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北宋时期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初步探讨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9-06
关键词：商品经济 钱庄和交子 王安石变法 资本主义萌芽
引言
有其自身发展的。我国学术界认为资本主义的萌芽出现在明朝中期，我认为这种提法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根据我的理解：北宋时期就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本文对北宋的经济和王安石经济变法为背景分析之后。得出了早在我国北宋时期资本主义萌芽已初露端倪的结论。
一、北宋社会经济的大背景
资本主义制经济是一个开放型的经济，“封建制”经济也不见得天生就是一个封闭的经济，因此分析我国北宋时期的资本主义萌芽应先以经济母体的开放性为基础。中国（某些特定的时候专指中原王朝）所谓的封建经济，其封建性并非专指经济的自给自足，不与外界交往或很少交往。“封建”二字本身所代表的是一种宗法制度，比起其经济意义来“宗法”、“”色彩更为强烈。
（一）北宋开放的商品经济背景
北宋资本主义萌芽孕育于封建经济的母体之中，经济的“开放性”是其得以深化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自两汉以来一直存在着密切的对外交往。特别是李唐一朝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较为开放的经济体。无论是陆上的丝绸之路，还是海上的对外贸易都有着前代所无法比拟的独到之处。赵宋王朝继承了大唐的优秀成果并且在此基础上有了很大的进步。对外贸易方面：中国的船队可进行大规模的远航；中国人从印度人手里购进香料，从吕宋人那里买入珠宝。自己则向外出口茶叶、丝绸、瓷器等。在国内：商品经济异常发达，全国十数个大城市商贾云集，最好的说明论证就要数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了。
在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里，小贩叫卖之状清晰可见，商贾议价之貌朗朗入目。在货币上，不仅金、银、铜、铁钱并用，还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南宋时又出现了会子。
在对外经济贸易方面（这里的对外经济贸易是仅指北宋与辽、西夏两个区域性政权之间的经贸往来）。关于这个问题，根据我的理解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
第一、宋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榷场贸易。“榷”是商讨、商榷的意思(1)，东汉许慎编著的《说文解字》对“榷”字的解释为：榷，水上横木，所以渡者也（2）。在古汉语中还有“专营、专卖”的意思（3）。三者相结合，我们可以把榷场理解为：经双方商榷后，用于商品专营、专卖的场所，其贸易称之为“榷场贸易”。事实上，早在五代时期，辽国就与中原进行榷场贸易。辽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就在当时的镇州、易州、雄州、霸州、沧州及静戎军、代州雁门寨等地设置榷场，一直时断时续的延续下来。景德二年（1005年）北宋在雄州、霸州、安肃军及广信军设置榷场并置场官管理。如此一来，雄州和霸州就成为辽国和北宋之间经贸往来的地方，双方之间互补短长，以至于“……契丹固守盟好，互市不绝”（４）
但是榷场贸易受战争的影响，不能满足双方的需求，于是就出现了规模不小的走私贸易。走私品主要有军马、铁器、胶漆等军用物资以及盐、茶等生活品。北宋面临的走私问题不仅出现在陆上，海上也有相当的规模。哲宗五年（1090年）“有客商王应升等请往高丽国公凭，却发船入大辽国买卖”。（5）这正说明北宋对外贸易范围之广和力度之深。
第二、官方的朝贡贸易。朝贡贸易是各并列政权之间的又一种经济形式。两宋和周边少数民族的朝贡贸易可以说是“络绎不绝”，每逢重大节日，双方政权都会互派使节、互赠礼物。这样的官方使节无异于一支支庞大的商队，相互之间进行经济往来，如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西夏使节到北宋首府汴梁“卖甘草、苁蓉甚多，人数比常年亦倍”（6）。不但西夏如此，西域的回鹘、于阗、龟兹等国也如此，每年都遣使入贡。据史料记载“道路青谧，行旅如流”（7）。
第三、四朝金融特征“一国所铸，四朝共用”。北宋由于长期受到冗费、钱荒的影响，不断地增加铸币的数量，后来的交子也是“一发而不可收拾”单铸币一项年平均造200万贯。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在1943年的考证指出“有宋一朝仅官造铜钱就有2亿贯”（8）。造成烂发货币的原因就是宋朝的铜钱为少数民族政权所共用，即所谓的“一国所铸，四朝共用”。这也说明北宋经济的开放程度。
