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成大治蜀述略

范成大（公元1126－1193年）字致能，号石湖，南宋前期苏州吴县人。同传
统时代的不少士大夫一样，他文人与官员，一身而二任。或许是由于其作为文人
的光芒太耀眼，以至他“入为从官，出为牧守”①的作为不免显得暗淡。其实，
范成大历任封疆大吏，所至兴利除弊，既受到宋孝宗的表彰：“卿南至桂广，北
使幽燕，西入巴蜀，东薄鄞海，可谓贤劳”，②又得到各地民众的肯定：“范石
湖歴典名藩，所至礼贤下士，仁民爱物，去思遗爱，所在歌舞之。”③当代学者
对范成大年谱的编纂和佚著的搜集，主要是从文学史研究的角度出发，但也为我
们了解作为官员的范成大提供了不少方便。④本文仅将其治理巴蜀期间的政绩略
加梳理。
　　一、情系巴蜀
　　四川在南宋时期是具有特殊战略地位的重要地区。清代史家钱大昕称：“宋
南渡后，以四川为上游重镇。蜀土富实，无兵革之扰，居官者以为乐土。”⑤其
中，“无兵革之扰”一语并不确当。四川地区既有“边防机事”，又有“西南夷
寇边”，以致“于时频易帅”。⑥南宋诗人陆游说得比较准确：“成都地大人众
，事已十倍他镇。而四道大抵皆带蛮夷，且北控秦陇，所以临制捍防，一失其宜
，皆足致变故于呼吸顾眄之间。”①因此，南宋人有“蜀自中兴以来，置帅尤重
”②之说。
　　淳熙元年（公元1175）十月，范成大被任命为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四川
制置使系川峡四路统兵大员，四川地区各都统制所率领的屯驻大军以及其他正规
军均受其节制。范成大感叹道：“成都以名都乐国闻天下，予幸得至焉”。③他
在《谢表》中说：“去国八千里，恨青天蜀道之难；提封六十州，岂白面书生之
事!”④其友人祝贺他“有节制全蜀之命”，称“此行甚宠”。⑤宋孝宗在信任之
余，一再告诫他：“蜀为西南屏蔽，兵民庶务，尤当平允”，并要求他：“早见
成效，以副朕倚注之意”，⑥ “并蠲民瘼”，“加惠彼民”。⑦
　　范成大治蜀，不过两年而已。他在广西经略安抚使兼知静江府（治今广西桂
林）任上得到帅蜀之命，于淳熙二年正月从桂林动身，到达成都已是当年六月。
范成大一向体弱多病，且年届半百。淳熙四年正月，他因大病，请求去职，当即
行到宋孝宗恩准。同年五月，刚病愈，即离川，东归苏州。在这大约两年的时间
里，范成大并非都是四川地区的第一把手。淳熙元年十二月，沈复出任四川宣抚
使，范成大改任成都府路安抚制置使。淳熙二年六月，沈复升任同知枢密院事。
当年“七月，诏复四川制置司，以成都府路安抚制置使臣（范）成大摄使事。”
⑧他才得以复专节制全蜀之命。
　　然而在短短两年之内，范成大政绩有声。陆游《范待制诗集序》称：“及公
之至也，定规模，信命令，弛利惠农，选将治兵，未数月，声震四境，岁复大登
。”⑨杨甲《縻枣堰记》说：“吴郡范公，以鈇钺镇蜀，仁行如春，威行如秋，
休养生息，人用以宁。”①范成大在病中，且即将离川，仍念念不忘巴蜀，“上
便民十五事”。宋孝宗赞扬道：“范已病，尚为国远虑。”②他后来还得知，并
亲自转告范成大：“蜀民思卿如慈亲。”③
　　还值得注意，范成大离成都时，自发送行者人数之多、送行距离之远，实属
罕见。据周必大《资政殿大学士赠银青光禄大夫范公（成大）神道碑》记载，淳
熙四年五月，范成大“疾愈而行，送客数百里不忍别。后公谢病吴门，往来者伺
候谒舍，或经月，必一见乃去，其得士心如此。”送行者大都从成都合江亭远送
到青神（四川今县）中巌寺，“至慈姥巌（中巌寺后山）前徘徊，皆不忍分袂。
