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无内朝论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9-06
一、什么叫内朝
内朝又开中朝、内廷或内庭，而外廷或外庭则是外朝的别称。内朝一词在宋代的典籍里并不少见。据统计，在李焘《长编》中便有七处。如卷一四二载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八月“诏谏官日赴内朝”；卷一六六载左司谏钱彦远在皇 元年(1049)正月上奏说：“武臣自殿直以上皆当填内朝，而日至殿中者无几。”依据这类记载，人们对两宋大体无内朝之说，难免表示怀疑。其实，内朝有两种含义。
内朝的第一种含义是指地点。笼统地说，宫廷之内叫内朝；具体地讲，则因时代不同而异。元人陈 注《礼记集说·玉藻》篇称：“天子、诸侯皆三朝，外朝在库门之外，治朝在路门之外，内朝在路门之内，亦曰燕朝也。”据说这是汉代以前的情形。此后，如唐代以承天门为外朝，太极殿为中朝，两仪殿为内朝。[1]至于宋代，据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卷中记载，“文德殿曰外朝”，“垂拱殿曰内朝”。前引宋仁宗诏令所称、钱彦远上奏所说“内朝”即是指宫廷之内，而“殿”则是指宫廷内的垂拱殿。南宋人林 在《古今源流至论》后集卷五《内朝》中说的“国家内朝、外朝，无异汉、唐”，主要是从这种含义上讲的。
内朝的第二种含义是指机构或人员。《韩非子·孤愤》注中讲得比较笼统：“外谓百官也，内谓君之左右也。”《汉书·刘辅传》孟康注说得比较具体：“中朝，内朝也。大司马、左右前后将军、侍中、常侍、散骑、诸吏为中朝。丞相以上至六百石为外朝也。”他是就西汉时期、武帝以后 的情形而言，而且讲得并不十分全面，如没有讲到尚书就是个明显的缺陷。此后历朝历代，内朝的机构和组成人员迭经变化。
上述两种含义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第二种含义的内朝往往置于宫廷内，西汉中后期的尚书即是一例。但并非任何时期凡是设在宫廷内的任何机构都叫内朝。如北宋前期，宰相议事处——中书门一下尽管设在禁中即宫廷内，可是中书门下并非内朝，而是外朝。这点人所熟知，不用多说。需要着重指出，本文探讨的内朝，不是取其第一种含义，而是取其第二种含义。前者任何朝代任何时期都有，后者则未必。清代史家钱大昕《三史拾遗》称“中外朝之分，汉初盖未之有”，便是其明证。第二种含义的内朝据说滥觞于西周时期，但毕竟正式出现于汉武帝时。互汉昭帝时，外戚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的身份主持内朝，内朝权力明显增长，丞相田千秋、杨敞等人“徒唯唯而已”。[2]可见，内朝哪里仅仅是分割外朝权力，简直是凌驾于以宰相为首的处朝之上了。难怪宋元之际著名学者王应麟在《通鉴答问中认为》：“两汉政出于二”，“重中朝而轻外朝”。
至于内趄的组成人员，已故史学家钱穆指出：“内朝用私臣，非宗室则必属外戚。”[3]“用私臣”一语道破了内朝的实质，但非宗室即外戚这一概括并不周延。。历代内朝的组成人员，除了皇帝的血亲即宗室、姻新即外戚而外，至少还有皇帝的配偶即后妃、家奴即宦官。于是，内朝因组成人员不同而出现了宗室内朝、外戚内朝、所妃内朝、宦官内朝等多种称呼。
从上述情况看，内朝作为皇帝用以分割外朝权力的工具，具有两个主要特征：一是由皇帝的新属或新信组成；二是凌驾于以宰相为首的外朝之上。具朝与外朝相比，家天下统治的色彩尤其浓厚，更能显示中国封建的这一特质，其探讨价值自不待言。
