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航海的终极点——比剌及孙剌考

来源:岁月联盟 作者:金国平 吴志良 时间:2010-09-06

    郑和航海的终极点,与郑和下西洋的动机及结束的原因一样,是郑和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据《明史·郑和传》载,郑和七下西洋所经国家与地区如下:

    和经事三朝,先后七奉使,所历占城、爪哇、真腊、旧港、暹罗、古里、满剌加、渤泥、苏门答剌、阿鲁、柯枝、大葛兰、小葛兰、西洋琐里、琐里、加异勒、阿拨把丹、南巫里、甘把里、锡兰山、喃渤利、彭亨、急兰丹、忽鲁谟斯、比剌、溜山、孙剌、木骨都束、麻林、剌撒、祖法儿、沙里湾泥、竹步、榜葛剌、天方、黎伐、那孤儿,凡三十余国。[1]

    多数学者认为,第四至第七次下西洋中,最远航行已至非洲东海岸,但对于航行的极点,尚无定论,主要是两个位于东非地名至今未得确考,但这是一个无可回避的课题。《明史》称:“又有国曰比剌,曰孙剌。郑和亦尝裔敕往赐。以去中华绝远,二国贡使竟不至。”⑵因此,“比剌”与“孙剌”的考证是一个牵涉至郑和航海终极的重大问题。

    著名非洲史专家费奇(J·Q·Fage)曾指出:“综合运用考古资料、口碑、阿拉伯及葡萄牙资料,才能比中、南部班图地区更加深入地重塑津巴布韦高原上诸班图王国的。”⑶

    除了费奇列举的4种史料外,汉语的记载也很重要,因此,东非沿海地区历史的探讨,需要考虑到上述几个因素。

    迄今为止,在与东非关系史研究方面,考古成绩斐然,以出土实物较信服地证明了双方之间悠久的贸易关系。汉语资料的发掘与研究,也做了大量的工作。较薄弱的研究领域是口碑、阿拉伯及葡萄牙资料的发掘与研究。

    本文拟从阿拉伯及葡萄牙史料出发,对比剌及孙剌的位置及其辞源进行新的勘同。

    几位20世纪著名的汉学家,如柔克义、伯希和及戴文达对这两个地名有过涉及与考证。

    1915年,柔克义提出:“孙剌为巽它(Sunda)之误。”⑷

    1933年,伯希和评述,否定了柔克义的考证,但未能有结果。

    ……最后是比剌和孙剌。这最后两个名字值得我们费时多探讨一番。它们出现在郑和经访的国家名单中。这个单子在郑和传的末尾。由于不剌哇之名未出现在这个单子里,柔克义猜测(第82页及第614页。第614页上对北刺的解释系疏忽)说,比剌为不剌哇之误。至于孙剌,据他说(第82页),孙剌为巽它(Sunda)之误。然而,《明史》中不但有一条关于不剌哇的消息(卷三二六,第4页反面),而且还说(卷三二六,第6页反面):又有国曰比剌,曰孙剌。郑和亦尝齋敕往赐。以去中华绝远,二国贡使竟不至。全部的问题在于探知,郑和传以《明史》这一消息为依据,还是《明史》发挥了郑和传中对这两个国家的涉及。我坚信,二文出于确实涉及了比刺和孙剌这两个国家的同源。郑和传末尾单子中不剌哇的省略纯系偶然。如果我们考虑到南巫里和喃渤利的情况,《明史》将同地、同国写入不同的国传,不剌哇的省略并不能证实柔克义对比剌和不剌哇考证的假设。此种情况无独有偶。至于孙剌,即使是在(爪哇的)巽它,也不一定就是Souen-ta(巽它)的对音。Souen.1a也可能是将Sekandar写成Soukan-la一类的转写。但此地在马来西亚,孙剌不可能在那里,因为去中华绝远,我提不出解决这个名字的办法。

    伯希和所推测的“同源”,实际上是《明实录》中的记载。

    1939年,戴文达引用了《明实录》,将比剌和孙剌以拼音形式"Pi—la”和"Sun—1a"标出,未能找到外文名称。⑺

    而后,西方学者放弃了有关考证,至今未有结果。

似乎中国学者不知前述西方三大家的有关考证。过了四五十年后,开始关注这两个古地名的考释,功力最深者当沈福伟莫属。他认为:

