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伎术官研究(续)

三、限制严
宋朝对待文官武将，往往是一味地宽容和姑息。用宋人的语言来说，即是：“赏重于罚，威不逮恩。”[83]但是，对伎术官则控制很严，无论在上、身份上，还是在人身上、婚姻上，都有各种各样的限制。
政治上的限制主要是不许伎术官干政。如嘉祐元年（1056）十一月，宋仁宗得病，枢密使贾昌朝“欲动摇宰相”，便指使两名天文官出面攻击宰相文彦博、富弼：“不当穿河于北方，致上体不安。”文彦博勃然大怒：
天文变异，汝职所当言也。何得辄预国家大事？汝罪当族。
富弼等人也气愤地说：
奴敢尔妄言，何不斩之？
两名天文官立即“色变”，[84]惊恐万分。很清楚，按照宋朝的制度，伎术官不得妄言国家大事。
南宋初期，宋高宗御医王继先尽管“其权势与秦桧埒”，但是他的仕进之途并不平坦。宋高宗授予王继先武功大夫，给事中富直柔立即反对：
继先以杂流易前班，则自此转行无碍，深恐将帅解体。
结果，宋高宗不得已只好收回成命。史称：“继先用事，中外切齿。”他只得“阳乞致仕，以避人言。”士大夫如此强烈地反对王继先，原因固然在于他专横跋扈，无恶不作，也与他是个“以医得幸”的伎术官有关。绍兴三十一年（1161）八月，王继先本人被解职，子孙被罢官。他之所以垮台，问题还是出在他既是伎术官，又要干预朝政。当时对于金朝，刘锜主战，王继先主和。王继先企图杀掉刘锜，便向宋高宗建议：“若斩一二人，和好复固。”这犯了伎术官不得干预朝政的禁忌。宋高宗对此颇为不满，当即反问他：“是欲我斩刘锜乎？”[85]殿中侍御史杜莘老得知此情，立即上疏弹劾。奏疏列举罪状达10条之多，但开宗明义便是什么“方伎之臣”、“微贱小人”、“薄术供奉”[86]等等。所有这些，都不过是伎术官的同义语而已。
身份上的限制主要是不许随意脱掉伎术官这张皮。从某种意义上说，传统社会即是身份社会，人们都有自己的固定身份。以整个社会而论，士、农、工、商便是4种不同的身份。拿官员队伍来说，伎术官在宋代也是一种不同于文官、武官的特殊身份，不能轻易变动。其主要表现有以下两点。 
第一，伎术官不得改任文官。早在开宝年间，宋太祖便规定：
司天台学生及诸司伎术工巧人不得拟外官。[87]
庆历元年（1041）十二月，同提点陕西路刑狱陈秉被撤职，其原因仅仅在于他出身翰林医官。嘉祐元年（1056）闰十二月，宋仁宗又明确规定：
尝为中书、枢密院、诸司吏人及伎术官出职者，毋得任提点刑狱及知州军。[88]
为什么要这样规定？宋仁宗时官至执政大臣的夏竦曾振振有词地加以解释：
府寺之吏，书算之工，因循久次，不晓艺文，及预官常，何知政要。[89]
这分明是借口，歧视伎术官才是实质。
第二，伎术官也不得任武官。庆历六年（1046）十二月，宋仁宗规定：
伎术人自今毋得任畿内兵马都监、监押。[90]
元丰三年（1083），有大臣推荐供备库副使董中行出任苛岚军草城川都巡检，宋神宗不同意，理由是：
中行以伎术进，岂宜领边要职任！[91]
这里需要说明，伎术官出职虽然可以授予虚有其名的低级武官阶，但一般不能担任实有其权的武官。出职者尚且如此，未出职者可想而知。
人身上的限制主要是剥夺伎术官的人身自由权利。马克思曾经指出：“君主政体的原则总的来说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92]在君主专制制度下，伎术官不仅官的面目被扭曲，而且人的形象也受到损坏
在宋代，各种伎术官的人身自由都受到限制，如宋徽宗在大观二年（1108年）十月规定：各地驻泊医官“非缘医药，不许与见任官往来，违者以违制论。” [93]至于天文官，更是几乎无任何人身自由可言。景德元年（1004）正月，宋真宗作出了限制司天监和翰林天文院职官、学生、诸色人人身自由的具体规定。其主要内容是：第一，“自今不得出入臣庶家”；第二，如若违犯，“并当严断”；第三，“许人陈告，厚与酬奖”；第四，实行同保连坐法：“令三人为一保，互相觉察，同保有犯，连坐之”；第五，鼓励相互检举揭发：“保内陈告，亦与酬奖。”[94]于是天文官被禁锢在狭小的天地里，完全丧失人身自由，没有思想，没有个性，只能做皇帝的驯服奴才。
伎术官的人格还动辄受侮辱。如大中祥符元年（1008）二月，翰林书艺杨昭度、御书待诏盛量等人仅仅因为“入院稍迟”，负责管理翰林院的宦官赵履信“便去巾帻，欲行笞责。”[95]又如庆历四年（1044）六月，对于一名随军医官，泾原路都部署狄青“以一怒之忿，便行鞭扑。”[96]狄青是个士兵起家、面部刺字的武将，科举出身的文官对他从来不屑一顾。可是，他在伎术官面前又耀武扬威，毒打医官，足见宋代伎术官地位之低下。
