是走西欧的某一阶段。又如，有的是从非主体论出发，认为连续性是出于历史家的主观爱好。这也有一定的道理。又如福柯说连续性是因为史学家习惯于将目的论投射于历史。这也有对的部分。我以为，历史连续性是客观的存在，但目的论、决定论的思维方法是不能用于历史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