从种种迹象和充足的史料来看，北宋的经济是一个较为开放的商品经济，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封闭经济，尽管它是以农业生产为主导。 它（指北宋开放的商品经济）使这一时期的资本主义萌芽具备了发展的根本基础。
（二）北宋的金融背景
北宋时期，金融体系上具备了资本主义的品格，集中表现为“钱庄”和“交子”的出现。
众所周知，人类的经济史首先是物与物的交换（文字出现之前的物物交换是非常零落的，这一点考古学为我们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本文不在涉及）。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出现了金属铸币。北宋出现了纸币——交子，又叫成都交子（南宋的会子其职能跟交子大同小异）。交子作为一种流通手段根源于唐朝的“飞钱”。宋真宗年间，张永镇蜀，患蜀人铁钱重，设质济之法，一交一缗，以三年为一界而换之〈9〉。
最初的交子并不是货币，而是一种商用信用票据，其职能类似于今天银行开据的活期存折。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交子在商业活动中使用频率越来越高，也才具备了货币的品格〈10〉。
首先，交子的印发（无论是私交还是官交）起初都是以硬通货（金、银、铜、铁钱）为发行准备金的。随着交子性质的演变，到了北宋中、后期成了政府发行的公债，用以筹措资金，弥补财政赤字。同时在钱庄内部，私人钱庄（据史料显示，最早的钱庄是私营而不是官营）通过发行纸币，蓄积了大量的贵金属，再把这些贵金属回炉铸成各式各样的物品。这些物品一部分供应宫廷御用，一部分用以市场交易，还有一部分则是向官员或官员之间相互行贿的贿品，成为国家、富人、官员敛财的一大手段。也体现出了商品经济有了一定发展之后相应所需的保险福利、民法体系、汇兑制度和政治体制的不完善。广大的小商人和农民破产的破产，背井离乡的背井离乡。由此而导致失业率急剧上升，贫富分化加剧，剩余劳动力数量不断扩张。更有甚者，由于政府每年要向少数民族政权交纳岁币，使得政府也乐于发行纸币，如此一来纸币的供给急剧增加，在当时又无从摊销铸币税，势必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
其次，纸币的信贷没有一个健全可行的利率制度为基础，货币的发行量也无规可循。在私交时期，交子的印发是由成都交子铺发行。交子铺有时不免挪用客商们的存款用以急用，甚至用来“收买蓄积，广置邸店屋宅”〈11〉，他们逐渐发现：只动用部分存款，并不会影响交子的信誉，动用的分额不超过一定的比例，他们就可高枕无忧，这样当代商业银行的秘密就全部暴露在他们面前。交子铺自然乐意如此低成本敛财。结果纸币横行，物价飞涨，物价的飞涨又带来纸币的滥发，最终无非是纸币贬值引起通货膨胀。后来政府将交子的印发权收归国有，称为官交。无独有偶，政府也乐意滥发纸币用于回笼贵金属、交纳岁币和供宫廷御用。最后也将导致“货币供给增加——利率下降——纸币贬值——通货膨胀——货币供给增加”的恶性循环。北宋时期纸币贬值很严重，长期以来不断增加纸币供给，往往使金融市场不能切入均衡。特别是徽宗朝用兵西北，开支激增，滥发纸币，以助军费，迎来了纸币贬值的第一个高峰期。先是崇宁年间（1102年—1106年）成倍地扩大纸币发行量；大观元年（1107年）改交子为钱引时，又“较天圣一界逾二十倍”。史称“不蓄本钱而增造无艺”，这时的交子已不存在准备金，成为国家敛财与民争利而无实质内涵的“纸钞”。结果导致“至引一缗，当数十钱”〈12〉，贬值现象异常严重，况且交子的流通是有时间限制的。所谓的“三年一换”并非是时间一到就可用交子兑换金银，事实上是用旧交换新交，加之体制不完善，人民更为困苦，结果人民诉讼不断。据《宋史 · 食货志下三》记载：“……富民资稍衰，不能偿所负，争讼不息”〈13〉。敛财兼并之风日趋严重。
总之，北宋物价的飞涨，有利于货币集中于少数大商贾、大官僚手中，进而使货币转化为资本成为可能。在以封建制经济为主导的社会经济中，高的通货膨胀率不一定引起低失业率的同时产生，封建经济下的失业率主要是通过大官僚、大商贾的兼并而导致的。大官僚、大商贾应用手中的特权兼并土地，排斥小手者。所以，北宋经济在承受高通货膨胀率的同时又要承受高失业率。从而，为资本主义的萌芽既提供了必须的货币，又提供了必须的劳动力要素。二、北宋的改革背景——王安石变法对资本主义萌芽的影响
经济决定，政治能反作用于经济。王安石是北宋一朝有名的改革家。王安石变法（本文仅涉及经济变法）对的资本主义萌芽具有两面性。负面影响在于：变法调整了封建生产关系，缓和了阶级矛盾，主观意愿在于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正面影响在于：变法进一步推动了商品的市场化，客观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的萌芽的。