婚姻上的限制主要是不许伎术官与宗室通婚。在宋代，文官武将不怎么乐意联姻宗室。当时有“士人乃畏尚主”[97]之说。为了扭转这种状况，宋英宗曾经采取鼓励措施，在治平二年（1065）规定，“宗室袒免婿有官者转一官”，以“劝有官者肯与宗室为婚”。[98]可是，所谓“有官者”并不包括伎术官。相反，宋朝禁止宗室与伎术官通婚。
庆历二年（1042）七月，宋仁宗对皇亲的婚姻对象做过这样的规定：
若见任文武升朝官，虽三代不尽食禄，但非工商、伎术及恶逆之族，有朝臣委保者，听之。[99]
熙宁四年（1071）九月，宋神宗又下诏规定：
（宗室五服以内的近亲）不得与诸司胥吏出职、纳粟得官及进纳、伎术、工商、杂类、恶逆之家子孙通婚。[100]
进纳即买官，恶逆是十恶大罪之一，而杂类则是指“舅尝为仆、姑尝为娼者。”[101]伎术官居然与奴仆、娼妓相提并论，足见其社会地位何等低下。
这里还应当指出，宋朝禁止伎术官与宗室通婚的规定并不是一纸空文，而是曾经加以实施。庆历三年（1043）十二月，延安郡王赵允升把女儿嫁给翰林医官许希之子。赵允升是宋太宗子汉王元佐的大儿子，而许希不过是一名伎术官。这件事遭到权御史中丞王拱辰弹劾，其理由是许希“非士族”，“不可以乱宗室之制”。[102] 宋仁宗接受王拱辰建议，下令解除了这门婚事。
　　由上所述，不难看出，宋代的伎术官几乎事事、处处被朝廷排斥在文官、武将之外，另眼相看，备受歧视。至于文官、武将，则不愿意与伎术官为伍。文官、武将不愿意同伎术官一起朝见皇帝，因而书法、绘画官不能入杂压，只能单独立班。[103]文官、武将也不愿意同伎术官一起参加典礼。如皇祐四年（1052），宋仁宗差派司天监春官正赵惟恭协助主持祭祀大典，知礼院邵必便上疏反对。邵必认为，伎术官出于“冗贱，不识典礼”，“与士流为伍，实所不称。”他请求“朝廷今后更摄行祀事，更不差伎术卜祝之类。”[104] 宋仁宗下诏予以认可。文官、武将甚至不愿意伎术官为他们检查身体。绍兴七年（1037）四月，王缙上奏要求吏部注拟地方官“以免医人看验，以示礼重大夫之意。”[105] 宋高宗同样下诏予以认可，总之，宋朝对士大夫堪称礼重入微，对伎术官可谓歧视之至。士大夫与伎术官界线犹如泾渭，地位判若天渊。

下篇  宋代伎术官的文化创造活动

如果说天文官、医官的主要任务在于从事实践，那么绘画官、书法官的基本职责便是进行创作。无论科学实践，还是艺术创作，都是特殊的精神劳动。倘若不能充分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势必成效甚微。由于宋代伎术官社会地位低下，因而他们的创造精神受到压抑，在各项文化创造活动中建树较少。不过应当说明，这并不是对宋代整个文化状况的全面评价。下面将对天文官、医官的科学实践和绘画官、书法官的艺术创作活动，分别予以简要介绍。
一、天文官
宋朝虽然设有两个天文观察机构，即司天监（太史局）和翰林天文院，但并未给天文官的科学实践提供良好的客观条件。其表现有下面两点。
首先，从指导思想上看，封建统治者把天文变异同牵强地联系起来，就势必把天文学引入歧途，在他们眼里，天文学只不过是一种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根本不是一门严肃的科学。
其次，与上述指导思想有关，宋朝统治者为了严格防范不逞之徒利用天文进行反叛活动，厉行“天文之禁”。因此，出现了一系列不正常现象：在全国范围内焚毁天文图书，收缴观测仪器，捕杀天象观察者，以致天文学在社会上几乎失传；秘阁所藏天文图书束之高阁，秘而不宣，不准大臣借阅；天文观测资料，“除奏报御前外，并不许报诸处”；[106]对天文观察机构实行封闭式的管理制度，极其野蛮落后。沈括对此有所记述：
国朝置天文院，设漏刻、观天台、铜浑仪，皆如司天监，与司天监互相检察。每夜天文院具有无谪见云物祺祥及当夜星次，须令于皇城门未发前到禁中，门发后，司天监占状方到，以两司奏对勘，以防虚伪。[107]
沈括的记述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时间限制严，天文观察资料须天亮前上交，天文官没有时间对这些资料进行整理研究。二是对正确的观察资料作错误的解释，这些天文官必须依据占书去胡乱附会天文变异。
事实上，宋代天文官未必能担负起天文学科学研究的重任。在两个天文观察机构中滥竽充数者大有人在。如宋太宗时司天监丞丁文杲“无他学，惟善射覆，太宗时以为娱。”[108]他无非是宋太宗的一名弄臣而已。沈括对其亲眼所见作过如实记录：