”他们“即席作诗，不觉日暮，遂皆不成行。”范成大诗云：“明朝真是送人行
，从此关山隔故情。道义不磨双鲤在，蜀江流水贯吴城。”第二天早上，才依依
惜别。范成大与其好友兼下属陆游分别时，“至挥泪失声”。范成大写下了“泪
落中巌水不流”的诗句。范季申、郭中行等6位送行者与范成大同游峨嵋山后，在
嘉州（治今四川乐山）作别。范成大诗云：“我本住林屋，风吹来锦城。锦城亦
何乐，所乐多友生。相从不知久，相送不计程。横绝峨嵋山，欲去有余情。”其
中，杨商卿父子等3人一直送到合江（四川今县）。范成大诗云：“合江亭前送我
来，合江县里别我去。江流好合人好乖，明日东西南北路。”这些送行者虽非都
是，但其中毕竟有不少巴蜀人士。如杨商卿即是富顺（四川今县）人，9年后与范
成大在苏州重逢。范成大记述道：“富顺杨商卿使君，向与余分别于泸（指四川
泸州）之合江，渺然再会之期。后九年，乃访余吴门，则喜可知也。”④
　　范成大离开四川后，依旧情系巴蜀。他留恋巴蜀的山水：“老来万事总萧然
，犹忆西州暑雪边”；回忆四川的物产：“荔浦园林瘴雾中，戎州（四川宜宾的
古称）沽酒擘轻红”；怀念巴蜀的友人：“四海西州故旧多，烦君问询各如何？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关心四川民众沉重的赋役负担，盼望朝廷予以免除：“
十年关陇困科输，圣德如天尽扫除。”⑤
　　范成大对巴蜀一往情深，而四川民众思之如慈亲。何以会如此，无疑是由于
范成大治蜀政绩卓著。其政绩大致可概括为蜀士归心、轻徭薄赋、整军经武、击
强抚善、与民同乐等5个方面，现依次略述于下。
　　二、蜀士归心
　　与四川地区的地理环境有关，宋代四川士大夫的乡土观念较强。宋高宗曾说
：“惟蜀人道远，其间文学行义有可用者，不由论荐，无由得知。前此数年，蜀
中仕官者，例多隔絶，不得一至朝廷，甚可惜也。”史称：“自秦桧专权，深抑
蜀士。”①北宋初期曾经有“蜀人（不）得守乡郡”、“蜀人官蜀不得通判州事
”②一类的规定，北宋中期逐渐被突破，然而直到宋孝宗时，仍有“祖宗时蜀人
未尝除蜀帅”③之说。歧视反而使四川士大夫即所谓“蜀士”在感情上容易接近
。如果说此前隆州（治今四川仁寿）虞允文、此后资州（治今四川资中北）赵雄
系蜀人蜀帅，容易得到蜀士的认同，那么范成大则是吴人治蜀，他必须在处理与
蜀士的关系，争取蜀士支持方面多下些功夫。范成大恰恰在这个方面做得很成功
，其主要措施有二：
　　一是表彰名士。《宋史》卷386《范成大传》称：“蜀知名士孙松寿年六十余
，樊汉广甫五十九，皆挂冠不仕，表其节，诏召之，皆不起，蜀士由是归心。” 
孙松寿是郫县（今属四川成都）人，“刚方亷洁，不求人知”，“尝守汉嘉（即
今四川雅安），甚有惠爱”，“蜀人号为牧斋先生”。④樊汉广系江原（今属四
川崇州）人，曾任青神知县、眉州通判，“居家孝友，当官廉勤”，“奉法循理
”。⑤范成大将两位名士“同荐于朝，召赴行在，固辞不起，蜀人髙之。”⑥
二是网罗人才。据说，范成大在四川制置使任上，曾上《论知人劄子》。他认为
“未尝有不生才之世”，“常患于无知人之明”。使用人才应“各以其所长”，
发现人才当出以公心：“去胸中之私喜怒，用天下之公是非，以进退天下之才，
虽不能皆当，要亦十得七八。”①他这样说，也这样做。周必大称：“凡人才可
用者，公悉罗致之幕下，用其所长，不以小节拘之。其杰然者，则露章以荐，往
往光显于朝，或至贰府。”②杨万里说：“范公荐蜀士数十人，公（指简世杰）
为之首。”“边防机事，范公专以委公，公悉心襄赞。”③其实，简世杰只是范