比剌、孙刺既然都和麻林一样,属于去中华绝远的地方,推测它们和基尔瓦同在中世纪阿拉伯地家所称的索法拉国境内。这索法拉国北起桑给巴尔岛对岸潘加尼,南至林波波河以北,几乎相当于坦桑尼亚和莫桑比克的全境。十六世纪以前,莫桑比克境内重要海港仅见两处,一是南纬15°4的莫桑比克港,一是南纬20°12的索法拉。比剌相当于莫桑比克,译出了末尾的音节,孙刺则是索法拉的音译。两处海港都在德尔加多角季风航行区外,那里是中国帆船从未莅临的热带风暴和漩流横行的航行禁区。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索法拉国”不是一个严格意义的国,只是一个阿拉伯人建立的商业城邦。⑼

    其次,“比剌相当于莫桑比克,译出了末尾的音节,孙剌则是索法拉的音译”之说似乎有点简单、仓卒。论者未能考出这些东非地名的原文,完全是根据它们汉语拼音音训的近似而得出的判断结论。

    “索发拉”来自阿拉伯语"Sufala"意思是“浅滩”。⑽

    莫桑比克,葡语今作Mozambique。其最早的书写形式见于达伽马船队的航行日志,有MocobiquyE⑾和Moncobiquy⑿两种写法,均来自阿拉伯语。在阿拉伯语中,“莫桑比克”最早的形式是15世纪末的“Muqanbidji”。⒀在约1550年成书的《基尔瓦史(History 0f Kilwa)》中,作"Musanbih”。⒁在当地土著语言斯瓦西里语中,写作“Musambiki”或“Msambiki”。⒂据说是“光明到来”的意思。⒃无论是古今葡语还是阿拉伯语及斯瓦西里语中,均无近似“比剌(bila)”的发音,可见这一音训是有问题的。

    排除了这一考证后,需要找到“比刺”的地理位置及其发音或书写形式。

    罗荣邦解释“‘比剌’是赞比西河口的Zembere,⒄或德拉戈阿湾旁的Belugaras,……”⒅

    罗考的不足也是语音不对合。

    《古代南海地名汇释》考曰:“或谓即今非洲(今非洲瓜达富伊角外的阿蔔德库里(Abd A1-Kuli)岛)。”⒆

    不知作者所据,然对音差异太大,不足取。

    此外,同书在“比喇湾”条中说明:“比喇湾《坤舆全图》。在今非洲索马里瓜达富伊角附近洋面。”⒇

    此说在音考上无大问题,但与《明史》所说的“以去中华绝远”这一地理特征相悖。

    因此,比较客观与的考证,必须达到读音与事实皆相符的条件。核对《明史》,不难发现:以上4种意见均有不符,理应排除。

    从前引《明史》的相关记载,可知“比剌”最基本的地理特征是“以去中华绝远”,因此,它应该是郑和下西洋的终极点。

    要回答的问题是:郑和下西洋最远到了哪里?

    为此,首先要了解历史上,尤其是郑和时代的西洋的概念。

    长期以来,学者们集中探讨的是东、西洋的分界[21],而且意见歧异不一,尚不见对西洋的终极有任何涉及。

    如果接受“印度洋及其沿海说”的观点,我们可以发现,它与阿拉伯人的概念有很大的相同之处。

    10世纪的马苏第说“……同样,我们已经提到,中国海与新罗国相连,而僧祇海的海界一直延伸到索发拉国和盛产金子及其他珍奇、气候炎热而土地肥沃的瓦克瓦克国。”[22]

    11世纪的比鲁班尼(Bimni)则更明确说:“在最大的海里航行的人们参观的最西端一部分是僧祇人的索发拉,它‘位于埃及一侧’。人们乘船再无法继续远航了,其原因是该海的东北一侧一直深入到陆地,并且还是由多处进入陆地的。”[23]……另一个海湾[位于库尔朱姆(即红海)海湾之后]地处蒙昧人之海。然后,大海一直延伸到僧祇人海岸的索发拉。由于我们上文提到的那些需要逾越的严重危险,船支从来不敢越过此地一步。西洋就是在此海结束的。”[24]

    这一概念至14世纪仍流行。“印度洋及其岛屿起始于中国东部,位于赤道以上(南),它从西边开始,经过瓦克(wak)地区,向僧祇人的索发拉延伸,接着又通向僧祇人地区,一直到达粥琶罗(贝伯拉)地区,此处有一个海峡。”[25]

    根据阿拉伯,“人们分别称之为中国海、印度海、阿比西尼亚海。它的海岸,从南端开始依次是僧祇人地区和伯贝拉地区(位于亚丁湾)……随后,这个海陆续流经摩迦迪沙城、索发拉地区、瓦克瓦克地区和其他民族的地区。在这些地区以远则只有沙漠和大片荒僻地。在这个海上,靠近其发源地的是中国,接着是印度,然后是信德,再其次是具有一些沙丘的也门沿海地、扎比德(Zabid)和其他一些地方,最后是位于这个海最尽头的僧祇人地区……”[26]。