是时，司天官皆承世族，隶名食禄，本无知术者。[109]
南宋时期同样是“日官浅鄙”。[110]岳珂说：
近世清台占候，颇失其守。虽试造甚囏，多筌蹄之学，以故征应之验，视前世为疏。 [111]
通观两宋天文官的学术水平，洪迈认为是“殊愧汉、唐”，而他们的具体实践活动则是：“占测荒茫，几于可笑。”[112]换句话说，宋代天文官对天文学的发展贡献较小，我们可以从下面四个方面进行论证。
第一，天文著述数量较少，水平偏低。据欧阳修在《新唐书·艺文志》里记载：“历算类三十家，七十五部”；“天文类二十家，三十部”。两者相加，共105部。这可以视为宋仁宗时期所藏唐代天文书的最高数额。李约瑟据《通志·艺文略》统计，绍兴二十年“天文学以及与此有关的书不下369部”。[113]这可以视为宋代天文藏书的最低数额。这个数额减去上述唐代天文图书，计261部。这大约是宋人所著天文书的最低数额。另据现存宋代书目，其中可以确考为天文官所著者只有16部，即：欧阳发《浑仪》、《元丰天文书》，韩显符《天文明鉴占》、《祥符星度》、《浑仪法要》，史序《乾坤宝典》，杨惟德《景祐乾象新书》、《景祐三式》、《太一福应集要》、周综《皇祐岳台晷景新书》、《皇祐星官》、宋行古《皇祐司辰星漏历》、邢中和《古今天文格子图》、季自正《星变图》、荆大声《二十四气中星日月宿度》、杨可《集会历》（两种）及18部历法约34部，占宋人所著书8分之1。当然这个比例很不准确，但它说明天文官的著述相对于其他天文学家来说太少了。此外，还应当看到，这些书籍学术水平不高。宋人早就指出：
星翁历人类多鄙浅，是以不足以推明其学也。[114]
就今天来看，这些书籍有的是占书，有的是仪器使用说明，而真正研究天文变异及其的书籍实属少见。
第二，天文仪器因袭前代，改进较小。宋代的天文仪器，其制作者既有士大夫，也有天文官。现将天文官制作的仪器，择要列举如下。太平兴国浑仪，“司天监学生张思训作”，[115]“大率依仿一行之法”。[116]唯一的优点是以水银代水作动力，可以不受气候影响，但造价昂贵。此后，浑仪不用此法。至道元年浑仪，秋官正韩显符作，亦“本乎淳风、一行之遗法者。”[117]此后，在大中祥符三年，韩显符又重制浑仪。皇祐三年二月，周综、于渊等作新浑仪。熙宁、元丰年间也曾经作浑仪，所有这些都未能超过张思训太平兴国浑仪。[118]元祐浑仪，虽有天文官参加，但从构想到设计，均由苏颂及韩公廉二人承担。元祐浑仪合浑仪、侯仪、浑象三仪为一，以水作动力。这在机械发展史上是一项创举。但李约瑟认为，元祐浑仪精确度不高，“大致要五分钟才向前猛跳一次。工作一夜之后，误差恐怕不会小于2°，看来还不如用肉眼估计来得好。” [119]此外，还应当指出，它并不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钟。[120]南宋建立以后，虽然“更谋制作”浑仪，可是“已而不就”。其原因在于：
在廷诸臣罕通其制度者。
就连苏颂的儿子苏携“亦不能通”。[121]
第三，天文观察失误较大。洪迈对宋代天文官的观测水平做过这样的评论：
国朝星官历翁之伎，殊愧汉唐，故其占测荒茫，几于可笑。[122]
“殊愧汉唐”未免失实，但“占测荒茫，几于可笑”却实有其据，就日食记录来说，据《通考》卷283《象纬考六·日食》记载，仅在宋神宗时期，日食预报不验或不及定分、云阴不见者即达七次之多。到了南宋，占测失误更多，充斥史书。如“宁宗庆元四年九月，太史言月食于昼，草泽上书言食于夜。及验视，如草泽言。” [123]
第四，历法改换频繁、差错多。宋代历法共改换了18次，改换的时间之短和频率之高在上绝无仅有。现将18部宋历列表如下。

 

历名	修订时间	失误现象	资料来源
应天历	建隆四年	末几，气候渐差	《宋史·律历志序》
乾元历	太平兴国四年	末几，气候又差
仪天历	咸平四年	星曜有差
崇天历	天圣元年	日食有差	《玉海》卷10《群书考索》续集卷22
明天历	治平二年	日食有差
奉元历	熙宁八年	日食有差
观天历	元祐六年	冬至差
纪元历	崇宁五年	时气有差
统元历	绍兴五年	定腊有差
乾道历	乾道四年	谬误为甚	《宋史·律历十五》
淳熙历	淳熙三年	立元非是，气朔多差不与天合
会天历	绍熙二年	占候多差	《玉海》卷10
统天历	庆元五年	进历未几而推测日食已不验
开禧历	开禧三年		《宋史·律历十五》
显天历	淳祐七年
淳祐历	淳祐十年		《宋史·律历十五》
成天历	咸淳六年
本天历	德祐年间