王安石的变法（这里仅指经济变法）主要推行于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前后历经十五年，史称“熙丰新政”。
王安石的第一个法项为青苗法，规定：以常平籴本做青苗钱，散与人户，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敛〈14〉。即以常平、广惠各仓储备的钱谷为资本，夏秋时节按户等与不等贷与农民，利息为二到三分不等，收获后随两税一并上缴。王安石此举的目的是在于抑止兼并，保护农民的合法利益，然而结果却非如此。如法令规定利息为二到三分，而在实际收息之中却超出很大，王广渊在河北收息就达百分之四十以上。司马光说到：“农民得青苗钱陈色白米一石，却将来纳新好小麦一石八斗七升，所取利近一倍”。其现实作用不在于抑止兼并而成了政府在做生意，并且是凭借国家强制力量在做生意，与民争利。同时在配置钱谷的时候，不少地方官员实行强行抑配，农民不得不贷，贷后又不得不还，再加之高息，结果不少农民纷纷破产失业，流离失所。据《宋会要辑稿》职官五之六记载说，熙宁三年二月条例司奏称：宿州预支青苗钱，上等绿豆每斗折价75文，次等72文，均比时价高大。在利息方面，实际半年（一年两料）利息不止二分。韩琦说：“陕西春夏常行之法，取利三分，没借一千令纳一千三百”而且“强与之使出息”
王安石此举还有另一个用途，意在使官府府库物品商品化。神宗年间，尽管有向少数民族政权交纳岁币的事实，然而中央政府及地方各级政府府库钱粮丰厚，王安石就是想让这些囤积物在市场上流通，政府再征收商业税，增加财政收入。这种方法同样也是当今各国增加财政收入的一种重要途径。但王安石的另一个法项——均输法中又规定“…….皆得徙贵就贱，用近易远”〈15〉。人为的规定市场的地域性（客观的讲，该法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当时的条件所决定的），政府的采购有的必须在京师附近解决，如此一来商品的流通性大大缩小，形成了一个狭隘的市场。王安石在一方面鼓励商业往来的同时，又对商人进行多方面的限制和打击，其具体内容就体现在均输法、市易法和免行法中。所谓市易法（市易法的条文很多，原文已不可考，但其核心思想还是在于抑制大商人），就是由政府拨出款项干预市场买卖，使富商大贾无法垄断居奇。其实质类似于新中国成立之初在上海打的“米棉之战”。王安石推行市易法，本意在于“通有无，权贵贱，以平物价，所以抑兼并也”。然而，因为市场体制、制度的不完善结果却造成“卖梳朴则梳朴贵，卖脂麻则脂麻贵”的局面。另外，在推行新法的过程中用人不当，地方官吏从中牟取私利。难怪新法一出，天下百姓皆困，怨声载道，遭到了司马光等人的强烈反对，也和王安石本人的初衷“不加赋而国用足”相悖。
客观上来说，王安石的经济变法有利于商品的市场化，增强了货币的流通职能，使货币在流通中能够创造更大的价值，促进了北宋资本主义萌芽的进一步发展。可能正因为如此列宁才会称他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
三、北宋时期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基础——两个基本条件的满足
当今史学界普遍认为北宋代表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我发现：在这个所谓的“后期”，封建的生产关系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一样，能够自我调节以顺应生产力的需要。这种调节有时是客观的，有时是主观的。客观的就是指生产关系的自我调整，集中表现为阶级矛盾的激化而导致的革命或暴动，促使统治阶级采取柔和的统治态度；主观的是指封建统治阶级主动调整统治策略，以麻痹劳动人民，主动弱化阶级矛盾。王安石的变法就是统治阶级对生产关系主观调整的典型例子，只不过是由宋神宗和王安石唱“主角”而已。
根据我的理解，中国的封建制经济与欧洲的封建制经济相比较，就生产力范畴而言，虽然同属于自然经济，但我认为二者之间存在结构上的差异。欧洲的封建制经济是以纯粹的自然经济为主导的，中国的封建经济则是一个由农、工、商相结合的更为复杂的混合体。王安石的变法也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客观存在。尽管王安石等人当时未能觉察到这样一个中西相异的客观存在。同时，中西方的差异决定了两个经济体在步入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和时间上的不同。就道路上而言，如今的资本主义国家绝大多数是通过暴力斗争和掠夺来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的（尽管暴力斗争和掠夺并不是资本原始积累的唯一途径）。时间上，欧洲的资本主义萌芽在13、14世纪最早稀疏地出现于地中海沿岸的意大利诸商业城市之中。现在，中国的教科书中凡是涉及资本主义萌芽的均将其确定于明朝中后期，即15——16世纪。根据我自己的理解，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形态应出现在北宋中期左右，即10、11世纪。