    因知,在14世纪以前的阿拉伯人地理概念中,印度洋东起“中国东部”,西尽“僧祇人海岸的索发拉”。这是阿拉伯世界对印度洋或西洋的定义。尽管中国史乘在起点上与其不同,但在终点上是一致的。

    西洋的终极,也就是说郑和下西洋的终极应该是“僧祇人海岸的索发拉”,即“僧祇国的索发拉”。因此,“去中华绝远”的比剌应在该地。

    据权威的新版《伊斯兰百科全书(JP:he Encyclopaedia of Islam)》,莫桑比克岛“最早的名字是Bilad-al-Sufala”[27]。在这个阿拉伯语地名中,al是冠词,Sufala就是索发拉。Bilad是个普通名词,义即国家。据此,我们认为,“比剌”是“Bilad-al-Sufala”中“Bilad'’的对音。“比剌”是“(索发拉)国”的简略音译。此考与《明史》的有关记载,无论从音训还是事实上分析,皆相符,应可视为定论。将一个专有名词仅译其普通名词部分的情况无独有偶,例如1459年的《毛罗世界地图》将“马达加斯加岛”简略为“岛(Diab)”[28]。

    从《明史》可知,“比刺”与“孙剌”二地必相邻近。中国史料记载,东南亚有孙剌,还有“印度的拉克代夫(Laccadive)群岛乃至非洲东岸索科特拉(Socotra)岛等说。”[29]“印度的拉克代夫(Laccadive)群岛”说可能是因为《明史》中将孙剌置于溜山之下的缘故。“非洲东岸索科特拉(So- cotra)岛说”大概是从Sunla与So(coto)ra发音的近似得出的。

    沈福伟肯定地说:“孙刺则是索发拉的音译。”这也是从Sunla与So(fa)la发音的近似得出的,属于一种主观的考证。

    《明史》称:“又有国曰比剌,曰孙刺。郑和亦尝裔敕往赐。以去中华绝远,二国贡使竟不至。”从比刺与孙剌排列的位置秩序及“以去中华绝远”一语分析,“印度的拉克代夫(Laccadive)群岛”说应该排除,它不在“去中华绝远”处。其次,比剌在孙剌之前,位于“去中华绝远”处的是孙剌。索科特拉不是当时东非沿海航行的最南点,因而“非洲东岸索科特拉(Socotra)岛说”也应放弃。余下要集中分析的,便是沈福伟的“索发拉音译说”。此说的语音勘同之缺陷,前有论及,不再赘述。

    笔者在一份15世纪末的阿拉伯航行指南中,检得一有关史料:“向大陆方向航行,抵达大陆线,同伴啊,直至有名的Salan,这是Sofala以南的一处浅滩。我的领航员,到处是沙子!此处无粘泥,也无珊瑚礁。”[30]

    从对音上分析,Sfdan与Sunla(孙剌),尽管鼻音后移,音值最近似。从史实及地理位置来看,它位于当时东非沿海航行的最南点,符合“去中华绝远”的条件。

    据此,笔者认为,孙剌是Sfllan的译音,其地位于“索发拉以南”。

在历史上,莫桑比克海峡地区是黄金、象牙、红木、奴隶及龙涎香贸易的重要集散中心。从唐、宋以来,中国载籍中的有关记载比比皆是。

 

一、“僧祇”与“三兰国”

 

    《新唐书·南蛮传》载曰:咸亨至开元年间(670—724年)室利佛逝国进“又献侏儒、僧祇女各二”[31]。稍后,此类记载不绝于书。

    僧祇为Zani的译音。[32]这是古代阿拉伯人、波斯人对东非黑人的称呼,他们居住的东非沿海地区称Zanjibar。[33]

    唐朝宰相贾耽(730—805年)在于801年左右完成的《贞元十道录》中记录了从广州经波斯湾到东非的航程。它保留在《新唐书·地理志》的“广州通海夷道”中:

    自婆罗门南境,从没来国至乌剌国,皆缘海东岸行;其西岸之西,皆大食国,其西最南谓之三兰国。  自三兰国正北二十日行,经小国十余,至设国。又十日行,经小国六七,至萨伊瞿和竭国,当海西岸。又西六七日行,经小国六七,至没巽国。又西北十日行,经小国十余,至拔离磨柯难国。又一日行,至乌剌国,与东岸路合。[34]