成大治蜀期间的重要幕僚之一，他系进贤（江西今县），并非蜀士。然而范成大
确实罗致、推荐了不少蜀士。如前面讲到的富顺杨商卿（名光），据《吴船录》
卷上可知，即是其另一重要幕僚。在范成大推荐的蜀士当中，以胡晋臣最著名。
“胡晋臣字子远，蜀州（即今四川崇州）人。登绍兴二十七年（公元1157年）进
士第，为成都通判。制置使范成大以公辅荐诸朝，孝宗召赴行在。”光宗时，官
至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还应当指出，总领四川财赋军马钱粮李蘩作为朝廷
派驻四川的大员，系晋原（今属四川崇州）人，是位标准的蜀士。他虽非出自范
成大推荐，但范成大与他互相配合，并大力支持。范成大上奏说：“李蘩以身任
此事，臣以身保李蘩。”两人齐心协力，以致“孝宗大悦”。④
　　如果说措施之一起到了争取人心，“蜀士归心”的作用，那么措施之二还收
到了网罗人才，办好事情的效果。四川制置司一向事务繁忙：“幕府率穷日夜，
力理文书应期会，而故时巨公大人亦或不得少休。”⑤范成大治蜀期间，幕府的
事情办得井井有条，显然是他将有能力的蜀士罗致于其幕下的结果。
　　　三、为民减负
　　四川是当时民众负担特别沉重的地区。自绍兴年间陕西被金朝攻占后，原属
陕西秦凤路的关外四州⑥划归四川利州西路管辖，四川成为对金作战前线，养兵
之费猛增。史称，“初，蜀之财用止以赡蜀。自屯驻大兵，始竭民力，公私俱困
。”⑦这种状况到淳熙年间已延续长达50年之久。由于“蜀民久困”，宋孝宗“
以蜀为忧”。①范成大关心民瘼：“西堰颇闻江涨急，东山犹说雨来迟。锦城乐
事知多少，忧旱忧霖蹙尽眉。”②他治蜀期间，禀承宋孝宗旨意，在减轻民众负
担方面，主要做了两件事：
　　一是减折估。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5《折估钱》称:“大抵蜀
中之折估，与两浙之月桩，皆以赡军得名，其事相类。”两者都是南宋时期不同
地区以对金作战急需为名而征收的杂税。范成大认为：“蜀自失陜，竭其力养关
外军，而折估最病民。” 淳熙二年六月，他为此“奏凡三四上”，指出：“逺方
州县吏为朝廷根本忧者几人？折估不办，上司怪怒，百方贴补，下伤陛下赤子，
而不恤后日意外之患。其间贪墨，又或并缘，此所以实闻于朝廷者寡也。”请求
朝廷：“去四川数十年之害，培其本根，徐用其力，国家长计也。”③并提出具
体建议：“四川酒课折估虚额钱四十七万余缗，乞自淳熈三年为始减放。”宋孝
宗当月予以批准，“诏以湖广总领所上供钱内拨还”。④这一减负之举受到四川
民众的普遍欢迎。当年秋天，彭州（今属四川）上奏：“奉诏拨上供钱对减本州
三县酒课额，民间作佛老会以报上恩，乞以功德疏随会庆节（宋孝宗的生辰）表
疏同进。”宋孝宗“弗许，令守臣谕以国家裕民之意。”但他高兴地对执政大臣
说：“前日蠲减蜀中折估钱，人情欢感已如此。若异时兵革偃息，数十年来额外
横赋尽蠲除之，民间喜可知也。”⑤岂止彭州一地而已，四川各地莫不如此。范
成大奏称：“令下之日，百万生灵，鼓舞欢呼，如脱沟壑。寰区四路州县节次申
到，自今年七月十五日以后，各于寺观启建感恩祝圣道场。”⑥
　　二是免科籴。所谓和籴，其本意是官府“与民为市，给以现钱。”但在施行
过程中，往往积弊丛生：“其籴于民也，既有抑配之患；其积于官也，亦有虚数
之欺。”⑦而南宋四川地区为解决军粮问题而实行的和籴弊病更大，既不给现钱
：“边民苦和籴，实不得一钱，吏且督输旁午”，①又强行摊派：“括兴元（治