上述历法使用时间最长者，不过40年。不少历法刚颁行不久，就发现差错，不得不再改。对于这个现象及其产生原因，宋人朱熹、章如愚、王应麟都曾经谈到。朱熹说：
今之造历者元[无]定法，只是赶趋天之行度以求合。或过则损，不及则益，所以多差。[124]
王应麟更是直截了当地指责道：
今之学历者，但知历法，不知历理。[125]
的确，宋代天文官不懂得天体运行的规律，只知制定历法的具体办法；而且从未进行实测，只将旧历增损。这种历法岂有不差之理！
宋代的历法虽多，其科学价值却很小。近人钱宝琮即指出：宋代“平均17年就要改革历法一次，但在天文学上没有多大发展。”[126]李约瑟也认为，这些历法“在科学上的意义远不如在考古学和历史学上的意义来得大。”[127]

二、医官
宋代医学分科日密，新的突破层出不穷。但是，医官院医官对医学的这种飞速没有作出应有的贡献。以医学著述为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着录宋人医药著作约74部之多，可以确考为医官所著者仅有7部。马端临《通考》卷222、223《经籍考·医家》著录宋人医药著作达93部，可确考为医官所著者也只有7部。院内医官的著述，反而不如民间医生多。
应该承认，宋代宫廷医官的选拔是非常严格的，尤其是元丰以后还要事先通过才能成为御医；而且人数众多，政和年间“总计方脉诸科几一千人”。[128]可以说，统治者为皇室贵族的医药需求在民间搜罗名医不遗余力。可是，医官对医学的贡献与他们庞大的队伍与众多的名医何以竟如此不相称？宋代甚至有人认为：
国医未必皆高手。[129]
曾布更是气愤地说：
国医者不知学术，但世传所习。[130]
这些评论似乎与宫廷医生选取标准矛盾。其实，上述问题，均可以从下面两点得到解答。
一是实践范围小，医官院的性质是皇家，其服务对象主要是皇室。皇祐三年（1051）正月，宋仁宗“诏翰林医官院日轮近上医官一员，总轮诸科医官以备应奉”。 [131]同年十一月又“诏翰林医官院自今选年四十以上无过犯者以三十二人为额，仍分三番入宿院中。”[132]在确保宫廷医疗需求的条件下，医官院的医官才临时接受皇帝差派为大臣及军民诊治疾病。实践范围如此狭小，势必妨碍和影响医官医疗经验的积累和医疗技术的提高。
二是思想负担重。医官的服务对象既然主要是皇家，一旦发生医疗事故，动辄遭到严惩。他们简直是提着脑袋为别人治病。如嘉祐八年（1063）二月，医官宋安道等为宋仁宗治病，“久无效”而被降官。接替宋安道等出任御医的是孙兆、单骧，起初用药“皆有验”。 [133]可是，宋仁宗在三月三十日夜里病情突然加重，“召医官诊视”，孙兆、单骧等“投药、灼艾，已无及”。[134]宋仁宗死后，宋英宗追究医官医疗责任。两府大臣为医官开脱：宋仁宗“不幸至此，乃天命也，非医官所能及。”反而遭到宋英宗训斥。结果，孙兆编管池州（治今安徽贵池），单骧编管峡州（治今湖北宜昌），“同时责降者十二人”。[135]
在宋代，宋高宗吴皇后有“却药辍进，务全护医”的美名。她在庆元三年（1197）得病后，居然“侍医进药，辄却之”。左右问其缘故，她喟然长叹：“吾寿八袠，而以医累人邪？”[136]在宋朝的统治者中，像宋高宗吴皇后这样宁肯死也不吃药的人恐怕找不出第二位。不仅如此，这件事本身就表明“以医累人”的事例太多，宫廷医官的悲剧命运必不可免。既然如此，医官难免“临病互相推托，不肯及时下药。”[137]医官如此畏首畏尾，水平难以提高。宋代“国医未必皆高手”，实属事出有因。
平心而论，宋代医官尽管对医学没有作出应有贡献，也绝非毫无作为。其中值得一提的，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药物学方面。医官刘翰等所着《开宝重定本草》，在《唐本草》的基础上，对宋代以前的本草文献进行了整理。官僚苏颂等及医官秦宗古等所着《嘉祐补注神农本草》，系校定《开宝本草》而成，著录药品1083种，新增药品93种，广泛地选录古本草资料，为后世辑佚和研究古本草提供了宝贵资料。医官王继先等所著《绍兴校定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系在民间医生唐慎微《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及《大观本草》、《政和本草》基础上修订而成。对于此书，陈振孙评价不高：
每药为数语辨说，浅俚无高论。[138]
第二，在方剂学方面。《太平圣惠方》由医官集家传及天下秘方而成，约11000多方。“每部以太医令巢元方《病源候论》冠其首。而方药次之，成一百卷。”[139]该书对于药方的保存、整理以及继承，卓有贡献。