    至于文中所云三兰国的地望,众说纷纭。计有索马里北部“泽拉港说”,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说”,“桑给巴尔说”及“亚丁(波斯萨珊王朝统治时期其地被称为Samran)说”等。

    从对音来看,即使是汉语拼音对汉语拼音,“泽拉”和“桑给巴尔”也与“三兰”相去甚远。“达累斯萨拉姆”中的“萨拉姆”有些相近,但从史实上分析,似乎不太可能,它是在1862年才得名的。[35]波斯萨珊王朝的统治从224年至651年,因此“亚丁说”也应排除。

    张星煨认为“必在更南东非洲沿岸”。[36]沈福伟的定义“是坦噶尼喀和莫桑比克的黑人居住区。……大致北起桑给巴尔岛对面的瓦米河口,南至林波波河流域,都在三兰国范围以内”[37]。《中非关系史》则指出:

    从贾耽的整段记述中看,他称的设国、设巽国、乌剌国等,在当时只是沿海地区的一个港口集镇,三兰国也不会例外,它不可能是一个囊括东非大片地区的国家的名称。事实上,到59世纪时东非历史上也未曾出现过这样大的国家。判断三兰国的今天位置,应依据贾耽称的正北二十日行,经小国十余,至设国这段关键性的话,以及三兰的称呼来考查。

    从席赫尔港向南航行20天,按日航平均90海里计,共l,800海里,约到达今坦桑尼亚沿海地区。贾耽记载的三兰国可能是坦桑尼亚沿海的某个港湾城市。三兰应是阿拉伯语Salaam的直译,意为安宁、和平。阿拉伯人在古代用Salaam命名的城市有数处,如巴格达便是其中之一。用该词命名的城市有两种情况:一是城市建于风平浪静的港湾边;二是城市经过一段混乱时间,又获得和平后被重新命名,达累斯萨拉姆便有这种成分在内。但有的在过了一段时间后,又有了其他的名称,贾耽记载的三兰可能属于这一种。早在西元前后,就有阿拉伯商人前往东非,从7世纪起,阿拉伯人更是成批前往东非,在沿海地区建立了一系列城邦。在坦桑大陆沿海建立的城邦包括坦噶、庞加尼、乌汤德韦、卡奧莱、孔杜奇、基西马尼.马菲亚、基尔瓦等,根据这些城邦的先后看,基西马尼.马菲亚是贾耽所指之三兰国的可能性更大,因为基西马尼一马菲亚是八九世纪阿拉伯人在东非沿海南部建立的一个最重要的贸易中心,符合贾耽称的三兰国位于大食国其西最南。而基尔瓦在12世纪末才成为有一定重要性的城市,且在基西马尼.马菲亚发现了8至9世纪的中国钱币。另外,马菲亚岛在中世纪属割勒吉群岛(Zaledji Islands)的一部分,伊德里斯在1154年曾写道:中国人在遇到麻烦后,便把他们的贸易转移到紮勒吉群岛,它位于桑给海岸的对面。Zaled讧在语音上又与三兰有近似之处。[38]

我们认为,Sfilan比基西马尼一马菲亚更南,因此更符合贾耽“其西最南谓之三兰国”一语。Salan应为“三兰”的原音,而且马达加斯加在汉语中也有“昆仑层期国”一名,可以对上“三兰国”。

 

二、“昆仑层期国”

 

    宋朝发明了指南针,进一步促进了远航事业。此时,宋代中国与东非地区已有直接交往,航海远达昆仑层期国。

    昆仑一词在汉籍中的含义很多。[39]在此,我们集中探讨其指东非地区的情况。宋周去非在《岭外代答》卷三中曰:“西南海上有昆仑层期国,连接大海岛。……及产大象牙、犀角。又海岛多野人,身如黑漆,拳法。诱以食而擒之,动以千万,卖为蕃奴”。宋赵汝适在《诸蕃志》昆仑层期国条中亦云:“转卖与大食为奴,获价甚厚。”非洲的昆仑,其阿拉伯名称为Kumr[40],即马达加斯加岛。

“层期”为唐朝的“僧祇”。

三、“层摇罗”

 

     至元,海外贸易进一步。曾还至东非的汪大渊所撰《岛夷志略》载:

    层摇罗国居大食之西南,崖无林,地多淳,田瘠穀少,故多种薯以代粮食。每每贩于其地者,若有谷米与之交易,其利甚薄。气候不齐,俗古直。男女挽发,穿无缝短裙。民事纲罟,取禽兽为食。煮海为盐,酿蔗浆为酒。有酋长。地产红檀、紫蔗、象齿、龙涎、生金、鸭嘴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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