今陕西汉中）、阶、成、西和、凤、文（治今甘肃文县）、龙（治今四川平武东
南）等州民户家业而均科之。”②人们气愤地说：“名和籴，实强取”；③“名
曰和籴，实科籴也。”所谓家业又称产业钱，系划分户等的依据。科籴按“家业
而均科”，似乎较为公平。然而“上三等户饶于赀用，自输自请，虽少损，犹可
及；下二等户势必付之揽纳之家，本钱既不可请，始逭责可耳！”④其中，兴元
府的情况最严重：“汉中久饥，剑外和籴，在州者独多，（知兴元府李）蘩尝匹
马行阡陌间，访求民瘼。有老妪进曰：‘民所以饥者，和籴病之也。’泣数行下
。蘩感其言，奏免之。”李蘩随即出任总领四川财赋兵马，宋孝宗“诏制置使范
成大同蘩相度以闻”。范、李二人主张“变科籴为官籴”，⑤即恢复和籴本意。
其具体办法是：“尽变抑配旧法，官自与农为市，不亏毫忽之价，不取圭撮之赢
，则军不乏兴，民不加赋。”实施以后，“九州数十万户踊跃呼舞。”⑥既保证
了军粮的供应：“民既乐与官为市，牛车担负，千里不絶”；⑦又减轻了民众的
负担：“而田里免科籴，始知有生之乐”；还促进了生产的：“今岁大稔，
米价顿贱，父老以为三十年所无。”⑧淳熙四年，范成大上奏：“关外麦熟，倍
于常年，缘去岁朝廷免和籴一年，民力稍纾，得以从事于耕作，故其效如此。”
宋孝宗读过奏疏，感叹道：“免和籴一年，民间便已如此，乃知民力不可重困也
。”参知政事王淮则建议：“去岁止免关外，今从李蘩之请，尽免蜀中和籴一年
，为惠尤广。”⑨
　　应当指出，就全国来说，宋孝宗所说“额外横赋尽蠲除之”，是名口惠而实
不至的空话。就四川而言，范成大所云科输“尽扫除”之类，也只是美好的愿望
而已。李蘩作为蜀人，在四川任职时间比范成大长，他“欲奏蠲盐酒和买之弊，
以尽涤民害，会有疾，卒”，最终成为泡影。范成大在四川仅两年，办成以上两
大实事，也属不易。
　　　四、整军经武
　　“蕞尔蜀口云屯九万八千之师，不为不多。”①四川地处对金作战前沿，担
负着捍卫秦陇的重任，驻扎着近10万御前大军。此时虽然张浚北伐失败、隆兴和
议达成，但宋孝宗仍壮心不已。范成大治蜀期间，“躬督属部，不遗余力”，表
示将“仰副陛下整军经武之实，上肃军政，下厌士心。”② 他在军政方面采取的
措施主要有三：
　　一是亲自挑选武官。范成大指出：各级武官“于法应以材武人充者，皆须事
艺可观，胆勇可仗，方为称职。”然而实际状况是：一方面“才艺自振者十不二
三，废惰自如者比比相望”；③另方面“有材武卓然、堪备任使之人失职久闲，
理当收恤。”④其原因在于：“诸州将官以下窠阙，或以出职杂流及私家给使之
人为之，而西蜀尤甚。” 范成大上奏力主：四川沿边各级武官“不得以杂流出职
及给使无武艺人虚占，及不许时占差权。”同时建议：“内或有杰然自有武艺智
略者，从帅臣保明以闻，特与差注，及许一面权摄，以防遗材。”鉴于四川地区
“副将以下，乃分屯别州，名为副队，其实各当一面”，他认为，不仅正将，而
且副将也应“差曾经从军立功，或曾任兵官并沿边巡尉及经捕盗有劳之人。”⑤
为确保各级武官的素质，他“遇有陈乞差遣者，躬赴教场，按阅事艺，取四邑材
武应选之人，依资次差辟。”范成大报告朝廷：“一年以来，沿边城寨，诸州将
佐，皆易以材武之人，几已太半，只更数月，可以尽变。”请求吏部及时“给降
付身”，使他们“成就考任，安心效职，为惠甚大，所系不轻。”① “关外，四
川最为极边之地。” 关外四州的官员虽非武职，责任同样重大。范成大建议，从
四川四路现任官吏中慎重选辟，“其所辟官，不许辞避”，以接替关外四州的官
员中的“委实癃老及不堪倚仗者。”②