还应当指出，内朝又可以分为显形内朝与隐形内朝两类。显形内朝如西汉中后期，按照制度，设有固定的内朝机构和官职。隐形内朝如唐代景云年间，按照编制，虽无内朝，但太平公主“权震天下”，“朝廷大事非关决不下，间不朝，则宰相就第咨判”，[4]称之为公主内朝，实在是当无愧。从中不难看出，隐性内朝的权力不一定比显性内朝小。
二、大体无内朝
两宋大体无内朝，很难说是什么新见解，类似看法在南宋时期早已有之。据《长编》卷一七六记载，宋仁宗“守法度，事无大小，悉付外廷议”。陈傅良指出，宋光宗往往这样处理朝政：“每事付之外庭，采于公论，左右便嬖，绝不预政。不唯不听其言，又切禁之”。[5]或许正是依据这些，林 《古今源流至论》后集卷五《内朝》中认为“我朝修复古制”，改变了汉武帝以来“亲内朝、疏外朝”的积习，恢复了西周“以外统内”、“以内属外”的旧规。此说并非毫无依据，如宋仁宗朝宰相吕夷简不仅干预宫中事务，并且公开宣称：“臣待罪宰相，事无内外，无不当预。”[6]然而“以外统内”之毕竟有以偏概全之嫌，还是说大体无内朝较为符合历史实际。
显形内朝，宋代显然没有。枢密使一职，在唐代后期曾经是固定由宦官担任的内朝官职，但在五代时改由士人充任之后，其性质已发生变化，到宋代则是主管全国军事的外朝执政大臣。翰林学士一职，在唐代中后期承担着起草诏令、参预谋议两大职责，有“天子私人”之称，但是否属于内朝官职，学界看法不一。张国刚《唐代官制》一书指出：“唐代翰林学士院流于形式，不预机密事务。”据《宋史·职官志二》记载，宋代翰林学士的职责仅仅是“掌制诰诏令撰述之事”。因此，宋太祖就朝政生 翰林学士李 的意见，竟被李 顶了回去：“臣书诏之外，思不出位。”无独有偶，宋太宗向翰林学士贾黄中“访以政事得失”，贾黄中居然回答道：“臣职当书诏，思不出其位。至于外事，臣何由知?”更有甚者，在宋真宗时，翰林学士杨亿、审筠因不赞同宋真宗的决策，先后公然拒绝草拟册后制、拜相制宋真宗只得叹息：“不通商量，真有性气。”[7]这些翰林学士哪里还像“天子私人”?显而易见，翰林学士在宋代并不属于内朝官职。
隐形内朝，仅就宗室来说，事情比较清楚。宋代对待宗室的基本方针是“赋以重禄，别无职业”，宗室的权势受到较为严格的限制。女性宗室则又等而下之，即使是公主，也“志向冲淡”，对于朝政几乎漠不关心。[8]什么宗室内朝、公主内朝，在宋代肯定不存在。至于后妃、外戚、宦官是是否形成内朝，问题要复杂些，下面分开来说。
先说后妃。宋代垂帘太后达九位之多，但那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代行皇权，与内朝风马牛不相及。当时号称“女子之防尤严”，[9]后妃磊多懂得“阃外之事非所预闻”，并加以守。如据李心传《系年要录》卷一四八记载，绍兴十三年(1143)四月，宋高宗请求他的母亲、身为皇太后的宋徽宗韦贤妃“降一指挥”，韦贤妃“不肯”，并说：“我但知家事，岂预外廷?”宋高宗当即称颂：“太后知国体，故慎重如此”。
由于“无后妃预政之理”在宋代被抬到了“国体”的高度予以较为严格地实行，后妃干政者较少，如果干政，往往较则受谴责，重则被废黜。据《宋史·后妃传下》记载，宋哲宗刘皇后在宋徽宗时“尊为太后”，但因“颇干预外事”，宋徽宗“与辅臣议，将废之。”废黜令未下，刘皇后“已为左右所逼，即帘钩自缢而崩”。据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乙集《刘 边报》记载，宋高宗刘婉仪“颇恃恩招权”，与御医王继先串通一气，图谋杀掉大将刘 ，并由她出面向宋高宗告御状：“刘 妄传边报，教官家烦恼。”宋高宗顿时勃然大怒：“尔妇人女子，如何晓得?必有教尔欺我者。”当即将她废为庶人。