第三，在临床医学方面。医官王惟一和钱乙对针灸学和儿贡献，弥足称道。王惟一在天圣五年铸成两座针炙铜人，既可用于教学，又可用于考试。他还有《铜人鍮穴针炙图经》三卷，载穴位354个，比晋皇甫谧《甲乙经》多青灵、厥阴俞、膏肓三个双穴。灵台、阳关两个单穴。钱乙在元丰年间任太医丞，治病无数，医术甚高。他死后开封人阎季忠集其医技写成《小儿药证真诀》三卷，“上卷论证，中卷为医案，下卷为方”。清朝四库馆臣称：
小儿经方，于古罕见，自（钱）乙始别为专门，而其书亦为幼科之鼻祖。后人得其方论，往往有回生之功。[140]
三、书法官
综观宋代书法的整体发展水平，始终没有超过唐代。朱熹一针见血地指出：
入本朝以来，各胜相传，亦不过以唐人为法。[141]
如果说在士大夫当中还出现了蔡襄、苏轼、黄庭坚、米芾、蔡京等书法名家，那么供职于御书院的专职书法官却没有产生一个可以同苏轼等人相比拟的书法家。在宣和年间编定的《宣和书谱》中，书法官及其作品居然没有一人、一件入选。可见，他们对于宋代书法艺术的发展贡献之小。御书院之何以产生不出优秀的书法艺术作品，与下面三个因素有关。
一是受书法官的心境影响。众所周知，书法是心灵的艺术。宋人说过：
夫论书，论气节；论画，当论风味。凡其人持身之端方，立朝之刚正，下笔为书。得之者自应生敬，况其字画之工哉。[142]
真、善、美绝对统一，书画艺术的价值大小与个人品格的优劣完全一致，这是传统时代士人们评论书画的标准。这个标准未必准确，但它认为书画创作同个人的情操、秉性等有联系，却是事实。书法官社会地位低下，甚至人格尊严遭到践踏。在压抑、苦闷的心境下，自然很难创作出优秀的书法作品。
二是为当时的社会环境制约。唐代科举考试，要考“身、言、书、判”。书，即书法。宋代科举考试，取消了这道程序。因此，社会上学习书法的风气不如唐代浓厚。宋太宗创立御书院，并不是为了振兴书法艺术。它只不过是为皇帝誊写书诏、应奉皇室文字需求的服务机构而已。
三是被皇室的审美观念支配。御书院的御用性质，决定了书法官在艺术上很难有所突破和创新。史称：
翰林待诏孙崇望书，宋时谓之院体，盖用《集圣教序》笔意而加丰润者。[143]
“丰润”正是院体的特点，也是皇室贵族的审美取向。说这种审美取向庸俗、高雅，恐怕都失之于偏颇，也许使用平庸二字比较适宜。
四、绘画官
宋代绘画艺术的状况，不同于书法艺术。两宋时代是绘画艺术大放光彩的时代。大体说来，宋代绘画有文人画与院画之分。文人画出自士大夫之手，其特点在于强调局部、重视写神，借景物描绘以抒发情怀。用苏轼的话来说，即是：“文以达吾心，画以适吾意”。院画出自供职于画院的专职绘画官之手，其特点在于富艳、细致，重形似而斥飘逸，反对不拘一格的画风。
值得注意的是，北宋画坛的主力不是院画，而是文人画；不是专职绘画官，而是院外画家。元人汤垕认为：
宋画家山水超绝唐世者，李成、董元、范宽三人而已。[144]
李成、董元、范宽这三位宋初院外山水画家，即是宋世文人画的开山。后来，苏轼、文同等在宋神宗时又从理论上为文人画的长足发展奠定了基础。而北宋的画院则深受文人画的影响。宋神宗时院画家郭熙的创作是这样，宋徽宗时图画院的改革也如此。
院画之所以不能成为北宋画坛的主力，除了受绘画家个人的心理因素、皇室的审美观念所支配和影响外，院画重师承而无创新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宣和画谱》卷17载：
（黄）筌、（黄）居寀画法，自祖宗以来，图画院为一时之标准，较艺者视黄氏体制为优劣去取。
这种因循守旧风气直到宋神宗时才稍有改观。而且北宋画院“不以艺业高低，只以资次挨排”，朝廷并不鼓励院画家们创新。熙宁年间，画院虽然订下“拣试规矩”，但其标准是“合不合格式”。[145]所谓“格式”，同程序、法度一样，不过是框框的同义语、僵死的代名词。宋徽宗改革画院，召试四方学艺之人，虽然提倡以诗入画，追求画面意境，可是仍然强调法度、注重师承。邓椿对于这次改革曾经加以记述：
图画院四方召试者源源而来，多有不合而去者。盖一时所尚专以形似苟合，有自得不免放逸，则谓之不合法度或无师承，故所作止众工之事，不能高也。[146]
这次改革并不尽如人意。
应当指出，讨论院画与文人画对画坛的影响大小并不意味着在二者之间进行价值对比。北宋院画家们，虽然不如士大夫们那样注重意境审美，却扬长避短并根据实际需要而发展了花鸟画、界画等画科。《画继》卷10说：
画院界作最工，专以新意相尚。