　　二是改善士兵待遇。范成大调查后发现，蜀兵“迩来贫乏者众”。“原其致
贫之由，皆谓初招军时，只是单身，其后婚娶，人口渐多，势不能给。”为解决
蜀兵贫乏的问题，“前来宣抚司措置给钱付都统司，使自回易，以资贴累重之人
每月添支粮米。”所谓添支，即加俸或补贴。而回易则是官府或军队进行的赢利
性经营活动。但是其效果并不好：“缘本钱不多，军中营运不行。”于是将给钱
回易改为以钱放偿：“近来多是以钱放偿与合添支人，谓如每月借与钱引伍千，
即令出息一千，便将息钱准折添支。”范成大既反对回易：“军中贸迁，不无搔
扰，将兵干当，亦废教习”；又反对放偿：“虽军士少济急阙之须，而实无增添
之实。”他主张缩小添支范围：“合与增添者，止以入队人为率。其使臣及其职
名人，并不入队人，皆不须问。”其理由是“职名人”等“皆粗可足用”，而“
不入队人”并非作战人员，可以不问。他呼吁改善蜀兵待遇，认为如此则“所费
钱数不多，朝廷可以调度。”③范成大的建议受到宋孝宗重视。有地方官员上奏
：“金州（治今陕西安康，当时属四川）都统司例私贩茶盐，月科与军人，每名
三斤，高立价直，于请粮处剋除。”宋孝宗说：“蜀中军人贫甚，岂宜更有剋剥
！”④下令予以查处。
　　三是坚持乡兵成法。当时，四川边境有称为“忠勇”、“义士”之类的乡兵
。《宋史·兵志六·建炎后乡兵》称：“关外西和、阶、成、凤四州所聚民兵，
谓之忠勇。”而义士则创始于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知兴元府兼利夔路制置
使王庶“以本路军籍单薄，乃籍兴元府、兴（治今陕西略阳）、洋州（治今陕西
洋县）、三泉县（在今陕西宁强西北）强壮，每两丁取一、三丁取二，与免户下
物力钱二百千，号曰义士。每五十人为一队，知县为军正，尉为军副，日教武于
县，月教武于州。不半年，有兵数万，每遇州教，则厚犒赏之。”①他们“勇鸷
健武，人材绝异，技艺纪律，性习所使，虽正军锐卒，未能远过。”②乡兵曾发
挥作用：“大散关（在今陕西宝鸡西南）一战，能为官军先锋”，③但却时兴时
废。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虞允文在四川宣抚使任上，“复籍三郡之丁，得
二万三千九百余人，结成队伍。因参酌陕西弓箭手之旧，为《义士专法》一百四
十二条来上。诏颁行之。”④其要害是轻其赋敛，寓兵于农，“非因调发，永不
得差。”⑤范成大发现《义士专法》正在遭到破坏，不仅“监司郡守多杂役之”
，而兴元都统制郭钧“又令守关隘烽燧，且乞与大军更戍”。范成大“力言其不
可”。⑥他指责郭钧“御众无术”，⑦请求坚持《义士专法》，则“攻有余力，
守不待劝。”⑧宋孝宗“诏遵旧法”。⑨
　　宋代军政腐败由来已久，积重难返。范成大指出：“天下将兵之政，其弊甚
矣。竭诸郡之力以养兵，不为不久，而终无可恃之势。”他认为：“繄欲修明将
兵之政，则须招填阙额，葺治器械，准备激犒，三者举非徒手可办，今皆缺然无
力以及之。”⑩对此，范成大难免有力不从心之感。
　　五、击强抚善
　　南宋时期四川地区少数民族分布范围很广。正如当时人说：“蜀自岷山、沫
若水外，即为夷境。”11范成大治蜀期间，如果说对金作战前线并无战事，那么
少数民族地区则不平静。范成大深知如何确保少数民族地区的稳定和汉族地区的
安宁，是个严峻的问题。他刚到任即上奏：“臣当内教将兵，外修堡寨，仍讲明
寨丁教阅团结之法，使人自为战，三者非财不可。”宋孝宗“手劄奖励，赐度牒
钱四十万缗。”范成大“日夜阅士，制器甲，督边郡次第行之。”①其主要方针
可归纳为以下三条：