应当承认，在两宋历史上，曾经两次出现过有些后妃内朝意味的局面。据《宋史·后妃传》记载，一次出现在天禧四年(1020)春天到乾兴元年(1022)二月，宋真宗病危期间，“帝久疾居宫中，事多决于后”即宋真宗刘皇后。另一次出现在绍熙二年(1191)十一月到绍熙三年(1192)三月，宋光宗患精神病，“不视朝，政事多决于后”即宋光 李皇后。这两次均事出有因，并且时间相当短暂，何况刘皇后和李皇后都毫无例外地遇到了宰执大臣的对抗。前一次有寇准、李迪等人，后一次有留正、赵汝愚等人，她们难以完全凌驾于外朝之上。双方对抗的结果，刘皇后大体还算赢得了胜利，而李皇后却落得了个失败的下场，宋光宗被迫退位，史称“绍熙内禅”。至于宋宁宗杨皇后在开禧三年(1207)参与杀害平章国事韩 胃，又在嘉定十七年(1224)参与拥立宋理宗，这两件都不能说明杨皇后凌驾于外朝之上，相反她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被外朝大臣史弥远当枪使。
再说外戚。仅在一部《宋史》中，“外戚不当预政”、“当时无外戚辅政者”、“国朝故事主婿未尝居职”这尖记载便屡见不鲜。宋代对待外戚的基本原则是“养之以丰禄高爵，而不使之招权擅事”。[10]朝廷尽管授予外戚节度使之类的虚衔，但通常不给予他们以实权。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不少外戚养成了淡于权势的习惯。如《宋史》有关列传称，宋太宗的驸马王贻永“能远权势”、宋仁宗的舅舅李用和“推远权势”、宋哲宗的妻兄孟忠厚“避远权势”、宋宁宗的岳父韩同卿“善远权势”、宋宁宗的妻兄杨次山“能避权势”。诸如此类不胜其举，他们因此一概被称赞为“得外戚体”。
从总体上说，宋代“外家不任要职，亦不干预政事”。[11]当时岂止无外戚外朝，外戚简直难以对朝政发生多少影响。在为数众多的外戚当中，官至势政大臣者屈指可数，其中具有钱端礼、张说二人权势较大。隆兴年间曾皇参知政事的钱端礼是宋孝宗长子赵 的岳父，乾道未年曾任知枢密院事的张说则是宋高宗吴皇后的妹夫。宋代的外戚宰相，不过韩忠彦、郑居中、韩 胃、贾似道四人而已。宋神宗的驸马韩嘉彦的哥哥韩忠彦、宋徽宗郑皇后的从堂兄弟郑居中分别在宋徽宗即位之初、政和年间出任宰相，他们虽然对朝政有所影响，但并未大权在握。
在宋代的外戚当中，曾经大权在握者仅有韩 胃、贾似道二人。韩 胃是宋宁宗韩皇后的从堂祖父，他在宋宁宗时先出任枢密使，后升平章军国事。贾似道则是宋理宗贾贵妃的哥哥，他在宋理宗时拜相，到宋度宗时又特授平章军国重事。尽管当时有人把韩 胃比喻为西汉时期的霍光，其实这个比喻并不恰当。史称：“嘉泰末年，平原公(即韩 胃)恃扶日之功，凡事自作威福，政事皆不由内出。”伶人王公瑾风趣地说：“今日政如客人卖伞，不由里面。”[12]而贾似道专政期间则号称做到了“内庭无用事之人”。[13]“不由内出”、“不由里面”这类说法便是韩 胃、贾似道与霍光不同的明证，霍光是内朝的头目，他们则是外朝的首领”。韩、贾二人虽“凡事自作威福”，但不是内朝的头目，这点尤其值得注意。
最后说说宦官。南宋人林 在《古今源流至论》续集卷八《宦官下》中，开宗明义地说：“国朝惩五季阉宦横肆之弊，不典兵、不预政，子孙守之，永为家法。”其主要依据是蔡氏《官制旧典》：“皇朝惩唐五代宦官横骄之弊，不使典卫总兵，干预政事，但专本职而已。”其实，这些并不完全是事实。宦官“不典兵、不预政”在北宋时期未能严格实行，他们较广泛地参预政事，诸如监视军队、率军作战、侦探臣民、审理案件等等。南宋时期虽然宦官“不典兵”，但并未做到宦官“不预政”。尽管如此，可是宦官在宋代难以凌驾于外朝之上，以下三点即是其明证。
第一，外朝大臣撑着宦官的任命权。据《宋史·职官志二》记载，“除授内侍省官”是枢密院的职责之一。林 以皇 年间枢密使高若讷成功地阻止了宦官王忠任留后为例，说明“宦官进职，枢密得专之”，并进上步指出：“国家所以统属宦官者，盖枢府任其权。夫尊以临卑，则卑有所摄；外以属内，则内无所隐。此防微杜渐之深旨，我祖宗其得之。”[14]宰相号称“事无不统”，对于宦官的任命，当然也能干预。喧类事例不少，如至和元年(1054)正月，宦官王守忠依恃着他是宋仁宗的“东宫旧恩”，在病危之际，“求为节度使”。宋仁宗“欲予之”，宰相梁适反对：“宦官无除真刺史者，况真节度使乎!”宋仁宗劝解道：“朕盖尝许守忠矣。”梁适坚持己见：“臣今备位宰相，明日除一内臣为节度使，臣虽死有余责。”御史中丞孙 “亦奏疏力争谏”，王守忠“乃罢节度使不除”。[15]可见，台谏官员对宦官的任命，也有发言权。