界作即界画，常以宫室、楼台、木屋作题材，用界笔直尺作画。界画要求画家一分一寸地去刻画，精工细琢，还要保持艺术的自然性，“比他画为难工”。[147]《画继》卷10载有这样一幅界画：
画一殿廊，金碧熀燿，朱门半开，一宫女露半身于户外，以箕贮果皮，作弃掷状，如鸭脚、荔枝、胡桃、榧栗、榛芡之属，一一可辨，各不相因。笔墨精微，有如此者。
举世闻名的《清明上河图》，更是界画的杰出代表。
南宋的画坛情况与北宋有所不同，在专职绘画官中涌现出李唐、刘松年、马远、夏珪等四大家，院画取文人画而代之成为画坛主流。对于这种现象，清朝的四库馆臣们有所论述：
和议既成以后，湖山歌舞，务在粉饰太平，于是仍仿宣和故事置御前画院，有待诏、祗候等官品。其所作即名为院画。当时如李唐、刘松年、马远、夏珪等有四大家之称。……其初尚多宣和旧人，流派相传，各臻工妙。专门之艺，实非后人所及。”[148]
不难看出，宋代文人画由盛转衰、院画由衰转盛，这个变迁与形势的变化有关。北宋政治局面相对稳定，为士大夫挥笔作画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然而北宋君臣绝不会置江山社稷于不顾，以感情代替理智，将绘画末技纳入政治生活。整个说来，北宋君臣对图画院建设漠不关心。而从宋徽宗到南宋各代君主，其行径与其祖宗正好相反。他们将注意力更多地由政治转至绘画，置画院以粉饰太平。由此院画获得君主支持，由衰转盛。相反，由于南宋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交织，战乱频仍。士大夫们置身于颠沛流离的生活之中，失去了挥笔作画的社会环境和恬适心境，故文人画由盛转衰。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各类伎术官虽然情况不尽相同，但总的来说都没有对宋代文化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这主要不应当责怪伎术官的平庸和无能，而应当归咎于宋朝实行的专制统治和推行的贱技政策。
余论
在本文即将结束的时候，还有以下三点需要着重指出。
第一，贱技思想在中国上虽然由来已久，但到宋代才趋于浓厚。众所周知，“奇技淫巧”这个贬义词最早见于《尚书·泰誓》，《礼记·王制》更是声称：
凡执技以事上者，不贰事，不移官，出乡不与士齿。
如果说“奇技淫巧”之说还仅仅是对技艺本身的轻视，那么执技者“不与士齿”便是对技艺之士的歧视了。贱技思想可谓源远流长。不过应当看到，宋代以前贱技思想还不严重。《论语》里有句名言：
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149]
虽然将技艺贬称为“小道”，但又认为技艺“必有可观者”。这表明他虽有贱技思想，但还不太严重。至于司马迁，更是为方技之士立传，充分肯定并宣扬他们的业绩。此后，《汉书·艺文志》称：
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
《后汉书·方术传》认为：方术“可以弘补时事”。直到唐代，士大夫还普遍地承认：技艺“有辅于教”。[150]难怪贱技思想严重的南宋学者林駉对唐代的某些重技现象不理解。他指责唐朝：
    任用之际，无有区别：调马贱工鸣玉于缙绅之间（原注：《马周传》：王长通白明达本乐工，韦槃提斛斯政，本无他材，独解调马，今超受髙赏，与外庭朝会，鸣玉曵履，臣切耻之）；伎艺杂术滥进于翰苑之所（原注：唐翰林院有棋工、画工，皆待诏）；普思方士，玷名秘监（原注：《桓彦范传》云：俄墨敇以方士郑普思为秘书监，叶静能为国子祭酒。彦范言：不从）；朝恩蚕室，滥职国子（原注：《鱼朝恩传》：朝恩中人，为国子祭酒）；王毛仲特牧隶耳，至为开府（原注：本传：毛仲善牧马，后为开府仪同三司）；王叔文本棋工耳，得入户侍（原注：本传：叔文善棋，待诏，后得宠为戸部侍郎）。[151]
与唐代士大夫的看法相反，宋朝统治者大多认为，技艺“无补世教”。[152]他们对于各种技艺，几乎一一加以蔑视。北宋皇帝尽管都爱好书法，但他们仅仅是“以翰墨文字为乐”。[153]嗜好书法的宋太宗，就明确表示：书法“非帝王事业”。[154]程颢更是认为：练习写字不仅“徒废时日”，而且“于道便有妨处”。[155]爱好绘画的士大夫虽然不少，但他们同时又认为绘画“为贱者之事”，[156]强调不可“因画为累”。[157]尽管范仲淹曾经筹办医学、宋神宗和宋哲宗曾经注重算学教育，可是无不遭到贱技思想严重的士大夫们的顽强抵制。[158]张载认为：医书“不须大段学，不会亦不甚害事。”[159]绍兴年间，有个内侍擅长手算，“不差毫厘”。宰相赵鼎认为：