　　一是奖优罚劣。少数民族地区的状况如何，与当地官吏的优劣关系极大。范
成大严惩其违纪者，撤换其庸懦者，奖励其优异者。“乾道九年，吐蕃青羌以知
黎州（治今四川汉源北）宇文绍直不雠其马价，愤怨为乱。”宇文绍直已被罢免
，淳熙二年，朝廷采纳范成大建议，又将其疾速“送千里外州军编管”。②“有
白水寨将王文才私娶蛮女，常导之寇边。”范成大设计把他擒获后，“命即黎州
教场斩之，兵威大振。于是专意恤民矣。”③“文州（治今甘肃文县）管下蕃部
作过，知州李彦坚畏懦失职；下任王彪，老谬不肯之官。”淳熙三年三月，宋孝
宗依据范成大的提议，将李、王二人罢免，“诏四川都统制吴挺选习兵官一员，
兼知文州。”知黎州禄柬之，潼川府（治今四川三台）人，曾知叙州（治今四川
宜宾），“蛮寇横江，边寨危急。”“柬之以军法诛召寇之人，群蛮詟服。”④
淳熙三年四月，范成大“奏其前守叙州劳绩，上恩加直秘阁。”⑤
　　二是筑堡置戍。范成大“以黎为要地，奏置路分都监，増五寨，籍少壮为兵
。凡吐蕃扰边径路十有八，悉筑堡置戍。”⑥在普遍增筑堡寨的同时，重点加强
黎州的防卫。黎州原有被称为土丁的乡兵“凡千人”，淳熙三年，知州禄柬之“
请倍其数，又以等级，籍其少壮者，月给以钱。”⑦范成大又将战斗力极强的西
兵调往黎州：淳熙二年五月，“诏潼川府及绵州（治今四川绵阳）所屯将兵内各
轮差三百人，作两番，分上下半年更替于黎州屯戍”；十月，“更就绵州、潼川
两处屯驻西兵内各选差一百人。”⑧黎州“西兵未有营寨，只就城内寺院驻劄；
而互市诸蕃，亦入城安泊。”范成大认为如此“无以养威”，专门拨款，“令于
城外别立西兵营寨”。①然而黎州驻军毕竟有限，“即有边事，则调绵、梓（治
今四川三台）所驻大军讨之，地远不时至。” 范成大“所教成都禁卒，谓之飞虎
军者，今已可用，乃命五百人往戍之。”② 
　　三是讨击抚摩。“文州蕃部间扰边”，范成大上奏：“奏乞预为文告，崛强
者讨击之，善良者抚摩之，使知畏慕，不可专示弱启侮。”宋孝宗予以肯定：“
深知事体，即日施行。”③范成大的态度似乎相当强硬，其实未必。淳熙二年，
吐蕃首领“奴儿结率众二千扣安静砦。（范）成大调飞山卒千人赴之，度其三日
必遁，戒勿追。已而果然。”④可见，其讨击的目的在于抚摩，避免事态扩大，
但求相安无事。
　　按照的理念，范成大的少数民族政策确有可指责之处。他治标不治本，
不知开展民族之间的交流，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是实现稳定与安
宁的关键。他认为：“蛮人所须茶、綵之类，皆是朝夕急须。其所产马，不卖之
（应作‘中原’或‘朝廷’），将安所用？故不患其马之不来。”⑤对茶马
互市的态度相当消极。六、与民共乐
　　范成大作为文豪治蜀，势必格外注重文化建设。他上任后，首先视察成都学
宫，“谒先圣，率诸生列拜庭下，览古叹息。” 范成大发现学宫“屋室陊剥，木
老石腐”，决定“皆彻新之，盖逾年而役休，沉沉翼翼，严靓宏固，为西南冠。
”他“来新学，延见多士，与耆儒宿师，考难疑义，训诲熟复。” 蜀士杨甲称颂
道：范公“以儒长者治蜀，有大惠利及民。然其政发源，实始兴学。”⑥范成大
在这个方面的作为还有以下三点：
　　一是重视文物。范成大亲自对成都寺庙中的绘画进行调查，并予以著录，写
成《成都古寺名笔记》。《名笔记》称：“成都画多名笔，散在诸寺观，而见于
大圣慈寺者为多，今犹具在，总而记之左，庶几观者可考。”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