第二，外朝大臣掌握着宦官的惩治权。据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九记载，宋英宗即位之初，宦官任守忠“奸邪反复”，宰相韩琦召他到政事堂，训斥道：“汝罪当死!”将他贬为团练副使，蕲洲(治今湖北蕲春)安置。据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卷十之三《中书侍郎傅献简公》记载，宋仁宗时，宦官朱颖士“以内降监 ，监察御史里行傅尧俞上疏指责枢密院“不治颖士求内降罪”，实属渎职行为。依据这类记载，林 把宋代的情况概括为“宦官有过，宰相得斥之”；“宦官有过，枢府得治之”。[16]并赞叹道，宦官“有过则治，有劳则迁，或赏或罚，一听大臣。宜乎！”[17]
第三，“貂 不以典机密”。[18]这是宋代宦官的权势在汉、唐、明三代之下的关键所在。《宋史》梁师成本专称“凡御书号令皆出其手，多择善书吏习仿帝书，杂诏旨以出，外廷莫能辨”；“王黼父事之，虽蔡京父子亦谄附焉”。此事发生在宋代宦官权势最为显赫的宋徽宗时，如果说童贯握兵权算不上破例，那么梁师成“典机密”则是相当特殊的例外，何况宰相蔡京的“御笔手诏”与梁师成的“御书号令”在历史上同样颇负臭名。还应当指出，当时不是宦官独自横行，而是六贼共同当道。所谓六贼，恰好是外官三即蔡京、王黼、朱 ，内官三人即童贯、梁师成、李彦。至于其道恶，非蔡京莫属，史称他“威福在手，中外莫敢议”。蔡京、童贯之流在发迹时曾相互利用，得势之后又相互排挤。如据《宋史》童贯本传记载，观年间，宋徽宗打算授予童贯开府仪同三司，蔡京竭力反对：“使相岂应授宦官?”他“不奉诏”。另据《宋史》王黼本传记载，宣和年间，童贯带兵血腥镇压方腊起义之后，得意忘形，王黼向宋徽宗奏本：“腊之起由茶盐法也，而贯入奸言，归过陛下。”宋徽宗因此大怒。可见，“王黼父事之”云云，并完全是事实。六贼的权势因时而异，从总体上说，宦官得势，归咎于蔡京、王黼“假以重权”。他说：“比年以来，此曹气炎尤盛，皆缘蔡京、王黼辈首为乱阶，开通交结，假以重权，使相应援。”[19]从中不难看出，即使是在宋徽宗时，也很难说有什么凌驾于外朝之上的宦官内朝。
三、原因在哪里
两宋之所以大体无内朝，概括地说，其直接原因在于宋朝最高统治者从来不曾打算把宗室、后妃、外戚作为分割外朝权力的工具。宦官虽然被用来分割外朝权力，但程度有限，何况他们自身也在被防范之列，并且南宋时期比北宋时期限制更严。具体地说，则有下面两个方面的缘故。
首先，外朝大臣始终不是宋朝最高统治者防范重点。北宋初年，尽人皆知，宋太祖防范的重点不是文臣，而是武将。他在强调“宰相须用读书人”[20]的同时，又轻鄙地把他们称为“措大”。所谓“措大”者，贫寒失意的读书人之谓也，在他看来，“措大眼孔小，赐与十万贯，则塞破屋子矣。”[21]即使贪污，也很有限，对其政权的危害，远远不能同动辄黄袍加身的武将相比。宋太祖“宰相须豕读书人”的许诺，尽管当时并未完全兑现，可是此后逐渐变为实现，以致出现了“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22]的局面。宋太祖的后继者们对士大夫说了不少这类大同小异的话：“天下广大，卿等与朕共理。”[23]可见，外朝大臣岂止不是重点防范对象而已，简直成了主要依靠对象。
对于外朝大臣，宋朝最高统治者当然也要加以防范，但主要不是依靠宗室、后妃、外戚乃至宦官，而是依靠外朝大臣自身。其体防范方式，以下面两种最为常见。