惟其精敏如此，便非国家之福。
而宋高宗把这个内侍称为“人妖”。[160]总之，宋朝统治者对书法、绘画、医学、天文等各种技艺偏见太深，一律视为异端末技。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贱技思想在宋代已经发展成为贱技政策，本文所列举的宋朝歧视伎术官的种种措施，就是这一政策的具体表现。
第二，宋代的贱技思想趋于严重，是集权专制制度进一步加强的结果和表现。宋朝统治者为了结束五代十国分裂割据、政局动荡、战火不熄的混乱局面，致力于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不过，宋朝的集权专制不是赤裸裸地一丝不挂，而是披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不是直接采用严刑峻法，而是注重所谓德治，提倡所谓教化。无怪乎专制政治高度发达的宋朝在历史上居然被誉为“以忠厚为本”、“以宽仁为治”，[161]有“宋之教化足观者”[162]之说。《礼记·乐记》称：“德成而上，艺成而下”。照封建统治者看来，“德”与“艺”即“德”与“技”是相互对立的。“德”有助于巩固统治，“技”不利于集权专制。赵鼎所说：“惟其精敏如此，便非国家之福”，即是其证。对于以强化集权专制为基本国策的宋朝统治者来说，尚德与贱技不过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宋朝重视并发展科举制度，就是其既尚德又贱技的表现。随着科举取士名额的扩大、及第之后待遇的提高，儒学之士有了一条比较平坦的晋升之途，形成了“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163]的局面。可是，技艺之士却被拒之于科举大门之外，他们不能沿着科举入仕这条路线往上爬，至多只能做个待遇差、升迁难、限制严的伎术官。儒学之士和技艺之士的前途和命运，迥然不同，相差太远。士这个阶层对于专制皇权来说，既是一种不能不利用的借用力量，又是一种不得不提防的异己力量。宋朝统治者发展科举制度，笼络儒学之士，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化异己力量为借用力量。他们替儒学之士和技艺之士安排下两种迥然不同的前途和命运，则是为了分化瓦解士这个阶层。出身于技艺之士的伎术官为出身于儒学之士的士大夫所不齿，表明宋朝统治者的分化瓦解政策果然奏效。
第三，宋朝推行贱技政策，预示着科学文化事业必将滑坡。由于封建生产关系的某些变革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等因素的促进，宋代科学文化事业总的来说发展状况良好，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这似乎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宋代伎术官政治上无权、心灵上屈辱、思想上苦闷，没有很好地在科学文化事业上扮演积极创造者的角色，从而限制了宋代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未能达到应当达到的更高水平。这恐怕同样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与士大夫相比，宋代伎术官的待遇实在是太不公道。这对晚生后学来说，是一种尽管悄然无声，但却胜于有声的价值导向。难怪他们登科之前只愿苦读儒家经典，不肯钻研专门技艺。于是，士这个阶层出现了两大弱点。其一是就群体而言，队伍结构不合理，技艺之士太少，儒学之士太多，以致科举仕进之途拥挤不堪。其二是就个体而言知识结构不合理，只懂儒家经典，不懂专门技艺，难以经国济世。如果说孔子主张受教育者应当全面发展，他的教学内容比较广泛，包括所谓“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那么仅就这点而言，以孔子的继承者自命的宋代家实属孔子的不肖之徒。他们居然说：
技艺不能安足耻！为士者当知道。己不知道，可耻也。[164]
对技艺的偏见之深，简直无以复加。宋朝推行贱伎政策，不利影响颇多。其中最为不利的，莫过于晚生后学不肯钻研专门技艺。这对科学文化事业，是个不祥之兆。长此以往，不仅领先地位难保，而且后果不堪设想。果不其然，明清时代科学文化事业终于滑坡。何以如此，原因虽多，但贱技政策愈演愈烈，肯定是重要的一条。