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须具备两个必要条件：第一、要有与生产资料相脱离并且有人身自由的劳动力；第二、要有大量的货币资本。虽然货币资本不是剩余价值，但货币资本是创造剩余价值的先决条件。
（一）北宋的自由劳动力
资本主义的萌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要素的投入。在王安石变法之前，北宋王朝已经处于一个积贫积弱的环境之中。大地主、大官僚、大贵族依仗自身的权势和特殊地位，兼并土地造成大量“苦身劳力，恶衣粝食”的农民由于兼并而丧失或部分丧失自己的小块土地，流离异乡，转死沟壑的日益增多（16）。加上连年的天灾，大量的农民丧失生产资料成为无业游民。
其次，早在唐初，均田制已被破坏，均田制的破坏意味着将有一大部分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解脱出来（17）。均田制作为一种经济制度，从本质上说不是使小农获得土地，而是使小农从属于土地，当其遭到破坏之后，势必引生出大量的自由劳动力。另外，北宋对劳动人民的户籍管理并不像汉朝的编户制度那么严厉。宋朝把农民分为“主户”和“客户”两种。主户就是拥有一定数量生产资料的农民。客户则一无所有，其阶级成分为佃农或贫农。主户要向政府交纳“田赋”而客户则无须交纳，客户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生。其中有很大一部分靠“百工、技业、师巫、渔猎、短趁、杂作来维持家计”（18）。到北宋中叶，客户比例已在数量上压倒主户。宋太宗时赵普出镇邓州时说“验彼人家，三分内二分是客”（19）。仁宗时李觏说“今人浮客，佃人之田居人之地者，盖多于主户矣”（20）。以上论述表明地主与客户佃农之间的关系，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兼并之风的越演越烈，到了仁宗时期契约佃农人身依附关系就出现了松弛和改善。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宋廷下令：“自今后客户起移。更不取主人凭由，须每田收田毕日，商量去往，各取稳便，……如是主人非理拦占，许经县论详”（21）。也就是说国家以法律形式保证广大农民的迁徙自由。
在城市中，由于商品经济的高度繁荣，城市人口急剧膨胀。大贵族、大官僚、大商贾对小生产者的盘剥兼并，大量手者和下层居民，纷纷破产。加入到了城市游民的行列，自由劳动力大军日趋壮大。王安石等人也深知如此长期下去不利于赵宋的统治，所以改革派才会不遗余力的打击“不法分子”。缓和日趋上升的阶级矛盾。王安石个人“性刚愎，遇事无可否，自信所见，执意不回”（22）。没有进行充分的实地调研，仅凭自己以前出任地方官员时的经验，强行推行新法。由于国家机器（如保险福利、法律制度等等）不完善以及用人不当等因素，致使不少地方官员强行抑配，农民不得不贷，贷后又不得不还，加上高得吓人的利息。不少农民纷纷失业，自由劳动力在和城市同时加剧。
再次，前以述及，政权之间的使节往来不断，这些使节其实就是一支支庞大的商队。商队难免要有劳动力的需求，而北宋社会又能提供这样的供给，进而双方就能达到一种交易。双方的这种交易本质上就是劳动力在“人力市场”上创造价值的过程。
北宋自由劳动力的加剧并不像欧洲的“羊吃人”那样，通过暴力使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脱离，北宋的特点则是经济活动的直接结果。殊途同归，为资本的原始积累基本上创造了第一个历史条件。
（二）北宋的资本
资本主义的萌芽需要大量的资本。有的同志一听到“资本”二字就主观的与“货币”等同起来，我个人认为这样的理解是错误的。货币是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一种特殊商品（23）。资本则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包括货币资本和劳动力资本。