一是集体负责。曾巩《隆平集》卷二《宰执》称：“宋兴以平章事为宰相，以参知政事，枢密使、副、知院、签书院事，并为执政官。”可见，宰执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集体。徐度《却扫编》卷上云：“国朝中书宰相、参知政事，多不过五员，两相则三参，三相则两参。”这是就一般情况而言，也有一相三参、一相四参、三相一参、三相无参等多种状况。在两宋上，独宰相的时期虽有，独宰执的局面则无。宰执虽以宰相为首，但集体负责。如元 年(1086)正月，侍御史刘挚指出：“百官差除，从祖宗以来，中书门下同共进拟，所以合同众论。”宰相“进退人物，随意在手”[24]的情况不是没有，但毕竟不太容易。
二是“异论相搅”。天禧年间，王钦若出俾 宰相之后，真宗又把与王钦若派系不同、政见不同的寇准任命为宰相。有人对此表示不理解，宋真宗将个中奥妙说破：“且要异论相搅，即各不敢为非。”所谓“异论相搅”，就是同时起用派系不同、政见不同的大臣，以便相互牵制。熙宁年间，王安石对此颇为反感：“若朝廷人人异论相搅，即治道何由成?”可是宋神宗实际上仍然坚持这一做法，在把旧党首领富弼的女婿冯京任命为枢密副使之后，又将他先后提拔为参知政事、知枢密院事、枢密使，以致冯京成为了旧党在宰执集团内部的旗帜。针对这件事，李焘指出：“足明神宗于安石未始专任之。”[25]宋徽宗亲政之初，实行所谓“邪正杂用”，旧党韩忠彦、新党曾布同时担任宰相，更是典型的“异论相搅”。即使在咸淳年间，贾似道权倾中外，宰执大臣中依旧有人敢于他作对。宋度宗把程元风任命为宰相，贾似道“恐其侵权”。贾似道对宰相江万晨加以“笼络”，但江万里“微露锋颖”，[26]公然当众指责贾似道。何况按照制度，宰执大臣还受到台谏官员牵制。元 年(1086)正月，侍御史刘挚指出：“祖宗以来，执政臣僚犯公议，一有台谏论列，则未有得安其位而不去者。”[27]“未有”二字不免强调过分，然而这种情况毕竟不少。
其次，宗室、后妃、外戚乃至宦官反倒是宋朝最高统治者防范的重点。这在很大程度上导源于下面两个结果。
一是历史经验的结果。如北宋人石介在《徂徕集》卷十八《唐鉴序》中惊呼：“巍巍巨唐，女后乱之，奸臣坏之，宦官覆之。”并指出：“奸臣不可使专政，女后不可使预事，宦官不可使任权。”而所谓奸臣又主要是指宗室李林甫、外戚国忠。
二是汲取现实教训的结果。北宋开国之初，宋太祖打算让符彦卿“典兵”，枢密使赵普反对。宋太祖解释道：“彦卿岂能负朕耶!”赵普反问：“陛下何以能负周世宗?”宋太祖猛然醒悟，符彦卿典兵“事遂中止”。[28]符彦卿既是周世宗又是赵光义岳父，宋太祖在后周时同符彦卿在北宋时的地位相似，都具有外戚的身份。刘子健先生在《宋太宗与宋初两次篡位》一文中说得以对“宋代起于外戚姻亲夺位，从此对于戚加意防范。”[29]史称宋太祖“友爱兄弟，旷古未有”，[30]然而宋太宗据说是靠制造所谓宗室之祸上台的。果真如此，他势必对宗室加意防范，事实也确是是这样。宋太宗感到当时威胁皇位主要不再是武将，而是宗室。他不惜向至亲骨肉开刀，同时又强调“藩邸之设，止奉朝请”，[31]逐步建立起一套限制宗室权势、防止宗室室作乱的制度。
由于皇帝的亲属和亲信恰恰是其防范的重点，于是，“不以女谒进人，不以戚里废法，貂 不以典机密，舆台不得加节钺”[32]这类规章制度纷纷出台，并被称为不能轻意改动的祖宗家法。两宋之所以大体无内朝，这些所谓祖宗家法作用确实不小。如南宋人郑 就认为祖宗家法严是宋代无后妃内朝别的缘故：“本朝历世以来，未有不贤之后，盖祖宗家法最严、子孙持守最谨也。”[33]刘光祖则把这视为宋代既无外戚内朝又无宦官内朝的原因：“国家二百余年无外戚预政之祸，亦由制之得其道故也。……祖宗之良法美意，所以杜中常侍用事之渐也。”[34]