注　释
[1][5][10][11][17][84][85][139][157][161][162]脱脱等：《宋史》卷166《职官志六·入内内侍省》；卷48《天文志·序》；卷161《职官志·序》；卷165《职官志五·司天监》；卷169《职官志九·检校官兼官绍兴以后阶官》；卷313《文彦博传》；卷470《佞幸王继先传》；卷461《方伎王怀隐传》；卷444《李公麟传》；卷152《刑法志·序》；卷456《孝义传·序》。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
[2][16][29][34] [51][66][72][81][93][94][98][105][128][145]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56之43；职官52之21；职官61之7；职官19之15；职官6之46；职官36之111；职官31之2；职官36之96；职官36之115；职官31之1；帝系4之24；选举23之15；职官36之102；职官36之107。中华书局1957年影印本。
[3]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后集卷61《官品门》。《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林希逸：《竹溪鬳斋十一稿续集》卷9《汉之为天数者如何》。《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刘知几：《史通》卷11《外篇·史官建置》。《四部丛刊》本。
[7][53]章如愚：《山堂先生群书考索》续集卷16《国史》；后集卷16《吏禄》。《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47《百官志二》。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
[9]上表据孙逢吉《职官分纪》卷17《太史局》制成；下表据《宋史》卷152《舆服志四》所载康定二年大臣追记《宋初衣服令》制成。
[12] 此表据《职官分纪》卷17《太史局》所载元祐官品制成。
[13]《宋会要辑稿》职官18之95。另据《玉海》卷121《绍兴提举秘书省》注。
[14]陈著：《本堂集》卷38《梁宰（观）经验方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5]张九龄等：《唐六典》卷14《太医署》，卷11《尚药局》；《旧唐书》卷44《职官志三·尚药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8]此表据《宋史》卷168《职官志八·合班之制》、《庆元条法事类》卷4《职制门·官品杂压》制成。
[19][87]马端临：《通考》卷66《职官考二十·官品》；卷35《选举考八·方伎》。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十通”本。
[20]魏征等：《隋书》卷28《百官志下·国子寺》。中华书局1973年点校本。
[21]赵彦卫：《云麓漫抄》卷5。《丛书集成》初编本。
[22]《唐六典》卷3《弘文馆学士》。
[23]御书院设于何时，史无明文。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50《置御书院》称：宋太宗“置御书院，首得蜀人王着。”《宋史》卷269《王著传》称王着于太平兴国六年入御书院。御书院当设置于这时或稍前。在宋代文献中，往往将翰林御书院与翰林书艺局并称。如赵升《朝野类要》卷2称：“京师有书艺局、医官局、天文局、御书院、……”它们究竟是两个机构还是一个机构？据董史《皇宋书录》、周密《武林旧事》、《宋会要辑稿》职官36之95等有关记载可知，御书院是书艺局官员的入值之所。
[24][36]《宋会要辑稿》职官36之95。
[25][48]苏易简：《续翰林志》卷上。《知不足斋丛书》本。
[26]孙逢吉：《职官分纪》卷15《翰林待诏》。中华书局1988年影印本。
[27]程大昌：《考古编》卷7《御药院掌礼文》。《学津讨原》本。
[28]据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