货币本身是不会创造出剩余价值的，只有货币作为资本以后，通过自身的特殊运动才会创造出剩余价值。而且剩余价值的创造，必须在流通中购买到这样一种商品，它是资本所有者在使用或消费的过程中能够产生出比这种商品自身价值更大的价值。“货币所有者在市场上找到了这种特殊商品，这就是劳动能力或劳动力”（24）。只有当劳动力转化为商品，货币转化为资本才有可能。所以货币转化为资本必须遵循商品交换的内在，即必须在流通领域中又必须不在流通领域中。宋朝货币经济发达，而且是一个多种货币相互流通的时代，不但金、银、铜、铁钱共同流通，货币制度还出现了“一国所铸，四朝共用”的金融现象。神宗熙宁初年，正是王安石平步青云之际“乃诏置交子务于潞州”（25），交子开始跨出蜀境。鉴于史料的记载，我们首先排除通货膨胀的影响。北宋的商品经济非常发达，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的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26）。马克思说过：“货币持有者在市场上找到了这种特殊商品，这就是劳动能力或劳动力”。当时宋国境内不但有很多本土的大商人，还有往来不断的使节。在一定生产力条件下，商人和“游民”之间就能达到一个均衡。劳动力和货币在市场上相交换，这种交换不是简单的“等价交换”和“非等价交换”，而是货币持有者在创造剩余价值的经济交换。谁都知道，一千年前的货币持有者也是“理性经济人”而不是“社会福利最大化”、“与国分忧”的慈善家。所以在北宋时期，通过市场流通来购买劳动力使货币转化成资本，再使货币资本暂时退出流通领域以谋求更为“最大化”的利益是完全有可能的。这一过程正是资本主义萌芽的表现。
统治者也谙熟此理，但他们都是地主阶级的代表。客观上“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的萌芽，由于地主阶级的软弱性和反动性，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在有宋一代才显得那么不足和乏力。
三、
综上所述，北宋有开放的商品经济，有独特的金融体系（纸币、钱庄和“一国所铸，四朝共用”），加上王安石的经济变法。在经济、金融和变法的“三重”作用下，北宋时期出现了中国较早的资本主义萌芽。如果任其发展中国是可以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的。
因此，笔者认为：客观上北宋开放的商品经济、独特的金融体系和王安石的变法，共同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进一步发展，中华民族这一时期走在了时代和世界的前列。
然而，王安石变法对北宋资本主义萌芽的两面性作用表明：其变法主观愿望在于维护北宋地主阶级的统治，倡导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调整了封建生产关系，缓和了阶级矛盾，使封建生产关系得以延续。阻碍了新事物的发展。客观上：王安石变法有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然而，变法以失败而告终，使资本主义萌芽失去了发展的推动力，加之中国封建历史的因素。从此之后，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显得“步履维艰”。在时代的驱赶之下迈着沉重而缓慢的步伐。：
[1]《新华词典》，商务印书馆，2001年修订第三版，第814页。
[2]《说文解字》，中华书局，清同治十二年雕版，1963年12月第一版，第124页下。
[3]《古汉语常用字字典》，1998年9月第三版，第241页。
[4]《宋史》卷186《食货志（下八）》，标点本，第4563页。
[5]《苏轼文集》卷三一《乞禁商旅过外国状》，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88页。
[6]《宋会要辑搞》食货三八之二九。
[7]《长编》卷七一，真宗大中祥符二年二月己巳条，标点本，第1598页。
[8]宫崎市定：《五代宋初和通货问题》，昭和十八年，京都版。
[9]《宋史》，中华书局，标点本，第4403页。
[10]《通史》，第780页。
[11]李攸《宋朝事实》卷十五《财用》。
[12]《通考》卷九《钱币考二》。
[13]《宋史·食货志下三》卷一百八十一，志第一百三十四，中华书局，标点本 ，第4403页。
[14]《宋史》，吉林摄影出版社 ，标点本，第1057页。
[15]《宋史》，吉林摄影出版社，标点本，第1057页。
[16]《中国古代六大经济改革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9月第一版，第352页。
[17]参见中国史研究编辑部《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研究》，中国社会出版社。
[18]《宋会要辑稿》册158《食货》六六之八六。
[19]《三朝北盟会编》卷一《谏伐燕疏并札子》，又《长编》卷二七太宗雍熙三年五月丙子条，标点本，第三册，第615页。
[20]李觏《直讲李先生文集》卷二八《寄上孙安抚书》
[21]《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之二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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