同时也应当看到，和历代封建帝王一样，宋朝最高统治者往往立法违法，上述规章制度弹性较大。如大观三年(1109)四月，郑居中升任知枢密院事，有人上章提出异议，理由是“外戚不宜在政地”，宋徽宗固执己见，“还其章而谕所以用居中之意”。[35]只是由于士大夫与皇亲国戚是两个不同的利益群体，他们竭力维护上述规章制度，才使这些规章制度的弹性大大减小。皇帝违反上述规章制度，士大夫常常上疏反对：“天下之法，当与天下共之，有司守之以死。虽天子不得而私也，而后天下之大公立。”[36]皇帝偏袒皇亲国戚，士夫夫难免抗议：“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非陛下所有也。”[37]甚至宣称：“天下者，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天下!”[38]
对于这批敢于坚持制度的士大夫在防止内朝形成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南宋学者黄震给予充分的肯定：“国有社稷臣，行法自贵近始，天上事尚有何不可为者?”[39]士大夫简直可以称为皇亲国戚的克星。至于他们何以如此胆大气粗，主要则应归于当时的国体是以士大夫阶层为主体的封建地主阶级专政，用北宋中期元老重臣文彦博的话来说，即皇帝“与士大夫为治”。[40]两宋大体无内朝更深一层的原因正在于此。
四、意味着什么
“臣僚迁擢，多至尊官；皇族丝联，未登显位。”[41]北宋人刘随的这句话如实地反映了宋代士大夫深受重用，皇帝的亲属、亲信反而受到种种限制，以致大体无内朝。面对这一局面，某些宗室子弟不免牢骚满腹：“异姓反优于同姓，天子之子孙反不若公卿大夫之子孙。”[42]他们牢骚如此之盛，无非是认为这不符合家天下统治原则。在士大夫当中，对此表示惋惜者毕竟较少，如北宋大臣范镇叹息：“祖宗后裔，岂无贤才?而一概废而不用，深可惜也。”[43]对此大加称颂者为数甚多，如南宋学问家吕祖谦说：“宋朝之待宗室、戚属，其以大公之道守天下乎?虽三代未有及此!”在他看来，两宋大体夫内朝意味着“大公之道”，赵宋五朝似乎并非赵家天下。此说之不妥，显而易见。
其实，吕祖谦本人已经讲到，朝廷对于皇亲国戚尽管“未尝任之以事”，但却将他们“列之高爵，置之重位。”[44]朝廷虽然要求皇亲国戚守法，但对他们“事事优异，悉不与外官、匹庶同法.”[45]治平年间，枢密副使吴奎在谈到宗室问题时指出：“朝廷必为无穷计，当有所裁损。”[46]很清楚，赵宋王朝对皇亲国的权势加以限制即“裁损”，目的在于“为无穷计”，即突赵家天子的独裁地位、保证赵家天下的万世一系，充其量不过是把更高度的封建君主专制建筑在更广泛的社会基础之上。南宋学者陈傅良说：“圣人以无私而成其私。”[47]这话可谓一语破的。确实，利用内朝限制外朝同分封亲属拱卫王室一样，相当充分地体现着家天下统治。然而“家以传子，官以传贤”,[48]家天下统治的基本特征毕竟在于皇位世袭。不能由于分封早已名不副实，也不能因为宋代并未形成内朝，便怀疑当时是否仍然是家天下。
朱熹指出：“权重处便有弊。宗室权重则宗室作乱，汉初及晋是也。外戚权重则外戚作乱，两汉是也。”[49]皇亲国戚作为封建统治集团中的最腐朽部分，是封建时代社会动乱的重要根源之一。这批平庸辈兼权势狂一旦“权重”，势必“作乱”。朱熹此说实属总结历史经验这谈。与汉、晋两代不同，宋代皇亲国戚的权势受到较为严格的限制，以致他们之间的权力之争不曾激化到兵戎相见的程度，皇位转移总的来说比较平稳。从这个意义上说，宋代无内朝意味沣大体无内乱。[50]内部较为安定的社会环境作为一个重要因素，促成了宋代社会的腾飞和文化的高涨。这正是宋代大体无内朝的积极意义之所在。
宋代大体无内朝的消极意义在于它本身就意味着冗官。皇亲国戚一方面几乎“一概废而不用”，另方面以往往被“列之高爵，置之重位，”于是廷内平白无故地增添了一批享受着各种优厚待遇但不管事的冗官。事情还不止于此，最高统治者不用内朝牵制外朝，而用外朝制约外朝，于是外朝机构重床迭屋，官员人浮于事。马端临在《通考·国用考二》里，将“养兵”、“宗俸”、“冗官”、“郊赉”视为宋代财政的四大拖累。四项当中，“宗俸”一项直接用于宗室特别是皇帝的近亲，而“冗官”一项是与对皇亲国戚推行养而不用的方针不无一定关系。然而宋代从总体上看毕竟没有凌驾于外朝之上的内朝，宰相作为外朝的首领，其权力势必有所加强。这点向来被宋代相权加强论者所忽略，实补充的必要。
总之，宋代大体无内朝绝不意味着什么大公之道，而意味着大体无内乱，意味着冗官，意味着相权有所加强。其积极意义与消极意义兼而有之，权衡两者轻重，以积极意义为主。
注释：
[1]据王应麟;《小学绀珠》卷《制度类·四朝》。
[2]《汉书》卷77《杨敞传》。
[3]钱穆:《国史大纲》第115页，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
[4]《新唐书》卷83《诸帝公主传》。
[5]陈傅良:《止斋集》卷26《中书舍人供职后初对札子第二》。
[6][26][35]《宋史》卷242《后妃传上·仁宗李宸妃传》、卷418《陈宜中传论》、卷 356《吴执中传》。
[7]孙逢吉:《职官分纪》卷15《翰林学士》。
[8]参看拙稿《宋代对宗室的防范》，载《北京师院学报》1988年第1期；载《思与言》第28卷第1期，1990年3月。
[9]王应麟:《玉海》卷130《官制·戚里》。
[10][41]赵汝愚编《诸臣奏议》卷35《帝系门·外戚下》、卷32《帝系门·宗室》。
[11]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1建炎三年三月丙戌。
[12]吕邦耀:《续宋宰辅编年录》卷3嘉定十七年“史弥远独相”。
[13]周密:《癸辛杂识》后集《贾相制外戚抑北司戢学校》。
[14][17]林 :《古今流至论》续集卷8《宦官下》。
[15][20][23][25][27][28][30][40][46]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6至和元年正月癸已、卷7乾德四年五月乙亥、卷26雍熙二年十二月、卷213熙宁三年七壬辰、卷364元 元年正月庚戊、卷4乾德元年二月丙戌、卷、22太平兴国六年九月辛亥、卷221熙宁四年三月戊子、卷201治平元年五月辛亥。
[16]《古今源流至论》后集卷5《内朝》。
[18][32]《群书会元截江网》卷17《时政》。
[19][34][36][37][43]黄淮等编《历代名臣奏议》卷293《近习》、卷70《法祖》、卷213《法令》、卷64《治道》、卷76《宗室》。
[21]魏泰:《东轩笔录》卷1。
[22]张端义:《贵耳集》卷下。
[24]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卷9元 元年闰二月庚寅“蔡确罢相”。
[29]载《史研究》1990年第1期。
[31]《太宗皇帝实录》卷27太平兴国八年十一月甲寅。
[33]刘时举:《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卷10淳熙十六年二月壬戌。
[38]《中兴两朝圣政》卷24绍兴八年十二月癸酉。
[39]黄震:《黄氏日钞》卷50《读史》。
[42]周密:《齐东野语》卷19《嘉定宝玺》。
[44]吕祖谦:《历代制度详说》卷14《宗室》。
[45]《宋会要辑稿》帝系4之36。
[47]陈傅良:《永嘉先生八面锋》卷12。
[48]杨时等编《河南程氏粹言》卷1《论政篇》。
[49]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134《历代一》。
[50]参看拙稿《论宋代无内乱》，载《四川师大学报》198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